假如小阿洛伊斯是我们的一名对象，我就会命令他别爬起来。他的父亲会把这孩子取笑他的负罪感在心头压上一年。但是由于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支配权，因此，小阿洛伊斯朝老阿洛伊斯冲过去，抓住他的双腿，倒过来也把他摔倒在地上。一报还一报。

他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是明白的，因此，他犯了一个错误，把他的父亲从地上扶起来。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在放倒了他的父亲之后在紧接着的一刻里经受了无法估量的恐惧，因为他看到他父亲倒在地上，那样子俨然是一个老人。于是小阿洛伊斯把他扶起来。

被打倒在地已经是没面子了，接着又被一个脸上长着一颗裸露的小痘痘、有一抹刚刚隐约可见的滑稽的褐色髭须的年轻小伙扶起来，这算什么？这一抹髭须，只不过长出几根稀疏的毛，这本身就是一个侮辱。他抡起拳头来揍小阿洛伊斯，一直把他打得跪下来，直到他的儿子已经躺倒在地上了，阿洛伊斯还没有住手。

这个时候克拉拉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她求阿洛伊斯不要再打了。她号啕大哭起来，可她的大哭也无济于事。现在小阿洛伊斯躺在那里没有动。他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她则不停地尖声呼叫。

她以为小阿洛伊斯被打死了，于是厉声哭叫。“啊，上帝，”她喊出了这句话，“真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发现了一个难得一见的缺口。她身边没有保护天使——近旁看不见一个短棍。见了厉声尖叫的人，天使往往就会逃之夭夭——他们知道在这样的时刻，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与我们会多么靠近，他们会觉得寡不敌众。因为魔鬼们听见尖叫声就会聚拢观望。乱哄哄的还嫌不够，这时阿迪也在大叫，声音尖利刺耳。

克拉拉是脆弱的。我看到了机会。我进入她的思想，深入她的内心。她相信小阿洛伊斯已经死了，因此，他的父亲就要在班房里度过余生。这是她的过错，全都是她的不是。是她叫这个父亲接近这孩子，尽管她知道这样做不对。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一个人向上帝的祈祷大多数是不会有回应的，于是她现在直接向我们祈祷，她祈求魔鬼，她向他哀求。只有虔诚的人才相信魔鬼有这样的威力！“救救孩子的命，”她哀求道，“我会记着你的恩典。”

于是我们收下她作为候补。不是作为一名对象。她只不过是把她的灵魂转到了我们这里。很遗憾，这些变化并不是整个的变化，也不是立即有了效果。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她了。

她真的是一大收获。一看到小阿洛伊斯动了一下，她非常相信她已经受到了我们的直接回应。她感到非常烦恼，因为要对一个绝对的誓言负责。与许多和我们有来往的人不同，她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这样一来，她感觉到灵魂被分割了，她一定引发了上帝的痛苦，为此她非常伤心。她可以做一个多么虔诚的修女啊！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阿迪身上。他亲眼看到了他父亲把小阿洛伊斯打倒在地。他听见他父亲发出一声显然是充满痛苦的呻吟。然后，在小阿洛伊斯开始动弹的时候，阿迪看见他的父亲冲到林子里，他的肚子在翻腾，克拉拉做的苹果馅卷饼从他鼻孔里喷射出来。由于无法呼吸，阿洛伊斯觉得他必须从食道里射出一发炮弹。吃下去的午餐在他食管里上上下下地汹涌。可是现在到了林子里，他的肚子刚停止翻腾，他知道他不能回到屋子里去。他要喝一点酒。今天是星期天，但是他想到菲希拉姆去弄一点东西。

有关老阿洛伊斯就说这么多吧。我关心的是阿迪。这孩子什么都倒出来了，尿，屎，食物。他已经怕得六神无主，生怕他的父亲把他的脑袋打倒在地上。我不会无视这样直接的一个好机会来施展几个技法。我会把这一顿痛打深深铭刻在阿迪的记忆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同样的景象在他脑海里浮现，直至——因为他深信假如他父亲回来，所有这一切也会发生在他身上——我在他脑海里铭刻了清晰的一幕，他父亲痛打了他一顿，他自己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不但四肢疼痛，脑袋也胀痛。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刚刚从被打倒的地上爬起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阿道夫·希特勒仍然认为自己遭受过几乎是被置于死地的痛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个夜晚，在东普鲁士俄国前线司令部里，他的秘书们吃了晚饭以后围着餐桌坐的时候，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他讲起来滔滔不绝。“当然，我是该打，”他这样说，“我给我父亲制造了真正的麻烦。回想起来，我母亲很烦恼。她非常爱我，我亲爱的妈妈。”他回想起来常常觉得自己就跟小阿洛伊斯一样勇敢，甚至他敢于面对他的父亲。“我看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得打我。我一定也活该挨打。我对他说过很恶劣的话，恶劣得我现在无法再重复一遍。可能，我是该挨这顿痛打。我父亲是一个英俊、强壮、宽容的人，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不懂一个父亲竟然会把一个儿子打得奄奄一息——真有点被打得像死了一样。”

是的，他可以把童年故事讲得眼泪汪汪，而听他讲故事的人则一个个心里充满了十足的悲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把这完美的基岩一样坚实的谎言，与撒谎习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固定在那些储存记忆的大脑皮层皱褶里。我的手法是用真实的记忆来取代虚假的记忆，这样做的精确性完全与去除旧的文身花纹以便覆以新的花纹相当。

这部小说使得我可以详述阿迪是如何丧失说真话的能力的。到了他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对于编织谎言的手法已经驾轻就熟，为了最微不足道的需要都可以编造得天衣无缝。他会对事实做些微的修改，也会把事实完全颠倒。

悉心地做一名对象的工作，正如我所说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要把他心灵上这一具体的刻蚀手法转化为根深蒂固的撒谎习惯，那是要花费很多年的工夫的。一个成年人会顽固地坚持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当他说他的父亲险些将他毒打至死的时候，他说的是实话。我时时煞费苦心充实这一个天大的谎言的骨架，这样下的功夫也是值得的。因为大师常常说到我在这件事情上下的功夫，“除了这个办法，”他常说，“要侵入一名高级政治领导人的事务，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们不可以分清有些谎言与真理。当他们连自己在撒谎也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是有很大用处的，因为非真理对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