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德维特尔坐落在多瑙河的北面，是一片高耸着美丽松树的地带。事实上，瓦尔德维特尔可以直译为“林区”，寂静的森林一片黝黑，与偶尔出现的一块田地的翠绿形成对照。然而，这里的土壤并不适宜开发农业。在这些边远的蛮荒林区里，一个奥地利小村就意味着极端的贫困。在那些年月里，希德勒（后来改成希特勒）一家住在一个简陋的村落斯皮塔尔，而他们的施克尔格鲁伯表兄弟姐妹们则住在附近的村子，即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斯特罗纳斯，那里遍地泥泞，村里只有一条小路，两旁不过十几间茅屋。假如说斯特罗纳斯每个住家屋舍前后到处都有猪拱出的泥坑，那么公共草地上的奶牛栖息地就更为显眼，马粪冲鼻的气味则是极为珍贵的，毕竟这个地区许多农民要在各种各样的泥土上自己拉犁。有厚得像熔岩一样的坚硬泥土，有小河冲积的淤泥，有河水冲刷的泥沙，有腐殖土泥浆，有泥块，有石块，有劣质的黏土。就因为这个缘故，斯特罗纳斯甚至连一座教堂也没有。当地的人只好走路到另外一个叫多勒斯海姆的村子去做礼拜。就在那边的教区登记簿上写着玛丽娅·安娜的儿子的名字“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伯，天主教，男”，而且还注明——正如我们所知的——“私生子”。

玛丽娅·安娜生于一七九五年，一八三七年阿洛伊斯出生的时候她四十二岁。她出生在一个有十一个子女（五个子女已经死去）的家庭，因此，她当然有可能与她任何一个兄弟同居。（对于这一点，希姆莱当然没有异议，因为她的私生子阿洛伊斯，我再说一遍，是阿道夫的父亲。）不管怎么说，尽管玛丽娅·安娜的父母生活极端贫困，但是她和她的儿子在后来的二十五年里，就一直住在她父亲两间小房中的一间。数目不多但还靠得住的分期寄来的神秘钱款帮了大忙，维持了施克尔格鲁伯这一家人的生计。

尽管我们非常迫切地想找到涉及家庭内交媾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愿望并没有让我们把格拉茨的犹太人排除。其实，八年前，即一九三零年，我们已经做过调查。正如希姆莱所说，希特勒看了他侄子的信之后，就立即把信交给了一名纳粹律师汉斯·弗兰克。也许有些人现在已想不起来，元首是到了一九三三年才做了总理的，但是，汉斯·弗兰克在一九三零年就千方百计想钻到领袖周围的心腹人物圈子里。

因此，弗兰克有涉及玛丽娅·安娜怀孕的不幸消息要传达。他声称，事情可能是，那父亲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富有商人的儿子，他，没错，确实是一个犹太人。这是言之成理的。在那个年代，许多富家子弟的第一次放荡行为都是找女佣的，而且她的年龄也不必一定要与他相仿。在格拉茨这样的外乡小城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看来，这样的入门经验是可以赞同的，这种事即使不是经过正式讨论认可，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做法。人们认为，与允许一个富家子弟去找妓女瞎混，或者过早地确定一个不很富有的人家出身的恋人的做法比较起来，这样反而要好很多。

弗兰克自称他已经见到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他对希特勒说，与玛丽娅·安娜睡觉的那个少年的父亲弗兰肯伯格先生写的一封信他也看到了。信中允诺定期寄钱来抚养阿洛伊斯，一直到他十四岁为止。

然而，我们的阿道夫不同意这个调查结果。他对汉斯·弗兰克说，他自己的父亲告诉他的真实情况是，他真正的祖父就是玛丽娅·安娜的表兄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他是在阿洛伊斯出生五年之后终于决定娶她的。“尽管如此，”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我还是想仔细看一看那犹太人写给我祖母的信。”

弗兰克对希特勒说，他还没有拿到那封信，持有这封信的人要价太高。而且，这封信毫无疑问一定是已经拍了照。

“你看到信的原件了吗？”希特勒问道。

“我在他的办公室看了一眼这封信。他身边有两个彪形大汉站着。桌子上还放着一支手枪。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想要什么？”

希特勒点了点头，“对于那样一个人你也别想一下子就把事情了结。毕竟那封信会放在一个地方，拍下的照片会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希特勒又多了一件要操心的事。

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不同答案。关于在阿洛伊斯出生五年之后，玛丽娅·安娜仍旧收到寄来的钱款这一点，似乎已不再那么肯定了。一八四二年结婚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实在太穷，连自己的家都撑不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只得睡在一家邻居的农具仓库、废弃的牲口食槽里。当然，这也并不能证明钱没有寄来。约翰·格奥尔格无疑也有可能把钱拿去喝酒了。在斯特罗纳斯，他的嗜酒成性一直是很出名的。他成天酗酒，确实，这与他们家那么穷这个说法也真是不相符：假如她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供他喝酒，像约翰·格奥尔格这样一个五十岁的酒鬼为什么要与一个带着一个五岁孩子的四十七岁的女人结婚呢？而且，他如此无节制地酗酒几乎无法让人相信他是阿洛伊斯的父亲。实际上，在玛丽娅·安娜请求约翰的弟弟（他也叫约翰，不过他的全名是约翰·奈坡穆克·希德勒）收下这个孩子并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个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个弟弟，约翰·奈坡穆克，对比之下，倒是一个很有节制而且勤劳的农民，有一个妻子，三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

于是，约翰·奈坡穆克显得非常突出，他的可能性很大。难道他不可能是父亲吗？那无疑是可能的。然而我们仍旧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将犹太人排除。

希姆莱派我到格拉茨去调查，而我也费了不少精力查阅了有百年历史的档案材料。在城市档案中没有查到一个叫弗兰肯伯格的人。我全神贯注地查过格拉茨犹太人登记册里的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这个结论得到了证实。早在一四九六年，犹太人就从这个地区被驱逐出去了。甚至在三百四十一年之后阿洛伊斯出生的一八三七年，犹太人依旧没有被允许返回此地。会不会是汉斯·弗兰克撒了谎？

看了这些调查结果以后希姆莱断言：“弗兰克是一个鲁莽的家伙！”正如希姆莱替我理清思路时所说的那样，你得从一九三八年退回到一九三零年。当时，在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信件送达的时候，汉斯·弗兰克只不过是又一个在慕尼黑我们身边跟随的律师而已，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明白了：他那时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捏造了这封损害名誉的信件，目的是要与领袖的关系进一步接近。鉴于希特勒并没有掌握这个信件，所以他无法知道弗兰克到底是在捏造，还是讲的是老实话，或者更加糟糕的是他实际上手中已经拿到了这封信件。假如希特勒派一名调查人员到格拉茨去，那么汉斯·弗兰克早就已经完蛋了，但是，这位律师当时一定很愿意打赌，希特勒根本就不想知道。

由于希姆莱那时是要培养我做他的贴身助手，因此他对我吐露真情，说他不会把我一九三八年所做的调查结果告诉希特勒：一八三七年的时候格拉茨那个地方并没有犹太人。相反，他把这个情况跟汉斯·弗兰克说了。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我立即就领会了。在我们统治集团的内部，会有这样一位不想千方百计牢牢控制任何一个或者全部人的官员吗？弗兰克现在就在希姆莱的掌握之中。鉴于这一默契，他替希姆莱服务得很好。一九四二年（这个时候弗兰克已经以“波兰的屠夫”闻名），希特勒又对犹太人祖父紧张不安起来，并要求我们派一个人到格拉茨去。希姆莱因有意保护汉斯·弗兰克，就告诉元首说我们已经派员去过，但是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鉴于当时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关注战争的问题，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搁置起来。这就是希姆莱给希特勒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