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8月底，雾岛三郎利用到东京出差的机会，访问了律师浜田雄介的住宅。

浜田雄介在最近辞去检察官，当了律师。小山荣太郎的案子是经他手调查、起诉的。

“雾岛，小山死刑监斩人是你啊？”

年过50岁的律师叹着气说，红红的胖脸瞬间似乎失去了血色。

“是的。他临死前一直在喊自己无罪、冤枉。最后一句话，检察官……，还没喊完就掉下去了。”

浜田律师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点烟的手微微颤抖着。

“我也在宫城监狱干过监斩的差事。”

浜田极力控制发颤的声音，接着说：

“是一个杀了自己双亲的男人。没有什么动机，愚昧无知。最后，他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这成了我一生难忘的体验。还好，他没喊自己冤枉。”

雾岛松了一口气。不是每个检察官都能碰上监斩死囚的差事的。他想，这位前辈有这样的体验，在谈到这次经历时带着一副沉痛的表情，可能会坦率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当时，我很后悔作检察官。我想，不管如何马虎，我也不会让一个人受冤枉被判死刑。”

情不自禁地说出这句话后，雾岛闭上了嘴。按道理，这是对任何人都可以说的话，但这位前辈也许把它理解为对自己的指责。

不出所料，浜田律师皱紧眉头说：

“雾岛，你是在指责我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作为检察官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个案子又是经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定的，而且当时他的律师不可能全是无能的笨蛋。但抢劫杀人犯不是没可能判无期徒刑的，我只想知道为什么量刑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判了他死刑。”

浜田微斜着头，手指不停地转着点燃的香烟。

“所以，到这儿来拜访您，在很大程度上，我想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雾岛认真地接着说：

“我希望从您嘴里听到他该被判死刑的理由。如果我能认为，即使我在法庭上也会请求法院判他死刑，监斩时给我的心理打击就会减轻，最终我还会把这件事完全忘掉。”

“嗯，还有呢？”

“如果他到临死之前一直在撒谎，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睡着觉了。杀人犯的精神不正常是很自然的。从警察局到检察厅，再到法院，不停地重复说自己无罪、冤枉，不知不觉之中，他就会认为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肩上的担子完全卸下来了。”

“如果事实正好相反，你怎么办？”

突然，浜田律师抬起头，反驳似地问。

“除祈祷他安息外没什么办法。作为检察官，我不会指责你过去的行为，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想到自己一生都要带着这个疑团生活，我很希望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真相？这只有上帝和死者本人知道。至今我仍不认为把他作为杀人犯起诉有什么错。证据是稍单薄了些，但这些证据能否采用是法院的事。”

听了雾岛的话后，浜田律师好象作出了什么决定。

“雾岛，说真话，我不愿多谈这件事。咱俩人就是把这个案子再过一遍也查不出事件的真相。即使另外有一个真犯人，小山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您是不能和我谈这件事了？”

浜田律师被雾岛的认真态度打动了似地叹了一口气。

“不，我可以说给你听。看到你这样年轻和认真的检察官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过去的案子苦恼，我怎么忍心。作了律师后，我更觉得检察官应该有一颗良心。”

谈着感想，浜田律师到别的房间取回一个本子。

“被害人姓古谷，这个案子被有关人员称为‘古谷事件’。据推测，事件发生在1955年3月25日晚9点到10点。被害者是古谷源造夫妇，家住横滨市丸山町，从事金融业。”

浜田律师慢慢地开始讲述，雾岛打开了笔记本。

“从事金融业是不是放高利贷？”

“是，这对夫妇放高利贷手段狠毒，积了不少怨恨，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5年。在1953年以前，借高利贷买股票也能赚大钱，但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协议签署招致了股票价格暴跌，放高利贷者夺走了很多人为借债而抵押的房产。举股票的例子是因为好理解。除股票外，因停战协议而价格暴跌的商品还有不少。”

“那么，事件的经过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抢劫杀人……。”

“是的。据推测，犯人威胁古谷夫妇打开保险柜，夺走里面的钱财，并用手枪打死了他们二人。这可以说是最恶劣和残酷的犯罪行为。”

律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警察搜查的细节就省略不说了。经过调查，我们认为这个杀人案是了解古谷家情况的人干的。第一，这天晚上古谷家保险柜里的现金特别多，有800多万日元。因为有人在晚上来还了800多万日元的欠款。古谷源造在横滨的野毛盯有一个事务所，而且放高利贷的人一般不会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家里。”

“嗯！”

“其次，本来古谷家有五个人，但这天晚上偏偏就古谷夫妇二人在家。古谷家的养女幸子、秘书兼保镖仓内实和一个叫中山的中年女佣人—这三个人都有事外出了。这三个人中如果有谁在家，这个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了，特别是仓内实，他还是柔道三段……。”

“这个仓内实和女佣人都没有可疑的地方吗？”

“女佣人40多岁，被排除了。警察对仓内实进行了调查，但他有证人，又没有发现特别可疑的地方。”

“明白了。小山荣太郞同古谷家是什么关系？”

浜田律师干咳了一下说：

“他是养女幸子的好朋友。小山当时专门贩卖驻日美军物质，无业，生活没有着落。在老家松本，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他往回寄钱，但不叫她们到横滨来一起住。琢磨不定的性格，动物般的生命力和甜言蜜语对某种女人来说可能很有魅力。交结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朋友的幸子完全被他迷住了。”

“古谷夫妇自然不同意一人来往吧？”

雾岛追问了一句。

“小山虽然是分居，但是结了婚的人。他说要同以前的妻子离婚，但古谷夫妇不愿意把养女嫁给一个无职业的人。何况，小山干的事又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古谷源造和小山荣太郎之间曾有过激烈的争吵，古谷要小山断绝同女儿的来往。而且，经过调查发现，小山当时手头缺钱，从别的地方借了一笔高利贷。所以，可以说小山有金钱和女人两个动机。”

“的确，这些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地道的嫌疑犯，但判断他是犯人的证据是什么？”

“第一，作为直接证据，犯罪现场发现了一个洋木烟斗。烟丝是小山经常抽的菲利浦牌烟丝，而且从烟斗上采到两个同小山的拇指和食指完全相同的指纹。”

浜田律师喘了一口气接着说：

“光这个证据，还可以考虑可能有人嫁祸于他，但用他的头发和手作碘化物淀粉检查，出现阳性反应。这就是开枪时候留下的火药的痕迹。在法庭上，律师引用法医学杂志刊载的例子进行反驳：使用便宜头油后作碘化物淀粉检在出现阳性反应的情况也有，但法院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反证。”

“小山没有证人吗？”

“小山和幸子约好当晚9点在伊势佐木町的‘丽露’咖啡馆见面，但他没有赴约。开始考虑过幸子是否是同案犯的问题，但这个情况查明后她就被排除了。如果是共同作案，二人就会互相作证，在犯罪的这段时间内他们一起在某个地方。而幸子从9点到10点确实在‘丽露’咖啡馆。”

雾岛三郎有些泄气了。浜田律师强有力的说明折服了他。

“小山关于自己当晚9点到10点的行动的说法不能成立。他对我说，有个叫福田的女人给他带来一桩好买卖，从晚上不到九点至十点多一直在本牧美军营地附近等她，但没有等到。福田这个女人在那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她自然不能成为证人了。”

“警察没有找那个女人吗？”

“这个女人是做美国兵生意的妓女，象只侯鸟，今天横须贺，明天佐世保。警察无法搜查连真名和住址都不知道的女人，这很正常。根据我的印象，这个女人象他编造的人物。”

雾岛叹了一口气。没有证人，如果其他重要证据齐全，宽宏大量的法官也不会理睬小山的申诉。

“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自白。在警察局，他写了自白书，说‘自己杀了二人’。我对他说，‘在检察厅推翻过去的供词也可以，但要说真话’。以后他开始否认过去的供词，一直到审判结束。他的态度给法官们留下恶劣的印象。如果他在法院承认犯罪事实，表示痛改前非，判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是有的。”

雾岛三郞作为检察官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刑事诉讼法在战后作了根本性的修改，产生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但“自白是证剧之王”的原则在执法的法官心里并没有变。因此，不能将自白作为唯一的证剧定人以罪——这条新法律的根本原则容易受到轻视。

“他对自白是怎么解释的？”

“犯人在这时候说的话都差不多。都是拷问的结果。他没说挨打，但说受到精神上的压迫和不让睡觉。他向我哭诉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终于承认自己杀人。”

浜田律师露出了该说的都说完了的表情，又点上一支香烟。

“他一直申诉自己无罪？有没有举出其他犯人的名字？”

雾岛三郎不放心地问。律师摇了摇头。

“据他说，一个手腕上纹有樱花叫杰克的男人是犯人。但没有证据。幸子说这个男人常来她家，不是好人，小山可能是从这儿想到这个人的。后来警察找过这个男人，但没有找到。”

“是不是觉得危险逃跑了？”

“这些人大多干过一些坏事。觉得危险从横滨逃跑也不一定就同本案有关。而且据警察调查，杰克有绝对的证人。”

“证人是谁？”

“麻将。他和其他四人从傍晚开始打麻将，一直打到深夜。中间商增本敏郎、旧货商岛田康吉，不良少女畑忡圭子和杰克的好友鬼岛桃太郎。”

“鬼岛挑太郎，这是真名吗？”

雾岛三郎没想到有人叫这种名字。

“是真名字。我从警察那里听到这名字叫也很惊讶，没想到还有叫这样怪名字的人。他父亲大概觉得姓怪，索性给他起了怪名叫桃太郎。”

浜田律师哭笑不得地说。

“凶器没有找到、警察推测凶器可能被扔到河里或海里了。我赞成他们的推测。虽然这一点缺乏说服力，但至今我仍不认为对他起诉的本身有什么错误。”

雾岛叹一口气低下了头。

虽然这位律师的说明并不是无懈可击，但这足以满足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和一个人的良心的需要了。雾岛已经没有勇气再去法院翻阅审判记录了。

警察局和检察厅不会重新调查一件已经了结的案子的。检察官和法官办案的本身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谢谢！我今后会忘掉这桩案子的。”

雾岛三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离开了浜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