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这天的工作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即使距电屏那么近，也未能让他控制住。他把口述记录器拉过来，吹去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办公桌右边的气力输送管里吹送来的四个纸卷展平，别在一起。

小隔间的墙上有三个洞口。口述记录器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输送的是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送来的是报纸；在侧墙上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个大的四方口，用铁丝网罩着，供处理废纸之用。这种口子在整幢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也有。不知为何，这些洞的绰号是记忆洞。你明白某份文件应当被销毁时，甚至在看到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时，就会自动掀开最近一个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投进去。它马上就会被一股暖空气卷走，卷到位于大楼某个隐秘处的巨型炉子里。

温斯顿看了一下展开的纸条，每张上面有条只有一两句话的通知，以行话简写——并非真正的新话，然而包含大量新话词语——是部里内部使用的。这些通知是：

泰晤士报17.3.84bb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错印核实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错报巧克力定量改正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温斯顿略微有了种满足感，他把第四则通知放在一旁。那是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要留到最后做。另外三则都是一般性的，虽然第二则通知可能意味着要单调乏味地整理一大串数字。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要求送来相应那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它就从气力输送管里滑落出来。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认为需要篡改，或者套用官方说法是需要修改。例如，从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看来，老大哥在此前一天的讲话是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保持平静，欧亚国军队不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结果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而在北非没动作，因此需要将老大哥讲话里的那段重写，以使他的预言跟实际情况相吻合。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个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今天出版的这一期报纸上有实际产量的综述，可以看出预测在各方面显然都错了。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原来的数字，以使其跟后来的一致。至于第三条通知，所指的是个很简单的错误，可以在一两分钟内改好。距离现在很近的二月份，富足部许诺过（官方用语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定量。实际上正如温斯顿所知，这一星期过完，巧克力定量将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则警告代替原来的许诺，警告很可能需要在四月的某个时候降低定量。

温斯顿一处理完这几则通知，就把口述记录器记下的更正纸条别在一起放进气力输送管。然后，他用尽量像是无意为之的动作，把原来的通知和他自己所写的草稿团在一起扔进记忆洞，让火焰将其吞噬。

气力输送管通向的看不见的迷宫那里发生着什么，他并不清楚，但的确大体上知道。在把对某一期《泰晤士报》需要做的所有改正件集中到一起并做过比较后，那一期将被重印，原来那期则会被销毁，改正过的报纸被放回原来那期所在的档案。这种一刻不停的篡改步骤不仅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相片——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每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或文件。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擦干净重新书写。行为一旦完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之事。在档案司人数最多的处里——其人数比温斯顿所在的处要多得多——那些人的唯一职责，就是追查并收回所有不合时宜，因而需要被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因为政治结盟的变化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错，有许多期《泰晤士报》可能已被篡改达十几次，但档案里的日期却仍是原来的，也不存在与其矛盾的其他报纸。书籍也被一遍遍收回并重写。无一例外地，重新发行时不会承认做过任何改动。甚至在温斯顿收到并在处理完之后被一律销毁的文字指令上，也不会说明或暗示要进行伪造活动，提到的总是笔误、错误、错印或错误引用，为准确起见，需要对其进行改正。

但实际上——他在重新调整富足部的数字时想——那根本算不上伪造，无非是用一句胡话代替另一句胡话。他所处理的绝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甚至不具有某个赤裸裸的谎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关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统计数字都是异想天开的产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例如，富足部预测本季度的靴子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两百万双，但温斯顿在重写预测数字时，将其降至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照例声称超额完成定额。可是无论如何，六千两百万或五千七百万或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数字比起来，在离谱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一双靴子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生产了几双，更不用说关心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季度在纸上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靴子，而在大洋国，可能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每一类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无论重要与否。一切退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最后，连年份也变得不确定了。

温斯顿扫了一眼大厅。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是个长相谨慎、下巴微黑的矮个男人，名叫狄洛森。他在不紧不慢地工作着，膝盖上放了张叠起来的报纸，嘴巴离口述记录器的话筒很近。他的样子像是尽量不让别人听到他所说的话，除了电屏。他抬起头，眼镜向温斯顿的方向敌意地反了一下光。

温斯顿对狄洛森了解极少，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工作。档案司的人不怎么谈论他们的工作。那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有两列小隔间，总是能听到纸页的沙沙声和对口述记录器说话的嗡嗡声。在那些小隔间里工作的人们中，有十几个温斯顿连名字也不知道，虽然他也能在走廊里看到他们来去匆匆，或者在开两分钟仇恨会时挥舞双手。他知道隔壁小隔间里，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工作，只是从报章上查找并删去已被蒸发掉的、因而被认为从未存在过的人们的名字。安排她做这种工作正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几年前就被蒸发掉了。在隔了几个小隔间的那一间工作的，是个性情温和、样子窝囊、心不在焉的家伙，名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很浓密，在把玩押韵和格律方面天分惊人。他的工作是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违碍之处，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在选集中的诗歌创作出篡改版本——他们称为定版本。这间大厅和在此工作的五十个左右的工作人员仅仅是某处下面的一个科，是档案司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往上往下，有一群群工作人员在干着种类多得无法想象的工作。有一些大型印刷厂，配有助理编辑、排版专家和一些制作假照片的设备精密的照片室；有电屏节目科，其中有工程师、制作人和许多演员，这些演员之所以被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有模仿别人说话的技巧；还有许多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应当被收回的书籍和期刊清单；有巨大的仓库以存放篡改过的文本，还有看不见的炉子用来焚毁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不知其名的头头脑脑，他们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这部分需要保留，那部分需要伪造，另外的部分要完全清除，使其不复存在。

说到底，档案司本身仅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工作不是重建过去，而是向大洋国公民提供报纸、电影、课本、电屏节目、比赛、小说——也就是每种可以想象到的信息、指示或娱乐，从雕像到标语，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写书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在较低层次上为了服务群众，各种工作也在全力进行着。有一系列的司负责群众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以及一般娱乐，在这里制造出垃圾报纸，除了体育、罪案、占星学几乎别无其他。还有内容耸人听闻的五分钱一本的中篇小说和色情电影。另外还有些伤感歌曲，完全是通过一种名为作曲机的特制搅拌机以机械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整整一个科——新话名字是“色情科”——从事最粗俗的色情作品的创作，发行时用的是密封包装，连党员——除了参与制作的党员——也不允许阅读。

温斯顿工作时，有三则通知从气力输送管里滑了出来，不过都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会开始之前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小隔间，从架子上取下新话词典，把口述记录器推到一边，擦了擦他的眼镜，然后开始着手干这天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来自他的工作，多数都是枯燥的常规工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困难而且复杂，能让人像解数学难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些精细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以及对党希望你写什么有所估计之外，别无其他指南。温斯顿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受命修改《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那完全是用新话所写的。他展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通知，其内容是这样的：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这则通知用旧话（或标准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极其不妥，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那篇违碍文章。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似乎主要为表彰一个名为FFCC的机构的工作，该机构负责向水上堡垒里的水兵提供香烟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用品。某位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内党要员——特别被点名并授予奖章，即二等卓越功勋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被解散，原因不得而知。可以猜到的是威瑟斯及其同僚如今失宠了，但这件事未曾在报刊或电屏上报道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政治犯通常不加审判，甚至通常也不会被公开批判。在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叛国者和思想犯被公审，他们在卑躬屈膝地坦白罪行后被处决，但那只是几年才来一次，而且是特地做给人看的。更常见的是，党所不满的人只是失踪了，此后再无消息，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被怎么样了。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根本没死。不包括他的父母，温斯顿自己就认识可能有三十个左右先后失踪的人。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刮着鼻子。对面小隔间里，狄洛森同志仍在诡秘地向口述记录器弯着身子。他把头抬起一会儿，眼镜片又是敌意地反了一下光。温斯顿琢磨狄洛森同志做的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像这种棘手工作永远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做。另一方面，把它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做，就等于公然承认进行伪造工作。很有可能有多达十几人这时正在编写老大哥实际讲话的相反版本。不久，内党里的某位高参会选择这个或那个版本，对之进行再编辑。接着进入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复杂程序。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将被载入永久档案，并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何失宠，也许是因为腐败或无能，也许老大哥只是除掉一个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要么也许——这最有可能——此事之所以发生，无非是因为清洗和蒸发是政府机制中的必要部分。通知中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逮捕时，你不能每次都假定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并在被处决前享有多达一两年的自由。有那么很少几次，某个被认为已死了很久的人在一次公审时，像鬼魂一样现了身，几百人因为他的证词受到株连，然后他再次消失，这次是永久的。但威瑟斯已是个“非人”，他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温斯顿想好了，单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还不够，最好让其谈及跟原来的讲话主题毫无联系的事情。

他可以把讲话变成常见的对叛国者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那有点过于明显，而生编出一次前线的胜利，或是第九个三年计划中成功超额生产，又可能把档案弄得太复杂，那需要的是完全异想天开地编造。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似乎是现成的某位奥吉维同志的形象，他最近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时老大哥在所发出的每日指示中，纪念某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被认为是学习的榜样。这一天他会纪念奥吉维同志，几行印刷字和几张伪造的照片将让他马上实有其人。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将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开始以老大哥的熟悉风格口授：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因为用了先提出问题，接着马上回答的招数（“同志们，从这件事中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这个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三岁时，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个直升飞机模型，不玩别的玩具。六岁时——提前了一年，属破格——他加入侦察队。九岁时，他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他叔叔的谈话似乎具有犯罪倾向，就去思想警察那里把他叔叔告发了。十七岁时，他是青少年反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时，他设计的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失踪。他带着重要公文飞越印度洋时，被敌方喷气机追击。他把自己和机关枪绑在一起，跃出直升飞机跳进大海。带着公文——老大哥说这个归宿让人想起来不能不羡慕。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心无杂念，老大哥还另外提了几句。他烟酒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度过一小时，别无任何消遣。他发誓要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及照顾家庭跟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尽职尽责的生活相矛盾。除了英社的原则，他跟别人无话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军队和深挖出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以及所有叛国者，别无其他内容。

温斯顿对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功勋奖章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不授予，因为那会导致不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工作。

他又扫了一眼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那位竞争者，似乎有什么让他很肯定地知道狄洛森正在忙碌的工作跟他的一样。无法查明最后会用谁的工作成果，不过他确信无疑会是他的。奥吉维同志，一小时前还未被想象出来，现在已是实有其人。温斯顿突然想到，死人可以被创造出来，活人却不行，这称得上是一桩奇事。奥吉维同志，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忘掉后，他能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那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