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尤恩·厄克特可谓身兼数职，议员与枢密院委员的身份让他赢得了“阁下”的尊称，同时他还是内阁阁员以及不列颠帝国勋章的获得者。他就是这样一个满载着荣誉与辉煌的佼佼者，而这也是属于他的夜晚。然而，他却丝毫没有纵情享受的闲情逸致。此刻的他被迫挤进这间闷热小屋的角落，靠着一盏难看的，而且仿佛马上就要轰然倒地的六十年代风格落地灯。一群絮絮叨叨的妇女将他团团围住，紧接着有一群属于他选区的工人也围了上来，彻底堵住了他企图逃出的去路。这群人骄傲地高谈阔论着自己最后关头力挽狂澜的投票和对他获胜起到的关键作用。他心里想的却是，这些人为什么要费这个劲。这里是位于郊区的萨里郡，在民意调查使用的专业术语中，这里的主要社会阶层是A和B，想出国护照随时拿着就可以上路，车道上停着一辆辆路虎揽胜。不过为什么要买这样的越野车呢？它们唯一可能碰到泥土的时候，不过是主人在某个尽兴吃喝的周五晚上驾车时不小心碾过了门前的草坪，或是送他们的小约翰尼或艾玛们上私立学校的时候。在这些区域举行的拉票活动可以说根本没经过精心准备，甚至可以用庸俗来形容。这里的选票不是用来数的，直接称重量就好了。

“再来个肉馅饼吧，厄克特先生？”一盘松松垮垮的点心突如其来地窜到他面前，端着盘子的是个一身横肉的女人，胸部那里有一大片夸张的印花，看上去好像里面藏了两只易怒的猫。

“不了，谢谢您，莫尔科姆太太。我怕自己被撑爆了！”

他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这真是个错误，是几代人以前就犯下，并延续至今的错误。厄克特家族原本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骄傲勇士世家，家族的城堡修建在尼斯湖的两岸。然而麦克唐纳家族攻来了，城堡直到如今都还是一堆废墟。厄克特童年的记忆，属于乡下荒野中凉爽而新鲜的空气，陪伴他的老侍从，在潮湿而肥沃的土壤和一片气味香甜的欧洲蕨中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等着目标出现。在他的想象中，哥哥阿拉斯泰尔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敦刻尔克外的灌木丛中静候着德国人的到来。哥哥给他起了个绰号“FU”，每每这样叫他被父亲听到了，兄弟俩头上都会吃一记爆栗。但直到多年以后，弗朗西斯才明白为什么。小小的他对这个绰号毫不介意，还总是屁颠儿屁颠儿地做哥哥的跟屁虫。但阿拉斯泰尔参战后就牺牲在了前线。母亲崩溃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只活在对亡子的追悼和怀念中，完全忽略了弗朗西斯。所以“FU”最终南下，到了伦敦，进入威斯敏斯特，来到了萨里郡，弃家族职责于不顾。母亲再也没有理睬过他，为了整个苏格兰将自己接受的遗产变卖就已经不可原谅了，更何况还选择了萨里郡这么个破地方。

他脸上还挂着笑，却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今天他已经奔波了十八个委员会，大清早凭借着一股子热情，还能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现在这样的精神早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不幸的是，离投票站关门，最后一批选民投票还有漫长的四十分钟。厄克特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浸透了。他筋疲力尽，身体不适，还被一群婆婆妈妈的女人围着，像固执的西班牙猎犬一样，他走到哪儿追到哪儿。

然而他仍然让礼貌的笑容浮在脸上，因为不管投票结果如何，他的生活就将面临重大的转变。厄克特已经在政治这把梯子上攀爬多年，从普通的后座议员，到部级初等职位，一直到现在作为党鞭长主管内阁，坐稳了政府二十四个权力最大的位子之一。这个职位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唐宁街12号拥有多间豪华奢侈的办公室，离首相本人的办公地点不过咫尺之遥。就是在12号大门之后，英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两位英雄，威灵顿与纳尔逊，进行了两人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伟大会面。这座建筑的一砖一瓦都激荡着历史的回音，每扇门窗都有着说不出的权威和肃穆。而如今，他是这份气魄的主人。

然而，仅从厄克特在这个公开的办公室所干的事情，是看不出他的权力的。党鞭长这个角色，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在内阁的等级，所以厄克特不能命令或把控庞大的国务院或者巨大的行政机器。他不能抛头露面，只能悄无声息地躲在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无休止地操劳奔波。没有公共演讲，不接受电视采访，他就是灯光下毫不起眼的影子。

他同时还是纪律与严谨的化身，作为各种政策的强制推行者，他必须做到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还有一点小小的敬畏。在整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他具有最准确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不管白天黑夜，他时时刻刻都要知道自己的下院议员们身处何方。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他来说没有秘密和隐私。他全盘掌控着一切：议员们和谁走得近，可能的枕边人有哪些，他们是否足够清醒，可以投票；他们有没有偷偷窃取别人的钱财，或是和别人的老婆不清不楚。所有这些秘密，包括其猛料多多的边边角角，都被悉心搜集、记录在一本黑皮本上，稳妥地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

在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威力。厄克特党内的很多议员们之所以能够坐稳自己的位子，就是因为党鞭办公室能够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摆平所有麻烦，还能帮他们尽力遮掩。他们可欠了厄克特的大人情。有时候后座议员起了“不臣之心”，前座议员野心勃勃想排除障碍，就会立刻被提醒，之前自己受了恩惠，政党原谅了自己的不检点言行，但这事可永远不会被抛诸脑后。于是，潜在的“乱臣贼子”们一下子就改变主意，安分守己起来。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可能发生“撞车”时，政客们的圆滑柔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这有何难呢？比如，交通部长曾经想要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会议演讲，内容远远超出了他该管辖的范围，甚至有点侵犯到首相的权威。而这个以“硬气”闻名的斯塔福德郡老顽固最后还是认清了形势，消停了下来。搞定他只需要往他藏娇的金屋里打个轻描淡写的电话，都不用费劲打到“正房”那儿去威胁恐吓。

“弗朗西斯，该死的！你怎么找到我这儿的？”

“哦，凯斯，我是不是犯了大错？真对不起啊，就是想占用你一点儿时间，跟你谈谈演讲的事情。但我找的这个电话本好像错了。”

“你他妈的到底什么意思？”

“哦，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有两个电话本，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嘛……嗯，不过你不用担心啦，我们这个小黑本子保存得特别好。不会再打错啦。”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又问道，“你说还会打错吗？”

交通部长长叹一声，里面有着无限的忧郁和内疚，“不会了，弗朗西斯，再也他妈的不会了。”又一个“罪人”就这样迅速忏悔“伏法”了。

整个政党都欠着弗朗西斯·厄克特的人情，这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而这次选举之后，人情债就得好好还了。

突然间，沉思中的厄克特被一位狂热的“女粉丝”带回了现实。面前这女人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双颊通红，粗重的呼吸中混合着长年累月的鸡蛋和豆瓣菜三明治的味道。这是狂躁而烦热的一天，她也早就把矜持与谨慎抛诸脑后了。

“厄克特先生，给我们讲讲你的计划吧？下次选举的时候你还会在任吗？”她没头没脑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些惊讶地问道，看眼神明显是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考虑退休呢？你已经六十一了，对吧？下次选举可就六十五往上了。”她不管不顾地追问着。

他弯下高大瘦削的身躯，以便直视她的眼睛。

“贝利太太，我的身体、脑子都还挺好使的，在很多地方我可是刚刚进入政治生命的高峰啊。”这句话是一字一句从嘴缝里挤出来的，之前语气里的那些善意也荡然无存，“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

他转身离开，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不过从内心深处，他知道贝利太太的话不无道理。年轻时那飞扬的神采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以前爱开玩笑讲的那样，“黄金变白银”了。他有意识地把头发留长些，好像这样就可以弥补岁月流逝带来的遗憾。他的身材一天天瘦弱下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刚刚合身地穿上传统标准剪裁的西装。一双蓝眼睛也在度过的无数个寒冬当中越变越冷峻。由于身材高大，身板笔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总是格外引人注目。但有一次经过一位官员身边时，那个人告诉他，他的笑容就像骨灰罐的把手一样冷。“真希望你的骨灰也早日放进去，你这老混蛋。”那人甩出这么一句狠话。厄克特早已人非壮年了，这一点拼命藏都藏不住，连他自己也没法自欺欺人。经验丰富又有什么用，岁月不饶人哪。

多少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那些能力天赋远不如他，只是年轻一点的人比他更加不平、不情愿。多少次他得在他们搞砸之后给他们安慰、帮他们擦屁股，还要隐藏他们的秘密，帮他们扫清前进的道路。是的，他们欠他很大一笔人情账！他还算有时间去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和贝利夫人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虽然他已经转身离去，贝利夫人还是紧追不放，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论关于高街购物中心单向系统的提案。他祈求般地抬起双眼在人群中找寻，终于和莫蒂玛的目光相遇，她也正在房间的另一头忙着和一群人点头哈腰。只需一眼，她就知道丈夫早就需要解救了，于是赶紧来到他身边。

“女士们，请原谅我们。计票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得回宾馆收拾收拾。万分感激你们的帮助。弗朗西斯简直离不了你们啊。”

厄克特甚至对贝利夫人挤出了一个笑容。这笑容就像一只蜉蝣，生命短暂，还没开头就收了尾，但已经足够达到修补关系的目的。他快步走向门口，不料正和主持说再见时，却被竞选代理人的一个手势给留下了。代理人正在打电话，另一只手则匆忙潦草地做着笔记。

“正在统计最后的一些票数呢，弗朗西斯。”她解释道。

“我就奇怪了，这事不是一个小时前就该做好的吗？”他嘴角露出一个玩笑的表情，但这丝笑容远在到达眼角前就彻底消失了。

“和上次比可没那么乐观，”她被这貌似玩笑的责备羞红了脸，“我们的很多支持者好像都待在家里没出去投票。数据没那么好分析，但我怀疑基本上是往下走的趋势。不好说下滑多少。”

“这些该死的。他们真该好好尝个几年反对党掌权的滋味。这样说不定他们就能挪挪尊臀，出去投票了。”

“亲爱的，”他的妻子柔声安慰道，就像以前无数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一样，“真不大气。将近两万两千票，我们争取到了多数，下滑一点儿又怎么样，是吧？”

“莫蒂玛，我可不觉得这是应该大气的时候。我觉得又热又累，那些人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喋喋不休，我都受不了。看在上帝份儿上，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吧。”

他大步流星地迈出门去，她则赶忙转过身，对着人挤人的房间挥挥手表示感谢和道别，结果刚好看到落地灯“轰”地一下倒在地上。

编辑办公室里常常弥漫的那种有节制的恐吓气氛此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就要爆发的恐慌感。第一版早已经印刷出版，头版头条的标题大胆地写着：“稳操胜券！”但当时是下午六点，离投票结束还有四个小时。《每日纪事报》的总编辑冒险预测了竞选结果，以便在报纸上市时能吸引最多人的眼球。如果他的预测是对的，那就是抢到了新闻首发的先机。如果不幸猜错，那他的处境就将如同池塘水淹到脖子，而且身边围满了虎视眈眈的鳄鱼。

这是格雷维尔·普雷斯顿作为报纸总编辑经历的第一次选举，他感觉可不怎么好。从不断变化的头条标题，不停催促政治新闻记者给他最新消息以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训话，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紧张。他几个月前才坐上这个位子，是《每日纪事报》的新老板提拔的，给他下了最简单但最不容置疑的指示，“成功”。根据签订的合同，他没有失败的余地，也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当然，对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却因为失败而离开的前辈，他也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与遗憾。

会计人员要求公司在财政上要立刻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此一来，无情的裁员就波涛汹涌起来。很多高层人士发现自己被“合理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不足但便宜得多的后来人。这样做倒是省了钱，但公司士气一落千丈。裁员让侥幸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忠实的读者们莫名其妙，而普雷斯顿则时刻觉得自己的“死期”很快就要到来。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他的老板打定了主意绝不施以援手。

普雷斯顿制定了增加发行量的策略，这使得报纸进入了低端市场。但要喜获普雷斯顿所承诺的丰收则还需拭目以待。这个矮个子男人刚进驻报社的时候，有着拿破仑新皇登基一般的万丈豪情。但现在焦头烂额的工作导致他体重骤降，必须要用带子勒紧裤腰带，还需要大量的咖啡才能保持清醒。不计其数的汗珠常常从头发里滴落到眉毛上，使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酒瓶底”不断滑落，同时也冲走了他曾经的优雅从容和果断干练。曾经他十指一扣，就能有绝妙的好点子，现在一双手总是不耐烦地乱舞。内心深处的不安蚕食了他精心打造的外在权威，他再也没有那种可以随机应变的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可能任何情况都应付不了。他甚至没心情再和自己的秘书共度春宵了。

现在的他转过身，背对着布满办公室整整一面墙，正不断播放着画面的电视监控器，面对着让他提起来就头疼的一名员工。“你这该死的怎么就知道出问题了？”他吼道。

玛蒂·斯多林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二十八岁的她是报社政治版最年轻的记者。她取代的那个高级记者得罪了会计人员，因为他采访时总习惯在沙威饭店来顿奢侈的午餐。然而，尽管比较年轻且尚算新人，玛蒂很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能力不足的人通常会更为固执。被上司吼这种事情她已经习以为常，吼回去也是她司空见惯的拿手好戏。不管怎么说，她和普雷斯顿差不多高，“而且论容貌，也是旗鼓相当啊！”她常常这样略带讽刺地说他。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紧盯着她胸前的双峰，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偶尔还能在两人的争执中占上风。她并不觉得普雷斯顿对她有性侵犯的威胁。她跟他的秘书很熟，知道他俩那档子事；而且，既然义无反顾来了南方，就得付出代价，忍受一个绑着火红裤带的矮个子男人对她上下其手。如果在这儿“幸存”下来，以后她的事业天地就相当广阔了。

她转过身面对着他，双手防备地插在那条时髦蓬松裤子的口袋里。她开了口，语气平缓，希望自己的声音不会暴露内心的紧张，“格雷，过去两个小时内我采到的每个政府议员都在降低他们的预测。我还给首相选区的选举监察人打了电话，他说民意调查看上去好像下降了百分之五。这样的数据可很难说是压倒性胜利。有什么地方不对，你也能感觉到吧？政府远没有稳操胜券，更别提高枕无忧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报道倾向性太严重了。”

“见鬼了。选举期间每次民调都显示政府稳赢啊！你现在让我来改头版，凭什么啊？就凭你女人的直觉？”

玛蒂明白他这些怒气冲冲的话都是精神紧张闹的。所有的编辑都活得如履薄冰，生存的秘诀就是不要表现出来。但普雷斯顿将这种情绪表露无遗。

“好吧，”他咄咄逼人地说，“上次选举他们占了超过一百的多数席位。你来跟我说说，你女性的直觉认为明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民调预测的大概是七十个席位。我们的小玛蒂·斯多林觉得呢？”

她踮起了脚，这样就可以低头俯视他，“你尽管相信民调好了，格雷。但街头巷尾的事情可不像民调显示的那样。政府的支持者都没什么热情，他们不愿意出门去投票。这会给多数派拖后腿的。”

“省省吧你，”他霸道地说，“能拖成啥样呢？”

她可不能一直踮着脚。于是慢慢摇了摇头，强调自己对这件事的警惕。金色的头发扫过她的肩膀。“一周前我可能会说大概五十个，现在，我推测会少一些，”她顿了顿回答道，“可能会少很多。”

“天哪，不能再少了。我们可是一直支持着那些混蛋啊。他们必须得成功。”

你也得成功。她心里默默地说。他们都清楚这位总编的处境，他可是处在弗利特街最大的几片“沼泽地”之一。普雷斯顿只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观点，那就是他的报纸可承担不起支持失败方的后果。不过这个观点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报纸的新老板，操着伦敦做派，拿腔拿调的本杰明·兰德里斯强加给他的。这位老板身上吸引人的优点为数不多，其中之一就是绝不扭捏作态，从不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全都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他常常告诫和提醒自己手下这些已经有强烈不安全感的员工，多亏了政府的竞争政策，买十个新的编辑比买一家报纸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可不能支持该死的在野党，免得把政府惹毛了。”

兰德里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成功让自己不断扩张的“报业军”打入了政府的阵营，而他所期望的回报就是让政府给出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当然，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但兰德里斯从来没觉得合理要求能够激发出手下员工们最高的水平。

普雷斯顿又转过身去盯着一墙的电视屏幕，希望得到更好的消息。玛蒂再次努力表明自己的观点。她坐在那张巨大的总编办公桌一角，把那一摞普雷斯顿盲目看做“宇宙真理”的民意调查放到一边，继续有条有理地分析起自己的见解。“麻烦你了，格雷，好好想想这事吧！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被迫辞职的时候，他们都迫切需要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他们想要一种全新的感觉，不那么简单粗暴的，不那么专横跋扈的；他们可是受够了‘神断法’，也受够了一个该死的女人整天颐指气使。”你是最该明白这一点的人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想。“所以他们挑选了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科林格里奇，没别的，就因为他在电视上显得信心十足，和那些小老太太能打成一片，而且看上去引不起什么争议。”她不屑地耸耸肩膀，“但他们的优势已经没了。现在的政治简直温吞吞、软乎乎的，一点能量和激情都没有。他出席拉票活动时那种感觉跟呆板的主日学校老师没什么区别。如果再花上一周听他喋喋不休那些陈词滥调，我觉得就连他老婆都会投给另一边的。不管任何事，任何人，他们就想来点新鲜的。”

普雷斯顿又从电视墙面前转过身来，不停抚摸着自己的下巴。他终于好像开始注意这件事了。这个晚上，玛蒂是第十次心想他是不是用了某种亮漆来让自己精心修饰过的头发保持完美。她怀疑那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圈“地中海”。另外，他用小镊子修过眉毛，这点她十分肯定。

他再次对她发起抨击，“好吧，我们不要再大放厥词了，就先看看实打实的数字，好吗？多数党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重新上台呢？”

“说他们不会就太草率鲁莽了。”她回答道。

“那我他妈的可没时间草率鲁莽啊，玛蒂。不管怎么样的‘多数’对我来说都够了。我的天啊，只要占了多数，那可是非常大的成就啊，事实上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四连胜，以前从没遇到过。所以我不会修改头版的。”

普雷斯顿说着便拿起书架上的一瓶香槟，倒上一杯，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说教。他没有请她喝，而是以在一摞纸上胡乱涂写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但玛蒂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她的祖父可以说是个现代的“北欧海盗”，在1941年年初风暴肆虐的那几个月，驾着一支浸满水的小渔船，横渡北海，逃离了纳粹占领的挪威，还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玛蒂从祖父那里继承到的不仅仅是天生的斯堪的纳维亚面孔，还有固执认死理的性格。这往往让那些外强中干的男人感觉受不了，但她才不管那么多呢。

“你就停一会儿，问问自己，如果科林格里奇再做四年首相，我们会有什么预期？也许他人太温吞了，真的不适合做首相。他发表的竞选声明真的很轻飘，在拉票开始的第一周就被其他声音淹没了。他没有提出任何新观点，唯一的计划就是交叉手指，祈祷俄国人或是工会别惹出太大乱子。你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希望有这样一个领导人吗？”

“玛蒂，你可是一向这么优雅从容啊，”他讽刺道，再次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说，“但是你错了。选民们需要的是团结稳定，不是什么突然的变化。他们可不希望每次抱着宝宝去散个步，玩具就被甩出婴儿车。”他灵活的手指在半空中晃动着，仿佛一位指挥家将一个走神犯错的演奏家带回到正确的音符上来。“所以啊，再来几年喝喝温啤，打打板球的日子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我们的好朋友科林格里奇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这他妈会惹出人命的。”她嘟哝着，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