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文学书简 1861-1862

致昂日·佩梅嘉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原谅我,先生,两年来我很少呆在巴黎,而且我上个月才在桌上发现您那本很吸引人的书。为您想到我并为我有幸读到这本书而向您表示深切的谢忱。

开始,我一口气读到末尾。然后又重读一遍。依我之见,这是一本精致的作品,写得既朴实无华,又富于刺激性;故事很动人,有如《曼侬·莱斯戈》,不过没有那可憎的提贝日,那当然。

最引我入胜的地方是书里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读者会意识到那是真实的。在小说的框架下透出自传的味道;但又没有任何夸张和对个人的炫耀。

文笔雄健有力、明确清晰,而且法国化得出奇。正如老实人说的,它捏你,自己却不笑。小说一开头便吸引了我。里面正好写的是省里的有产者们。我们也正是在那种狭窄的生活圈子里感到窒息。你在其中作了杰出的本质的概述,语句颇有古风……

也许,到后来,提纲有些松懈?读者似乎看不见罗莎丽了——而当时冉·弗朗索瓦应当非常有力地表明自己。

从布鲁塞尔起,情节(我指的是由感情开展的情节)便风风火火地牵着你的鼻子走,没有一分钟的停顿。在看到一百五十到一百五十三页时,您让我背上发冷。我也经历过那些情景。我为久别离人的眼泪而哭泣。

感受到的事情本身就如此强有力,所以您已经让我(却无须描写)亲眼看见了君士坦丁堡。我看见冉—弗朗索瓦在培拉街上走。我同他一起在伊斯坦布尔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步行,一路上闻着水烟筒发出的烟味……

罗莎丽的长信、她的旅行、她在保加利亚小城度过的苦涩的日子;罗莎丽临终的情景、她的死和她死后发生的事,那一切都让我着迷,使我深深感动、痛心!皮货商想抢出连衣裙时很有特点的行动非常高超;长信的最后一行辛酸至极。

我们是否能在某一天见见面?我是否能当面对您说,您的书、您的天才引起我多么大的好感?是的,我不只一次想到冉—弗朗索瓦,和叫他我可怜的朋友的那个姑娘。

在等待这次愉快见面的期间,我诚挚地握您的双手,并请您相信我是您亲朋中的一员。

致埃奈斯特·费多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如果说我没有给你写信,好朋友,那是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你。我的心情越来越忧郁,——而首都发生的一切都注定不能让我愉快起来。在那里,人们捧场和出版的所有卑鄙无耻的东西使我如此憎恶,一想到它们我就感到恶心。(人们围绕拉考代尔和基佐先生的两次荒谬的故技重演议论纷纷,真是妙极了!哈!哈!)——在这些愉快和不愉快的日子里(当然,不愉快的居多),我继续缓缓地写我的《迦太基》。

六个星期写了一章,这对像我这样的三趾树懒已经不错了。我希望在三月中旬以前能在另一章,即第九章,有大的进展;这之后,还有四章要写,够长的!每天下午我都阅读维吉尔的作品,他的文笔和用字之精确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生活就是如此。——还是谈谈你的生活吧,你的生活马上要起变化了。但愿上天保佑她,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祝愿,你一定知道我的祝愿有多么诚挚,多么深切。

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道。你注意到这点了吗?你信任而且热爱生活,我却对生活抱怀疑态度。生活使我腻烦透了,我尽量少信任它。这更怯懦,但更谨慎……

致儒尔·米什莱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先生和亲爱的大师,怎么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书呢?怎么对您说我阅读这本书时经历的狂喜之情?

还是让我先谈谈您吧。我早就感到有此必要了。现在既然有了机会,我便利用起来。有些天才受到人们赞赏,但无人喜爱。另一类讨人喜欢,但不受尊重。然而人们珍爱那些在各方面都征服了我们,而又特别合我们脾气的人。我们欣赏他们,那些人!我们从他们身上吸取养料。他们有助于我们生活。

在中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您的《古罗马史》、《法国史》的前几卷、《路德回忆录》、《入门》,以及所有出自您笔下的东西。阅读它们时几乎享受着声色之乐,因为它们太生动太深邃了。那些书页(我不自觉地倒背如流)向我倾注大量我在别处徒然寻求的东西:诗意和真实性,色调和生动性,事实和幻想。对我来说,那不是书,那是整个世界。

此后,我有多少次在不同的地方自个儿背诵(独自一人,为了欣赏文笔之乐):

“我渴求一睹恺撒苍白的面容”……

……

“那里,河边的雄师窥视着河马,”等等

有些表达方式甚至一直萦绕在我心上,如“在罪孽的安然无恙中发福”等等。

成人后,我的欣赏趣味固定了。我紧跟着您的作品,一部接一部,一卷接一卷,《人民》、《革命》、《无耻之徒》、《爱》、《女人》等等。您书中愈益扩展的巨大同情心,您用一句话启迪一个时代的出奇的技巧,您那使您深入了解人和事并鞭辟人里的绝妙的对真实的辨别力,使我越来越感到惊异、叹服。

在您所有的天赋中,先生,正是这一种使您成为一位大师,一位有名望的大师。谁没有热爱过您这位大师,谁就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您在文艺批评领域里开了体贴之先河,那可是富于成果的事物。

我出生在一间医院里,并在那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也许正是这点有助于我不仅在文学领域,更在许多方面领会您的作品。我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您肯定会理解这句话):我喜欢您还因为“您是好样儿的”。您具有善心(圣宠的第四位),同时比谁都更具有强者特有的不可战胜的诱惑力,这种无名的魅力乃是力量的极致。

然后,您从高处走下来,走进大自然本身,您的心跳一直振动到自然的诸要素里。《大海》是怎样一本奇妙的书!我先一口气看完,然后再重读两遍,我要长期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光彩照人,它外表朴实无华,实则雄伟壮丽。《一八五九年十月风暴》中的描写多么生动! 《乳海》那一章多么吸引人!末尾有这么精致的一句:“它殷勤的抚爱……好似女人的乳房可感知的温存……”书中这些词:“原子、血花、造世者们”引起我们无边无际的遐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提到!您让人喜欢海豹。读此书的人都会激动并感谢您……您仿佛乘大兀鹰的翅膀周游了世界,仿佛从海底森林旅行回来。我们听见沙滩的低语。咸咸的海水似乎在扑打您的脸。处处都让人感到自己被托在长长的涌浪之上。

不以壮丽取胜的地方则颇具娱乐性,如那位洗海水浴的女土的故事,写得多么细腻、多么真实!大客轮上那些蠢人的画面使我想起过去的一些感受。因为,这些人也曾使我痛苦过。他们当时把我从特鲁维尔赶了出去,而我连续十年每年都去那里度过秋天。我在那边生活,赤脚在沙地上走,像个野人。在您书里的某个角落我还重见了我少年时代的阳光。

无论如何,即使在倍感衰弱的日子,在筋疲力尽的凄凉时刻,自己感觉无能为力、忧伤、精力衰竭、像雾一样阴郁、像咔咔响的冰块一样冷漠,此时,如果得到您的好感,读到《大海》那样的书,仍然会赞美生活。那时,一切都忘掉了。——从这种崇高的快乐里也许还能留下一种全新的力量,一种更长久的精力。

致儒尔·米什莱

一八六一年六月六日

亲爱的大师,我一到这里便急忙冲过去取您的书。我现在在首次阅读的激动和叹服中匆忙给您写信。

我认为这本书写得极其严肃、冷静而且真实!这才是十足的历史真实性,而且是最高层次的。

别害怕形式的庄重和不够辛辣会成为作结论的障碍并对意图有害;谁都可以感觉到科学无处不在,这本身就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尊重。

您同时谈到了过去、现在(也许,唉!还有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什么情况;您塑造了一位永恒的教士。

此外,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吸引人的、极丰满的书页写得非常生动。每一行都让人深思。谁读了您的书都渴望自己也能写书。

我看不出什么地方能比第一部分更有趣、更深刻:十七世纪神修指导的历史。仿佛我们在其间看到了、得知了,在其间触摸到了虚伪的耶稣会会士!您在结尾写了一段概述,这概述涵盖了整个美学:比如,他们的手段一文不值。是的,亲爱的大师,您说得有理!缪斯憎恶卑鄙和虚伪,正因为如此,她才爱您。

至于下面的各部分,您在其中显示了现代生活的最隐秘最玄妙的区域;读者只能一再说:是的,正是如此!同时赞赏您透彻的眼力和感情激烈的描绘。我认为,那年轻的忏悔者比所有的《若斯兰》更有价值。

占有中的绝望,爱情中的不可能相爱,这是多么精彩的结尾!

还有,在对女人的孤立、对那虔诚的青年、对母亲等等的研究中,您的分析和文笔简直是奇迹。最后一页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如今,谁也不可能没有您,谁也不可能摆脱您的天才的影响,也不可能不按您的思想观点生活。谈到您时,也可以这么说:“fons omnium。”

致埃奈斯特·费多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我觉得你似乎并不很开心,我的老费多?我想象得出!因为生活只有在文学狂热中才可以忍受。但狂热有间歇;人正是在这种间歇中感到烦闷。

我非常赞成你在写完关于阿尔及尔的书之后再写一个剧本的主意。为什么你写剧本要笔调柔和?恰恰相反,我们要凶猛!让我们往这个糖水世纪泼些烧酒吧!让我们把市侩们淹死在两千度的糖水酒里,让酒烧伤他们的嘴巴,让他们痛得嗷嗷叫!也许这个办法能使他们兴奋起来?让步、删节、淡化、总之,想讨好,这些都不能让你赢得任何东西。你这么做也是白费力气,我的好人,你仍然会激起人们愤慨。对你来说,这倒该谢天谢地!

致龚古尔兄弟

一八六一年七月八日

我亲爱的两位老朋友,

我在今晨十一点收到你们的小说,下午五点以前我就狼吞虎咽似的把它看完了。

开始读头几页时,由于里面有两、三处重复,比如,“床”字的重复,我就找起碴儿来。接着,故事抓住了我,使我振奋。我一口气读完,有时还“眼泪汪汪”,活像个小市民。

我发现你们在叙述、演绎事件和总体连贯性方面比《文学家》有进步。既没有离题的话,也没有重复。这是件难得的好事。

菲洛曼娜的童年、她在修道院的生活,整个第二章都让我着迷。非常真实、非常细腻、非常深刻。我相信,许多女人都能从中认出自己。其中有几页精美卓绝(44、45、46),读者可以欣赏神秘主义下面的肉欲、圣牌下面开始成形的小小的乳房、同耶稣-基督的血混成一片的月经初潮的血。那一切都很美、很得体、很真实。

至于其余部分,如医院里的生活,我向你们担保,你们写在点子上了。书中有些地方以其朴实无华的叙述写得令人痛心,如第九章。

病人的闲聊、次要人物学生们的表情、主治外科大夫马利瓦尔的面部表情等等,“very well”。

但我对菲洛曼娜情有独钟!!!见鬼,她让我兴奋!可惜她死了!我完全理解巴尔尼叶(医生)后来对修女发火。这样处理既审慎又精彩。

总之,我非常喜欢你们的书。我觉得它已经成功了。

对这本书我只有一点需要责备你们,那就是太短。读到最后,人们会想:“怎么就完了!”这让人不快。

考虑到如今人们热中于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者的思想,并力图以作者这本书为契机再写另一本书,我向你们恭敬地提出如下怀疑:

菲洛曼娜修女是个圣人(因而是个例外),为什么你们没有在她旁边再塑造几个一般意义上的修女,比如饲养家禽的姑娘们,她们极其愚蠢,有时还十分粗暴?因为,无论巴尔尼叶怎么说,最常见的情况是,修女没有什么正经的,她们总以可怕的方式烦扰病人。甚至有专门的文学作品供她们阅读。我手头就有一本这类教材,这教材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一个医科学生送我的。——不过我预先知道你们会怎样回答我。你们不曾有过描绘医院各个部门的奢望,要那样写,菲洛曼娜这个形象就会失去它的重要性,是吗?而且作品的总色调也许会因此受到损坏,是吗?

那又何妨!由于修女是个固有的概念,我没有在你们的书里看到(这是我个人提出的有点神经质的问题)一点与之背道而驰的抗议,我深感遗憾。这可能使读者感到不快。

(在鲁昂总收容所有一个傻子,大家管他叫米拉波,他为一杯咖啡去梯形解剖室刺穿躺在桌上的几具女尸。你们没有把这个插曲写进书里,我感到遗憾。——这插曲可能取悦女士们。——诚然,米拉波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配不上这样的荣誉。因为有一天,他下贱地停在一个被绞死的女人面前不动了。)

我是在初次阅读的惊叹中给你们写信的。如果我的话太过分,请原谅我的蠢行。

给我谈谈别人怎样评价你们的书!他们从哪方面攻击这本书?你们明白我有多喜欢你们的文笔和你们的为人。把你们的消息告诉我,请你们俩都相信,我爱你们,亲切地拥抱你们。

……

致埃德玛·罗歇·德·热奈特

一八六一年(?)

……好的主题,就是贯穿全局、一气呵成的主题。这是产生其他一切概念的主要概念。人不可能自由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主题不可以随便选择。读者大众和批评家都不理解这一点。而杰作的秘密正在于此:即在于主题与作者的气质协调一致。

您说得对:必须带着崇敬谈论卢克莱修。我看只有拜伦可以同他相比,而拜伦还没有他那样庄严,也没有他那样真挚的悲哀。我觉得古人的感伤比现代人的感伤更深沉,所有现代人都多少有些低估黑洞以外的不朽性。而对古人来说,这黑洞就是无限本身;他们的梦很清晰,并在漆黑的、永恒的深凹处经过。没有喊叫、没有痉挛,只有一张固定不变的沉思的脸。诸神已经不复存在,而基督还没有诞生,从西塞罗到马克·奥勒利安,曾有过惟一的一段以人为本的时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再见到过那样伟大、庄严的东西;然而,使卢克莱修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作为肯定的东西献给人们的物理学。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知识贫乏这点怀疑得很不够;他竟想解释,作结论!……倘若他只掌握了伊壁鸠鲁的精神而不采纳他的体系,他著作的各个部分都可能成为不朽的、激进的篇章。那倒无关紧要,我们的现代诗人在这样的伟人旁边都是些浅薄的思想家。

致圣伯夫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亲爱的大师,

您关于《萨朗波》的第三篇文章使我“平静”下来(我也从没有暴跳如雷过)。您的前两篇文章有点触怒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但我,因为您曾坦率地对我谈到您对我那本有影响的小说的看法,我倒要感谢您在批评中对我的宽容。因此,对您充满友情的意见,我再一次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现在,我不讲客套,先以我的辩护词开始。

首先,在您对此书总的评价中,您是否能肯定您没有过分服从您神经质的印象?本书描写的对象,所有那些蛮族人、东方人都让您“个人”感到不快!您一开始便怀疑我作品的真实性,然后,您说:“它毕竟可能是真实的?”接着,作为结论,您说:“要是真实的就算了!”每时每刻您都在吃惊;而您又责怪我感到惊异。我可就毫无办法了!是否需要美化、减弱、“使之法国化”?而您,您自己却责备我写成了一首诗,责备我是古典主义(贬义的),您还用《殉道者》来敲打我!

然而,我认为夏多布里昂的写作形式和我的写作形式似乎是根本对立的。他从想象的观点出发,幻想一些典型的殉道者。而我,我却愿意把幻影固定下来,同时把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用于古代,而且我尽量写得简明。您爱怎么笑就怎么笑,是的!我说的是简明,而不是简单。蛮族人比什么都复杂。但我现在要谈您的几篇文章。我要步步为营替自己辩护(同您战斗)。

从一开始我就要打断您,您谈的是汉诺的《沿海航行》,孟德斯鸠很欣赏,我却不欣赏。今天能让谁相信那是原始材料?很明显,那是被一个希腊人翻译、缩短、祛除毛病而且修改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东方人(不管他是谁)用那样的文笔写东西。我可以举埃施牟那扎尔的碑文作证,里面的文字是那样夸张、那样累赘!那些自称上帝之子、上帝之眼(您可以查看哈玛克尔上校的那些碑文)的人们是很不简单的(正如您对简单一字的理解)!——而且您会同意我说的,古希腊人对蛮族社会一窍不通。倘若他们对蛮族有所了解,他们就不是希腊人了。古希腊文化对东方是很憎恶的。凡是由外国人经手到他们那里的东西,他们有什么没有歪曲过!谈论波吕比乌斯我也要这么说。我认为,从史实来看,他是毋容置疑的权威。但他没有见过的一切(或有意省略的,因为他有框框,有学派问题),我完全可以到处去探索。因此,汉诺的《沿海航行》并非“一本迦太基的不朽著作”,更非您所说的“独一无二”。真正的迦太基不朽之作乃是用地道的布匿语写成的马赛的铭文。我承认,这个不朽作品很简单,因为那只是一份税则,它比那名声在外的《沿海航行》还要简单,《沿海航行》透过希腊文还显出了神奇的一角,尽管大猩猩的皮被当成了人皮,而且悬挂在摩洛庙里……我甚至可以私下告诉您,我非常讨厌汉诺的《沿海航行》,因为我一读再读,而且连同读了布甘维尔的六篇论述(在《铭文研究院论文集》里),还不算许多篇博士论文——汉诺的《沿海航行》是那些论文的题目。

说到我的女主人公,我并不为她辩护。照您的看法,她像“一位多愁善感的埃尔维尔”,像维蕾塔,像包法利夫人。不!维蕾塔活跃、聪明,是纯粹的欧洲女人;包法利夫人被多种感情搅得心神不安。萨朗波却相反,她一直固守着一种不变的思想。她是个有怪癖的女人,或许是圣特雷莎一类的女人?这都无关紧要!我对她的真实性并没有把握。因为无论是我、是您、或别的任何人,没有一个古人和现代人能了解东方女人,理由是,谁都不可能经常和她交往。

您指责我缺乏逻辑性,您问我:“为什么迦太基人要大量屠杀蛮族人?”理由很简单:他们仇恨外国雇佣军,而雇佣军又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最强大,所以杀了那些人。然而,您说:“消息有可能随时传到军营里。”通过什么途径?谁去传播消息?迦太基人?有什么目的?蛮族人?可是城里已经没有蛮族人了!外国人?与此事无关的人?可我已经留心表现当时在迦太基和军队之间没有交通线!

关于汉诺(顺便说说,“狗奶”根本不是当“玩笑”说的,过去有,现在还有治麻风的药:请查《医学科学词典》,“麻风”词条;词条写得不好,我根据我在大马士革和努比亚沙漠亲眼观察的结果对它的数据作了更正),我是说,汉诺逃掉了,因为是雇佣军自愿让他逃走的。他们当时还没有对他狂怒到失控的程度。后来经过思考,他们才感到愤怒。他们需要很多时间才明白古人的背信弃义(见我这本书第四章的开头)。

马托“像疯子一样”在迦太基城周围“游荡”。“疯子”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古罗马人想象中的爱情难道不是疯狂、诅咒,不是诸神降下的疾病吗?您说,波吕比乌斯要看见他的马托是这样子可能会“吃惊”。我不相信他会吃惊,德·伏尔泰先生也不会吃惊。您回忆回忆,他在《老实人》中讲述老妇人的故事时曾谈到非洲人感情的强烈:“那是火,是劣质烧酒,”等等。

关于引水渠:“这里,读者便完全进入不可信之事里了。”是的,亲爱的大师,您说得有理,甚至比您认为的更有理,但不像您认为的那么有理,我在下面会谈到我对这个次要情节的想法,引进这个情节并非为了描写引水渠(这引水渠让我很不舒服),而是为了让我的两个主人公适时地进入迦太基城……

“词汇令人遗憾。”我认为这个指责不公正到极点。我本来可以用一些技术词汇让读者厌倦。我当然不那么行事!我留心把一切都译成法文。我没有用一个专有词而不立即加以解释。只要句子的含义指明了,我就排除钱币、度量衡、月份的名称……

至于“塔妮特女神庙”,我可以肯定是照它的原样再现的,参考资料是有关叙利亚女神的论文、德·吕依讷公爵的多枚纪念章、和耶路撒冷神庙的资料,还有塞尔登提到的圣哲罗姆的一个片段、和郭佐神庙的平面图,这个神庙完全是迦太基风格。比这些更了不起的是:我还参照了我亲眼看到过的图噶神庙的废墟,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位旅行家或考古学家谈到过这座神庙。您会说,那又何妨,反正挺滑稽!那就算了。——说到描写本身,从文学的角度,我认为那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情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阻碍,因为斯彭第乌斯和马托一直处在近景的位置。他们从没有在读者眼前消失过。在我的书里从不存在孤立的、无目的的描写;所有的描写都服务于我的人物,而且都或远或近地影响着情节。

我也不同意把“中国古玩”这个字用在萨朗波的房间,尽管精致这个修饰词把它衬托得更突出(就像在那著名的梦里贪馋修饰了狗一样),因为我放在里面的细节没有一个不存在于圣经里,或者说没有一个在东方看不见。您一再对我说,圣经并不是迦太基城的旅行指南(这一点还需要讨论),但当时的希伯来人更接近的并非中国人,而是迦太基人,您应该承认这点。此外,还有一些气候方面的情况是永恒的……

至于“歌剧、排场、夸张”的趣味,既然当今的情况如此,您为什么硬说当时就不是如此?我想,送往迎来的礼仪、跪拜、乞灵,焚香以及其他一切都不是由穆罕默德发明的。

汉尼拔也如此。为什么您认为我把他的童年写得“难以置信”?难道是因为他杀了一只鹰?在一个鹰很丰富的国度,那算什么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故事发生在高卢人的国家,我可能会写成一只猫头鹰、一只狼、或一只狐狸。但是,作为法国人,您无意中习惯于把鹰看成高贵的鸟,与其说它是活物,不如说它是象征。但它们确实存在。

您问我,“迦太基议会的想法”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大革命时期所有类似的社会环境中——从国民公会到美国国会——来的,而在那时,美洲人还在互相交换甘蔗和互射转轮手枪子弹。那些甘蔗和手枪,有如我的匕首,都是揣在外套袖子里带来的。我的迦太基人甚至比美洲人更体面,因为那里还不存在公众。作为我的对立面,您向我提起亚里士多德巨大的权威。然而,亚里士多德比我写的那个时代早八十年,因此在我书里毫无分量。再说,这位斯塔吉尔人是大错特错了,他肯定说:“在迦太基从没有见过骚乱和暴君。”您想听听日子吗?下面便是:卡尔塔隆于公元前五三〇年谋反;马哥尼德家族的侵犯发生在公元前四六〇年;汉诺的谋反在公元前三三七年;波米卡在公元前三〇七年谋反。我超过了亚里士多德!还超过了另外一个人。

……

现在谈哈米尔卡尔的财富。无论您说什么,这部分描写都是次要的。哈米尔卡尔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我认为我很有理由那样写。迦太基最高执政官越发现自己家里大事挥霍越愤怒。但他根本没有“随时暴跳如雷”,他只是在最后,当他遭到对他个人的不公正待遇时,才怒不可遏。“他这次拜访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对此毫不在乎,因为谁也没有委托我吹捧他。但我不认为我“把他过分漫画化从而损害了他性格的其他方面”。再下面一些,有个人屠杀雇佣军的方式我已经表现过(这正是他的儿子汉尼拔在意大利显示的特征),此人就是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和拼命鞭打奴隶的那个人。

……

在写蛇那一章既没有“恶行”也没有“琐事”。它不过是某种婉转的措辞,目的是缓和帐篷那一章,后者不会激起任何人的反感,但它虽没有蛇,却可能让人大叫起来。我更愿意用一条蛇而不愿用一个人引起猥亵(如果有猥亵一说)的效果。萨朗波在离开她的家时,同她家的守护神紧紧拥抱,那是符合她的故国那具有最古老象征意义的宗教的,就这么回事。说“这要在《伊利亚特》或《法萨卢斯》里是不恰当的”,这倒可能,我可没有妄想写《伊利亚特》和《法萨卢斯》。

如果突尼斯在夏末多暴风雨,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夏多布里昂虚构的暴风骤雨不比他的夕阳西下多,而我认为,这两者似乎都属于所有的人。此外,请注意,这个故事的灵魂是摩洛,是火,是雷。在里面,上帝本身以他众多的外形之一出现,起作用:他征服了萨朗波。因此响雷很到位。那是留在外边的摩洛的声音。您还应该承认,我免去了您阅读“对暴风雨的古典式描写”。而且我那可怜的暴风雨总共只占了三行,还是在不同的地方!

接下去的火灾是受到马西尼萨写的故事中的一段插曲启发,还有阿伽托克莱斯和西尔提尤斯的故事片段,这三个片段所处的情况大抵相同。您瞧,我不会超越环境,甚至不会脱离我自己活动的领域。

我们既然正在说真话,我要向您坦率承认,亲爱的大师,“有几分萨德式的想象力”这句话使我有点不快。您说的话都很严肃,然而这样一句话出自您的口,再印成文字,几乎就变成了一种凌辱。您难道忘了,我曾以伤风败俗罪坐过轻罪法庭的板凳,而那些笨蛋和不怀好意的人又将这一切作为他们的武器?假如您最近几天读到《费加罗》报上类似这样的东西,请别感到吃惊:“福楼拜先生是德·萨德的门徒。他的朋友和教父,一位大师,在写批评文章时曾亲口说了这句话,说得相当明确,尽管说得很策略,而且带着开玩笑式的善意,”云云。我该怎样回答——该怎么办?

对接下去的批评我心悦诚服。您说得对,亲爱的大师。我有点歪曲事实,使历史变了样。您说得很好:我“想制造一次围城战”。但在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里,这有什么坏处?再说,那围城也不完全是我虚构的,我只不过写得稍微夸张了些。我的全部错误就在于此。但对有关宰杀儿童作祭品的所谓“孟德斯鸠的片段”,我表示反对。在我思想里,我从未怀疑过有这种暴行。(您想想,在公元前三七〇年进行的希腊底比斯城邦对斯巴达的琉克特拉战役里,人祭并没有完全废除。)尽管耶隆曾硬性规定条件,在反对阿加佐克利斯的战争(公元前309年)里,据狄奥多鲁斯说,仍杀了二百个孩子。至于后来的各个时期,我只求助于西利尤斯·意大利库斯、尤西比厄斯、尤其是圣奥古斯丁,这位主教肯定说,在他的时代,这类事件还时有发生。

您带着遗憾说我没有在希腊人中塑造一位哲学家,一位受托给我们上道德课的爱争辩的人,或者做好事的人,总之,一位“像我们那样感受的”先生。怎么行呢!这可能吗?您提到的阿拉图斯正好是我渴望塑造斯彭狄尤斯的原型,那是个往上爬的诡计多端的人,他善于在夜里杀死哨兵,而在大白天,他却让人着迷。我拒绝对比,这是真的,但我拒绝的是肤浅的对比,是故意的、没有根据的对比。

我就此结束分析,再谈谈您的评价。您对写古代历史小说的考虑也许有道理,我这本书完全有可能是失败了。可是,根据各种可能和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我写了一些很像迦太基的东西。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我根本不在乎考古学!如果我的小说色调不统一,细节不协调;如果人物的道德品行不从宗教产生,事件不从情感活动产生,而各种性格又没有连续性;如果服装不合乎习俗,建筑不适合气候;总之,如果没有和谐,我就有错。否则,就没有错。一切都站得住脚。

但社会环境在刺激您!我知道,或者不如说我感觉到了这点。为什么您不抛弃您的个人观点,您的书生观点、现代人观点、巴黎人观点而站到我这边来?“人类心灵并非到处一样”,尽管勒瓦鲁阿先生曾这样说过。只要援引一点点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就足以证明恰恰相反。——我甚至认为,我在《萨朗波》里还不如在《包法利夫人》里对人类严厉。我想,促使我接近已消失的宗教和民族的好奇心和爱的本身也有某些道德性质的、能引起好感的东西吧?

至于文笔,在这本书里,我迁就句子和复合句的和谐不如在《包法利夫人》里多。在这本书里,隐喻很少,修饰语都是正面的。如果说我在“宝石”后面加上“蓝色”,那是因为“蓝色”是一个很准确的词,请相信我,也请您相信,借着星光可以很好地辨别宝石的颜色。在这方面,请询问所有去过东方的旅行者,或者您自己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