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星期二

“傍晚的阳光透过窗帘，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投下了条纹状的阴影。这些阴影被成堆的文件和笔记本分隔开了。有些文件和笔记本悬在了桌沿边，摇摇欲坠的。会议桌的周围，摆放着一把把深棕色的赫曼·米勒牌旋转椅。椅子上，堆放着更多的文件和笔记，有的还散落在地毯上。

在哈佛，院长办公的地方是三间并排的房间。院长会议室是其中的第三间。第一间既作为接待室，又是院长的私人秘书、打字员和接待员的办公室。房间的后墙摆放着文件柜。第二间，也是最小的一间，是克莱格的办公室。这里是他批改文件的地方。

有时，他也会在这里会见个别教员或是一小群教员。走出这个房间，穿过古色古香的玻璃门，就到了会议室。这里是克莱格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地方，有时候，他还会邀请一些人前来，喝上几杯鸡尾酒，有时甚至还会请他们吃饭。会议室的其中两面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放着成排的用樱桃木薄片镶饰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克莱格的一部分人类学方面的藏书，还有教员们送给他的作品赠送本。而他那为数不多的大学管理方面的书籍则放在了隔壁的房间——他的办公室里。

只有奥利弗·吴还坐在会议桌旁。看上去，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复查着一篇手稿，还会时不时地翻动着一张黄色便签，查看着记在上面的东西。透过眼镜那厚厚的镜片，他仔细地看着材料。

而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则围坐在一个咖啡壶和推入会议室的一辆点心小推车的周围。会议已经足足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了。现在是第一次休息。到目前为止，商议虽然进行得很紧张，但却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讨论却始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着。克莱格院长嘴里用力地嚼着饼干，心里暗自思忖着：昨天晚上在斯皮尔曼家聚会的目的——对外宣称的，是要消除委员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就目前看来，很好地达到了。但是他心里也清楚，真正的考验就要来了。经验告诉他：随着委员会会议的进行，即便是最没有脾气最温和的学者也很容易和别人发生争吵。委员们会变得疲惫不堪，而原先温和的态度也可能会变得唐突无礼、简单粗暴。

“我想，我不得不宣布休息时间结束了。”在委员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中，克莱格用庄重的语调说道，“我们现在吃点心、喝饮料的时间越长，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会越长。大家能各就各位了吗? 你们可以把杯子拿到会议桌上去。”

克莱格用手势示意，让那位食品服务部的年轻女士把点心饮料都拿出会议室去。她退出房间时，克莱格还向她表示了感谢。

在研究讨论每个晋升候选人时，按照程序，克莱格都会让候选人所在系的系主任前来委员会。因此，会议桌的一端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以便系主任们就坐。每次，对一名候选人的讨论结束时，克莱格的秘书都会适时地将下一个候选人所在系的系主任领进来。每个系主任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封信，信中概述了系里和系外的人对此名候选人的工作及其未来学术上的潜力的评价及建议。在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会议上，系主任不必将此封信全部念出来，只要简要地进行总结概述就可以了。系主任同样也可能会提出他或她的个人意见。这些意见可能和候选人文件夹里其他人陈述的意见不同，甚至可能与这些意见相冲突。但是候选人本人是不允许前来接受委员们的面试的。这是学术界的特色之一——跟营利性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某个教员的一生和学校本身都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由一个委员会做出的，而且这个委员会从来不会对候选人进行面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认识，更别提认识申请晋升的当事人了。系主任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接受委员们就候选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

询问程序结束后，系主任就要回避了。而委员会的秘密商议随即正式开始。

根据安排，下一位要来陈述候选人情况的系主任是经济系的伦纳德·考斯特。这个学年，他们系在助教这个级别上只推选了一名候选人。克莱格按了一下他椅子旁边的桌沿下的按钮，以此信号告知他的秘书：委员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可以见考斯特了。

而此时，考斯特正等候在外面的办公室。

穿过敞开着的玻璃门，考斯特慢慢地走了进来。他点头向委员会的委员们问了问好，并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他坐到了那张空椅子上。他脖子上套着一件灰棕色羊毛衫。毛衫竖得很高，几乎盖住了穿在里面的彩色格呢领带和格子呢衬衫。他穿着灯心绒裤子，高帮皮马靴和羊毛袜。这幅装扮，看上去更像是去远足的，而不是来做陈述的。他把带进会议室的马尼拉文件夹放在了面前，看着会议桌，好像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椭圆桌的正中心似的。

“伦纳德，我们的程序你应该很熟悉了，”克莱格说道，“请你开始概述一下候选人的工作吧——现在到谁了呢? ——噢，对了，是丹尼斯·戈森先生。每个人手头上都有他的文件吧? ”

“谢谢你，克莱格院长。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系里没有推选过一个候选人。我们一贯严肃认真地履行着我们的职责。有些人资历不够，这一点一经你们的讨论便会暴露无疑。如果举荐这样的人，肯定会让你们怀疑我们系的评估和判断能力。因此我们是不会让这种人通过我们系的评估，来接受你们委员会的讨论的。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敢毫不犹豫地举荐丹尼斯·戈森。戈森先生在过去五年里取得的成就，从质量上来讲——毕竟对一个学者，这才是最重要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真的，非常了不起。同等级别的人中，在研究理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们收到的来自这个领域尖端学者的信可以说明一切。我想，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全都看过这些信了吧。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写～封热情洋溢的信来称赞某个助教。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很明显，戈森为他研究领域里的每个有分量的人物所熟知。对于他所做出的贡献，我在这里不想再具体多说什么了。但是我非常乐意回答你们各方面的问题。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在我们系里，戈森的位置是很特殊的，而这个位置是很难有人能代替他的。我讨厌试着再去找其他人。我认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什么人能够代替他。”

“考斯特教授，你为你们的候选人作的陈述好极了。你所介绍的情况也很让我吃惊。我可没有想到我们的一个在职教授要在一个循环里进行论证。”

考斯特看着维勒莉·丹泽，皱起了眉毛。他在等着她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她却没有再说什么。最后，他说道：“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她很急躁地回答道，“是说戈森先生写的文章完全是基于循环论证。”

“丹泽教授，对于你所说的，我表示怀疑。请你举个例子好吗? ”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基于功利主义。恐怕，心理学家是不会再相信功利主义了。人们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带给了他们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恐怕不能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吧。戈森先生宣称其要去检测的每个假设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知道，维布伦在世纪之交时就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观点了。难道经济学家们不再看维布伦的作品了吗? ”

伦纳德．考斯特自贬似地笑了笑。“也许，这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经济领域里年轻的一辈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维布伦，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讶的。事实上，在当前，他的确是过时了。”

“这太糟糕了，”丹泽回答说，“因为他关于人性的观点比起戈森的模型里那些夸张的描述要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

考斯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明白你所说的，我也相信你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你不应该仅仅因为他采用的模型而否定一个年轻的学者。”

这个时候，奥利弗·吴插了一句：“我也有一个与丹泽教授相似的异议。我觉得戈森先生对于人性有一种过时的观点。丹泽教授说戈森是在循环论证。只要循环足够的大，我想我是可以理解这一点的。事实上，我的异议是——我想，在这一点上，丹泽教授会支持我的——戈森认为人类的行为只有单一的动机。这种理性观点在这个人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我的意思是说归谬法。

如果人们真像戈森所认为的那样，为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进行计算的话，我们的社会结构就会被拆散的。“吴教授提高了嗓门，话语中带有一丝尖锐。在吴教授说这些话的过程中，维勒莉·丹泽都在用力地点着头。

伦纳德。考斯特不习惯被他人所迫。会议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委员们对戈森的作品提出的这些异议，他没有一点儿准备。他开始支支吾吾了，并用求助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同事们。他想摆脱这种困窘。在整个问询过程中，斯皮尔曼都弯着背，合着手，双手抱着他的秃头，胳膊肘则搁在桌面上。

到目前为止，斯皮尔曼一直都很自愿地保持着沉默。从讨论的一开始，他从丹泽和吴教授的话语中就觉察到了他们那强烈的反对味道。但是他知道，出于礼仪，考斯特必须为系里的候选人据理力争。斯皮尔曼不习惯这样控制自己。他相信有些不合逻辑的话是需要纠正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再容忍下去了。斯皮尔曼一贯的愉快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用力地摇着头。他插话了：“对不起，请原谅。伦纳德，你竟然允许他们这些错误的观点持续这么久而没有人去反驳他们。我真的感到很意外。”

“对不起，亨利。我……”

这个瘦小的经济学家挥了挥手，拒绝了考斯特的解释。斯皮尔曼知道，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去反思他们学科中的偏见。

“这些异议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经过评论，又怎么能通过呢? 在丹尼斯- 戈森的分析作品中，可能确实有不足之处。如果我们足够仔细地去看他的文章，我们是能找出错误之处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丹泽和吴教授到目前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将其作为对戈森作品的批评而认真考虑。我所听到的大多数话代表了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误解。”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很紧张了。奥利弗- 吴的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斜对着桌子看了过去，注视着斯皮尔曼。他的胡子都竖起来了，很明显地可以觉察到，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维勒莉·丹泽也觉得很不舒服。她知道斯皮尔曼喜欢口头争论上的互相迁就，但是她并不喜欢。她吸了一口放在面前桌子上的可乐，表情变得很冷峻。斯皮尔曼的目光穿过会议桌，盯着奥利弗‘吴。在他的眼镜后露出一丝若隐若现的激动。他笑了。他转动着脑袋看着其他委员的脸。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坐在他对面的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身上。

“索非亚，想像一下——如果你不得不把钠离子和它们最不感兴趣的氯离子放在一起，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吧。”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耸了耸肩，回答道：“钠和氯——它们是不能共存的。它们不能论证什么，也不能进行交流。它们跟人不一样。”

“完全正确。它们跟人不一样，”斯皮尔曼回答说，“因此当你用它们做实验时，它们既不会抗议，也不会干涉你的实验。”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考虑着她在实验室试验中遇到的顽固微粒，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如果化学物质会和她争论，会诱骗她，会对她撒谎，或者会试着跟她评理的话，那么作为一名化学家，她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充满乐趣了。

“经济学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如果你做实验的话，人们会和你争论，会诱骗你，还可能会谎报信息，比如他们的收入或是资产。正是由于在实验室里，我们不能拿人这样有生命的反应物来做实验，我们才通过评估发展出了理论。而且我们不是凭理想主义来评估它们，而是通过它们的实用性来评估。

‘实用性’，当然是指这些理论能够很好地预测结果，或者是对实践有一守的暗示作用。诚然，经济学家有时候仅凭空想来发展理论，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脱离实际。丹尼斯·戈森假定人是高度有理性的，做事情时会尽可能地发挥出其效能。这并不表示他在阐述一种他认为是和实际相吻合的人性观点。只是，为了证明他的研究课题是切实可行的，他必须这样做。效用最大化是我们所总结出的最强有力的归纳和概括之一。它的实用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你能要求他做的，只能是要求他的理论有高标准，并被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细节，理论就只是一个归纳概括。“

对于这一点，奥利弗·吴提出了疑问：“如果一个理论，其假定是不现实的，那么，这样的理论能预测未来，指导实践吗? ”

“一直都是这样的呀，”斯皮尔曼回答说，“物理学家设想了完全的真空。他们还设想了无摩擦的飞机。而我们并不向他们抱怨——嘿，这些东西不现实啊——不是吗? 我们当然不会抱怨了。经济学家假定了效用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来测试理论。”

丹顿·克莱格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他觉得该控制一下这个会议了。“还有人想问考斯特教授问题吗? ”他插了一句。

“请再给我一点儿时间，丹顿。我想回应一下维勒莉刚才所说的。”

“亨利，我们很快要见来自生物系的罗斯博士了。我们必须注意把握一下我们的时间。”

“请再宽限我两分钟，丹顿。这很重要。我想回应一下维勒莉刚才所说的。”院长很清楚，当他的朋友执意要教训别人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让他改变主意的。克莱格答应了斯皮尔曼，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维勒莉，我能试着用你手中的软饮料来向你解释你对经济学循环性的错误看法吗? ”

“很高兴能接受你的赐教。”

“关于可乐有两件事情。我敢保证你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们太普遍了。但是它们对效用理论有很大的暗示。第一件事情是：第1 口可乐比最后一口好喝。第1 瓶软饮料比第2 瓶好喝，当然，也比第10瓶好喝。”

“这我并不反对。”她说。

“你别急着应和我的观点。因为它是错的。更确切地说，除非我很仔细地说明了时间段，不然这一说法就是错的。你在一小时内喝的第10瓶可乐，确实是没第1瓶好喝；但是，对于你在一个月中喝的第10瓶可乐，就不会比你喝的第1 瓶难喝了。所以，如果你买了100 听易拉罐储存在家里，而且按照一定的速度来喝它们的话，每个易拉罐给你的口感是相同的。这就解释了我的第二个观点。当软饮料放在自动售货机里时，你弯下腰，只能得到你付了钱的那个易拉罐。现在让我来问问你这个问题。当你从自动售货机购买《纽约时报》时会怎么样呢? 你把硬币扔进去，然后整个一堆报纸都出来了。有一个假设可以解释这一点：人们在购买软饮料时没有购买报纸那么诚实。但是，对于同一个人，这个结论就好像不对了。因为购买者经常都是同样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好打赌的人，我会把我的钱押在效用假设上。确切地说，报纸有一种极快速的边际效用递减。一旦你得到一份今天的报纸，它立刻就没有什么边际效用了。所以自动售货机没有必要依赖于你的诚实。你仅仅只会取走一份报纸，即使投入同样的硬币你可以得到一打报纸。这样，出售报纸的自动售货机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器。但是，出售软饮料的人需要一个复杂得多的机器。这样才能阻止你多得到一个易拉罐，除非你是付了钱的。这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喝的软饮料可以明天再喝，甚至明年再喝。所以，当人们只是投入了一个易拉罐的钱时，他会受到很大的诱惑去拿走所有能拿走的易拉罐。现在，我认为没有什么假设能比边际效用递减更能解释我们发放出售这些商品时所采用的不同的科技手段。

“换句话说，亨利，”奥利弗·吴回答说，“边际效用递减的含义就是出售报纸与出售块状糖、香烟的方法不一样。”

“完全正确。”斯皮尔曼回答道。

“你所说的我明白了，”吴教授说，“理论能够预测，正如你先前告诉我们的一样。我肯定我以前没有用那种方法来理解效用理论。”

“当然，你也可以明白这个理论不是循环的。循环理论是不可能进行预测的。

“亨利，”维勒莉·丹泽说，“你把边际效用搞错了，我能说服你吗? 如果我向你展示10份冷冻在我冰箱里的昨天的报纸的话。”斯皮尔曼自己先笑了。房间里笑声一片。

“如果你有冷冻的报纸，我预测你是用每张报纸包裹了一条鱼放在冰箱里。如果不是这样，而你所说的又是真的话，那么，我只好提醒你一下：我们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富有逻辑的。”

克莱格院长尽力想把会议带回正题。“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扮演反派角色了。让我们结束这些幽默的玩笑吧。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要问考斯特教授。”

“考斯特教授，我有一个问题。”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向前坐了坐，旋转了一下椅子，直接面对着这个经济学家。“你之前告诉我们戈森很难被取代，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好的。我已经看过他的作品了。我应该告诉你，我有我的不解。提醒你一下，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要买东西，并且也留意了一些事情。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会买东西，不是吗? ”乌斯提诺夫扫视了一圈桌子，反问道，“戈森写到了我们应该买的商品牌子的最佳数量。

那么……他应该和我一起去趟杂货店，试着挑选出要买的商品。

他曾经这样做过吗? 我很想知道。如果只有一个好牌子，那么真正的最佳数量是什么呢? “”一个好牌子“这几个字乌斯提诺夫说得很慢并加以了强调。”只是一个牌子。我会要了这件商品，接着去付钱，然后离开。现在，如果不止一个牌子呢。那么最佳数量又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呀。“

“好吧，乌斯提诺夫教授，”考斯特开始说话了，“如果你只有一个牌子，正如我猜想你在俄罗斯所遇到的，那么你有一个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

“不，我不是在说俄罗斯。你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私人牌子。美国公司制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想要的牌子。不同牌子打广告所浪费的钱可以节省了，你能想像得出来吗? 你们那个年轻人忽略了这一点。”

“你所有的只是一个垄断企业。在经济学理论中，我们有……”考斯特开始作答。

“政府管理、控制垄断企业。”考斯特还没说完，乌斯提诺夫就回答出来了。

“乌斯提诺夫，让我们对丹尼斯·戈森公平些吧——对消费者公平些吧，”亨利·斯皮尔曼大声说道，“你可能并不关心清洁剂牌子和汽车牌子的区别吧。但是我猜，你肯定很重视化学课本上的区别；如果只有单一品种的狗，你是不会开心的——这一点，认识你的人都可以预测出来。如果那个惟一的品种是英国斗牛犬或约克夏犬，而不是波佐猎犬呢? 丹尼斯·戈森在文章中写到的品牌的最佳数量是用来解决经济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的。他是以‘消费者的偏爱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开始论述的。你的偏爱不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吗? 然后他假设了一种经济——这种经济里，私人管理的商业企业能吸引这些有差异的偏爱。但是就像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一样，多样性有它的成本，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一种专门品牌的经济中。戈森追寻着自由市场经济是怎么取得平衡的。”

“但是斯皮尔曼教授，无论任何时候有了这种多样性、这种差别，这些公司都会为每一个牌子做广告的。而广告也是有成本的呀。让我来问问你吧。如果某个商品没有做广告，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所赞同的不同的品牌，”说到这里时，乌斯提诺夫举起了关于戈森的那一堆文件，“那么，我买这件商品时会少花多少钱呢，少花多少呢? ”

“恐怕你得付更多的钱。”斯皮尔曼回答道。

“更多的钱? ”乌斯提诺夫不是会议室里惟一对斯皮尔曼的回答看上去大吃一惊的人。“如果企业不用把所有的钱花在广告上，我还会付更多的钱吗? 戈森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但是你不会吧，是吗? ”

“哦，大部分情况下我当然会相信这一点。”斯皮尔曼说。

他的右手轻轻地敲着桌子，强调着他说的话。“一种产品，如果在一个不允许做产品广告的国家出售，而同样的产品则在允许做产品广告的一个相邻的国家出售，仅此不同，那么，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在后一个国家出售的价格会更低。广告是一种商业成本。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但是广告也让我们知道了其他的产品，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它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什么东西出售，我们可以买到什么产品。”斯皮尔曼用食指指向天花板。他的学生们都清楚这个姿势——这表示他要做总结了。“广告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其造成的结果是产品的价格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

“这听起来和我的直觉不一致，亨利。”莫里森‘贝尔突然插话了。

“我这里不是在说直觉。戈森说的也不是直觉。完全不是。

在这点上，有经验主义为证。索非亚，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在俄罗斯，假如有一个人要攒钱买家具，比如说一个炉子或者一个冰柜这些政府控制的产品，他该怎么买呢? 他们是不是随便挑一件呢，因为所有的产品都一样? “

“事实上不是，至少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你拿买炉子这个例子来说吧。在俄罗斯，有不只一家生产炉子的工厂。他们理应按政府规定的规格生产外形一样的炉子。但是他们却不这样。

在俄罗斯，只有一家工厂，我想是在列宁格勒，生产的炉子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人们就会问：这个商店的炉子是列宁格勒的那家工厂生产的吗? 大家都希望自己买的是那家工厂生产的。

但是他们却很难辨认。所有的炉子外形都一样。但是那个工厂生产的质量更好。“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这恰恰是一个商标或者一个品牌的功能所在啊，索非亚。戈森试图澄清的就是给商品创建品牌是如何刺激生产商们为了避免失去他们已经创建起来了的品牌的市场价值而保持他们产品的高质量。不要说他们给商品创建品牌的权利，不要说他们让人们了解他们品牌的权利，也不要说他们保持商品高质量的动机。”斯皮尔曼看了看正点头表示同意的考斯特。

“但是，亨利，”福斯特·贝瑞特插话了，“戈森最终所推荐的难道不是一种过程或者一个系统吗? 这种过程或者系统造成了收益的最小公分母——有点像格莱欣法则，在这个法则里，劣等的品牌赶跑了好的品牌? 你可能可以理解戈森所说的最佳品牌数量，但是，它们都很恶心。”

“你说恶心的时候，你不是指的品味，也不是在谈经济。如果消费者的偏好没有品味的话，市场上也会随之出现没有品味的产品的。但是，恐怕你对格莱欣法则的诠释是非常错误的。格莱欣指出，劣币驱除良币。但是，我注意到，说质量差的商品驱走好的商品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如果你知道这一点，我会很感激你的。市场经济制造了像《国家探索者》和《人民》这样的周刊；它们不适合一个教授的口味。但是同样的经济体系产生出了《纽约人》和《哈泼斯》，它们却适合教授们的口味。所以，对于你所谓的坏的周刊驱走了好的周刊这一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至于戈森，他把人们的口味，不管是好的口味还是坏的口味，假设为既定的事实。你不能因为他的工作没有抬高人们的品味而谴责他。”

斯皮尔曼说这些的时候，贝瑞特一直盯着他那双放在桌上紧握着的手。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天花板。“正如阿格里帕国王在一个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对圣·保罗说的‘你几乎说服了我。’但不全是这样。如果有一个教授不打算提高品味，那么我就要问问，这个人是谁? ”

一直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恐怕我们不能再继续讨论这个候选人了。”克莱格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那边，“我必须掐着时间。我们现在必须结束这个讨论了。

伦纳德，除非他们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你——还有……“克莱格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圈所有的到会委员，”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回去了。我们要结束对你们系的候选人的讨论了。我代表所有的委员会委员谢谢你。“这位经济学家起身离开时，克莱格又加了一句。

“尽管我们对这个候选人的讨论已经超时了，但是，在让罗斯博士进来前，我们还得多花十分钟进行讨论，还有进行最后的投票。如果有谁还要继续讨论的话，可以等会议结束后。谁先开始呢? ”

整个上午都默不做声的卡尔文·韦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他说了一个字：“教学。”

“这话怎么说? ”院长被吸引过去了。

“教学。这个家伙会教书吗? 我在这里听了一上午的讨论了，但是没有一个讨论是关于这个候选人的教学技能的。作为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新成员，我的问题可能很愚蠢。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把问题抛出去了，请各位原谅我的愚昧。在戈森的文件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教学的记录。”

福斯特·贝瑞特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新来的委员应该对其他成员中间的一个既成习惯有所了解。在哈佛，我们都假定，能获得晋升提名的任何人都是值得推荐的。因此，你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丹顿- 克莱格的脸像慈父一样。“恐怕，在某种程度上，福斯特是对的，卡尔文。”他一脸迎合的笑。在那些保持平静的能力不如克莱格的人脸上，同样的笑脸看起来可能会显得傲慢。

“教学的技能是在系里的评选中考虑的。”

“但是，研究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委员会评估的是候选人的研究而不是他们的教学技能呢? 如果我们相互都坦白一点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评估一个和我们研究领域不同的人时，我们应该是更有把握评估他们的教学技能而不是他们的研究能力的。我看不懂戈森先生发表的作品中的统计学，但是经济学家们看得懂。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也可以判断戈森做演讲的能力。”

“但是，研究是一种很客观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可以检验。

而教学技能却很主观。评估一个人的教学技能，就好像是在评估他的受欢迎程度，难道不是吗? “莫里森·贝尔嘁嘁喳喳地说，”而且，如果把教学技能作为评估晋升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都不得不长期处于同事们的监视之下了。“

“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旁听一个教员的课，这会破坏了哈佛的传统。”贝瑞特补充了一句。

卡尔文·韦伯似乎对委员会的基本规则很顺从。在一声很夸张的哀叹声后，他嘟哝道，“嗯，首先，我们还是不要打破哈佛的什么传统吧。”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委员会做了这类的委员会能做的一切事情。委员们相互交换着意见，阐明了一些细节。意见的交换显露出了委员们对于候选人能力的不同看法。因为斯皮尔曼和戈森是来自同一个领域的，委员们问了他一些专业问题。如果其他人所在系也有候选人的话，他们也会这样被提问的。在这段时间里，克莱格默默地做着记录。他的报告要以这些讨论及随后的投票为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宣布，我们的讨论应该结束了。

现在，让我们投票吧。和以前一样，我们按逆时针方向来逐一投票吧。亨利，别忘了，因为戈森是你们系的，所以你这轮无权投票。奥利弗·吴，你已经表达过你的观点了吧? “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给杰里米·边沁的当代追随者投上赞成票。我知道，如果你把任何十个人和亨利·斯皮尔曼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都会站在他那边的——至少暂时会是这样的。所以，在我改变主意之前，我要投上戈森一张赞成票。”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 ”

“我也一样。经济学和化学不一样。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在经济学领域里是一种方法行得通，在化学里却不一定可以。

经济学家们说戈森的研究方法达到了他们的标准。考斯特说他们系需要戈森。那么，就让戈森留在他们系吧。“

“卡尔文·韦伯。”

“我投这个候选人赞成票。”

“好的，现在有三张赞成票了。亨利，你跳过了哦，我要让维勒莉·丹泽投票了。”

“恐怕我要打破戈森的全票连胜了。我很尊重你，亨利，但是我认为这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投反对票。”

“好的，现在是三比一。接下来到莫里森·贝尔了。”

“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没法发现戈森在专业方面的错误。我想他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家。但是，处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投赞成票，我认为他缺少道德辨别力。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他在污染问题上的见解。这种见解很聪明，从专业的角度上看甚至很巧妙。但是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明智，也没有平衡。

对于他正在谈的污染问题，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接着，贝尔停顿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内容能证明我所持的这个候选人缺乏常识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还不敢肯定该不该说呢。

两个多星期前，他打电话到我家找我，想和我谈有关委员会的事情。当然，我立刻打断他了。但是后来，令我很生气的是，我在邮箱里收到他给我的一个信封。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说信封里写的东西是不对的，如果我能忘掉他会很感激我的。他满怀歉意地请求我毁掉那封信，如果我没有看里面的东西就请求我别看了。因为这样，我没有看。事实上，那封信现在仍然在我家里。还原封未动——我可以保证——在我的床头——现在应该还在那里。关键是，所有的这些没有影响我的投票，但是也许会坚定我的选择。我希望我们的学校会做得更好一些。我投反对票。“

丹顿·克莱格严肃地看着贝尔。“嗯，我们不能容许候选人为晋升游说。你没看他给你的任何东西，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对。”

丹顿- 克莱格在他的小纸片上随便写着什么。“现在是三比二。

福斯特·贝瑞特，现在，我们都看你的了。“

“直到刚才莫里森讲了，不然我还不打算提委员会聚会上的事，尽管我觉得昨天晚上在斯皮尔曼家我应该告诉丹顿·克莱格才合适。但是，为了彻底曝光他，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家伙戈森同样也接近过我。一开始他说了一些和这个委员会很不相称的话，我就打断了他。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于我左手边的这些同事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深表同意。我认为这个人不配待在哈佛。”

“那现在就是三比三了。这让我必须一锤定音了。在这个问题上，除非有什么值得人原谅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否则我投反对票。在像晋升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为了确保一个人的任期，不应该只有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我对这个候选人的了解中，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投他赞成票。在晋升的问题上，戈森先生被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