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星期六

“莫里森·贝尔抬头望着天空。北边，深色的积雨云往前移动着。南边，天空依然是天蓝色的。他聚精会神地看了好一会儿这些云朵。今天早晨，波士顿的气象台预测将会有更多的雪。

而他自己的观察和天气预报是一致的。许多新英格兰人对天气都格外关注，因为天气的变化将会影响他们往返的交通习惯。贝尔对天气则不那么在乎，因为他家离大学很近。不论天气是好是坏，他总是步行去学校。他对天气的敏感另有原因。贝尔是新英格兰人中少数意志坚定的人之一——他是一个观鸟者，也是一个养鸟的人。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天气是最重要的了。冬天里，天气越恶劣，他们为鸟儿付出的辛劳也就越多。就像谢拉俱乐部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莫里森·贝尔在冬天会播洒许多蒲式耳的种子，一直到春天来临。那时候鸟儿才会更容易保护自己。

贝尔穿着厚重的羊毛衫以抵御清晨的寒冷。他从车库朝后院走去，右手拿着一桶混合拌的种子；种子的上面是一团浅黄色的板油。贝尔知道，鸟儿们需要这些种子来补充能量，而吃板油则可以保暖。他左手拿着一把锤子和一把铲子。他要用铲子把种子铲到他那三个圆筒形的进食器中。而锤子则用来把板油固定在一棵灰色枫树的没有树叶的矮枝上。这个矮枝直直地立在三个进食器的后面。这些进食器都被摆放得很整齐，这样，透过卧室后墙上宽大的玻璃，这位哈佛的数学家就能够清楚地观察他的这些客人——小鸟。

当贝尔把食物倒进进食器时，透过透明的塑料管，他的呼气在闪闪发光。接着，他又检查了每个进食器的防松鼠装置。好几个冬天了，那些松鼠都令他防不胜防。这些松鼠偷吃那些本是为鸟儿准备的种子。而把它们嘘走，又经常会坏了贝尔观鸟的雅兴。这个冬天，贝尔终于比松鼠更胜一筹了——他拿来了一根内直径比支撑进食器的管子稍微大一点的细金属管，这根金属管只有支撑管子的一半长。他把这个用作主要支撑管的套管。这个套管被缆索固定在顶部，而缆索则穿过食物圆筒器底部的小滑轮，并穿过主要支撑管的内部。缆索的末端是一个砝码，仅比套管重一点，但却足够小，可以在主要支撑管里上下自由运动。这样通常覆盖在支撑管顶部的套管通过砝码的重量被固定在了那里。

贝尔兴高采烈地观察着这些松鼠。它们已经知道怎样克服周围的障碍物爬到那些管子上，它们能一直爬到支撑管的中部。

它们都很自信，相信自己能爬到它们的目的地。但是每回一抓到套管，它们自身的重量使得滑动的套管又回到了地面。而当它们一放开套管，套管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经验告诉贝尔，这些松鼠最终会很好地掌握爬管子的技巧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赢得这场人和动物之间小小的较量。

莫里森·贝尔即将应对的是繁忙的一天。但是，他还是抽出了周末早上的一点时间来观鸟。在家的时候，他能很方便地观鸟。贝尔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把床放置在能看见滑动套管的玻璃窗户对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就是院子了。由于鸟儿时不时地才来进食，所以现在，他还坐在床上，身旁放着正在阅读的工作材料。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放着一个双目望远镜。这样，每回有他喜爱的鸟儿飞扑下来进食的时候，他就可以拿起望远镜观赏了。在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日记，是他用来记录观察到的不寻常的鸟儿的。

在春天，没有必要给鸟儿喂食了。贝尔经常会和一些人组成一个小组，去附近的奥本山公墓，认真地观察野鸟。奥本山公墓坐落在鸟儿迁徙的必经之路上，是观鸟的理想地方。特别是在五月的上半个月，许多鸟类都在迁徙。贝尔特别热衷于这项活动，他甚至还有一把公墓大门的钥匙，这样，在大清早公墓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也可以进去。

今天，贝尔首要的任务是要看完剩下的晋升候选人的文件。

在去后院打理鸟儿进食器前，他才看完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现在他翻到了他对自然科学文卷的评论。

尽管进食器旁已经吸引了一群蓝色松鸦和麻雀，但是这些并不能特别吸引他的注意力。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最后可能会有石板色的灯芯草雀，甚至是白色翅膀的交嘴雀出现的。所以贝尔又去看另一个文件了。

手中的第一份文件是一个经济系的候选人的。他浏览了一下复印本的题目，感到有些宽慰，因为他注意到其中有一本出版物是关于环境污染的。他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且叙述说明用的是他最喜爱的语言——数学，这也很让他高兴。这篇文章很简短，在学术文学中只能叫做摘记。题目是“竞投污染的权利”。

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做丹尼斯·戈森的年轻人。不过贝尔不认识他。作者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是用符号的形式阐述的，但却可以总结为几个词：为了达到管理部门制定的空气污染标准，应该允许商业企业竞投污染执照。戈森宣称，这样一来，可以用对社会来说最少的总成本来达到空气纯净标准。

“‘污染执照’让我想起了詹姆斯·邦德的杀人执照了。”贝尔心中想到。他很讨厌这种说法。为什么不也卖抢劫执照和强奸执照呢？ 贝尔希望通过立法，从而彻底地杜绝空气污染。他有许多朋友也同意这种观点。他的担心并不只是出于对自己幸福的考虑，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莫里森·贝尔和他的妻子都很担心新英格兰的空气污染，特别是从这个地区的工厂里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和来自中西部的酸雨，会危及到他们两个女儿的健康。曾经有段时间，贝尔认真考虑过到西南部教书，以便把他的家人带到那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并联合了谢拉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在他们数学系里，那些对环境污染深有同感的同事也一致赞同污染是一个主要问题。他不敢想像他的同事会同意新英格兰的制造工厂应该有权获得污染执照这一观点。

贝尔放下复印本，向窗外看去。此时，三个进食器旁都没有鸟儿，也没有松鼠试着来偷吃种子。院子里什么野生动物都没有。对于贝尔来说，这样的情景预示着如果环境得不到改善的话，将来世界会什么样。而且在他看来，像戈森所写的这样的文章，无论多么巧妙，也只能取悦那些拒绝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饮用水的人。

在政治上，贝尔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认为自己并不反对商业。事实上，单从外表看来，他和他的一家都是典型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戈森认为污染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让贝尔很反感。他仅仅是想用最小的成本来制造污染。多么荒谬呀！在他所有的等式中，他为更多的鸟儿、兽类、鱼类和植物腾出了生存空间没有？ 健康的肺部和长寿之间的等式又在哪里呢？ 贝尔在想，奥斯卡·王尔德从经济学角度来描述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是多么棒的一个例子啊：玩世不恭的人就是那些知道所有事物的价格，却对价值一无所知的人。

他的思绪被其中一个进食器的一阵响动打断了。他向外看了看，只见一只白色喉咙的麻雀。这只鸟儿独自停留在进食器的暗钉上，得意地炫耀着它那黑、白、黄条纹的鸟冠。它很快用鸟喙吞下了一粒向日葵种子，然后脑袋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吞下了一粒。贝尔小心翼翼地取来双目望远镜以便更加仔细地观察这只鸟儿。他整个冬天都没见过这种鸟儿呢。他拿着双目望远镜，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以免吓到了鸟儿。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事早就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床头边的电话铃把他吸引了过去。令他吃惊的是，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丹尼斯·戈森。戈森说有急事要见他。

※※※

屠宰桌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搁物架。架子上面挂着闪着亮光的黄铜锅和平底锅。桌子位于厨房的中间。而这个宽敞的厨房正是福斯特·贝瑞特的骄傲和乐趣所在。冬日里明亮的阳光透过天花板南边的两扇天窗照进了房间。厨房里灶台后面的墙壁铺着代尔夫特瓷砖。这让厨房的装饰显得十分高雅，多少有点掩盖了厨房的烹饪功能。屠宰桌上面放着半个新鲜的菠萝和几棵芹菜。

福斯特·贝瑞特选了一把锋利的刀，开始把芹菜切成薄如纸片的斜条。这位哈佛大学的文学家正在准备他周六的午饭。

星期六对他来说显得很特别。他经常会抽出上午的时间来试做一道新菜，并把它作为午饭。如果这道菜能通过他近乎苛刻的审查，就会为他那广为人知的早午餐餐会增色不少。但是这个周六，由于要为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会议做准备，他一贯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在1 月8 日前，他还要研究很多材料——因此，他不得不缩短今天做菜的时间。现在，他正在试验一道叫做“路易蟹肉”的菜。这道菜的烹制过程不是很繁杂。因此，贝瑞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让芹菜和菠萝在金万利酒中浸泡着。

福斯特·贝瑞特对自己能被选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感到很惊奇，因为他知道哈佛的教员们并不怎么喜欢他。并不是大家不认同他的学术成就。事实上，贝瑞特治学十分严谨，所以这一点决不应该成为大家不喜欢他的理由。但是他对家庭背景，也就是他私下所称的“出身”也有一套标准。他希望这些标准能适用于教员们。但不如他所愿，他发现周围的同事们在种族、国籍和经济背景方面的差异却越来越大。而学校的管理者们在招聘教员时，对于他们的出身、血统越来越淡漠。在他刚来哈佛时，招生办公室在录取学生的时候曾一度向他咨询某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和亲属关系。这让贝瑞特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的出身就跟SAT （scholasticAssessment Test 的缩写，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所必须参加的考试，）测试成绩和年级平均成绩一样重要。现在，他这方面的知识已经很少派上用场来挑选具有新英格兰贵族血统的学生了。而且，他知道哈佛的核心领导层不太可能被他认为合适的人把持。

福斯特·贝瑞特认为这很不幸。他不喜欢看到他的母校，同时也是他现在的工作单位成为一个多种族聚居地。他更愿意教育那些出身最好而且最聪明的学生，而不仅仅是最聪明的学生。

如果某些时候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宁愿舍弃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而选择那些血统高贵的学生。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是贝瑞特理想中的哈佛校友。

在走进厨房前，贝瑞特一直在看从院长办公室拿回来的候选人资料。其中有几个人他在员工俱乐部遇见过。在这些比他年轻的学者中，他发现几乎没有人欣赏那曾经使教员不胜荣耀的社会传统。很多人都不知道院系的传统。而且贝瑞特怀疑，即使告知他们这些传统，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当贝瑞特看着文件夹里的作品时，他发现很少有人欣赏他所谓的“文科的一体化结构”。

这些人都是专家：低级别职员们并不去探求学问的宽度和范围，而仅仅是在自我领域最小的角落里苦苦奋斗着。他随便拿起一个年轻的天文学家和一个数学家的文件夹。如果贝瑞特要向他们询问希腊人的话，他猜想他们俩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大学里的女生联谊会和男生联谊会。

贝瑞特一直在餐桌上工作。这时，他把文件夹放到了餐桌上，朝厨房走了过去。他从容器中取出半斤重的新鲜蟹肉，准备把它和一小时前刚做好的调味汁和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生怕在搅拌时把一块块的蟹肉弄散。这时，他注意到了包装上的价格标签。这顿午餐可不便宜呀，他心里嘀咕着。

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贝瑞特。他的社会地位让他的开销很大。为了准备一顿周末的早午餐，光是购买食品和饮料，他一下子就花去了500 美元。而他在好望角的消夏别墅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过去十分稳定，可如今，随着新英格兰制鞋工业的衰退，已经大不如前了。现在，他主要的收入就是当教授的薪水了。他知道这比起其他院系许多同事的收入还是要少些。

在他看来，大学里的薪级表似乎全是不合理的，全是任意制定的。为什么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收入会比一位人文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多呢？ 他听说过在哈佛也有这类事情发生。在他看来，这预示着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已经在影响哈佛了。哈佛的商业研究所付给教员的薪水甚至更加不合理。有传言说，一个新来的会计学助教一开始就能比英语系、外语系、历史系和他自己所在系里许多在职教授挣得多。

贝瑞特用勺子把准备好了的调料淋在切好的西红柿上。西红柿已被摆放在了最好的骨瓷盘中。他把盘子端到餐厅，放在他早先铺好的桌布上。他打开了一小瓶冰镇的夏布利白葡萄酒，把椅子往桌子边拉了拉，舒适地坐了下来，背对着厨房。他展开亚麻餐巾，把它放在了大腿上。贝瑞特低下头，很满意地看着“路易蟹肉”，并用叉子插了一块。

还不错，他认为。也许下回少放点酒，多放点白胡椒会更好的。他又吃了一口，细细品尝着这混合的味道。贝瑞特咬了一小块螃蟹钳子，眼睛盯着前方。当他想到先前看到过的一些文章作者时，他皱了皱眉头，撇了撇嘴角。这些人的兴趣爱好太狭窄了吧。他们想像力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当他们的味觉被袋装食品麻痹了，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路易蟹肉”这道菜呢？ 贝瑞特抿了一口酒，用鼻子品味这酒香。他细看了一下桌子，叹了口气。

“这所有的东西可花了我好多钱呀。”他低声念叨着。大学里那些品味最高雅的教员似乎总是拿着最少的工资。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呀！ 他那些法国文学系和哲学系的朋友也经常有同感。有时候，人一生中的财产似乎总是通过某种不合情理的形式进行分配的。那名其复印本被贝瑞特在午饭前看过的经济学家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以前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那么现在也有。

贝瑞特已经浏览过丹尼斯·戈森的作品，也够了解他了。

这个人太过关注于在市场中去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一瓶蒙太奇葡萄酒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于他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和具有同样声誉的高雅的文学学者相比，戈森更买得起这样的奢侈品。

贝瑞特在想：像戈森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偏离了经济学的原始定义有多远了呢？ 古希腊人认为，经济学就是对家庭事务进行合理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瑞特认为自己比那个要晋升的专业经济学家戈森更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戈森理念中的从经济上管理家庭事务也许就是带全家人去吃麦当劳。这比起贝瑞特刚吃的午饭，花销可少多了呀。像贝瑞特这样有修养的，并有着高尚趣味的人肯定比他庸俗的同事们需要更多的钱。

当贝瑞特把盘子里最后一片蟹肉吃下时，他得出了所付的工资是和趣味的高雅成比例这一结论。

※※※

午夜了，走廊上空无一人。索非亚·乌斯提诺夫通常等到这个时候才去商店买点杂货。尽管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但她还是很不习惯去美国的超市买东西。她把购物篮挎在粗壮的前臂上，皮夹子夹在腋下，穿过了走廊。她不喜欢在商店买东西，因此，她走得很快，想尽快履行完这个她认为很繁重的任务。她很有目的性地在商店里跑上跑下。在离她家最近的剑桥超市里，那些值晚班的导购员早就对她的这一习惯习以为常了，并送了她一个外号——“走廊教授”。她来去匆匆，选购着商品，好像无视这些导购员的存在。她嘴角不停地咕哝着。那些能赶得上她步伐的在她旁边的顾客都可以听到她是怎样评价和选购商品的。

“不好，不好，不好，”她那只闲着的手迅速地挨个翻检着苹果，很内行地检验着它们的好坏。最终，她还是对所有的苹果都不满意，手收了回来，不打算买了。“没有一个好的。他们竟然说这些苹果好吃。这一大堆里没有一个好吃的。索然无味，一点儿也不好吃。”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坚信美国人不知道真正好吃的苹果是什么样的。俄罗斯的苹果才真的好吃。她依然记得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院子里摘苹果的情景。家乡的苹果有点酸，但不会太酸；很甜，但不会过头；很脆，纤维又不多。还有樱桃。

来美国二十多年了，她没吃过一个让她满意的樱桃。

虽然对俄罗斯的水果十分满意，但这种渴望还不足以让她回到祖国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她和父母来到了美国。一到美国，为了熟识西方世界，她学习了美国和英国文学。并且，她对诗歌还产生了一种永恒的热情——用她的话说，这是一个俄罗斯人的本能。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自然科学作为她的职业。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她对实验方法的天性，现在，作为世界级的器官化学家，她已经声名远扬了。

乌斯提诺夫教授否定了超市里的水果后，迅速离开了农产品货柜，在通道的尽头一个急转弯拐向右边，一路小跑经过了奶制品专区，拿了一盒酸奶，一盒鸡蛋，一包明斯特奶酪。又一个急转弯，这次是向左转，她经过了一个只摆着清洁剂的长长的通道。

“蠢货，看看架子上这些愚蠢的东西吧。只要摆一个名牌商品就可以了嘛。这个15米长的通道可以缩短到1 ．5 米。”她用深暗的眼睛扫了一下架子上那一排排的货箱和容器。

“就是这些了，漂白剂。”她丝毫没有犹豫就选了最便宜的一瓶液体漂白剂放进了篮子里。

“难道他们不知道漂白剂就是漂白用的吗？ 所有的漂白剂都是浓度为5 ．15％的次氯酸钠溶液。花钱买贵的岂不是很可笑？ ，，她还是不停地咕哝道，”啊，想起那个家伙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古斯曼？ 加斯曼？ ——他说什么来着？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 ——正确的数量。不，最佳的品牌数。，‘索非亚’乌斯提诺夫刚刚读完了一些候选人的文件。那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分配给她的任务。怍为一名化学家，她看了戈森的文章后吃惊不小。戈森在文章中赞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使消费者受益的品牌增值的范围是有限的。他宣称自己发现了理论上最佳的品牌数量。如果超过了这一数目，或与这个数目不相符，消费者的利益将会受损。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清楚地知道，很多商品尽管商标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液体的漂白剂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哈佛化学系的一个同事曾经请教过一个著名的淡炼乳生产商。生产商告诉她，以他们公司的品牌出售的淡炼乳和食品杂货商出售的淡炼乳是一模一样的。但食品杂货商在出售时，会在炼乳贴上他们自己的商标。而且，两者的售价相去甚远。她还知道，阿司匹林的成分都是乙酰水杨酸。因此，她每次都会买最便宜的牌子。“如果高斯曼先生懂一点点化学的话，他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她边选购商品边咕哝着，“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品牌。”

又逛了几圈，索非亚·乌斯提诺夫的篮子几乎满了。她来到了传统的结账前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她放缓了脚步。为娜塔莎，她的俄罗斯波佐猎犬选购东西，更需要她慎重考虑。她必须选购那些最好的。在选购狗食的时候，娜塔莎的女主人是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的。而且，狗食的种类也必须予以考虑。也许，市场上出现了新风味的狗食或者出现了什么新玩具。毕竟，日复一日地吃一种口味的食物，娜塔莎会厌倦的。而给她一个玩具，玩上一礼拜之后，如果没有着迷的话，她也会厌倦的。

索非亚‘乌斯提诺夫仔细搜寻着摆放整齐的各种宠物食品和宠物用品。不一会儿，她的用心就收到了回报。她发现了一款正在推销的新狗食。这种新玩意儿名叫“怒吼的美食家”。市面上现在已经有好几种外国口味了。但是，特别引起她注意的是一种鱼子酱薄饼口味的。她从架子上选了一袋后，朝收银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