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星期五

“奥利弗·吴，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不愿与笨人为伍。

今晚，他心情绝对不痛快。因为他整晚都要评估哈佛大学的晋升候选人。在浏览丹尼斯·戈森文件夹里的一篇文章时，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一只雕刻的埃及猫，只有镜片后那双黑色的眼睛在转动着。多年前的白内障手术让他被迫戴上了镜片像可乐瓶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戴上这样的眼镜，他看东西时就像只猫头鹰似的。他一头油光滑亮的黑发往后梳着，整齐得没有一根错乱。精心修整过的胡子像将整个脸都分开了似的。

吴教授是一个有强硬观点的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在犯罪学领域的名声是响当当的，尽管他从来不以犯罪学家自居。

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犯罪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精神病学家进行的。他们认为犯罪是由人性中的病态引起的。而吴教授和其他的社会学家却发现文化和社会因素对犯罪行为是有影响的。

吴教授是在欧洲正式开始学习犯罪学的。受龙勃罗梭的影响，那里的学者相信犯罪类型是可以由生物特征甚至是解剖学特征确定的。当吴教授来到美国，熟悉了埃德文‘萨瑟兰的作品后，他走过了和圣保罗去大马士革的经历很相似的轨迹。

萨瑟兰是位不折不扣的社会学犯罪学家。在过去的20年里，吴教授的著作对犯罪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萨瑟兰的指引下，发展了自己关于犯罪行为多面性特征的理论。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犯罪行为的特征和问题的数据集。对于那些想要把犯罪活动的复杂性归结为单一动机的学者，吴教授不仅仅怀疑他们，还很鄙视他们。

吴教授把个人阅览室里的温莎椅向后挪了挪，在哈佛大学魏德纳图书馆里走来走去，想从灰色金属书架上选本书。吴教授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在家中建造起宽敞、精致的书房。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他在威廉。詹姆斯大厅的办公室是用来和学生、同事交谈的。他认为在办公室是不可能专心看书的。他坚信要真正做好工作，必须在一个好图书馆内部的阅览室。但是吴教授对阅览室更加情有独钟。他喜欢书架的一切：它们的霉湿味，它们幽深的安静，和它们与外界的隔离。对于吴教授那种性格的人来说，图书馆是很好的避风港，它可以使人远离外部世界的喧嚣。而且，图书馆也是世界知识的宝库。

一刻钟后，找书的工作结束了。吴教授拿着一本从书架上取来的中等厚度的灰皮的书，回到了他的个人阅览室。他坐回到椅子上，把书放在戈森的文件夹旁边。文件夹最上面是吴教授看过的最后一篇评价这个年轻学者工作的复印本。吴教授觉得这个经济学家是杰里米·边沁的现代版。边沁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写过有关犯罪与惩罚的著作。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者。功利主义判断所有法律和行为的标准，就是看它们在总体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公众的幸福。在边沁看来，人类处于一个不断判断和评估的过程中。吴教授觉得在课堂上用边沁做为例子来讲述人性中曾遭抛弃的一维性是很方便的。

在现代社会学暴露出缺陷之前，边沁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是被大家所接受的。但是吴教授的社会学学生普遍没有注意到人是单纯的计算者这一观点曾经动摇过。所以吴教授觉得直接从书本上引用边沁的例子是很有用的。这可以使学生们相信他们的教授不是在把现代社会学和一个假想敌进行对比。

不仅曾经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在150 年后，哈佛大学的一个晋升候选人也把这个人们认为早已过时了的关于人性的理论作为其学术辩论的基础。吴教授现在认为，如果把这些做为论据，1 月8 日那天带上，是很明智的。

吴教授翻动着那本沉重的书。他清楚自己要找什么，也知道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在188 页，他找到了那句引语，并抄写在笔记本上。“……有哪个人不在计算呢？所有的人都在计算。有的没那么精确，而有的精确些：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计算。”在犯罪学中，没有人会否认每个个体都在计算着。吴教授在他刚才看的戈森作品中发现戈森有一个很偏激的理论——他认为人仅仅懂得计算。这种观点前后矛盾，而且很荒谬。

吴教授把戈森的文章放回到文件夹中，准备离开魏德纳图书馆。这篇让吴教授很是恼火的文章题为《工资差别制与犯罪》。

这篇简短的文章就像学术杂志中的文章一样，引用了很多有关采购员工资的数据。商业企业的生产原料是由这些采购员挑选的。

戈森收集了这类职员工资的数据，并从中发现如果采购员所在企业是快速发展，并生产流行性和季节性产品的，那么比起那些受过培训和教育的、在更稳定的企业中工作的采购员，他们收入反而更多些。举例来说，一个购买时尚服装的采购员比一个购买机械工具的采购员能获得更高的工资。

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宣称他正在测试的这一理论或是解释是很有价值的。这个理论是有关制止犯罪的。在一个很难监控采购员的工作技能和诚信度的市场中，理智的雇主会付给理智的职员，比如采购现成商品的职员，更高的工资。因为有时候，衣料的生产商可能会贿赂采购员。在贿赂的诱惑下，采购员可能会采购那些本不大合他们意的衣料。而雇主给出的高工资能确保采购员抵制贿赂的诱惑，使他们从雇主的利益出发，采购那些合意的货物。在那些贿赂较少的市场，采购员的罪行容易被雇主发现。

因此，雇主不必用高工资来确保职员对他们诚实。在戈森的理论中，他认为诚实的雇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诚实而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是雇主给他们高工资是为了让他们更加诚实。在奥利弗。

吴看来，这个理论很可笑。

吴教授把戈森的文件夹和那天一直在看的其他候选人的作品都放进了公文包。他合上公文包，把自己研究中要用到的那本书弄平整了，并留存了个人人阅览室。然后走出了魏德纳图书馆。

每天晚上7 点钟，除非他打电话通知出租车公司不用来，否则都会有一辆出租车来哈佛广场接他回家的。他的眼睛不好，不能自己开车。

当奥利弗·吴准备离开图书馆时，他努力把自己也置于纯粹的成本与效益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里的人们信奉丹尼斯。戈森的理论，他们只在乎价格，而不是价值。

他快走近图书馆前门了。他应该偷本书走吗？ 其实下意识里，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偷书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门口的管理员可能会发现他偷书的行径，这会很尴尬的。但是也不用考虑得那么多。他如果跟管理员解释说他不是有意的，管理员会乐于接受的。毕竟吴教授从图书馆进进出出已经无数次了，被检查的几率不会超过50％。但是随后，他又担心自己会由于不良行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他成长的家庭里，偷窃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他的价值观还是旧世界的。如果违反了如此严重的禁忌，他会很自责，很懊恼的。那么拿一本厚重的书回家的成本是什么呢？ 他可不习惯干体力活啊。然后，他还估算了一下收藏这本书以及时不时给它掸去灰尘的成本。这个成本计算到哪儿终止呢？ 他有些迷惑了。计算这成本的代价也太高了吧。

继而，吴教授又开始计算他能得到的好处了。收获的似乎很少。当然，书中的知识是一大收获，可能还有阅读中的乐趣。

但是，通过阅读图书馆里的藏书，他已经可以得到这些好处了啊。

而且他是如此频繁地光临这个他最喜爱的“避风港”，所以对他而言，来这里也说不上麻烦。当然，他还可以把这本书卖了换点钱。但是盖有图书馆印章的书在市场上值不了几个钱呀。他想不出其他好处了。经过他的计算，偷书的成本明显超过了带来的好处。吴教授心想戈森也不会偷书的。

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离开了图书馆，走下了石阶。虽不是深夜，但已经很冷了。哈佛广场道路上的积雪已经被铲干净了；雪被高高地堆在水泥路旁。他沿着图书馆向南走，来到了马萨诸塞大街。穿过大街就是广场上的出租车停靠处了。出租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你好，吴博士。今晚直接回家吗？ ”

“是你吗，雷蒙德？ ”吴教授一边问着，一边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这个人。认出这就是经常送他回家的司机后，吴教授从后门上了这辆有点旧了的雪佛兰车。然后，他把公文包放在了黑色聚乙烯座椅上。

“是的，直接回家吧。”他指示司机说。

出租车沿着布拉托大街朝吴教授家驶去。突然，后面传来的一阵车喇叭声打断了吴教授的思绪。他听到前座的雷蒙德一边在低声咒骂一边把车往路边靠，以让那辆超速行驶的车过去。

在波士顿地区，充满挑衅性的驾驶方式是一种很普遍的策略。但是敢在十字路口和拥挤的街道上也这样驾驶，的确是很大胆的行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超过去的那辆轿车的速度都非常罕见。

“那个家伙急着去给自己奔丧啊。”当那轿车超过去时，雷蒙德骂骂咧咧的。

吴教授没理他。他的思绪又转向了边沁，转向了计算。一个功利主义者会辩解地说那辆蓝色轿车的司机做出加速的决定是通过权衡利弊了的。一方面是约会迟到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是可能被警察逮住并被判定违反交通规则。司机可能会因此被罚款。如果超速驾驶撞伤了人甚至撞死人，那么处罚会严厉得多的。

权衡了一下，司机选择了超速而不是遵守法规。因为纯利润超过了成本。吴教授意识到，不计后果的鲁莽驾驶看上去好像是不理智的，但是通过分析，这恰恰是对成本一效益计算的理性反应。

的确，吴教授意识到，对于像戈森那样的人来说，整个刑法就是针对不同行为索价的价目表。就好像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都会面临这样一张制作精美的菜单。你想乱停车吗？ 看看价目表再做决定吧。如果你把车开到别处所带来的不便超过了罚款，你就随便停吧。并且只有你被抓到才会被罚款的，而这又不一定会发生。被抓到的几率是多大呢？ 这又需要计算了。

早些笼罩着吴教授的愤怒开始消退了。他正在用一种不合常情的方法来享受这个游戏。他又自娱起那个价目菜单上的其他条款了：谎报个人所得税的成本与好处；把交通费虚报到学术会议的开支里的成本与利润。这时候，一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谋杀呢？ 菜单上也有关于它的成本与利润的计算吗？ 为什么没有呢？ 我能去杀人吗？ 他的雄心，他的坚持不懈和他的智慧成就了他现在的显赫名声，但是这一路走过来也有很多令他失望的事情。但他知道这并不是指他的失败，而是别人的暗算。

现在，他陷人了深思中。并非所有的杀人凶手都被抓了。

就像戈森指出的一样，这种可能性必须通过适当的计算打点折扣。即使被逮住了，也可以计算一下成功逃脱定罪的可能性。到了那时候，还有相当多的利益需要考虑。

在那厚厚的镜片后面，吴教授的双眼微闭着。他没再去注意交通了。出租车的窗户都关上了，他几乎都听不见远处的大钟敲响的声音了。他觉得心神不安。他的思绪朝着一个方向。而那方向是他最初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时所没有预想到的。不停地玩功利主义的计算实在是太压抑了。障碍都清除了。在他的头脑中，他突然想到了他最大的敌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仇恨的人的脸。他的头脑又在进行快速的计算。然后又停住了。在这个游戏里，吴教授发现了致命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