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星期五

“有条有理的思绪，凌乱不堪的桌子。”亨利·斯皮尔曼一边翻了翻面前的文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备忘录在哪儿呢？ ”他咕哝道。很快，他在一个夹有上学期讲课笔记的文件夹下面找到了备忘录。他坐到椅子上，仔细看了看失而复得的备忘录。

院长丹顿·克莱格先生致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委员这是我们委员会进行商议的时间表：1 月8 日，星期二：下午1 点至7 点1 月9 日，星期三：上午9 点至下午2 点我相信每个委员届时都已经阅读了各候选人的相关材料。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要对这些材料及我们此次的商议保密。

斯皮尔曼从胸袋中拿出记事本，草草地把这条信息记了下来。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圣诞假期期间是不可能去度假了——如果他们想要看完材料的话。一想到他不得不看的手稿和关于候选人的推荐信，斯皮尔曼不由得叹了口气。简单明了的信早就过时了。它是那个争论年代的牺牲品。而真正好的信件写出来是要有言外之意的——暗含的话总是比说出来的更重要。但是说出来的也为暗含的提供了暗示：夸赞一个候选人人格出众就是为了避免指出他在学术潜能方面的不足；夸赞一个候选人在课堂上讲课精彩生动就是委婉地指出他在研究上的欠缺。斯皮尔曼真的不想再去读那些推荐信了，他宁愿去读那些手稿。

在哈佛，对来自文科系和理科系的候选人进行评估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职责。要他对自己专业领域外的教职员工做出意义如此重大的判断，这让斯皮尔曼觉得很不舒服。他的专业是经济学。这注定了他不可能从一个历史学家或是生化学家的角度做出评判。但是做出这些评判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他同病相怜。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布里奇打来的。

“不，”他告诉布里奇，“我今晚要去广场取材料。而且还有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工作要做。”亨利·斯皮尔曼挂断了电话。他打算在院长办公室关门之前去把剩下的关于晋升候选人的手稿拿回来。他往克莱格的办公室去了。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布里奇·斯皮尔曼把话筒放回原处。“亚当·斯密可不可能知道自己开创了什么呢？ ”她沉思着。这个经济学学科的创始人在论文中谈到过有关锁厂的劳动专业化、看不见的手以及自由贸易的好处等。看上去，亚当·斯密仅仅是开创了一个学科，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对于布里奇·斯皮尔曼，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妻子来说，斯密开创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项事业。现在，这项事业把它众多的从业者完全吸引住了。它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自己的资历辈分，自己的惯例。布里奇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遵循这些准则和惯例的人。而论资排辈的话，他目前的资格也是最老的。

布里奇·斯皮尔曼虽然从小在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但她仍然没有完全习惯和一个经济学家共同生活。她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教授，与他们夫妻俩有交往的哈佛大学其他学院的教授们对待他们的工作都是很严肃认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让学术研究充斥他们的生活。

布里奇走进客厅，拉上了窗帘。剑桥城的12月，夜幕降临得很早。他们房子附近的街灯都已经亮了。“现在是去看看杰西卡，讨论一下这件小事的时候了。”她想。但这时候门铃响了。

她只好暂时把这个想法搁一边了。

“是后门的门铃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通常只有亨利才走后门。”她有些不大情愿地走向厨房。他们的家在剑桥城，房子对面是一处昂贵的房地产。那些房子富丽堂皇，都是维多利亚式的住宅，修建于世纪之交。但是房子后面的巷道与那些被悉心照料的草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荒废的车库、废墟堆、弃物堆和垃圾箱堆放在公共汽车道上。

布里奇踌躇地走到了后门。门窗上挂着帘子，透过帘子她只看到了那个人的轮廓。她认不出来人是谁。于是她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挑开了帘子，悄悄地往外瞥了瞥。门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

他呼出的气就像一股股烟似的，融进了冰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个寒冬里，他穿的实在是太单薄了：一件薄夹克；既没有手套也没有靴子；头顶上罩着一顶骑兵帽。

布里奇认出了来人——这个人是她丈夫的同事，一个低级别教员。她在学院办公室见过他，不过素不相识。该为这个陌生人开门吗？ 来人一看就是一身狼狈的样子。她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

“打扰了，斯皮尔曼太太。我叫丹尼斯·戈森。”他看上去有些尴尬，不敢正眼看布里奇。“我知道我们素不相识。但是，我和你丈夫同在经济学院教书。但愿他现在在家。我想见见他。”

他挤出了一丝很不自然的笑。

“对不起，他不在家。但是，请进来暖暖身体吧。恐怕亨利要很晚才能回来。他说要待在办公室，有些工作要做。你可以去那里找他。不过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愿意被人打扰。当然，如果事情真的很要紧的话，你……”

“噢！ 是的，太太。而且这件事情很机密。正因如此，我才走你们家后门的。我知道，先生今晚的工作可能是关于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我的合同今年就到期了，所以我本不应该和您先生，还有委员会的其他人有私人接触的。但是真的，有件事情他必须知道。”

“我给你沏点茶吧。喝点茶会暖和点的。”在戈森去找斯皮尔曼前，布里奇挽留他在家坐一会儿。

这个年轻人默默地抿着茶。他敢肯定，没有人看见他到斯皮尔曼家来。要是在办公室接近斯皮尔曼，事情将更难办。在哈佛大学的立陶尔中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看见教授们和研究生们在做着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或是在互相争论着。戈森问斯皮尔曼太太他是否可以在家里等她丈夫回来。

“也许还得有好几个小时他才能回来呢，”她回答说，“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告诉他你在这里。这样他可能会早点回来的。”

琢磨了一下这个提议，戈森有些犹豫了。通常情况下，他不愿意打扰一个在职教授的日常工作安排。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别无选择了。他只好让斯皮尔曼太太给她丈夫打电话。

此时，斯皮尔曼刚好走进了莫布雷礼堂。他沿着楼梯上到了位于二楼的院长克莱格先生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拿了一大堆文件。估计有二十多斤重。这可是他今晚和以后七天的“家庭作业”。

这些都是余下的由晋升候选人撰写的文章、专题论文、评论和书籍。这些书页上的文字、数字和公式就是决定一个有远大志向的教授在哈佛任期的事实基础，或者说这些就是主要依据了。抱着厚厚的资料，这个身材不高的秃头教授艰难地下楼去了。

“亨利，我来帮你一把吧。那些资料看上去很沉。”

“这些不是很沉，但却很烦人啊！ ”斯皮尔曼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当你走出院长办公室，也会为这样一堆东西而烦恼的。”

想要帮助斯皮尔曼的这个人是数学系的莫里森·贝尔教授。

他也是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他来莫布雷礼堂的目的和斯皮尔曼一样。

莫里森·贝尔是数学系的明星人物。从资历辈分来说，他的地位可以同斯皮尔曼在经济系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莫里森·贝尔足足比斯皮尔曼高出30厘米。他们俩的性情也大不相同，而且不是一辈人。斯皮尔曼从不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贝尔却经常流连于剑桥城的男装店。他一头黑黑的笔直的头发，往后梳得油光滑亮，领口处的头发还弄得有点卷卷的。他的眼睛又黑又大，面庞又瘦又黑。他说话缓慢而有节奏，但却有个令他尴尬的特点：在声音伴随嘴唇运动发出之前，他的嘴唇就已经在动了。虽然这个时间差很短，但能觉察出来。这使得听他说话的人总感觉像是在看一部声音和图像不同步的电影似的。上贝尔的课时，学生们一开始总是感觉好像听漏了什么似的。因为他们耳朵听到的和他们眼睛看到的总是对不上。

听到斯皮尔曼婉拒了他的帮忙，贝尔松了一口气。他急着想要去取那些相同的材料，然后开始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他知道，今年的职称委员会有了斯皮尔曼，商议过程将不会那么容易。那些来自传统学科的学者认为这个经济学家既喜欢刨根问底又很吹毛求疵。但是一个人的某个缺点却恰巧是另一个人的优点。

尽管如此，贝尔还是很佩服这个善于争辩的教授。他知道：斯皮尔曼非常认真仔细，他从不轻易降低研究标准。事实上，与文学系的福斯特·贝瑞特比起来，斯皮尔曼要受欢迎得多。贝瑞特认为晋升的评判标准不应单纯是学术，候选人的社会地位同样很重要。在他看来，一个普通的助教，如果他是洛奇、卡伯特或是洛厄尔，就要比其他人优秀些。贝尔很清楚斯皮尔曼的出身：他是一群一贫如洗的犹太移民的后裔。斯皮尔曼是不可能有贵族血统的。

贝尔沿着楼梯朝院长办公室大步跑去。斯皮尔曼则沿着相同的楼梯下楼，步伐艰难地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此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一直响着，但都没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