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勒伯尔上床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到1点30分时刚有点睡意，卡龙把他摇醒了。

“长官，很抱歉，把你叫醒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这个豺狼，他有一张丹麦护照，对吗？”卡龙说。

勒伯尔清醒了一下。“说下去。”

“他从哪儿搞到的呢？不是假造的就是偷来的。可是他为了要用这张护照，他把头发染成灰色，看来他是偷来的。”

“有点儿道理，说下去。”

“6月份他曾到巴黎来探路，可是他的基地在伦敦。所以，很可能他的护照是从这两个城市偷到的。一个丹麦人出来旅行，把护照丢了，或者被偷走了，他怎么办呢？他一定先去找领事馆。”

勒伯尔从行军床上起来了，他说：“伙计，我想你考虑得很周到。请你马上给我要一个电话到托马斯警长的家里，然后再要一个电话给巴黎的丹麦领事馆。”

他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把对方两个人分别从床上叫起来，还要他们都到办公室去。大约凌晨3点钟的时候，他又躺到床上。4点钟，巴黎警察局来电话说，午夜和两点钟从旅馆收回来的旅客登记卡共有980个丹麦人，现在正在按“可疑”、“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统计。

勒伯尔直到早晨6点再也没有睡觉。正当他喝咖啡的时候，电话来了。他在午夜时布置给电话监听站的工程师一项任务，现在他打电话来说，他们逮住了一个。勒伯尔立即要了一辆汽车和卡龙一起到了监听站。在地下室里，他们从录音机里听到了一段录音带。

开始时，有一个“咔嗒”的声音，接着有一连串呼呼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拨电话号码，一共七下。然后听到电话铃一阵阵在响，最后又听到另一个电话机的“咔嗒”一声，有人拿起电话筒。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谁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这里是杰奎琳。”

男人的声音又说：“这是瓦尔米。”

女人的声音很快地说：“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正在收集午夜、2点钟和4点整巴黎旅馆里的丹麦旅客的登记卡，看来他们将要一个一个地找。”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男人的声音说：“谢谢你。”他把电话挂上了，女人也这样。

勒伯尔还在看着仍在转动的录音带盘，向工程师问道：“你知道她拨的电话号码吗？”

“知道，我们从拨电话时拨字盘回到零的长短来判断，这是MOL5901。”

“你查明地址了吗？”

工程师递给勒伯尔一张纸条。勒伯尔看了看，对卡龙说：“走，让我们去拜访这位瓦尔米先生。”

早晨7点钟，中学教师瓦尔米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和咖啡时，有人在敲门。他皱皱眉头，关掉煤气炉，走过起居室去开门。有四个人站在门口，即使他们没说话，他也知道他们是谁，要干什么。两个穿制服的好像要向他扑上来，但另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小个子拦住了他们，然后很平静地说：“我们录下了你的电话，你是瓦尔米吗？”

中学教师脸上毫无表情，他往后退了一步，让他们进来。他问道：“让我把衣服穿好，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两个警察站在他旁边。他连睡衣也不脱，用不了几分钟，就穿上了衬衫和裤子。比较年轻的便衣站在门口，年岁大一点的小个子在屋里转来转去，翻翻那一堆堆的书籍和报纸。他说：“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门口的人说：“反正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事。”

小个子问中学教师说：“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把他带到汽车上去。”

当他们把他带走后，勒伯尔留在房间里，翻看那些纸张。显然这位中学教师昨晚工作得很晚，这些都是他正在看的学生考卷。他把工作带回来做，是因为他得守在这里等候豺狼的电话。7点10分，电话铃响了，勒伯尔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把听筒拿起来。

“喂？”

对方说话的声音很平淡。“这里是豺狼。”

勒伯尔一听到这个名字，不禁怒火中烧。他停了一会儿，说：“这是瓦尔米。”他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对方的声音问道：“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他们在柯雷兹丛山中断线了。”

他的前额在出汗。他想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个人在那儿再多待几个小时。“咔嗒”一声电话挂断了，勒伯尔也放下电话听筒，跑下楼，跳上停在路旁的汽车，对司机说：“回办公室！”

塞纳河旁一家小旅馆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从里面透过玻璃窗向外看了一下。电话里说“没什么”，我看一定有事。他想，这个勒伯尔警长不是傻瓜，他们一定已经找到依格尔顿那个出租汽车司机，然后找到夏伦尼高地。他们一定找到了山庄里的女尸，又发现不见了一辆雷诺汽车。他们会在蒂尔发现那辆雷诺汽车的，并且盘问了火车站的人。他们一定已经……

他跨出电话间，走过前厅，对管理员说：“给我结账，过5分钟我就来。”

7点30分，托马斯侦探长打电话给勒伯尔说：“很对不起，耽搁了不少时间。我把丹麦领事馆人员找回办公室可做了不少工作。你们的推论是对的，7月14日有一个丹麦牧师报告领事馆，说他丢失了护照，他怀疑这个护照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旅馆里被窃的，但不能证实。为了不给旅馆经理添麻烦，他并没有报告警察局；丢护照的人是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身高6英尺，蓝眼珠，灰头发。”

“警长，谢谢你！”勒伯尔把听筒放下，对卡龙说：“给我接巴黎警察局。”

8点30分，四辆“黑玛丽亚”汽车驶抵大奥古斯汀码头的那家小旅馆。警察在第37号房间里翻箱倒柜，搞得房里像遭了一场龙卷风似的。

“很抱歉，警长先生，”旅馆老板对那个领头的不修边幅的小个子侦探说，“詹森先生在一小时前结完账走了。”

豺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他头天晚上到达的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因为他估计现在已经在到处搜捕他了。他把装着枪和假造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军大衣和服装的箱子寄放在行李存放处，身边只留下那个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服装和证件的箱子，以及装着化装用具的手提袋。

他还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但是用一件高领套衫盖住了脖圈。他拎着两件行李走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简陋的旅馆。办事员让他填写登记卡，但是过于疏懒，竟没有按照规定去核对客人的护照，结果登记卡上甚至都不是护照上的名字。

豺狼一进房间就开始在脸孔和头发上下功夫。他用洗涤剂洗掉了灰色的染发剂，金黄色又显露了出来。金黄色被染成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褐色。蓝色隐形眼镜仍然保留，但金框眼镜却换成了美国式的粗框眼镜。黑色软底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装连同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的护照一起装进了箱子。他换了这样一身打扮：平底便鞋、短袜、蓝斜纹布裤、短袖套衫和风雨衣，完全成了一个从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城来的美国大学生。

近中午时分，他在一只胸袋里装上美国护照，另一只胸袋里塞进一卷法国法郎，就准备行动了。装着詹森牧师的最后剩余物品的箱子被扔进了衣柜，衣柜的钥匙则丢进了抽水马桶。

他利用防火梯逃出了那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袋寄放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的行李暂存处，把第二次存件的行李牌同第一次存件的行李牌一起塞进裤子的后兜，扬长而去。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罗纳河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街的交叉口下了车，消失在那一大群居住在巴黎拉丁区鳞次栉比的房屋里的学生和青年之中。

他在一家烟气腾腾的小饮食店里吃了一顿廉价的午餐，然后坐在那里考虑该到哪儿去过夜。他毫不怀疑勒伯尔这时该已经发觉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了，而他留给马蒂·舒尔勃格的时间只剩下最多24小时了。

“那个该死的勒伯尔！”他暗地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但却满脸堆笑地对女侍说：“谢谢，宝贝儿！”

勒伯尔在上午10点钟时又打电话给伦敦的托马斯侦探长。他的要求使托马斯发出了轻声的叹息，但是他极有礼貌地回答说他将尽力而为。电话挂断后，托马斯叫来了上周参与过调查活动的那六名探员。

“请坐，”他说，“法国佬又找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断了线。豺狼现在深藏在巴黎，他们怀疑他可能又有另一个假身份。我们现在可以到伦敦的各家领事馆去收集7月1日以来外国客人报失或报窃的护照名单。别管黑人和亚洲人，只注意白种人。我首先要知道身高。凡是5英尺8英寸以上的都算涉嫌。快点干起来吧！”

在巴黎，内政部里的例会提前到下午两点就开始了。

勒伯尔报告情况时口气和缓，一如往常，但是反应却极为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半途插嘴道，“他真是太走运啦！”

“不，部长先生，这不是走运。至少不全是走运。我们工作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他都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匆忙地离开嘉普，为什么他杀掉夏伦尼的女人并且恰好在罗网收拢之前逃之夭夭。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个会议上报告情况，我们三次都只差几个小时没有逮住他。今天早上是因为瓦尔米被捕和我未能在电话里冒充瓦尔米，才使他离开了藏身之地，并且换了另一个身份。但是头两次是我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汇报后，而他在凌晨时得了消息。”

全场陷于沉默，空气紧张。

“我仿佛记得你以前作过这种暗示，警长，”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具体些。”

作为回答，勒伯尔举起一台微型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了一下还音键。从电话上录下的谈话声在鸦雀无声的会议室里听起来更觉得刺耳。录音放完后，全场的目光都死死盯住桌上的那台机器。

森克莱上校脸色灰白，在把文件收拾进卷夹时双手微微发抖。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伯尔一声不吭。森克莱慢慢地站起身来，全场的目光都转移到他身上。

“部长先生，我遗憾地向您禀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声音。她目前和我同居……请原谅我。”

他离开会场，到总统府去写辞呈。会场上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警长，”部长的声音非常安详，“请继续谈。”

勒伯尔继续汇报，提到了他已请托马斯在伦敦追查过去五十天内报失的每一张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能知道结果，可能最多有一个或两个符合豺狼的那些我们已经掌握的外貌特征。一有眉目，我就要提请那些在伦敦报失护照的游客的所属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因为我们敢肯定豺狼现在的外貌将更符合他的新身份，而不再是格尔索普或杜根或詹森了。搞得好，我明天中午就该拿到这些照片。”

“在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诸位报告我同戴高乐总统谈话的情况。他已毫不含糊地拒绝出于躲避这个凶手的目的，而改变他今后的任何一项计划。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不过我得到了一个让步，现在至少可以解除不准宣扬的禁令。因为豺狼现在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他在夏伦尼男爵夫人的家里谋财害命，目的是抢劫她的首饰。据信，他已潜逃来巴黎躲藏。对吧，诸位？

“今天的午报，至少是晚报将如此报道。警长，你只要一有把握确定他目前正在冒用的新身份，或者可能选用的两种或三种身份，你就有权力向报界宣布那个名字或那几个名字。这样，各家晨报就能报道案子的最新线索。

“明天早上收到那些在伦敦报失护照的倒霉游客的照片之后，你可以印发给各家晚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作为缉凶案的第二条最新消息。

“除此之外，我们一拿到名字，巴黎的警察和保安队员将全体出动，在街头无一例外地检查护照。”

巴黎警察局长、保安部队的首脑和司法警察总监都忙于记下要点。

部长继续说下去。

“边防检查站将在中央档案局协助下，把已经掌握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支持者逐个检查一遍。清楚了吗？”

边防检查站和中央档案局的负责人使劲地点头。

“司法警察署的全体侦探人员要一律停止手头的工作，全部投入这项缉凶行动。”

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我显然需要一份总统的活动日程表，详细开列总统从现在起打算进行的每一项活动，为了保护他而采取的特别措施甚至不必告诉他。我们这次是为他着想，即使惹得他发脾气也在所不惜。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卫护。是这样吧，杜克勒队长？”

戴高乐的警卫队的首脑让·杜克勒点头称是。

“刑警大队，”部长的眼光停在布维埃身上，“你们在黑社会层有大批眼线。我要求全体动员，搜索这个家伙，你把名字和外貌特征提供给他们，行吗？”

莫里斯·布维埃不情愿地点点头。他心里颇不痛快，缉凶之类的事情他没有少见，但这次却规模空前。勒伯尔把名字和护照号码（且不说外貌特征）提供后，从保安部队到黑社会将出动十万人左右到街头、旅馆、酒吧和餐馆去搜捕一个男人。

“我还遗漏了什么吗？”部长问。

罗兰上校飞快地扫了纪博将军一眼，然后看了一下布维埃。他干咳了一声。

“还有科西嘉公会呢！”

纪博将军端详着他的指甲，布维埃则瞪着眼睛，其他人也大都是表情尴尬。科西嘉公会是科西嘉人的同乡会，他们的祖先世代仇杀，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的操纵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城镇。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资格还老，也更危险。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自吹自擂，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去。

戴高乐派曾跟科西嘉公会两度携手合作，而且两次都发现它固然有用，但有损名誉。因为公会总是要求给点酬谢，还要求警方对他们的敲诈活动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公会曾在1944年8月帮助盟军进攻法国的南部，此后就一直在马赛和土伦称霸一方。它从1961年4月起又曾帮助打击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和“秘密军队组织”，并因此而把触角远远伸进北部，侵入了巴黎。

作为一名警察人员，莫里斯·布维埃对这帮亡命徒是恨之入骨的，但是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离了科西嘉人是办不成事的。

“你认为他们能帮忙？”部长问。

“如果这个豺狼果真诡计多端，名不虚传，”罗兰回答说，“那我认为惟有公会才能在巴黎找到他。”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将信将疑地问道。

“大约八万来人，分散在警局、海关、保安部队、特工部门，当然还有黑社会。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那么用吧。”部长说。

参加会议的人不再有其他建议了。

“好，就这么办吧。勒伯尔警长，眼下我们要求于你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容貌特征、一张照片。从现在起，我再给这个豺狼六小时的自由。”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勒伯尔说。这时候，他的眼睛望着窗外。

会议室里的人有点吃惊。

马克斯·费尼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勒伯尔眨眨眼睛说：“我必须表示抱歉，我太傻了。前几天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星期来，我一直认为豺狼的行动是有计划的，他已经选定了某一天要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嘉普镇后，为什么他不立即化装成詹森牧师？为什么他不把汽车开到蒂尔而立即搭火车到巴黎来？为什么他进入巴黎后，还要慢吞吞地混一个星期？”

有人在问：“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特定的日期。”勒伯尔说，“他自己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动手。杜克勒警长，我问你，今天总统有没有到爱丽舍宫以外的地方去参加会的计划？明天或者星期六有没有？”

杜克勒摇摇头。

勒伯尔又问：“那么星期日，8月25日呢？”

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

部长说：“当然，那天是解放日，1944年的这一天，大部分在座的人都和他在一起。”

勒伯尔说：“正是这样。这个豺狼似乎是个心理学家，他知道每年总有一天戴高乐哪儿也不去，就在巴黎。因为这是法国的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也就是豺狼选定的日子。”

部长兴奋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抓住他不可。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绝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的。勒伯尔警长，把这个人的名字快些告诉我们吧！”

克劳德·勒伯尔起身朝门口走去，其余的人也站起来，准备去吃午餐。

部长叫住勒伯尔说：“噢，还有一件事，你怎么知道要去录下森克莱上校家的电话？”

勒伯尔在房门口耸耸肩说：“我没有专门录他的，我把你们在座的诸位家里的电话都录下来了。再见！”

当天下午5点钟，豺狼戴了副黑眼镜，坐在奥第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喝啤酒，他忽然有了个主意。他付过啤酒钱，站起来离开了咖啡馆。走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他的目标。这是一家卖妇女化妆用品的商店，他走进去买了一些东西。

傍晚6点钟的时候，巴黎的各家报纸都在更换头版头条新闻。晚报出来时，头版的通栏标题是《男爵夫人被杀，凶犯逃到巴黎》，下面有夏伦尼男爵夫人的照片，这是她五年前在参加巴黎的一次晚会时拍摄的，后来登在某家社交杂志上的照片。这是在一家图片社的资料室找到的，各家报纸都抢着用它。

6点半，罗兰上校夹着一份《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路的一家小咖啡馆，一个面色黝黑、颧骨突出的服务员看着他，并向店堂深处的一个人点点头。

那个人走过来跟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校吗？”

这个保安总局行动分局的领导人点点头。

“请跟我来。”

那个人带他经过咖啡馆后面的一扇门，到了二楼的一间小的起居室门口，这里可能是老板的私人住宅。他敲敲门，里面回答说：“请进。”

罗兰上校进去后把门关好。房间里的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手来。

“是罗兰上校？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公会的卡博，我听说你们正在找一个人……”

托马斯侦探长晚上8点钟来了电话。听上去他很疲倦，因为这一天够他忙的。他说有几个领事馆合作得很好，其余的很不愿意帮忙，费了不少周折。

他说除掉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在过去的五十天内，有八个外国人的护照在伦敦丢失或被窃。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护照号码和外貌特征列了一张表。

他向勒伯尔建议说：“在这八个人中间，我们找出几个人似乎可以排除在外的。有三个人丢失护照的时间，正好是豺狼化名杜根离开伦敦的那段时候，我们查了所有从7月1日起出售的飞机票存根，看来这个人是7月18日搭夜班飞机到哥本哈根去的。再根据比利时航空公司提供的资料，他是在8月6日从布鲁塞尔的售票处用现款买飞机票回伦敦的。”

勒伯尔说：“是的，你们的检查结果是对的，我们发现在这段时间里——7月22日到31日，这个人在巴黎。”

托马斯接着说：“那么，当他不在伦敦的时期内，丢失的三张护照，我们就不算在内了，好吗？”

勒伯尔说：“好。”

“其余五个中间，有一个特别高，有6尺6寸，用你们的说法，已经超过两米了。此外，这是个意大利人，他的护照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明身高的，你们法国海关官员马上就会发觉的，这个尺寸和他本人差别太大，除非他踩上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一定是个巨人，可以排除。那么其余四个呢？”

“有一个特别胖，体重240磅，已经超过120公斤了。那么大一个豺狼，走路都很困难了。”

勒伯尔说：“这个也不算，还有呢？”

“有一个太老了，身高倒是对的，只是他已经70岁了，除非剧场里的化装人员做精细的工作，否则豺狼不可能扮成这样的老头儿。”

勒伯尔说：“也排除掉，那么最后两个呢？”

托马斯说：“其余两人中，有一个是挪威人，还有一个是美国人，都符合条件。身材高大，肩部宽阔，20岁至50岁之间的年龄。但那个挪威人有两点不符合你要找的那个人，其一，挪威人是浅黄头发的，我想这个豺狼在扮成杜根以后，不至于再用他原来的头发颜色。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更像杜根了。此外，那个挪威人还报告他的领事说，他是在一次与一个女朋友同去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是从口袋里滑出去丢失的。他发誓说护照是在他外衣的里口袋的，15分钟后，他爬上岸时，护照不见了。而那个美国人也发誓，他对伦敦机场的警察说，他是在候机室里，他的手提包被偷走的，里面装有他的护照。你认为这些情况如何？”

勒伯尔说：“请把这个美国人的一切资料都传送给我们。我准备到华盛顿的护照办公室去要这个人的照片。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的协助！”

这天晚上10点钟，部长会议室举行了当天的第二次会议。这是一次最简短的会。

大约在一小时以前，所有法国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部门，都已经收到有关马蒂·舒尔勃格详细资料的复制件，他是个谋杀在逃犯。

第二天早上可望能得到他的照片，赶得上登在上午10点钟在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起身来，他说：“先生们，当我们第一次在此地集会时，我们同意了布维埃警长的意见，要查找这个化名豺狼的刺客基本上是侦探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个判断仍表赞同的。过去十天来，我们很幸运有勒伯尔警长担任这项工作。尽管这个刺客经过三次改装，从格尔索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改为舒尔勃格；尽管接连不断地从这个房间有消息泄露出去，但勒伯尔都能设法查明，并且紧紧地追踪着这个人。我们对他表示感谢。”他说着向勒伯尔点点头。

勒伯尔看上去有点不安。

“从现在起，这项工作要转移到我们肩上了。我们现在掌握了刺客的姓名、外貌，以及他的护照号码和国籍；几小时以内，我们还将有他的照片。我深信，凭借我们所能动员的人力，我们在几小时内是能够找到这个人的。全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和侦探，都已经得到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天早晨以前，或者最晚到中午，这个人将没有藏身之处了。

“现在，勒伯尔警长，让我祝贺你。我将把这副重担从你的肩上卸下来，同时你也不必再为侦察这个案件而操心了。至少你应该休息几个小时。你的任务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我们感谢你。”

他说完以后，勒伯尔很快地眨了几下眼睛，也站了起来。他对着那几位在法国能统帅成千成万士兵和调动上百万法郎的权力人物们点点头。

这些人也对他微笑着。

他转过身出去了。

十天来克劳德·勒伯尔第一次回家去。当他开门进屋，面对着充满责备神色的妻子时，挂钟敲响十二下，已进入了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