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温勃列顿区闹市外边，密勒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区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按过门铃之后，鲁塞尔勋爵亲自来开门。他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穿着一件羊毛衫，系着领结。密勒作了自我介绍。

他告诉这位勋爵说：“我昨天在波恩和安东尼·凯德贝雷先生一块儿吃午饭。他对我讲起你，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你。我希望能和你谈一次话，先生。”

鲁塞尔勋爵站在台阶上困惑地看着他：“凯德贝雷？安东尼·凯德贝雷？我好象想不起来……”

“他是一个英国记者，”密勒提醒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德国采访过对战犯的审判，例如对约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贝尔森犯罪的人的审判。你还记得这些审判吗？”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对了，凯德贝雷，对，搞报纸的那个家伙。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多年没见到他啦！好，咱们别站在这儿，天气够冷的，而且我也没有从前那么年轻了。进来，进来。”

他不等回答就转身走进前厅，密勒在后面跟着，随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后一天的寒风关在大门外面。他遵照鲁塞尔勋爵的吩咐把大衣挂在前厅的衣帽钩上，然后跟着他往里走进起坐间，那儿的壁炉里燃烧着受人欢迎的炉火。

密勒拿出了凯德贝雷的信，鲁塞尔勋爵很快地看了一遍，惊异地扬起眉毛。

“哼！叫我帮着追踪一个纳粹分子？你是为这个上这儿来的吗？”他从眉毛底下打量着密勒。不等德国人回答，鲁塞尔勋爵就接着说：“好啦，坐下，坐下。老站着可不好！”

他们分别坐在炉火两旁罩着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个年纪轻轻的德国记者怎么追踪起纳粹分子来了？”鲁塞尔勋爵劈头就问。他的粗鲁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密勒说。

“我也认为你最好如此。”这位勋爵一边说着，一边探身在壁炉架子上磕打他烟斗里的烟渣。密勒叙述的时候他又装烟斗，又点火，等他心满意足地喷烟吐雾的时候，德国人也讲完了。

这位退休的律师听了以后似乎毫无反应。

“我希望我说的英语能让你听懂。”密勒讪讪地说。

鲁塞尔勋爵好象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啊，对，对，反正比我撂下了这么多年的德语要强，人是爱忘事的，你知道。”

“这个罗施曼的事……”密勒开始说。

“对，有意思，很有意思，并且你还想试试看要找到他。为什么？”

最后这个问题是针对密勒而来的，他发觉老人的眼睛从眉毛下边锐利地盯着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找到这个人而且审判他。”

“哼！我们不是全都这么想吗？问题是他会受审吗？会有审判他的那一天吗？”

密勒直截了当地顶了回来：“如果我能找到他，他会受审的。你就相信我这话吧。”

这位英国勋爵似乎无动于衷。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一股股小烟圈，连成完整的一串飞向天花板。双方都一直不吭声。

“阁下，重要的是你还记得他吗？”

鲁塞尔勋爵似乎吃了一惊：“记得他？啊，对，我记得他，或者说至少记得这个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长相和名字对起来。你知道，一个老人的记忆往往随着年纪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人又有那么多。”

“你们的宪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诉他说。

密勒又从上衣胸袋里取出两张影印的罗施曼的照片递了过去。鲁塞尔勋爵凝视着这两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的照片，然后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对，”他最后说，“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有印象了。是的，这份卷宗是格拉茨战地保安部门几天以后给我送到汉诺威来的。凯德贝雷就是从那儿搞到他的材料的，从我们在汉诺威的办公室。”

他顿了一下，迅速地转向密勒：“你说你那个陶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着车经过马格德堡往西去的吗？”

“他在日记上是这么说的。”

“嗯，这个时间是在我们逮住他以前两年半。你知道这期间他呆在哪儿吗？”

“不知道。”密勒说。

“呆在一所英国战俘营里。不要脸的东西！好吧，年轻人，我尽量给你补上这一段。”

那辆载着爱德华·罗施曼和他那些党卫军同伙们的汽车，穿过了马格德堡，立即向南转弯，驶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四月底，他们到了慕尼黑，这伙人就分散了。罗施曼这时穿的是德国陆军下士的军装，用的证件虽然是真名，但身分却是陆军人员。

当时美国陆军部队正在慕尼黑以南横扫巴伐利亚全境，美军关心的不是已经在行政管理上成为负担的平民百姓，而是由于谣传纳粹组织已缩进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离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远的一个要塞，企图在那里顽抗到最后一个人。所以当巴顿将军的部队席卷巴伐利亚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数以百计不携带武器、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

罗施曼夜里摸黑赶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谷仓里，就这样越过了德奥边界（其实这条边界从一九三八年合并以来就不复存在了），继续向南朝着他的家乡格拉茨前进。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里城外，总会有人能掩护他的。

他绕过了维也纳，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被一支英国巡逻队发觉了，他昏头昏脑地企图逃窜。他刚刚一头扎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边的肺叶。这些英国大兵在黑暗里仓促搜索了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发现灌木丛里的这个受伤的人。

从这儿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他还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个他熟识的医生的姓名告诉了那个农民。那人在夜里骑着车悄悄地穿过宵禁，把医生找了来。足有三个月的时间，罗施曼在朋友们的护理下，开始时在那个农民家里，后来又住进了格拉茨城里的一所房子。当他自己能够行动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三个月，而奥地利已处于四大国占领之下，格拉茨正处在英国占领区的中心。

当局命令所有的德国士兵进战俘营服役两年，罗施曼估计那里是一个最安全不过的地方，就去自动投案了。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罗施曼安稳地呆在战俘营里，正好躲开了当时对最凶残的党卫军刽子手的追捕。因为在投案的时候他假冒了他的一个旧友的名字，那个人曾在陆军服役，早已战死在北非。

当时有好几万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都是根本没有任何身分证件的，所以盟军当局就把他们自报的姓名信以为真了。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甄别那些陆军军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罗施曼获释了，他满以为离了战俘营的监护也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估计错了。

有一个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是维也纳人，发誓要向罗施曼讨还血债。这个人经常出没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着罗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罗施曼一九三九年离家时留下的父母，还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时娶的妻子海拉·罗施曼。老头在罗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间往返徘徊，一心等候这个党卫军的归来。

罗施曼获释后，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当农业工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过圣诞节。那个老头正在等着他呢。老头藏在一根柱子后面盯着那个身材瘦高，长着浅黄头发和冷酷的蓝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围环顾了几次，然后敲敲门进去了。

没用一个小时，这位曾在集中营的老人领着两个魁梧的英国战地保安部的军士来了。这两个英国人半信半疑地敲开这所房子的大门，经过迅速的搜查，把罗施曼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其实罗施曼如果一开始就挺身出来矢口否认，硬说老头子认错了人，或许能让两个军士相信他，而以为老头搞错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败露了他自己。军士们把他押到战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里，少校立即把他监禁起来，同时向柏林和美方查询了有关党卫军的档案。

四十八小时后，他的身分得到了证实，消息便传出去了。英国当局还在波茨坦向俄国人提出查询，要求他们帮助充实有关里加的材料时，美国方面就已要求把罗施曼暂时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让他在美国人在达豪审判其他里加地区集中营的党卫军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英国当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时，一名皇家宪兵队军士和一名战地保安部军士押解着罗施曼，从格拉茨登上了开往萨尔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车。

鲁塞尔勋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炉前又磕打起他的烟斗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密勒问。

“他逃掉了。”鲁塞尔勋爵说。

“他怎么啦？”

“他逃掉了。他抱怨说监狱的伙食害得他泻肚了，然后就乘机从行驶中的火车的厕所窗户里跳了出去。等那两个押送他的人砸开厕所的门时，他早就消失在雪地里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他。当然也搜索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已经乘着风雪溜之大吉，去找某个专门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组织了。过了十六个月以后，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你们的新共和国成立，我们把这些全都交给波恩当局了。”

密勒作完记录，放下了笔记本。

“以后该找哪儿呢？”他问道。

鲁塞尔勋爵鼓起了腮帮子：“嗯，我想以后就该找你自己的同胞了。你已经掌握了罗施曼从出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历史，后面的就该问德国当局啦！”

“具体哪一个机构呢？”密勒问，心里可直担心他会怎么答复。

“既然这人和里加集中营有关系，我琢磨找汉堡检察院也许合适。”鲁塞尔勋爵说。

“我已经去过了。”

“他们对你的帮助大吗？”

“一点帮助也没有。”

鲁塞尔勋爵笑了：“这不奇怪，这不奇怪。你去路德维希堡试过吗？”

“试过。他们的态度很好，可是帮助不大。有规章，不能告诉我。”

“这可就是向官方查询的最大限度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可以去请教的人。你听说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个人吗？”

“维森塔尔？嗯，仿佛听说过。名字有点印象，可是对不上人头。”

“他住在维也纳，是一个从波兰的加里西亚来的犹太人。战争期间，他先后在十二个集中营里呆了四年，因此他决心把他的余年用来追缉在逃的纳粹战犯。不是来武的，他只是不断地整理所有能搞到手的材料；然后，每当他肯定发现了一个逃犯时，就报告警方。这些罪犯往往换了假名字，当然不一定全部如此。如果警方不采取行动，他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出他们洋相。不消说，无论德国官方或奥地利官方对他都没有什么好感。从他这方面则认为当局没有努力把知名的纳粹杀人犯捉拿归案，更不用说去追捕潜伏的罪犯了。那些前党卫军成员对他这股韧劲恨之入骨，几次要对他下毒手，那些官员们则希望他少管闲事，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尽量在各方面给他帮助。”

“对了，这下我想起这个人了。他不就是发现了阿道夫·埃希曼的那个人吗？”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他查明他用理卡多·克利门特的名字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儿把他弄走了。他还追踪过好几百名其他的纳粹战犯。如果关于你那个爱德华·罗施曼还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他准知道。”

“你认识他吗？”密勒问道。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我给你开封信，找他问事的人太多了，写封介绍信是有好处的。”

他走到书桌旁，迅速地在一张印有头衔的纸上写了几行字，把它叠好放在信封里，封了口。

“祝你走运，你会用得上它的。”当他领着密勒出门的时候，他说。

※※※

第二天上午，密勒乘英国欧航公司的飞机回到科隆，取出他的汽车，开始了经由斯图加特、慕尼黑、萨尔斯堡、林茨到达维也纳的两天行程。

他在慕尼黑宿夜，因为覆盖着冻雪的高速公路常常只剩下一条窄道，同时还有排雪机或铺沙车在拚命对付那下个不停的雪，所以路上不免耽误时间。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要不是在慕尼黑南面的托尔兹温泉误了很久，他午饭前后就能到达维也纳。

高速公路在托尔兹温泉附近穿过茂密的松林时，一连串的“慢行”标志使交通停顿了下来。一辆警车转动着蓝色的警号，停在路边上，两个穿着白制服的巡警站在那儿挡住了交通。左手向北去的路也是同样的部署。从松林里开辟出一条车道，从两侧横跨过高速公路。在这条车道的左右两个道口上，站着两名身穿冬季制服的士兵，各持一根用电池发光的警棍，等着招呼某种还隐藏在森林里的东西穿过公路。

密勒不耐烦得直发火，最后他旋下窗玻璃冲着一个警察叫嚷：“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放行呀？”

巡警慢悠悠地走过来，笑笑。“军队，”他简短地说，“他们在转移，马上就有一队坦克开过来了。”

十五分钟以后，第一辆坦克出现了，长长的炮筒从松树林里戳出来，好象一只大象在用它的鼻子试探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似的，一阵隆隆声后，坦克的扁平巨大的装甲车身从树后出现了，顺着车道一直开下去。

※※※

乌利希·弗兰克上士是个幸福的人，刚刚三十岁就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指挥他自己的坦克。他还清楚地记得使他产生这个愿望的那一天。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当时他是曼海姆的一个小男孩，有人带他去看电影。映出新闻片的时候，银幕上充斥着哈索·冯·曼托费尔的虎王坦克，滚滚向前，去迎击美英军队。

他惊愕地望着指挥员们围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他们戴着钢盔和风镜，从炮塔里凝视着前方。这个景象对十一岁的乌利希·弗兰克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他离开电影院的时候，立下了一个誓愿：总有一天他将指挥他自己的坦克。

这花费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但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次在托尔兹温泉附近森林转移时，乌利希·弗兰克上士就指挥了他的第一辆坦克——一辆美制M-48巴顿式坦克。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巴顿式坦克上操作。在营地里等着他们的，是一排崭新发亮的法制AMX-13式坦克，将用这些坦克更新这支部队的装备。再过一星期，比巴顿式坦克速度更快、火力配备更强的AMX就归他指挥了。

他看了看炮塔边上新德国陆军的黑十字标志和它下面印着的这辆坦克的名字，心里感到一阵惋惜。他虽然只指挥过它六个月，但它永远是他的第一辆也是最心爱的一辆坦克。他把它命名为“龙岩”，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俯瞰莱茵河的那块岩石。传说马丁·路德当年在那里把圣经译成德文时看到了魔鬼，就把手里的墨水瓶摔到它身上。弗兰克估计部队更新装备以后，巴顿式坦克就要进废品堆了。

在高速公路的右侧，巴顿式坦克最后又停顿了一下，载着它的人员猛然冲上斜坡，消失在树林里。

※※※

密勒终于在一月三日那天下午到达了维也纳。不等登记旅馆，他就一径驱车到市中心，打听去鲁道夫广场的路。

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七号，看了看住户的名牌。在三楼部分有一张写着“文献中心”的卡片。他上楼后敲了敲奶油色的木头门，有人在门后从窥孔里朝外看看，然后他才听到开锁的声音。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出现在门口。

“请问……”

“我叫密勒，彼得·密勒。我希望见见维森塔尔先生，我带来了一封介绍信。”

他拿出介绍信交给这个姑娘，她似信非信地看看后，微微一笑，请他等一下。

几分钟以后她又出现在门里面走廊的尽头，招呼着他：“请到这边来。”

密勒关上前门，跟着她进入走廊，拐个弯到了这套房子的末端。右手有一扇门敞开着，当他走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身来迎接他。

“请进。”西蒙·维森塔尔说。

他比密勒预料的要魁梧些，是个六呎开外的结实的人，穿着一件厚厚的粗呢外套，身子有些伛偻，好象永远在寻找一张放错了地方的纸。他手里拿着鲁塞尔勋爵的信。

这间办公室由于堆得太满而相对地显得狭窄。有一面墙从这头到那头，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架子，架子上塞满了书。

对面墙上挂满了装璜过的感谢状和亲笔信，这些都是受过党卫军迫害的人们建立的各种组织寄来的。后墙放着一个长沙发，上面堆的也是书。门左边有个对着天井的小窗户。书桌放在离窗户较远的地方，密勒坐到书桌前面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位追捕纳粹分子的维也纳猎手坐在书桌后面，又看了一遍鲁塞尔勋爵的信。

“我的朋友鲁塞尔勋爵告诉我说，你想追查一个过去的党卫军刽子手。”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确实如此。”

“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罗施曼，爱德华·罗施曼上尉。”

西蒙·维森塔尔惊奇地扬起眉毛，吹哨似地嘘了一口气。

“你听说过他吗？”密勒问。

“你说的是里加的屠夫吗？他是我追缉的五十名要犯之一，”维森塔尔说，“请问你为什么对他发生了兴趣？”

密勒开始扼要地解释一下。

“我想你最好从头说起，”维森塔尔说，“这本日记是怎么回事？”

从路德维希堡那个人开始，加上凯德贝雷和鲁塞尔勋爵，这次是密勒第四次不得不叙述这段经过了。每一次它都加长了一点，因为他又多知道了一段罗施曼的生活历史。于是他又从头开始一直叙述到鲁塞尔勋爵提供的那段。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在结尾时说，“他从火车上跳下来以后，到哪儿去了？”

西蒙·维森塔尔一直凝视着公寓房子外面的天井，看着雪花从狭窄的空间落到三层楼下的地面上。

“你带着那本日记吗？”他最后问道。密勒弯腰从他的手提包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书桌上。

维森塔尔颇为欣赏地打量着它，“真吸引人。”他说。

他抬起头来笑笑，“好吧，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他说。

密勒扬起眉毛，“难道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吗？”

西蒙·维森塔尔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总有点儿怀疑，密勒先生，”他说，“你讲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可是我总听不明白你追踪罗施曼的动机。”

密勒耸耸肩膀，“我是个记者，这个故事很吸引人。”

“不过这个故事恐怕卖不出什么价钱，甚至捞不回你下的本钱。你能肯定这里没有个人目的吗？”

密勒避开了这个问题：“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霍夫曼在《彗星》的编辑部里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抱有个人目的呢？我刚刚二十九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时代以前发生的啊！”

“这倒是真的，”维森塔尔看看表站起身来，“已经五点了，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我真想回家去和我妻子呆在一起。你能让我利用周末看看那本日记吗？”

“当然可以。”密勒说。

“好，请你星期一上午再来吧！我给你补充我所知道的关于罗施曼的情况。”

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密勒又来了，碰见西蒙·维森塔尔正在翻腾一堆信件。当这个德国记者进来的时候，他抬抬眼睛，作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这位纳粹猎手小心地剪开信封边，然后把它的内容抽出来。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搜集邮票，”他说，“所以不愿意破坏信封。”他接着又摆弄了几分钟，“我昨天夜里在家看了日记，真是个了不起的文献。”

“您感到吃惊吗？”密勒问。

“吃惊？不，这样的内容我不感到吃惊，我们全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也不尽相同。但记得那么确切可不容易。陶伯本该是一个理想的见证人，他记住了一切事情，连细节都没有放过，并且在当时就作了记录。德国或奥地利法庭是非常重视证据的。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维森塔尔先生，就我所知，你是我第一个与之倾心长谈的犹太人，你也亲身经历过这一切。陶伯的日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到惊讶，他说根本不存在集体犯罪这么回事。但是二十年来，我们德国人总是被告知说我们全都有罪，你相信这一点吗？”

“不相信，”这位纳粹猎手说得很干脆，“陶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我们杀死了一千四百万人，你怎么还能那样说呢？”

“因为你，你个人当时并没有在场嘛！你又没有杀死任何人。正象陶伯所说的，悲剧在于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真正的杀人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密勒问道。

西蒙·维森塔尔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知道党卫军里各式各样的分支吗？你听说过在党卫军内部哪些部门应该真正为这几百万人的生命负责吗？”

“没听说过。”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听说过帝国经济管理总署吗？这个机构负责对受害者进行剥削压榨，一直到他们死亡为止。”

“对，我看到过有关的材料。”

“经济管理总署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总行动的中间部分，”维森塔尔先生说，“其他两头是，把受害者从人民群众中甄别出来加以集中，运走，等经济剥削结束后，把他们结果掉。这最后一项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任务了。咱们提到过的一千四百万人实际上是他们杀死的。用‘保安’这个词来命名这样的机构，显得很古怪。这是来源于传统的纳粹观念，他们认为这些被害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所以要对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不仅对这些人，帝国保安总署的职能还包括拘捕、审讯其他危害帝国的人，然后把他们也关进集中营，诸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编辑、记者和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的教士，被占领国家的抵抗战士，到战争后期又加上了象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这样的陆军军官和海军上将威廉·卡纳利斯，这两个人是由于被怀疑抱有反希特勒的情绪而被谋杀了。

“帝国保安总署下面分成六个处。一处负责行政和人事；二处管设备和财务；三处是令人发指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它的首脑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后，恩斯特·卡腾布伦纳接替了他的职位。卡腾布伦纳后来被盟军处决了。那些迫使被审讯者开口的酷刑，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发明的，这些酷刑在德国本土和被占领国家都用上了。

“四处是以海因里赫·缪勒为首的盖世太保（缪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个犹太科，所谓B4部门，头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色列人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到耶路撒冷处决了。五处是刑事警察处，六处是国外情报处。

“三处这两个有名的头目，海德利希和卡腾布伦纳，同时也执掌整个帝国保安总署的大权。这两个人掌权的整个时期，一处的头目一直充当他们最好的代理人。这个头目就是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汉堡一家百货公司弄到了一个报酬挺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们要清算这笔罪行，主要责任都在党卫军的这两个部门，有关人等不过几千人，而决不是构成当代德国的千百万人。所谓六千万德国人集体犯罪的理论，却把千百万与这种大屠杀毫无关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土兵、海员和飞行员等都包括了进去。这种理论最初是盟国制造的，但它非常适合前党卫军成员的需要。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他们发觉（有少数德国人似乎也发觉了这一点）只要这种集体犯罪的理论毫无争论地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甚至直到今天还藏身在‘集体犯罪’的理论后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着他所听到的一切，被害者数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难把一千四百万人一个个设想成单个的人，而在雨天的汉堡某条街上死在担架上的那一个人却很容易就浮现了出来。

“陶伯明说了他自杀的原因，”密勒问道，“你相信吗？”

维森塔尔先生琢磨着一个信封上两张美丽的非洲邮票，“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曾在歌剧院的台阶上看到了罗施曼，这一点，我想是对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此，那他是对的。”

“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说。

西蒙·维森塔尔又剪开另一个信封，细看了里面的信。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回答说：“他是没有去，从程序上说他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认为去也没什么用，无论如何在汉堡是没有用的。”

“汉堡有什么毛病呢？”

“你不是去过那里的州检察院吗？”维森塔尔宽厚地问道。

“嗯，我去过，他们没帮什么忙。”

维森塔尔抬起眼睛，“汉堡检察院在我这个办事处里恐怕名声不怎么样。就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来说吧，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密勒说，“他怎么啦？”

为了作答，西蒙·维森塔尔把书桌上的纸堆翻了一阵，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呢，”他说，“西德当局把他列为141JS747／61号文件。你想听听他的事吗？”

“我有充分的时间。”密勒说。

“好吧，听着。他战前是汉堡的盖世太保头目，他从那儿很快地爬上了帝国保安总署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部门的最高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领导一支清剿队，一九四零年时他是波兰全境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头子，当时波兰的所谓普选政府设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间，主要是通过‘AS行动’在波兰消灭了几千人。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柏林，晋升为保安勤务处的人事首脑，这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三处。他的顶头上司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他就成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发动对苏战争前夕，他参与了组织跟在军队后面进去的清剿队。作为一名主要的参谋人员，清剿队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人全都来自保安勤务处的各个分支。

“然后他又升了官，这次成了帝国保安总署的整个六个处的人事总管，同时保留着总署副长官的位置。他先是在海德利希手下，一九四二年海德利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游击队员处死后（这一事件导致纳粹在利迪泽的报复行动），又在卡腾布伦纳手下。从那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在纳粹占领下的东部领土上，无论是流动的清剿队的人选，还是固定的保安勤务处的人选，全都是由斯特根巴哈一手包办的。”

密勒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逮捕他吗？”他问。

“你说的‘他们’是谁？”

“当然是汉堡的警察啦！”

为了作答，维森塔尔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了另一张纸。他把它从中间自上至下整齐地摺好，只让纸的左面的页边露在外面，然后把它放在密勒面前。

“你认得这些名字吗？”他问道。

密勒皱着眉头看完了这十个人的名单：“当然知道。我在汉堡做过几年报道警方消息的记者，这些都是汉堡的高级警官。怎么啦？”

“你把纸打开吧！”维森塔尔说。

密勒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