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等了一个星期，汉堡检察院下属的负责调查战争罪行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才接见了他。密勒怀疑唐恩发觉了他并不是在执行霍夫曼布置的工作，因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他面对的那个人有点神经质，很不自在。那人开口就说：“你必须明白，只是由于你不断的要求，我才同意见你的。”

“你出来就算不错，”密勒毫不领情地说，“我要打听一个人，我估计你的部门一定不断地在对他进行调查，他叫爱德华·罗施曼。”

“罗施曼？”那个律师说。

“罗施曼，”密勒重复了一句，“党卫军的上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任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我想要知道他是否活着？如果死了，他埋葬在哪里？你们是否找到了他？他是否曾被逮捕？他是否受过审判？如果没有，他现在在哪里？”

那个律师感到震动，“上帝，我没法告诉你这些事。”他说。

那个律师恢复了镇静。“我可不这样认为，否则我们就会经常接到这类性质的查询了。而实际上，就我能回想到的，你是我们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从公众那里接到的查询。”

“实际上，我是一个报人。”密勒说。

“是的，可能如此。不过关于这类情报，你能得到的恐怕也只能跟一个公众所能得到的一样多。”

“那么有多少？”密勒问。

“恐怕我们无权提供有关我们调查工作进程的情报。”

“可是，我首先指出，那是不对头的。”密勒说。

“噢，得了吧，密勒先生。你恐怕也很难指望警察会把他们对一个罪案的调查进程告诉你吧。”

“不。事实上，我就是那么做的。警察向来是很帮忙的，发表一些简报，透露一下是否会提前逮捕等等。而且他们一定会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嫌疑犯，就他们所知，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有助于搞好和公众的关系。”

律师微微一笑，“你肯定在这方面起过很有价值的作用，”他说，“不过这个部门是不会提供有关我们工作进行状况的情报的。”他仿佛找到了一个论据，“说实在的，如果通缉的罪犯了解到我们已接近于完成他们的案子，他们就会失踪了。”

“可能如此，”密勒回答说，“不过现在的记载说明你的部门只审判过三个在里加当警察的士兵，而且那还是一九五零年的事。因此，当英国人把他们移交到你的部门时，对他们的调查，可能已经完成，就等开审了。所以通缉的罪犯看来不会有被迫失踪的危险。”

“说真的，这是最不值一驳的设想。”

“好吧。那么你们的调查是正在进行之中啰。可是如果你很简单地告诉我爱德华·罗施曼正在受到调查，或者他现在何处，这也不会对你的案子有损害吧。”

“我所说的只是，在我的部门责任范围内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在进行经常不断的调查。我重复一句，经常不断的调查。密勒先生，现在我确实认为，我再不能帮你更多的忙了。”

律师站起身来，密勒也随着站起来。“别装腔作势啦。”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说。

又过了一个星期，密勒才准备好开始行动。这个星期他主要是呆在家里阅读了六本书，它们全面地或部分地涉及到东线的战争以及在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他那地区的图书馆管理员提到了Z委员会。

“委员会设在路德维希堡，”他告诉密勒，“我是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的。它的全称是：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联邦清查‘中心’，甚至更简化，就叫Z委员会。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全国、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追捕纳粹分子的组织。”

“谢谢，”密勒临走时说，“我要去试试看，他们是否能帮助我。”

※※※

第二天早上他到银行去开了一张付给房东从一月到三月三个月房租的支票，并把他的存款全部提现，只留下十马克以保存户头。

在西吉去夜总会上班前，密勒吻了她，告诉她他将外出一个星期或更长些时间。然后他把“美洲虎”从地下车库开出来，向南朝着鲁尔区驶去。

第一场雪已经开始，它呼啸着卷过北海，当它从不来梅以南奔腾进入下萨克森的茫茫平原时，在漫长的高速公路上化成了扑面的雨雪。

行驶两小时后，他停下车来喝杯咖啡，然后继续赶路，穿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尽管风很紧，夜色渐深，但对他来说，在坏天气里驾驶着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是一种乐趣。坐在XK150S型内部，他感到仿佛坐在一架高速飞机的座舱里。仪表板的灯在面板下朦胧发光，车外是正在降临的冬夜的黑暗，冰寒彻骨，一阵阵斜飘下来的雪花突然冲进车灯的强烈光束中，扫过风挡，又不复存在了。

他象惯常一样始终保持在快行线上，把“美洲虎”开到一小时近一百哩的速度。他超越着一辆辆重型卡车，望着它们发出怒吼的庞大车体从他右边唰地一声消失了。

傍晚六点钟他已驶过了哈姆枢纽站，在黑暗中，鲁尔的光亮在他的右边已隐约可见。鲁尔总是使他感到惊愕，一哩接着一哩的工厂和烟囱，无数的市镇和城市紧紧地挨着，实际上就象一座长一百哩宽五十哩的巨大城市。当他沿高速公路驶上一座旱桥时，他从右边往下看去，可以看到鲁尔区在十二月的黑夜中延伸开去，数千公顷的灯光与钢铁红焰耀目的千百座熔炉正在创造出经济奇迹与财富。十四年前当他乘坐火车到巴黎去度学校假日经过这里时，这里还是一片瓦砾，德国的工业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没法不为他的人民自从那时起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骄傲。

“好在我不是非要生活在那里不可”，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科隆环行车道的巨大标志已进入他的车灯光亮之中。从科隆他转向东南，经过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曼海姆和海尔布隆，那天很晚他才在斯图加特的一家旅馆门前停了车，他就在这里过夜。这是离路德维希堡最近的城市。

路德维希堡是一个安静而不惹人厌的小集镇，座落在州府斯图加特以北十五哩符腾堡州那一片绵延起伏景色悦人的山丘之中。Z委员会设在当地正直的居民感到极其窘困的远离大街的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委员会只有很少几个薪俸菲薄和工作过重的职员，而他们的工作和奋斗终生的目标则是彻底揭发战争期间纳粹和党卫军的大屠杀罪行。在“限制法令”重新规定除了谋杀和大屠杀罪行外，党卫军和其它一切罪行均不追究之前，他们的揭发范围可能还广及勒索、抢劫、包括酷刑在内的恶劣的人身伤害和其它可憎的犯罪方式。

尽管目前只剩下谋杀是唯一可以提出控诉的罪名，Z委员会的档案中依然掌握着十七万个人名。当然，委员会工作人员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是尽一切可能致力于搜寻几千名最恶劣的大屠杀犯。

路德维希堡的这批人被剥夺了任何逮捕权，他们只能在确凿的证据齐全之后，要求德国各州警察进行逮捕。此外他们每年只能从波恩的联邦政府争取到极为菲薄的津贴，因此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出于献身的目的。

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有八十名侦探和五十名调查检察官。前者全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对于所调查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牵扯。那些律师则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但也都经过审查保证他们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件无关。

这些律师以前大都是私人开业的，而且有朝一日他们仍将重操旧业。至于那些侦探，他们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完蛋了。在德国任何警察部队都不愿录用一名曾在路德维希堡工作过的侦探。凡是决心在西德境内搜捕党卫军的侦探，就绝无可能在国内任何其它警察部队中得到晋升。

他们已经很习惯于看到半数以上的州对他们要求合作的请求置之不理，他们借出去的档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他们所要缉拿的人得到匿名的通风报信后突然失踪了。尽管Z委员会的人明白这项工作并不是与他们大多数同胞的意愿相符合的，但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干下去。

即使在路德维希堡这座友好市镇的街道上，市民们也不和Z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这个市镇带来了不光彩的名声。

彼得·密勒在商道尔佛街五十八号找到了该委员会，这是有一道八呎高的围墙的一座巨大的前私人宅邸。两扇大铁门挡住了汽车的去路。大门一边有一个铃把，他拉了一下。

一个挡板滑开了，出现了一张脸。那是必不可少的看门人。

“请问……”

“我想找你们一位调查检察官谈话。”密勒说。

“哪一位？”那个人问。

“我不知道姓名，”密勒说，“谁都行。这儿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捅进小窗洞，迫使那人接过去。这样至少他知道那张记者证会送进楼里去。那人把窗板关上就走了。当他回来时，则来开大门了。密勒被带上五蹬石阶来到正门跟前，正门是关着的，挡住了清新而寒冷的冬天的空气。

大楼里，中心供暖系统搞得屋里闷热不堪。从他右边的一个小玻璃隔间里出来另一个门房把他带进一个小接待室。

“马上就会有人来。”他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三分钟以后进来一个五十开外、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的人。他把记者证递给密勒，然后问道：“有何贵干？”

密勒从头开始，扼要地把陶伯、那本日记以及他打听爱德华·罗施曼下落的经过说了一遍。

那个律师聚精会神地听着。“很有意思。”

他最后说，“问题是，你能帮忙吗？”

“希望如此。”那个人说。

自从密勒在汉堡开始打听罗施曼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使密勒相信他遇见了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他的官员。

“但问题是，尽管我真心诚意地准备接受你的查询，可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管着我们这个苟延残喘的机构，把我们的手脚全捆住了。根据规定，有关任何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情况是不得告诉任何人的，除非他得到某个属于专门指定的政府机构之一的正式支持。”

“换句话说，就是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啦？”密勒说。

“请你谅解，”那个律师说，“这个机构经常受到攻击。不是公开的——还没人敢于这样干。但是私下里，在掌权的圈子里，不断有人向我们放冷枪——对我们的预算，我们的权限，我们活动的范围等。凡是条例已规定的，我们没有伸缩的余地。就个人来说，我本愿意得到德国报界的协作来促进这项工作，但这是被禁止的。”

“我明白了。”密勒说，“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剪报资料库？”

“没有，我们没有。”

“在德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对公众的调查开放的剪报资料库？”

“没有。在国内只有各家报馆和杂志社收集和拥有剪报资料库。《明镜》周刊的资料被认为是最系统的。其次，《彗星》杂志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这相当奇怪，”密勒说，“今天在德国一个公民该到哪里去查询关于对战争罪行的调查进程和有关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背景材料呢？”

那个律师显得有些不自在。“恐怕一般的公民不能那样做。”他说。

“好吧。”密勒说，“那么在德国有关党卫军的档案材料在哪里呢？”

“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有一套，”那个律师说，“我们的全是复制的照片。党卫军的全部卡片索引原本在一九四五年被一个美国部队缴获。当时有一小队党卫军留在巴伐利亚一座保存这些档案的古堡里正试图焚毁那些卡片。在美国兵冲进来阻止他们时，他们已烧掉档案的百分之十，剩下的也搞得乱七八糟了。美国人在一些德国人的帮助下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它们整理出来。

“在这两年期间，有一批最恶劣的党卫军成员被盟军关了一个时期后逃脱了。因为从那个乱堆里找不到他们的个人档案。整个党卫军的卡片索引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后留在了柏林，现在依然归美国所有并由它管理。告诉你，他们在这方面是很好的，那个地方非常乐于合作。”

“这就是全部的啦？”密勒问道，“全国只有两套？”

“就是这么多。”那个律师说，“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万一你找到任何有关罗施曼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份。”

密勒想了想，“如果我找到什么的话，只有两个机构可以受理，汉堡的检察院和你们，对吗？”

“对的，就是这两个。”律师说。

“而且你们大概会比汉堡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密勒开门见山地说。

律师眼睛盯着天花板。“任何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送到这里都不会束之高阁的。”他说。

“好，明确了。”密勒说着站了起来，“还有一件事，不必向外说的，你是否仍在搜寻爱德华·罗施曼？”

“就咱们之间说说，是的，非常想。”

“如果把他抓到的话，定罪有没有问题？”

“毫无问题，”那个律师说，“他们的案子已经是铁定的了。他将被判不容保释的终身苦役。”

“请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密勒说。

那个律师把号码写在一张纸片上递给了密勒，“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和两个电话号码，家里的和办公室的。你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我，白天或晚上。如果你找到什么新东西，就给我挂直通电话。在每个州的警察部队里我都有认识的人，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我知道他们会采取行动的。要注意保密。有事先给我打电话，一言为定！”

密勒把纸片装好，“我记得住。”他走出去的时候说。

“祝你走运。”律师说。

※※※

从斯图加特到柏林的行程很长，密勒几乎花了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才走完这段旅程。幸亏积雪又干又松，因此运转协调的“美洲虎”平稳地向北行驶，经过法兰克福的一片积雪覆盖的平原，经过卡塞尔和格廷根到达汉诺威。从这里他离开了E4号高速公路向右拐上E8号高速公路，不久就到了东德边境。

在马林旁检查站耽搁了一个小时，他填了必不可少的货币呈报单和通过东德的一百一十哩到西柏林去的过境签证，同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草绿制服，戴着御寒的毛皮帽子的人民警察在上上下下地搜查那辆“美洲虎”。

那个海关人员看来既想保持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务人员对一个复仇主义西德的国民所必需的冷冰冰的礼节，但又无法抑制住一个年轻人细心察看别人的赛车的欲望。

入境二十哩就到了高耸在易北河上的公路大桥。一九四五年时，英国人在这里高尚地遵守在雅尔达订下的条款，停止了向柏林的进军。密勒向右边眺望着伸向远处的马格德堡，心想那座旧监狱不知是否还在。在西柏林的入口处又是一阵耽搁，在这里他的车又被搜查一遍，他的旅行袋被倒空在海关的长凳上，他的钱包也被打开，看看他是否一路上把他的西德马克散发给工人天堂里的人民。他终于通过了这一关，“美洲虎”怒吼着驶过了阿夫斯调车场，奔向装饰着圣诞节灯彩的亮闪闪一片的库菲尔斯坦大街。那是十二月十七日的傍晚。

他决定不直接闯进美国文献中心去，就象他在汉堡到检察院去或在路德维希堡到Z委员会去时那样。他开始认识到，在德国没有官方作后台，就休想沾纳粹档案的边。

※※※

第二天早晨他到邮政总局去给卡尔·勃兰特打电话。

勃兰特被他的要求吓坏了。“我不行，”他在电话里说，“我在柏林一个人也不认识。”

“好吧，那你想一想，在你上过的那些学院里，你肯定碰到过从西柏林警察部队那儿来的人。我到那里去时，我需要他为我作保。”密勒大声叫道。

“我给你说过我不愿意卷进去。”

“可你已经卷进去了。”密勒等了几秒钟才使出这厉害的一着，“要么我正式地进去看档案，要么我闯进去，说是你派我来的。”

“你可不能那么干。”勃兰特说。

“我就那么干。在这个混蛋国家里我被人推来推去推够了，你还是找个人设法把我正式介绍进去吧。说实在的，只要我看到了那些档案，到不了一个小时就谁也不记得这回事了。”

“我得考虑一下。”勃兰特说。他想拖延时间。

“我给你一个小时，”密勒说，“然后我再来电话。”

他把话筒砰地放下。一小时后勃兰特依然很生气，而且颇有点慌张。他真想当初把那本日记留下扔掉就好啦。

“有一个我在侦察学院认识的人，”他在电话里说，“我和他不太熟，但是他现在在西柏林警察局的一处，经管同样的事情。”

“他叫什么名字？”

“席勒，沃尔克玛·席勒，侦探长。”

“那我去和他接头。”密勒说。

“不，这事让我来办。我今天就给他挂电话，把你介绍给他，然后你可以去找他。如果他不同意把你弄进去，那可别怪我。我在柏林就认识他一个人。”

两小时后密勒再跟勃兰特通电话，勃兰特显得松了一口气。“他休假去了，”他说，“他们告诉我，说他圣诞节要值勤，所以他休假到星期一。”

“可今天才星期三，”密勒说，“我还得消磨四天。”

“那我有什么办法。他星期一早晨回来，到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

密勒在西柏林到处闲逛来消磨那无聊的四天，等候席勒休假回来。在一九六三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刻，全柏林的注意中心是东柏林当局自从一九六一年八月筑墙以来第一次发出护照，使西柏林人能够通过这道墙去探望住在东区的亲友。城市两方所进行的磋商过程几天来一直是头条新闻。

那个周末，密勒有一天通过海涅大街的检查站进入了城市的东半部（作为西德公民，仅仅凭他的护照就能做到），去探望了一个交往不深的朋友，路透社驻东柏林的记者。但是那个人正在为“过墙”的新闻报道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喝了一杯咖啡后他就离开他回到了西柏林。

星期一早晨他去找了侦探长沃尔克玛·席勒。使他非常宽慰的是，那个人的年龄和他相仿，并且看来很不在乎什么官方手续之类的东西，这情况在德国的任何一种官员都是少有的。密勒暗自思量，这个人无疑不会有多大前程，不过这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他扼要地说明了他的需要。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的，”席勒说，“美国人对我们一处的人相当帮忙。因为威利·勃兰特命令我们调查纳粹罪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到那里去。”

他们乘上密勒的“美洲虎”向郊外驶去，驶过许多树林和湖泊，最后在一个湖泊的岸边，他们到达了柏林三十七区柴伦道夫郊外的水甲虫桥一号。

那所建筑物是一长条低矮的平房，周围都是树。

“这就是？”密勒怀疑地说。

“就是。”席勒说，“不怎么样，是吗？问题是地下还有八层。档案就保存在下面有防火设备的房间里。”

他们走进前门，进入一个小接待室，右边是必不可少的门房的小间。那个侦探走到门房跟前，出示他的警察证。他接到一张表格，于是他们俩就到一张桌子跟前去填表。

那个侦探填上他的姓名和级别，然后问道：“那个家伙的姓名叫什么？”

“罗施曼，”密勒说，“爱德华·罗施曼。”

那个侦探把姓名填上，然后把表递给前面办公室的职员。

“要等十分钟左右。”那个侦探说。他们走进一间较大的房间，里面摆着一排排的桌椅。十五分钟后另一个职员静悄悄地给他们拿来一份卷宗，把它放在桌上。卷宗大约厚一吋，上面印着简单的标题；罗施曼·爱德华。

沃尔克玛·席勒站了起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走了，”他说：“我自己想法回去。已经休了一周的假，不能再耽搁太久了。如果你需要照相复制什么，就问那个职员。”他指指坐在房间另一端小平台上的一个职员，那个职员坐在那里无疑是要防止来访者从卷宗里抽走几页。

密勒站起来和席勒握手，“多谢多谢。”

“不客气。”

密勒没有去注意另外三、四个俯在桌子上阅读的人，他两手捧着脑袋，开始披阅党卫军自己给爱德华·罗施曼所做的个人档案。

全部有了。纳粹党证号码，党卫军号码，由本人填写和签字的对两个组织的申请书，体检证明，训练期结束后的鉴定，自己写的简历，调任公文，军官委任状，晋升证明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还有两张为党卫军登记用的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照片显示出一个六呎一吋高的人，头发剪得很短，发路分在左边，带着凶恶的表情注视着镜头，一个尖鼻子，一张嘴由于嘴唇太薄成了一条缝。密勒开始阅读……

爱德华·罗施曼于一九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城，奥地利公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酿酒工人的儿子。他在格拉茨上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进了高等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但失败了。一九三一年二十三岁时，他开始在他父亲工作的酿酒厂工作，一九三七年从酿酒车间转到行政部门。同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当时在中立的奥地利这两个组织都是被禁止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并吞了奥地利，并且以普遍的迅速提升来犒赏奥地利的纳粹分子。

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部队党卫军，并被送到德国，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零年春接受训练，侵占法国时他在部队党卫军的一个单位里服役。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他从法国调回柏林——这里有人在页边注上“怯懦？”的字样——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被派到帝国保安总署三处，即保安勤务处。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里加建立了第一个保安勤务处特遣支队，八月他就成为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他乘船回到德国，当他把残存的里加犹太人移交给但泽的保安勤务处之后，就回到柏林去报到。他回到柏林的党卫军总部工作，并呆下来等候新的任命。

卷宗里最后的那个党卫军文件显然一直没有完成，大概是因为柏林党卫军总部的那个胆小如鼠的小文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相当快地就交割了工作。

附在那叠文件后面的最后一页显然是战后由美国人后加的。这张纸上用打字机打了这么一行字：“1947年12月英国占领区政府曾查询过这份档案。”

在这下面是一个早被遗忘了的美国大兵文书的歪歪扭扭的签字，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密勒把档案收拢起来，从中抽出那份自传、两张照片和最后一页。他拿着这些走到房间尽头的职员那里去。

“能不能请你替我照相复制这几页？”

“当然。”那个人收回了卷宗，把它摆在桌上等待那缺少的三页在复制后送回来。这时另外一个人也交来一本卷宗和其中要复制的两页。职员把这两页也接过来，把它们全都放在身后的一个托盘里，一只不见人的手从一个洞口把这几页纸从托盘里忽地抽走了。

“请稍候。大概要十分钟。”职员告诉密勒和另外那个人说。他们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候。密勒很想抽口烟，但是禁止吸烟；另外那个人穿着一件深灰色冬外套，服饰整洁，头发灰白，坐在那里两手叠在大腿上。

十分钟后，职员身后发出沙沙的响声，接着有两个封套从洞口滑出来。他把它们拿起来。密勒和那个中年人都站起来前去取封套。

职员很快地向一个封套里看了一眼。

“爱德华·罗施曼的档案？”他问道。

“我的。”密勒说着伸出了手。

“这些准是你的了。”职员对另外那人说。后者正拿眼瞟着密勒。

那个穿灰外套的人也接过他的封套，两人并肩向门口走去。出了大门，密勒跑下台阶，爬进“美洲虎”里，滑下坡台，然后朝着市中心驶去。

一小时后他跟西吉通了电话。

“我现在回家来过圣诞节。”他告诉她说。

两小时后他已启程离开西柏林。

※※※

当他的汽车向三菩提树街的第一个检查站驶去的时候，穿灰外套的那个人正坐在萨维尼广场附近他整洁的公寓里，拨一个西德的电话号码。

他简短地向接电话的人通报了姓名。

“今天我去了文献中心，作些一般的研究，你知道我做的那类工作。那里有另外一个人在查阅爱德华·罗施曼的档案，然后他照相复制了三页。自从最近传来口信以后，我想最好还是通知你。”

从电话的另一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不，我没法搞到他的姓名。后来开着一辆长长的黑色赛车走了。喔，是的，是的，我看了，那是汉堡的牌照。”他缓慢地念出车牌号码，等着对方把它记下来。

“喂，你瞧，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是说，谁也不知道这类好管闲事的人会干些什么。是的，谢谢你，太客气了……好极了，那就交给你了……祝圣诞节快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