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把棕色纸包带回家来，到家刚过三点。他把纸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甩，在坐下阅读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壶咖啡。

胳臂肘边一杯咖啡，一支燃着的香烟，他靠在心爱的安乐椅中，把纸包打开。这本日记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活页纸夹，深黑色塑料的包皮，中间有一长串夹子，必要时可以抽出几页或插进几页。

全部日记是一百五十页打字的稿子，显然是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的，有的字打在格子上边，有的打在下边，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是十多年前写成的或花了好几年才写成的，因为这些稿子虽然大部分很整洁，但白纸已明显地变了颜色。稿子的头尾有几页纸是新的，显然是几天之前才打出来的。打字稿前面是几页新纸的前言，后面则是某种后记之类的东西。查核一下前言后记的日期，都是在两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密勒推测，这是死者决心了结自己生命之后才打出来的。

他对第一页上的几段迅速扫了一眼，心里颇感纳罕，因为日记的语言是明晰而准确的德语，显然出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养的人之手。封面上贴着一方块白纸，外罩一张大一些的方块玻璃纸以免玷污。在方块白纸上，是用黑墨水写成的几个粗大的正楷字；所罗门·陶伯日记。

密勒往后靠了靠，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

〖陶伯日记：

前言。

我名叫所罗门·陶伯，我是个犹太人，行将去世。

我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它既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也没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我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无成效。我所见到的恶人，依然健在并飞黄腾达，而唯独善良的人都化为尘土并备受嘲弄。我熟悉的朋友们，那些受难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独那些迫害者却仍在我的周围。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们的面孔，晚上我见到早已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仅是为了还想再做一件事，还想再看一件事，而现在我知道这是永无可能的了。

对德国人民，我没有仇恨或怨愤，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恶的，只有某些个人是邪恶的。英国哲学家柏克说得对，“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起草对一整个民族的起诉书。”不存在集体的犯罪，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哥摩拉，包括那里的妇孺，因为那里的男人罪恶过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人，因为他是正义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见犯罪，正如得救一样，都是个人的事。

当我走出里加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时，当我从走向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之对，当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士兵在马格德堡解放了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时，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树木、岩石，因为它们共谋算计我，使我受苦受难。但我最恨的是德国人。那时我质问，正如在那之前的四年中多次质问过的：为什么上帝不打倒他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也仇恨上帝，我哭诉上帝舍弃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导我们相信是他的选民。我甚至说上帝并不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学会了爱，爱岩石和树木，爱头顶上的天空和流过城市的河流，爱迷途的猫犬，爱生长在石隙间的野草，爱那些在大街上由于我长得太丑陋而躲开我的孩子。它们是无可指责的。法国古谚说：“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当一个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们的幼稚可欺和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贪婪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理解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叫嚷最烈者的驯从，他就能宽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不能忘却。

然而有些家伙，他们的罪行令人无法理解，因而也无从宽恕，真正的失败就在这里。他们仍旧在我们之中，在城市里自由来往，在办公室里办公，在食堂里吃饭，微笑，握手，称呼体面人为“同志”。他们居然能作为很体面的公民，而不是逃犯，继续生活下去，致使整个民族永受其个人罪恶的玷污，这就是真正的失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你们和我，我们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最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敬爱上帝了，并求主饶恕我干的许多违反主的戒律的事情。

听着，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们之神，上帝是唯一的。〗

（陶伯的日记一开始用二十页叙述他在汉堡出生和童年时代，他的工人阶级的立过战功的英雄父亲，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十年代末期，他与一个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结了婚，并当了一名建筑师。由于他的雇主的干预，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于被集中。最后，在柏林被捕，当时他正去找一个委托人。他在一个中转营地呆了一个时期后便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装上运牲口的车厢驰向东方。）

〖火车最后在一个车站上停住了，这个日期我实在记不起来，我想那是我们在柏林被关进车厢整整六天六夜之后，突然火车不动了，一缕白光告诉我外边是白天了。由于精疲力竭和恶臭刺鼻使我头晕脑胀。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开门闩的声音，车门打开了。反正我当时也看不见我这个原先是穿着白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的人的模样。（领带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别人的视力也相当糟糕。

当明亮的光线射进车厢，人们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看见车门才打开了，便紧闭眼睛以免刺痛。这伙散发恶臭的人群乱哄哄地涌向月台，互相挤压，车厢空了一半出来。我一直是站在车厢的后半部，一面正靠在设置在车厢中半腰的车门，所以躲开了这场拥挤。虽然强光剌目，我还是冒险半睁一只限，直接踏上了月台。

那些开车门的党卫军警卫，是些一脸卑鄙相的粗鲁家伙。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叽哩咕噜地吆喝着，带着厌恶的表情直往后靠。车厢里有三十一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践踏。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起来了。余下的人，饿着肚子，半睁着眼睛，衣衫褴搂，从头到脚散发着臭气，挣扎着走向月台。干渴使我们的舌头与上腭粘在一块，发黑而肿胀，嘴唇也干裂了。

月台那一头，四十节来自柏林的车厢和十八节来自维也纳的车厢，正在卸下乘客，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和绝大部分儿童都是赤身裸体，粘满汗污，跟我们的模样一样糟糕。有些妇女跌跌撞撞爬到阳光底下来时手里正抱着她们的已经死去的孩子。

向城里进发之前，警卫在月台上跑来跑去，用棍棒驱使这些流放犯排成队伍。是座什么城市？这些人讲的是什么语言？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是里加，这些党卫军警卫是当地招募的拉脱维亚人，他们与德国党卫军同样疯狂地反对犹太人，不过这帮人要更愚蠢得多，干脆是些人形野兽。

站在这些警卫后边的，是一群畏畏缩缩穿着肮脏衫裤的人，每人胸前背后有一方块黑布，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J”字。这是来自犹太区的一支特别劳动队，任务是清除牲口车厢里的死人并运到城外去掩埋。他们也有人监督，这六、七个监督的人胸前背后也有“J”字，不过他们都带有臂箍，拿着镐把。这些人是犹太犯人警察，为了他们干的这门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点的食物。

有几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站在车站的遮阳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习惯了光亮后才看清了，他们其中有一个高高站在一只货箱上，观察着从火车里下来的这几千个人骨架子，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他用一条皮条编成的黑色马鞭轻轻敲着过膝的长靴。他穿着带黑色和银色党卫军徽饰的绿军装，非常合身，仿佛专为他定做的似的。右领上戴着部队党卫军的两道闪电的标志。左领上的军阶表明他是上尉。

他的身材瘦长，灰暗的黄发，一双无神的蓝眼睛。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虐杀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称，后来盟军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希特勒的一百三十个师，分成三个集团军，越过边境入侵俄国，跟着每个集团军后蜂拥面至韵是党卫军清除队。他们根据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广阔的军事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委员和居住在农村的犹太人，至于居住在城区的犹太人，则都圈入每个地区首府的犹太区，留待以后“特殊处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军队占领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第一支党卫军突击队于该月中旬进驻。党卫军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进入里加，并开始执行清除计划，使奥斯特兰〔这是对被占领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犹太人。

柏林决定把里加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转营地，一九三八年德国有三十二万犹太人，奥地利有十八万，一共五十万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时，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已被处置，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集中营，著名的如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吕克、达豪、布痕瓦尔德、贝尔森以及波希米亚的特列森城等。但集中营愈来愈过于拥挤，鉴于隐蔽的东方似乎是消灭多余的人的一个理想地点，于是就着手扩建或创建奥斯威辛、特来勃林卡、伯尔则克、索必博、凯尔姆诺和梅丹奈克等六个死亡营。

在这些死亡营建成之前，必须找一个地点能尽可能多地处决掉这些人，并把剩余的“储存”起来。里加被选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间，约近二十万纯粹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运往里加。八万人留在那儿，全部死难。十二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上面提到过的六个死亡营，有四百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图特霍夫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陶伯是从德意志帝国运往里加的第一批，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四十五分到达。）

〖里加的犹太区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犹太人的聚居区。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百人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在罗施曼和他的副手克劳斯监督下，根据上面的命令，消灭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犹太区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开阔的乡村。沿着犹太区的南边是一堵墙，其它三面则用多层铁丝网严密封锁。在北面有一座大门，这是出入的唯一通道。大门由驻着拉脱维亚党卫军的两座了望台卫护。从大门直通犹太区中心到达南墙的一条道，叫小丘街。街的右边（对着大门从南往北看）是锡广场，那是在点名时挑人和处决人的地方，即挑选苦役队的人，执行鞭刑和绞刑等等。广场中心树立着绞刑架，上有八个铜钩，常备的绳套在风中来回摇荡。每天晚上绞刑架上至少吊着六个不幸的人，经常这八个吊钩必须连续绞杀几批，才能使罗施曼对他的日课感到满足。

整个犹太区肯定不到两平方哩，在这个方圆内曾住过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在我们到达之前，里加的犹太人（至少还剩两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扫瓦砾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批五千刚出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里面，还是宽敞的。但我们到达后，人还一天天不断运来，直到这个犹太区的人数猛增到三万至四万之多。所以每当运来一批新的，就要从原来的居住者中处决一批，其数量恰好是等于新来的幸存者，以便给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么过分的拥挤，就会使我们这些人中的劳动力的健康受到威胁。罗施曼更是不愿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在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筑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间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帘子和外衣当毯子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在一个大水桶里喝足了之后说，情况也许不至于太坏。我们还没碰上罗施曼呢。当夏天转换为秋天，秋天转换为冬天时，犹太区的状况变得更坏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为到达这里的妇女和小孩被处决的要比适合服劳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脱维亚人的枪托的敲打下，被赶到锡广场集中，开始点名。实际上一个名也不点，只是数数人头，分成几个劳动队。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队离开犹太区到邻近大批新建的车间去进行十二小时的强迫劳动。

我早先曾说自己是个木匠，这是不真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见过木匠干活，也完全了解怎么干。我猜测——并且猜对了——木匠总归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邻近的木材场劳动，在那里把当地产的松树锯开，为部队预制临时营房。

工作极其劳累，足以摧毁一个壮汉的筋骨，因为无论冬夏，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拉脱维亚沿海低洼地区又冷又潮的室外劳动的。

我们每天的口粮是：早上出发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谓的汤，主要是着了色的水，有时里头有那么一疙瘩土豆。晚上回到犹太区，又是半公升所谓的汤，加上一片黑面包和一个发霉的土豆。

对于把食物带进犹太区的处分，就是晚点名时在锡广场马上当众绞死。尽管如此，冒这种危险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当劳动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进入大门时，罗施曼总是和他的几个同伙站在入口处，对进来的人作现场检查。他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命令他离开队列在大门旁边把衣服剥光。如果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土豆或一块面包，那么当其他人走向锡广场进行晚点名时，这个人就得留在后面。

大家集合完毕后，罗施曼就昂首阔步地走来，后面跟着党卫军警卫和十来个倒霉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绞刑台，脖子上套着绞索，等待点名结束。然后罗施曼沿着绞架走过，向他头上的那些面孔龇牙狞笑，并且逐一踢去他们脚下的椅子。他喜欢在临死者的当面干这一手，使他们能看见他。有时他假装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后一刻又把脚缩回来。

当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颤抖——以为自己已经吊在绞索上，实际仍旧站在椅子上——就纵声大笑。

有时受刑人会祈祷上帝，有时他们会喊着求饶。罗施曼喜欢听这个。他假装自己有点聋，竖起耳朵问道：“你能大声点吗？你说了些什么？”

他踢掉椅子——它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匣子——之后，就转过头来对同伙说：“天哪，我真该有一个助听器。”

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爱德华·罗施曼变成了恶魔的化身。他干什么都是花样百出的。

当妇女带食物进来被抓着了，她首先得看着男人被处绞刑，特别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后罗施曼让她在我们面前跪下（我们沿广场的三面排列），由营地的理发师剃光她的头发。

点名完了之后，她就被带到铁丝网外面的墓地，让她掘一个浅坑，然后跪在坑边，罗施曼或旁的党卫军用手枪顶着她的后脑壳开一枪。谁也不让去看这种行刑的场面，不过拉脱维亚的警卫漏出一些风声说，他时常让子弹在妇女的耳朵边擦过，使她因惊恐而掉进坑里，然后再爬出来跪在原地。

有时他开空枪，只不过咔嚓一响，而这个妇女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些拉脱维亚人都是些凶残的家伙，但罗施曼搞的这些把戏却使他们震惊。

在里加有那么一个姑娘，自己冒着危险来帮助囚犯。她名叫奥莉·阿德勃，我相信她是从慕尼黑来的。她的姐姐杰达因带食物进来已在墓地被枪毙了。奥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罗施曼的垂青。他收她当小老婆——正式的名义是女仆，因为一个党卫军与一个犹太姑娘是不许存在那种关系的。当她被允许到犹太人居住区来时，她经常偷带一些药品来，这是她从党卫军库房里偷的。这种事当然要处以死刑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们在里加船坞的船上干木工活的时候。

在一个冬末，我确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饥饿、寒冷、潮湿，过度的劳役和经常的肆虐把我健壮的体格折磨成皮包骨头。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已是一个眼边红肿、两颊下陷、形容憔悴、毛发稀疏的老头了。我才刚到三十五岁，看起来年纪要长一倍。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亲眼见到数以万计的人被送往森林里的万人坑，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冻馁和过度劳役，数以万计的人死于绞刑、枪毙、鞭笞和棒杀。甚至在活了五个月之后，我就算是多活了。我刚上火车时显示出来的那种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现在不过是在机械地过着迟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获得了活一年的意志力量。

我现在还记得住那个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门德输送车”第二次光临的那天。

在此约一个月前，我们第一次看见开来了一辆奇怪的货车。车的体积大约相当于大型单层公共汽车，漆成钢灰色，没有窗户。车就停靠在犹太区大门边。

早点名时，罗施曼说他要宣布一件事。他宣布，离里加八十公里杜拉河畔的杜拉门德城新建的一座腌鱼工厂刚开工。他说这个工厂的活轻，吃得好，住的条件也好。因为活很轻，所以只有妇女、小孩和病、弱的人才让去。

当然，很多人渴望去干这种舒适的工作。罗施曼走进队列中来，挑选去的人。过去在这种场合那些年纪大，有病的人总是往后躲，大叫大喊，又拖又拉，死也不肯进入送往“处决山”的队伍。这一次，他们似乎急于出头露面了。最后选中了一百多一点人，全都爬进货车。这时砰地一声关上车门，目睹者看到他们多么紧地挤在一起。货车开走了，没有排出一点废气。后来露出风声揭了这辆货车的底。原来杜拉门德根本就没有什么腌鱼厂，那辆货车是辆煤气车。此后在犹太区的用语中，“杜拉门德输送车”就意味着用煤气熏死。

三月三日那天，在犹太区私下里传开了又要来一次“杜拉门德输送车”的消息。果然，在早点名时罗施曼宣布了这件事。但这次没有志愿者向前挤，所以罗施曼面带狞笑开始沿着队列走过去，用他的马鞭敲敲那些被挑上的人的胸脯。他狡黠地从四排和后排开始，估计能从这两排找出老弱和不宜服劳役的人。

有个老年妇女预见到这一点，就站在前排。她肯定快有六十五岁了，可是为了活命她穿上了高跟鞋，长统黑丝袜，还不到膝盖的短裙，戴了一顶花哨的帽子。她两颊擦了胭脂，抹了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实际上她不论站在哪一堆犹太囚犯里都是很显眼的，但她幻想也许能够冒充年轻姑娘混过去。

当罗施曼走到她面前时，停下脚步，盯着她，再三打量。接着他脸上浮起高兴的狞笑。

“好哇，我们这里有什么样的货色？”他叫道，用鞭子指着她，让他那些正在广场中央监视着已经挑出来的百来个人的同伙们都来注意她，“年轻的小姐，你不愿意坐车到杜拉门德去作一次小小旅行么？”

老妇人因恐惧而颤抖，嗫嗫嚅嚅地答道：“不去，先生。”

“那么，你多大岁数了？”当他的党卫军伙伴们开始哧哧发笑时，罗施曼兴高采烈地问道：“十七岁？二十岁？”

老妇人的有节瘤的膝盖开始发抖。她嗫嗫嚅嚅地说：“是的，先生。”

罗施曼叫喊道：“多么美妙哇！好吧，我总是喜欢漂亮姑娘的。出来，站到中间去，让大家都来欣赏你的年轻美貌。”

说着他就抓着她的胳臂，推操着向锡广场中央走去。到达那儿后，他让她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并说道：“好罗，小姑娘，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现在你也许愿意为我们跳个舞吧！呃？”

她站在那儿，在寒风中发抖，囚恐惧而战傈。

她嗫嗫嚅嚅地说了些我们听不见的话。

“你说什么？”罗施曼叫嚷着：“不会跳舞？啊，我肯定象你这样年轻美妙的小东西会跳舞的，你不会吗？”

他的德国党卫军同伙们纵声大笑。那些拉脱维亚人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也开始龇牙咧嘴。老妇人摇摇头。

罗施曼的笑容消失了。“跳！”他咆哮着。

她微微曳足摇摆几下，就停下来了。罗施曼掏出手枪！拉开保险，向离她的脚一吋的沙地上开了一枪。她因惊恐而跳起有一呎高。

“跳……跳……给我们跳，你这讨厌的犹太娘们！”他叫嚷着，每当他说一声“跳”时，就向她脚下的沙地开一枪。

他打完一夹子弹又接一夹，直到他的子弹匣中所有三个备用弹夹都打完了。他使她跳了半个钟头，甚至越跳越高，以至每跳一次她的裙子都围着屁股飞舞起来。最后她倒在沙地上，死也罢，活也罢，反正再也起不来了。罗施曼把最后三颗子弹射向她脸面前的沙地上，沙土直喷进她的眼睛。在每次射击间歇期间，老妇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甚至在广场四周都能听见。

他射击完所有的子弹之后，又吆喝道：“跳。”

一面用他的长统皮靴踩她的肚子。在这过程中，我们全体鸦雀无声，这时我旁边的一个男人开始祷告了。他是个哈锡派教徒，个子矮小，满脸胡子，还穿着他的褴褛的黑色长外衣。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冻得把帽子上的遮耳放了下来，他却戴着他的教派的宽沿帽。他开始用颤抖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祷文，声音逐步提高。我知道罗施曼正在最能使坏的劲头上，便也默默祈求那个哈锡派教徒不要出声，但是他不听。

“听着，以色列人啊……”

“闭嘴！”我从嘴角轻声喝道。

“上帝是我们的尊神……”

“别吱声！你要把我们统统都搞死的。”

“上帝是唯一的。”

他象个领祷牧师似的按传统的方式拉长最后一个音节，如同阿吉巴教士奉提卢斯·鲁孚斯之命在恺撒里亚的圆形竞技场上死去时所做的那样。就在这个当口，罗施曼停止了对老妇人的吆喝。他抬起头来，象一头野兽在嗅辨气味似的，并把头转向我们。因为我比那个哈锡派教徒高出一头，他就直看着我。

“谁在说话？”他尖叫着，穿过沙地向我大踏步走来，“你——走出队伍来。”无可怀疑，他指的是我。我想：这回完蛋了。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这一关迟早要过。当他走到我前面时，我站了出来。

他没有说什么，但他的脸象犯了癞痈似的扭成一团。然后，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换上了他的冷静的豺狼式的微笑，这种微笑使得犹太区的每一个人，甚至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都不寒而傈。

他动手快极了，谁也看不清。我感觉到左颊重重地挨了一家伙，伴随而来的是一声巨响，象一颗炸弹在耳膜旁边爆炸了似的。然后就相当清楚但又毫不痛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皮肤象糟腐了的印花布似的从太阳穴直裂到嘴。我的左颊还没来得及流出血来，罗施曼又动手了。这回是另外一种方式。他用鞭子抽击我的右脸，使我的耳朵产生同样的巨响，皮肤感到同样的撕裂。这是一根两呎长的皮鞭，靠柄的一段用软钢条作芯，下剩的一呎来长用长皮条编成，没有芯子，皮条辫能象撕裂薄棉纸一样撕裂肌肤。我见过这种场面。

几秒钟之内，我感到热血滴滴答答地开始流上我的外套的前襟，血从下颌滴下，宛如两道小小的红色喷泉。罗施曼从我身边走开，然后又折回来，指着仍在广场中央啜泣的老妇人。

“把这个老丑婆拉起来，送到车里去。”他嚎叫着。

就这样，在其他上百名受害者上车前几分钟，我把老妇人扶起来，抱着她顺着小丘街走向停在门口的货车。我下颔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货车的后部，就准备下去了。这时，她的干枯的手指用一种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辆死亡车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块细麻布小手绢，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遗留物，给我还在流血的伤口止血。

她抬头看着我，脸上布满染睫毛油、胭脂、眼泪和沙土，但一双黑眼睛却亮得象星星。

“犹太人，我的儿子，”她悄声说，“你必须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们的人民在这儿的遭遇告诉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答应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于是我起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要活下去。这时她让我走开。我颠踬着走回犹太区，在半道上晕倒了。

我恢复劳动后不久，我作出了两项决定。其一是秘密地记日记，夜里用一根针和黑墨水在腿和脚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够把里加发生的事全部重写出来，作为对此应负罪责的那些人的精确的罪证。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犯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很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干活，常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予从事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后，我与其他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了给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来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金、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伍，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限你十秒钟，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边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车开走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色。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人们灵魂的事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事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事，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因为我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调又沉闷，好几次他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干了的灰烬①。〗

『①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平线传来。我们愣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停泊在六号码头。在我们望着它的时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枪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是我们的。”

上尉转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因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颌上留着几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

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摇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上尉的后颈开了一枪。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精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因晕船而干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终于又停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民卫”组织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色的两道闪电的领章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民卫”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警惕地手上拿着左轮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持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周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啰，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我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事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的那些事——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色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以色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我念超度经文吗？

所罗门·陶伯。

阿尔托纳，汉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彼得·密勒放下日记本，在他的安乐椅上靠了好一阵，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快到早上五点的时候，他听见门开了，西吉下班回来了。她惊讶地发现他还没有睡觉。

“你搞得这么晚在干什么？”她问。

“看东西。”密勒回答。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时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圣迈克尔塔的尖顶。密勒则默默地望着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西吉说。

“没想什么。”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么？”

“考虑下一个想写的故事。”

她转过身来打量着他，“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密勒往后一靠，掐掉他的烟蒂。

“我要去追踪一个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