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克拉伦斯的“康韦”小440飞机在海湾上空倾斜得很厉害，它开始向机场降落。香农有意坐在机舱的左侧，这样就可以在飞机飞临克拉伦斯时俯视这座城市。从10000英尺的空中他能看见赞格罗的首都。它位于一个半岛的前端，这个半岛又短又宽，长只有8英里，三面是棕榈树环抱的海湾，一面是内陆，和主要的海岸线连在一起。

这个伸入大海的陆地底部宽3英里，都是海岸的红树沼泽地，前端宽1英里，那个城市就坐落在那儿。半岛的两侧也都长满了红树，而只有在红树丛的尽头，才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

那个城市横跨半岛的前端，长约1英里，城市的边缘有一条公路，经过一片耕地，向海岸的主要部分又延伸了7英里。

很显然，所有最好的房屋都是建造在半岛前端临海的一面，那儿微风吹拂；从空中往下看，可以看见那些房屋都有自己的花园，每个花园占地1英亩。向内陆的一面则显然是比较贫穷的地区，那儿有数以千计的铁皮房顶的破房子，在那些破房子之间贯穿着狭窄的泥路。香农凝神细看殖民者老爷们居住过的克拉伦斯的富裕地区，因为那儿会有重要的建筑物，从飞机上他对那些建筑物只能看几秒钟。

在半岛的尾端是一个小港回，那儿有两条狭长的陆地伸入海里，弯弯曲曲，铺满了圆卵石，宛若一只牡鹿头上的两只角，或者一条小蜈蚣头部的两只钳子。在这儿形成港口，从地理上说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港口是沿着海湾近内陆的一面建造的。在港湾外面，香农能看到微风吹皱的海水，在港湾里却水波不兴。这儿无疑是一个泊船的地方，是后来自然形成的，它吸引过第一批到这儿来的水手。

那儿有一个水泥码头俯临着港口中央，正对着海面，但没有一艘船系泊于此。码头上有一个破败的仓库。码头左边显然是一个土著人的渔场，在铺满圆卵石的海滩上到处都是长长的独木舟和撒开晾晒的渔网，码头的右边是一个老港，一排朽坏的木制防波堤伸进海里。

在那个仓库后面也许有200码的乱草丛，乱草丛的尽头是沿海的一条公路，路的后面就开始有房屋了。香农瞥了一眼殖民地式样的一座白色教堂，以及一座可能过去是殖民地总督居住的公馆，四周有围墙，墙内除了主楼外，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周围是些临时营房，显然是后来添造的。

这时，“康韦”直升了上去，那个城市看不见了，他们准备降落了。

香农在前一天去申请游客签证时就已经对赞格罗有了初步了解。赞格罗驻邻国首都的领事接待了他，有些吃惊，因为那个领事不习惯于这种申请事务。香农只好填了5页纸的表格，表格里一应俱全，从他父母亲的名字（由于他没有想到要用基思·布朗父母亲的名字，因而编造了两个）一直到所有表格上可以想见的项目。

他把护照递了过去，那张护照的头两页中间夹着一张票面很大的钞票。这张钞票就入了领事的腰包了。随后，那个领事从各方面来检查护照。他把每一页都看了，又把它放在灯光下，翻转来看，核对反面的允许带入的金额。这样过了5分钟，香农开始奇怪起来，不知哪儿出了差错。难道英国外交部在这张特别护照上写错了？后来，那个领事瞅着他说：“你是一个美国人。”

香农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出这个人原来目不识丁。

5分多钟以后他获得了签证。不过在克拉伦斯机场上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他在机舱里没有行李，只带着一只手提包。候机大楼里（惟一的一个）闷热得叫人受不了，并且到处是嗡嗡叫着的苍蝇。约摸有十来个士兵在周围闲逛，还有十来个警察。他们显然来自不同的部落，那帮警察样子很谦卑，靠着墙，几乎不互相说话，倒是士兵们引起了香农的注意。他在填写另一份十分冗长的登记表时（和前一天在领事馆里填的那份一样），半闭着眼，留神着那些兵。他通过了健康及护照检查，这两项都由像是警察的官员来执行的，他认为他们是卡耶人。

当他走进海关，麻烦就开始了。一个文职人员等着他，用粗率无礼的手势让他进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香农提着手提包走了进去，四个士兵昂首阔步跟在后面。这时，他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很久以前，他在刚果见过这种姿态，这种透出威胁来的茫然眼神，这种姿态和眼神差不多只有原始文化水准的非洲人才有。他们手持武器，一副生杀予夺的派头，根本没法预料会干出什么来。他们对情形的反应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就像一枚活动的定量炸弹正在滴答作响。他目睹过刚果人打加丹加入，西姆巴人打雇佣军和刚果军队打西姆巴人这些大屠杀惨况，在此之前不久，他就注意到了那些士兵们混合着威胁的迷芒神态和莫名其妙的权力感，他们二话不说就会突然乱砍乱杀。金巴总统的文杜族士兵就是这样。

那个海关的文职官员命令香农把手提包放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然后动手检查起来。看来检查是很彻底的，仿佛在找隐藏的武器，直到他认出了一把电动剃刀。他把剃刀从盒子里取出来检查，试着摁开关。这种“雷明顿·莱克特洛尼”牌的电动剃刀是充了电的，所以一开就吱吱乱响起来。那个海关人员不作任何说明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检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个手势让香农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手帕、硬币、钱包和护照都掏了出来。海关人员把手伸进钱包，抽出几张旅行支票，看了看，嘴里咕哝了一声又放了回去。钱包里的钞票有两张5000非洲法郎和几张100非洲法郎。士兵们手里抓着枪就像抓着一根棍子，他们越凑越近，耳边只闻他们在灼热空气里的呼吸声，他们一个个都好奇极了。那个桌旁的文职官员把两张5000非洲法郎的钞票塞进口袋，而士兵中有一个拿走了小额的零钱。

香农瞪了海关人员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9毫米白朗宁手枪，或者也许是一支765型手枪的枪把，那支枪插在他的裤带里。他拍了拍枪。

“警察局的。”他说，一直瞪着眼睛。香农手痒痒地想照准那人的脸猛打过去，可是他心里却不住地对自己说：“保持冷静，伙计，要绝对冷静。”

他对桌上剩下的东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个手势，扬起了眉毛。那个文职人员点点头。香农收起那些东西放回包里。他觉得身后的士兵退下去了，虽然他们仍然双手握着枪，一不顺心就会挥舞起枪来，或者用枪托捅入。

仿佛过了很长时间，那个海关人员才向门口点了点头，于是香农走出了房门。他能感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到裤带上。

在房间外面的候机大楼里，坐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个惟一的白人游客，那是一个美国姑娘，由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接她。那个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语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绝地解释着，麻烦才少了些。神父抬起头，和香农四目相接。香农微微扬起一条眉毛。神父向香农出来的房间望去，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机场前的热烘烘的小广场里没有车辆。香农等待着。隔了5分钟，他听到身后说爱尔兰腔美国话的声音。

“我的孩子，我带你进城去好吗？”

于是他们坐上神父的汽车，这是一辆“大众”牌的德国小型汽车，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机场大门外几码远的棕榈树丛的树荫底下。那个美国姑娘不停地抱怨着，怒气冲冲，因为有人打开她的手提包检查了。香农一言不发，他明白他们都险些挨打。这个神父是联合国医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会救济分发员和医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香农一眼。

“他们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香农说。损失15英镑算不得什么，他们两个都了解这些士兵的脾气。

“在这儿一个人必须非常小心，当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轻声说，“你找到旅馆啦？”

香农告诉他没有，于是神父就开车送他到克拉伦斯惟一允许欧洲人投宿的旅馆——“独立饭店”。

“戈梅斯是那家饭店的经理，他是个很好的人。”神父说。

通常当一个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现时，住在那儿的其他欧洲人就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逛俱乐部，回到他们的平房去饮酒，当天晚上还会有宴会。那个神父虽然尽量帮助，却没有来这一套。这使香农很快了解到赞格罗的另一个情况，当地人的脾气也影响到白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许多是从戈梅斯那儿听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认识了朱尔斯·戈梅斯。戈梅斯过去是“独立饭店”前身的旅馆老板，现在他仍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他50岁了，是一个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10年前，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日子里，他乘殖民地还没有垮台，就把生意兴隆的农业机器商店卖掉了。因为一垮台就脱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台前不久，他带着变卖所得的钱回到了法国。可是一年后，他发觉他无法在欧洲的空气里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寻找另一个去处。在赞格罗独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那时，独立甚至已经在酝酿了。他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下一家饭店，几年的光景，他使这家饭店不断得到改善。

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在香农来这儿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说，这家饭店国有化了，会付给他当地的钞票收买这家饭店。他从未收到过钱，反正那种纸币也不值什么。不过他仍然留下来当经理，抱着侥幸的念头，盼着总有一天时来运转，他在这世界上惟一的财产，会留下一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经理，管理着接待柜台和酒吧，香农就是在酒吧里找到他的。

香农只消提起OAS组织的旧友和老关系，那些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和伞兵，那些在刚果出现过的人，就会轻易地赢得戈梅斯的友谊。可是，那样就会把一个普通的英国游客的伪装抛弃了，而他应该是一个花了五天的时间从北方飞到这儿的游客，完全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看一看幽僻的赞格罗共和国。想到这儿，他决定一直把游客的角色扮演下去。

不过，等到酒吧关了门，他就请戈梅斯到他的房间去喝两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机场上的那伙士兵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只箱子里还留了一瓶威士忌。戈梅斯一见到酒，两眼瞪得老大。威士忌又是一种这个国家买不起的舶来品。香农吃准戈梅斯比自己能喝。当他说起他到赞格罗来是出于好奇时，戈梅斯哼了一下鼻子。

“好奇？嘿，不错，这儿真够古怪的，这是个古怪透顶的地方。”

尽管他们说的是法语，并且只有他们俩在这个房间里，可戈梅斯还是压低了嗓门，说话时身子向前倾着。香农又一次产生了一种印象，除了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和装扮成机场上海关人员的秘密警察，他看到的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感。戈梅斯喝到半瓶光景，就有些唠叨了，香农慢慢试探着摸情况。戈梅斯证实了许多香农认识的那个叫沃尔特·哈里斯的人所介绍的简况，并且还增加了更多的戈梅斯自己了解到的奇闻轶事。有些事使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证实了金巴总统住在城里，除了偶然到河对岸文杜地区的老家去，这些日子几乎不离开城。金巴住在总统府里，那座四周有围墙的巨大建筑物，是香农从飞机上见过的。

等到清晨2点，戈梅斯才向香农告辞，东倒西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时，香农已经搜集到更多的情报了。戈梅斯发誓说，通称国民警察队、宪兵队和海关卫队的三部分军队虽然都随身带着枪，却并没有子弹。由于他们是卡耶人，金巴对他们有子弹是不放心的，他对叛乱有妄想狂。因此，他们所有的人连一发子弹也没有。金巴懂得，他们决不会为他而战，所以也必须不让他们有机会来打他。那些随身武器只是摆摆样子的。

戈梅斯还告诉他，城里的军队清一色都由金巴的文杜族人掌握，那些可怕的秘密警察通常穿便衣，携带自动手枪，军队的士兵则持马枪，就像香农在机场上见到的那样。而总统的警卫队有机枪，他们无一例外都住在总统府的大院里，是绝对忠于金巴的。没有至少一个班的卫队前呼后拥，金巴是决不出门的。

第二天早晨，香农出去散步。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10岁上下的男孩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这个小男孩是戈梅斯派来跟着他的。后来他才弄清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认为戈梅斯一定是派这个男孩来做向导，但言语不通，并没有什么用。其实，真正的目的却并非如此，不管顾客是否要求，戈梅斯都提供这种服务。万一某个游客不知何故被抓上车带走，那么小男孩就会穿过丛林，飞奔回去报告戈梅斯。戈梅斯就会把消息报告瑞士或西德大使馆，让使馆人员乘那个游客还没有被揍得半死之前就去谈判，要求释放。这个男孩名叫博尼费斯。

香农溜达了一早晨，走了一程又一程，那个男孩紧跟在他身后小跑着。谁也没有阻拦过他们。车辆几乎看不见，住宅区的街道多半空无一人。香农从戈梅斯那儿弄到一张该城的小幅地图，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他按图索骥，找到了克拉伦斯的主要建筑物。在惟一的银行、惟一的邮局和政府六个部的大楼，港口和联合国办的医院里，都有六七个士兵在台阶周围溜达。他去兑换旅行支票时，在银行里留神到门厅里的铺盖卷，并且两次看到吃午饭时，一个士兵给他的同事带来几盒饭。香农断定在每一所房子里都有这些特遣卫队吃住在那儿。当天晚上，戈梅斯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走过六个大使馆，注意到每一个使馆门前站着一个兵，其中有三个倒在泥地上睡着了。到了午饭时间，他估计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地区的周围分散着100名士兵，分成12个小队。他也注意到他们的武装情况。每个士兵手持7.92的老式毛瑟枪，大部分看来又锈又脏。士兵们穿着深草绿色的裤子和衬衫，长统靴，系着宽皮带，头戴很像是美国棒球帽的一种有檐帽。一个个都是那么邋遢，衣服不熨不洗，叫人望而生厌。他估计他们的军训水准、对武器的熟悉程度、指挥及作战能力还是零。他们是一帮粗鲁、没有纪律的恶棍，只会用武器凶残地去吓唬胆小的卡耶人，不过，也许他们从未动怒开过一枪，不用说，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也没有向他们开过一枪。他们执行警卫任务的目的似乎是预防老百姓暴乱，但香农估计，倘若真的开起火来，他们就会溜之大吉。

最有趣的是他们子弹盒的状况。那些子弹盒被压扁了，里面空空如也。每一支毛瑟枪当然配有子弹盒，不过所有的毛瑟枪只有5发子弹。

这天下午，香农巡视了港口。从陆地上看，这个港口就不一样了。那两个沙洲伸入海里，形成了一个天然港口，底部约有20英尺高，前端有6英尺露在水面上。他从底部走到前端，一直到沙洲的尽头。沙洲上都覆盖着齐膝或齐腰高的矮树丛，经过漫长的旱季曝晒，已经都枯黄了；这从飞机上是看不见的。每一个沙洲的前端约40英尺宽，底部40码宽，就是一段海岸线。从每一个沙洲的前端反顾港区，就能看到滨海地区的全景。

港口正中是水泥地，后面就是一个仓库。仓库北面是几道木头的防波堤，有些早就崩落了，一根根支柱犹如零碎的牙齿露出水面或没入水中。仓库南面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有几条捕鱼的独木舟漂在那儿。从其中的一个洲头是望不见总统府的，它隐没在仓库后头，可是从另一个沙洲看，总统府的最高一层历历在目。香农踱回港口，仔细看着海滩，无意中想到，这儿一个通往海边的缓坡是登陆的好地方。

仓库后面就没有水泥地了。倾斜的坡岸长满齐腰深的矮树丛，被许多小路划成一块一块的，其中有一条红土路是供卡车用的，往前通总统府的。香农走上了这条路。当他走到坡顶齐胸的地方，那座旧殖民地总督官邸的正面就映入眼帘，离他200码远。他往前又走了100码，到了旁边的一条沿海公路。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伙士兵守在那儿。他们一共四个，模样比军队的士兵帅气，穿的也好一些，手持苏式卡拉什尼柯夫AK47冲锋枪。当他沿着公路向投宿的旅馆走去时，他们默默地瞅着他。他点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只是回瞪着他。这些人就是总统的卫兵。

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朝左边看，这一回就看得仔细了。总统府30码宽，底层的窗子现在都用砖砌死，并且涂上和楼房其余部分一样的灰白色。楼前一道又高又宽的木门，上了门栓，控制着楼下的出入。不用说，这又是后来添造的。在被砖砌死的窗户前有一个大平台，由于和楼里不通，现在是毫无用处了。二楼上有一排窗子，一共七扇，从总统府正面的一头排到另一头，三扇在左，三扇在右，还有一扇在门的上头。最高的一层有十扇窗子，比楼下的小得多。顶楼窗户上方是导水沟，倾斜的红瓦顶上有一个尖顶。

他注意到前门有更多的卫兵在溜达，还看到二楼的窗子有百叶窗，可能是钢制的（他离得太远难以识别），已经拉上了。显然，如果没有公事，就只能走到那个路口，想再靠近通往总统府的地方是不准的。

下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远远地巡视了一番总统府，这时，太阳快偏西了。他能看到总统府三面都有新砌的墙。墙高8英尺，从主楼到外面80码，房后还有一道墙和其余的墙连在一起。有趣的是，整个大院没有别的门。墙一律都是8英尺高——他看见士兵们挨着墙溜达，能从他们的身高估计出墙的高度来——墙上扎着碎瓶子片儿。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看到总统府的内部，不过他还记得从飞机上看到的样子，这使他险些笑出声来。

他对博尼费斯露齿一笑，说：“小家伙，你瞧，那个傻瓜以为可以用扎上碎玻璃片儿的高墙来保卫自己呢。其实，他只是把自个儿困在一个砖砌的陷阱里，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笑的陷阱里。”

那个小孩也冲着他咧开嘴大笑起来，其实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比划着表示要回家去吃饭。香农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回饭店去。香农只觉得脚底发热，大腿酸疼。

香农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画地图，但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他把地图还给戈梅斯。吃过晚饭，他就和那个法国人坐在酒吧里。

酒吧紧里头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大使馆来的他国人，正静静地喝着啤酒，所以这两个欧洲人不好说什么。再说，窗子又都敞开着。可是后来，戈梅斯很想找个伴儿谈谈，于是他拿了一打啤酒，请香农到顶楼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们坐在那儿的阳台上，透过黑暗，向外眺望着沉睡中的城市；由于停电，这个城市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中。

香农迟疑不决是否要对戈梅斯说心里话，不过，最后他打定主意还是不露真言。他只提到他找到了一家银行，在那儿兑换50英镑的一张支票，很惹人注意。戈梅斯听罢哼了一下。

“老是这样，”他说，“在这儿，他们不懂什么是旅行支票，长期以来也不认识许多外国的钞票。”

“银行里当然应该懂得。”

“也才懂得不久。金巴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锁在总统府里。”

这立即引起了香农的兴趣。他听了两个小时才了解到详情。原来金巴还把全国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旧总督官郧的老酒窖里，上了自己的锁，并且把国家广播电台也迁入府里，使他能从通讯室里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别人是无法从总统府外面去控制这个电台的。国家广播电台总是在政变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香农还了解到金巴没有装甲车和高射炮，除了分散在首都周围的100名士兵，还有100名士兵在城外。20名在机场沿途土人的小镇上，其余则分散在半岛朝赞格罗河桥那一边卡耶人的村落里。这200名士兵就是全国军队的半数。另一半在兵营，其实也算不上兵营，只是殖民时期警察的临时工事罢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铁皮棚屋，离总统府400码，外面围着一道芦苇编的篱笆。全部军队就是这400名士兵，总统府的卫队有40到60名，住在总统府院内单坡屋顶的棚屋里。

到赞格罗的第三天，香农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些警察的工事。那儿住着200名军人，没有人站岗。正如戈梅斯所说，那排棚屋周围有一道芦苇篱笆，不过，香农到附近一个教堂去的时候没有忘记上钟楼。他登上环状的砌梯，从钟楼偷偷地俯瞰了下面的景象。警察的棚屋共有两排，外面晾着一些衣服。在棚屋的一头又有一排低矮的砖砌的灶，灶上炖着肉，发出扑扑的响声。40名土兵在周围溜达，多少都有些倦态，并且都没有枪。枪支也许放在这些临时营房里了，可是香农猜想可能是在军械库里，也就是在一个棚屋旁边的石砌的小碉堡里。在这个兵营里，别的设备是极其原始的。

当天晚上，他杀了一个士兵。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独自一人出去，没有博尼费斯跟着。花了一个小时绕着黑暗的街道走，当他向总统府走近时，街上看不见灯光。

他在总统府后面和两旁仔细看了一下，确信这三面没有巡逻的卫兵。正当他试图去看正面时，两名总统府的卫兵上前拦住了他，粗暴地命令他往回走。不过，这时他已经证实了，在港口坡顶和总统府之间的路上有个路口，那儿坐着三个卫兵。更重要的是，他还证实了他们即使站着也看不到港口。士兵们的视线从那个路口越过坡顶，就会接触到沙洲外面的海。但如果没有皎洁的月光，那么连500码以外的水也不可能看见，虽然他们无疑会看到那儿的灯光，如果有灯光的话。

黑暗中，香农无法看到高路口100码的总统府的前门，可是他确信，通常那儿还有两个卫兵。他把几盒香烟递给喝住他的士兵，就脱身走了。

回独立饭店的路上，他经过了几家酒吧，里面点着煤油灯。随后他又上了漆黑的大路，往前走了100码。这时，一个士兵把他拦住了。那个兵显然喝醉了，在路边的一个水沟里撒尿。他一手抓着毛瑟枪的枪把，一手抓着枪身，朝香农挥舞着。月亮升上来了，借着月光，香农十分清楚地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那个兵嘴里咕哝着什么，香农听不懂，可是他肯定这是向他要钱。

他听见那个兵嘟哝了好几回“啤酒”，还说了一些更加听不懂的话，接着，还没等香农掏钱，也许掏出来还没有递过去，那个兵就吼了起来，用枪往香农身上捅去。打这以后，事情就发展得既迅速又悄无声息了。香农抬起一只手抓住枪，从士兵的腹部前把枪拽过来，旋即猛然使劲一抽，把那个兵拽得失去了平衡。那个兵显然对这种反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他习惯的那种反应。等他醒悟过来，才气得尖声大叫，把枪倒着拿，抓住枪当做棍子舞动着。香农趋前一步，用两臂抓住那个兵，叫他挥舞不成，随后用膝盖撞击对方的要害。

这时，那个士兵要想往回溜也晚了，枪从他手中落下来，香农又突然扭住他的右手，拧成90度，然后伸出一条胳膊，用掌边照准他的下巴骨下面猛砸。他听到颈骨折裂的声音，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手臂和肩膀一阵剧痛，后来他才发觉用力时扭伤了肩膀的肌肉。那个赞格罗兵像一只麻包似地倒在地上。

香农四下里张望一下，没有人走过来。他把尸首滚进水沟，然后检查起枪来。他从子弹带里往外抽子弹，抽到第三颗就没有了。枪膛里也没有子弹。他拉开枪栓，把枪对着月光，往下看枪管。他看见里面积了好几个月的粗砂石、垃圾、尘土、污垢、铁锈和小土粒。他把枪栓滑回原来的位置，三颗子弹也塞了回去，然后把枪向尸首扔去，就走回去了。

“越来越妙了。”当他悄没声儿地进了黑乎乎的饭店，上了床，他喃喃自语道。他几乎可以肯定警方的侦查是不得力的。那个被折断颈骨的士兵一准被推下了坡，落进水沟里了，至于验指纹嘛，他肯定这儿从未听说过。

不管怎么说，第二天他还是托称头疼，留在饭店里和戈梅斯聊天。第三天早晨他就动身到机场，搭乘“康韦”440飞机北去。他坐在机舱里，望着这个国家在左边机翼下消失了，这时候，戈梅斯说过的话像一股水流似地流过他的脑际。

在赞格罗没有采过矿，从未采过矿。

四个小时以后，他返回了伦敦。

苏联大使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每周一次和金巴总统会晤，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像许多和这个独裁者会面的人那样，他也几乎肯定此人是个疯子。但和大多数别的人不同，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是奉莫斯科上司之命，尽最大努力去和这个喜怒无常的非洲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会儿，他坐在总统府二楼总统书房里宽大的红木桌前，等待金巴做出某种反应。

离近了看，金巴总统并不像标准像上那么魁梧和漂亮。他坐在宽大的桌子后面，看上去简直像个侏儒。而当他完全呆坐不动，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就显得更矮小了。多布罗沃尔斯基等待这种呆坐不动结束。他明白只有两种情况才会结束这种呆坐不动。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赞格罗的统治者谨慎而神志清醒地说话时，不管怎么说，这时他像个神志完全清醒的人；另一种情况是在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紧张性神经分裂症的呆坐不动一变而为狂怒，这时他就像着了魔似地狂吼起来。反正他也自以为是个着了魔的人。

金巴微微点点头。

“请往下说。”他说。

多布罗沃尔斯基松了口气，显然这位总统准备倾听了。不过，他知道坏消息就会来临，他是不能不说的。那个消息会使情况发生变化。

“我国政府通知我，总统先生，他们接到的情报说，英国一家公司最近送交赞格罗的勘探报告可能有漏洞。我查阅了伦敦一家公司几个星期前所作的勘探报告，那家公司叫曼森联合公司。”

金巴总统的两眼稍稍鼓了出来，依然盯着苏联大使，而没有丝毫表情。他也没有说一句话，表示他记起了多布罗沃尔斯基曾经把此事报告给总统府。

大使继续详述了曼森公司的勘探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名叫布赖恩特的人交给自然资源部部长的。

“阁下，其实我是奉命来通知您，我国政府认为，这不是当时被勘探地区所发现的矿产情况的真实描绘，准确地说，是在水晶山丘陵地带。”

他等待着，知道他会说一点儿。后来，金巴终于开口了，他的话语是平静而有力的，这使多布罗沃尔斯基又松了一口气。

“这份报告在哪方面有漏洞？”金巴轻声说。

“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肯定，阁下，不过，可以确信，既然这家英国公司显然不争取从您这儿获得采矿许可，他们提出的报告，应该指出在那个地区没有值得开采的矿藏。如果说这份报告有漏洞，就在这儿。换句话说，不管那个采矿工程师的样品里含有什么，事实都会表明，那里矿物的含量比英国人通知您的要多。”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苏联大使期待着对方会勃然大怒，然而金巴并没有这样。

“他们骗了我。”金巴轻声说。

“当然，阁下，”多布罗沃尔斯基急忙插嘴道，“惟一有十二分把握的办法，是再派一个勘探队到那个地区去采集岩石和土壤的样品。为此目的，我国政府指示我向阁下恳请准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的一个勘探队来赞格罗，对那个英国工程师勘探过的地区再进行勘探。”

过了好一会儿金巴才领会了这个提议。他终于点了点头。

“我批准。”他说。多布罗沃尔斯基躬了躬身，他身边的沃尔柯夫膘了他一眼。沃尔柯夫名义上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其实，确切地说是克格勃派驻使馆的代表。

“第二件事是关于您个人的安全。”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他总算使这个独裁者做出了反应。这是金巴最认真对待的事。他的脖子伸长了，用狐疑的眼光向四周扫了一圈。三个站在俄国人背后的赞格罗侍卫官浑身战栗。

“我的安全？”金巴像惯常一样低声说。

“我们以尊敬的心情，重申苏联政府的观点：阁下为促进赞格罗的和平和进步立下了如此丰功伟绩，并且能领导赞格罗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一番倾盆大雨式的阿谀奉承之词，说得正是恰到好处，这是金巴天生爱听的，也是在对他说话的内容里必须有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阁下今后不可估量的人身安全，鉴于最近发生的您的一名军官的最危险的叛变，我们再次建议允许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常驻总统府，协助阁下的保安部队。”

一提到博比上校的叛变，就使金巴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浑身不住地打战，不过两个俄国人弄不清这究竟是恐惧呢，还是愤怒。接着他开始说话了，起初是慢吞吞的，像他惯常那样低语，后来说得快了；而当他凝视着对面的赞格罗人侍卫时，嗓门也提高了。他没说几句话就恢复说文杜族方言，这只有赞格罗人才能听得懂，可是两个俄国人也已经能听懂一个大概。金巴知道自己身在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他从神灵那儿得到警告，说四面八方都有反叛的阴谋。他清楚地知道所有那些不忠于他的人的共同特点，那些人的头脑里都藏着邪恶的念头。他想把他们清除掉，把他们统统清除掉，但不知这么干他们会怎么样。他怀着这种心情说了半个钟头，最后他又平静下来，用俄国人能听懂的欧洲语言说话了。

当两个俄国人走进阳光里，钻入使馆的汽车时，他们都出了一身汗。一部分是因为热的缘故，总统府里的空调又坏了；一部分原因是金巴像往常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我很高兴总算谈完了，”在驶回大使馆的途中，沃尔柯夫对他的同事喃喃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得到批准了。我明天就安排我的人去。”

“我要让矿山工程师们尽快到这儿来，”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但愿在英国人的勘探报告里真的有些可疑之处，否则，我可不知道怎么去向那个总统作解释。”

沃尔柯夫咧开嘴笑了。

“你去解释比我合适。”他说。

香农住进了骑士桥外的朗兹饭店，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和“沃尔特·哈里斯”约好的。他们约定，香农大约走10天，而订了房间后，每天早晨9点哈里斯就给饭店打电话，找基思·布朗先生。香农中午到达那儿，他发现三小时以前哈里斯已经给他打来了第一个电话。这样一来，明天之前他还有空。

他慢慢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吃了午饭，然后先给侦探代办处打了个电话。代办处的头儿思索了一会儿就想起了基思·布朗的名字，香农听到他正在挑拣桌上的卷宗。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一份。

“对，布朗先生，我这儿有一份，寄给你吗？”

“还是别寄，”香农说，“长吗？”

“不长，大约一页纸。我在电话里读给你听好吗？”

“好吧。”

那人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这天早晨，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我的一名探员在离曼森大厦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很近的地方等候。他很走运，他的目标昨天和委托人在斯龙大街谈话后坐出租汽车曾回到这儿。这时，那个目标又来到汽车旁。探员清楚地看到他摇摇摆摆地走进隧道式停车场的入口。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他站在‘柯维蒂’车旁。探员在当汽车开下坡道时记下了车号。然后，本代办处即与郡政厅的执照局联系，查得该车系由一个名叫西蒙·约翰·恩丁的人登记，此人住在南肯辛顿。”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停了一下。“布朗先生，你需要那个人的地址吗？”

“不需要，”香农说，“你知道这个叫恩丁的人在曼森大厦里干什么？”

“知道，”这个私家侦探代理人说，“我问过一个在中心商业区当记者的朋友。那个叫恩丁的人是曼森联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私人助理和心腹。”

“谢谢。”香农说，挂断了电话。

“越来越奇怪了。”他喃喃着离开了饭店的门厅，溜达到杰明街去兑换一张支票，买几件衬衫。这天正是4月1日愚人节，太阳明晃晃的，海德公园角周围的草地上缀满了水仙花。

香农走后，西蒙·恩丁也一直很忙。这天下午，他在穆尔门上的顶楼办公室里，向詹姆斯·曼森爵士汇报调查结果。

“博比上校。”他走进办公室对他的上司说。这个矿业公司的头儿听了皱起眉头。

“谁？”

“博比上校。赞格罗前军事领袖。现在流亡在外，被让·金巴总统永远驱逐出境了。顺便说一句，那个总统已经下令以滔天的叛乱罪判处他死刑。您需要知道他在哪儿吗？”

这时，曼森坐在桌旁，点点头，沉入回忆中，他依然没有忘记那座水晶山。

“对，他在哪儿？”他问。

“流亡在达荷美。”恩丁说，“要不露痕迹地去找他可真费了不少气力。他现在住在达荷美首都科托努的一所房子里。他一定有些钱，但可能不多，否则，他就会和别的有钱的流亡者一起，住在日内瓦市外四周有高墙的别墅里了。他在达荷美有一幢租来的别墅，日子过得很安定，也许这是保证使达荷美政府不让他离境的最安全的办法，因为据信金巴要求把他引渡回国。再说，由于他离得很远，足以使金巴确信他永远也不会造成威胁。”

“那么香农呢？那个雇佣兵怎么样了？”曼森问。

“今明两天他应该到了。”恩丁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从昨天开始给他在朗兹饭店订了房间。今天早晨9点他还没到。明天我应该还在那个时间给他打电话，看他在不在。”

“现在就打。”曼森说。

那家饭店向恩丁证实布朗先生确实到了，不过他出去了。詹姆斯·曼森爵士在分线电话里听着。

“留个口信，”他对恩丁吼道，“今晚7点打电话给他。”

恩丁留了个口信，两个人都挂断了电话。

“我想尽快得到他的报告，”曼森说，“他应该在明天中午完成这份报告。你先和他碰头，读一遍报告，要查对里面所包括的我对你说过的我要问的一切细节，然后把报告交给我。这两天把香农撇在一边，给我时间去消化这份报告。”

下午5点刚过，香农就得到了恩丁的口信，7点他在房间里接到打来的电话。晚饭后到上床睡觉这一段时间里，他把从赞格罗带回来的笔记和备忘录整理一番。这是一组草稿，是在一叠巴黎机场上买的蹩脚画纸上随手写了消磨时间的，其中有些是他在克拉伦斯散步时，取固定两点用脚步量出的比例尺图。他带回一本《旅游画删，内有各处“名胜风景”，惟一使人发生兴趣的是一页题为《殖民地总督阁下的官邸》的图，标的日期是1959年。此外，他还有一张经过百般美化的金巴标准像，这是那个国家不短缺的少数几种东西之一。

第二天他漫步到骑士桥时，店门才开，他就进去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叠纸，花了一早晨的时间写他的报告。报告里包括三个题目：简述访问经过，首都的详细描绘（一幢建筑物一幢建筑物地作了说明，并且附了图），对军事情况同样详细的描绘。他提到他没有见过空军和海军的影子，戈梅斯证实了这两个军种是不存在的。他不提他溜达到半岛上的土人贫民窟里去过。他在那儿见过穷困的卡耶族人挤在一起的小木屋，对面则是移民工人家庭居住的许许多多简陋的小屋，那些移民用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家乡话聊天。最后他在报告上作了小结：推翻金巴的根本问题被金巴本人简化了。无论从哪一点看，该国大部分内陆、河东的文杜族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毫无价值可言。由于该国少数几项资源多半产自海岸平原地区，故一旦金巴失去对平原地区的控制，就必然失去这个国家。更进一步说，一旦他失去半岛，他和党徒就无法控制平原，因为整个卡耶族人都敌视他们。卡耶人虽然敢怒不敢言，心里却埋藏着仇恨。而一旦丢失克拉伦斯，则依靠文杜族军队断难守住半岛。最后，一旦他丢失总统府，他在克拉伦斯城里就丝毫没有力量了。简言之，他的龟缩政策使目标减少到只剩一个——总统府大院，包括他本人、卫队、武器、财产和电台，而这是夺取政权者所需要的。

至于攻打和夺取总统府和大院，必须用猛攻的方法，这是因为总统府和大院已经减少为惟一目标，整个大院是用高墙围住的。

大门也许可以用重型卡车或推土机撞开，这样，开车的人必须准备一死。我看不出那儿的老百姓和军队有这样一种精神，再说也没有合适的卡车。或者由几百名勇于自我牺牲的人爬云梯翻过高墙，占领总统府，但我也看不到有这样的精神。说得更实际一点，如要攻下总统府和大院，同时伤亡又很小，就必须一打起来就用迫击炮轰击。围墙是不能防御这种武器的，相反倒成了墙内人丧命的陷阱。那道门可以用反坦克火箭筒炸开。这两种武器那儿都没有，也看不出有人会使用这些武器。上述诸项的必然结论是：该国各党各派，凡是想推翻金巴取而代之者，都必须杀死金巴，歼灭总统府大院内的卫队。欲达此目的，他们亟须专家协助，这些专家具有当地人尚未达到的技术水准，这种协助就是必须完全由国外运进的一切必备武器来装备。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那么不出一小时，就能在炮火中推翻金巴，杀死金巴。

“香农知道在赞格罗内部没有一个党派表示要推翻金巴吗？”詹姆斯·曼森爵士在第二天读到这份报告后问。

“这个我没有告诉过他，”恩丁说，“遵照您的吩咐我给他作了简况介绍。我只说在那个国家里有一个军人集团，我把它说得就像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准备付钱让人作一个对当地军事形势的估计，看看他们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不过，香农可不是傻瓜。无论如何，他一定亲眼看到在那儿谁也胜任不了这种任务。”

“我很喜欢香农写的报告，”曼森说，合上了这份军事报告，“他显然很有胆量，用和士兵打交道的方式来作判断。他写得相当好，报告虽短却击中要害。问题是，他本人能完成这全部任务吗？”

“他提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恩丁插嘴说，“我提出了问题，他就说赞格罗军队的水平很低，因而任何一个军事技术援助部队实际上都必须完成全部任务。任务完成之后就让新人当政。”

“他现在这样说？他这样说过？”曼森沉思地说，“那么他已经怀疑让他去那儿的原因不是事先说好的那个？”

当恩丁发问时，他依然在沉思。

“我可以提问题吗，詹姆斯爵士？”

“什么问题？”曼森问。

“他上那儿去干吗？您干嘛需要一份研究如何才能推翻金巴，杀死金巴的军事报告呢？就这些。”

詹姆斯·曼森爵士两眼盯着窗外，隔了好一会儿才说：“请让马丁·索普上这儿来。”在恩丁去叫索普的当儿，曼森踱到窗前，凝视着楼下，当他苦思冥想时，通常都这样。

他明白，恩丁和索普年轻时就由他一手破格提拔加薪，不只是因为他们聪明能干，尽管他们相当聪明能干，还因为他们俩寡廉鲜耻，和自己珠联壁合，在追求成功的目标时，对所谓的道德原则都不予理睬。他们和香农一样，也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雇佣兵。只是四个人成功的程度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已。他已经把他们组成了他的小队、他的随从，由公司付钱，却一切都为他个人服务。问题是：他能信任他们于这件事？干这件大事？当索普走进办公室时，他已经拿定主意必须信任他们。他认为他懂得如何去保证他们对他的忠心。

他招呼他们坐下，自己却仍然背对着窗子站着，他对他们说：“如果保证你们每人在瑞士银行里有500万英镑的私人财产，那么你们能干些什么呢？我需要你们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再回答我。”

11层楼下的车辆行人发出蜜蜂似的嗡嗡声，这使房间里更显得寂静。恩丁盯着上司的两眼，缓缓地点点头。

“干什么都行。”他轻声说。

索普没有回答。他知道，他来到伦敦中心商业区，加入曼森公司，专心研究百科全书般的公司业务，就是为了这个。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大满贯呀！他点头同意。

“那么怎么干？”恩丁问。

曼森答应着踱到墙边的保险柜，从里面抽出两份报告，然后坐回桌旁，桌上放着香农的报告。

曼森不停地说了一个钟头。他从头说起，很快就读到查默斯博士的水晶山样品分析报告里最后的六段。索普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嘴里还咕哝着：“我的天！”

恩丁请求对白金的问题再讲10分钟以便弄懂，他听罢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接着，曼森又说到把马尔罗尼放逐到北肯尼亚，收买查默斯，布赖恩特第二次到克拉伦斯，以及金巴的部长接受那份假报告。他强调了俄国人对金巴的影响，博比上校最近的流亡，还说到如果让博比上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就能使他回国去，说不定能去掌权。

为了使索普产生预期的反应，他读了许多恩丁写的赞格罗概况，最后以香农的报告结尾。

“如果要真干，就必须双管齐下，要绝对保密，”曼森最后说，“一方面，香农自始至终由西蒙领导，攻下总统府，消灭总统府的人，博比也由西蒙陪同在次日清晨接受政权，成为新总统；另一方面，马丁将去买下一个‘空壳公司’，不能泄露是谁控制了它，以及干嘛要控制它。”

恩丁蹙紧了眉头。

“我能懂得第一个任务，可是干嘛要有第二个？”他问。

“马丁，你告诉他吧。”曼森说。索普咧开嘴笑了，因为他机灵的脑袋瓜已经理解了曼森的意图。

“西蒙，所谓‘空壳公司’，是一种通常很老，而又不值一提的公司，事实上它已经停止了贸易，股票是十分便宜的，比方说，每股1先令。”

“那么干嘛要买一个这样的公司？”恩丁问，仍然迷惑不解。

“比方说，詹姆斯爵士控制了一家公司，是秘密地通过一个不知名的股东买下来的，藏在一家瑞士银行里，一切都合理合法。这家公司有100万每股1先令的股票。董事会的其他股东对此一无所知，证券交易所也不知道。詹姆斯爵士通过瑞士银行，在这100万股票里占了60万。然后上校——哦，对不起——博比总统把赞格罗腹地的10年采矿特许卖给那家公司。一家有很高声誉的专营矿业的公司又派出一个勘探队，发现了水晶山。当这个消息传到股票市场，那家未知的‘空壳公司’的股票会如何呢？”

恩丁领会了。“股票就会上涨。”他咧开嘴笑着说。

“会大大上涨，”索音说，“稍出一点力就能使那些股票从每股1先令涨到每股100英镑还要多。你自己算一算，60万股，每股1先令，要花3万英镑。把这60万股按每股100英镑抛出——那是至少能得到的——你能赚回多少？在瑞士银行里净得6000万英镑。对吧，詹姆斯爵士？”

“很对，”曼森冷酷地说，“当然，如果你把半数股票卖给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拥有采矿特许的那家公司仍然控制在你手里。不过，一家大一点的公司可能会出价一次买下这60万股。”

索普深思地点点头。

“对，买下这样一个值6000万英镑的公司倒是一笔大交易。不过您会接受谁的出价呢？”

“我自己的。”曼森说。

索普张大了嘴。“你自己的？”

“曼森公司的出价将是惟一能被接受的。那样，采矿特许就将稳定地留在英国人手里，而曼森公司将得到大笔财产。”

“可是，”恩丁问，“您一定是付给您自己6000万英镑？”

“不，”索普平静地说，“是曼森公司的股东付给詹姆斯爵士6000万英镑，可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叫什么？当然是金融术语？”恩丁问。

“有这么个词儿，在证券交易所里有，我记不起来了。”索普承认。

詹姆斯·曼森爵士给他们每人递过一杯威士忌，然后又回头拿起自己的一杯。

“先生们，同意吗？”他语气温和地问。两个比较年轻的人互相对看了一眼，点点头。

“那么为水晶山干杯。”

他们饮了酒。

“明天早晨9点整到这儿向我汇报。”曼森对他们说。他们起身走了。索普在通往后楼梯的门边转过身来，说：“你知道，詹姆斯爵士，如果泄露了机密将十分危险。”

詹姆斯·曼森又背对窗口站着，西沉的太阳斜射在他身边的地毯上。他两腿叉开，两手搁在屁股上，他说：“抢劫一家银行或者一辆满载的卡车只是一种粗鲁的行为，但抢劫一个国家，我觉得倒挺有点儿风度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