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点至中午1点。

“马斯控制中心站，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

在荷兰湾顶端一幢矮墩墩的大楼内，索尔·拉森的男低音在中心控制室内发出回响。二楼的办公室中装有一长排面朝着北海的窗户，窗外的风景如画；现在窗帘都拉上了，挡住了早晨灿烂的阳光，这样使雷达显示屏的清晰度提高了。五个人坐在那儿等候着。

迪克斯特拉和希拍仍然在值班，把吃早餐的事都丢在了脑后。德克·范·格尔德站在迪克斯特拉的身后，随时准备在通话时接过手来。在另一只控制台上，其中一位值白班的人正在照管河口其余的来往船只，为进出河口的船只引航，但都使它们不要靠近“弗雷亚”号，油轮留在雷达显示屏上的尖峰信号位于视域的边沿范围以内，但仍然比所有其他的信号要大。常驻马斯控制中心站的海运安全高级官员也在场。

当呼号声传来时，迪克斯特拉从话筒前的座椅上转身离开了，范·格尔德坐了下来。他抓住台式话筒的基座，清了清嗓子便拨动了“发射”开关。

“‘弗雷亚’号，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请讲。”

这幢建筑物看上去完全像是一座沙滩上截了顶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在大楼的外面，其他的人也在侧耳倾听。在早先的通话过程中，另外有两艘船已收听到通话的一部分内容；在其间的一个半小时内，船舶无线电报务员之间便喋喋不休地谈论起来。现在则有十几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在“弗雷亚”号上，拉森知道自己可以改用16号波段，与斯赫维宁根无线电台通话，并请求转接马斯控制中心站，以更好地使通话内容保密，然而，窃听的人将很快跟着他转换到那个波段上。因此，他继续使用20号波段。

“‘弗雷亚’呼叫马斯控制中心站。我希望与港务局董事长亲自通话。”

“这是马斯控制中心站。德克·范·格尔德在说话。我是港务局董事长。”

“我是索尔·拉森船长，‘弗雷亚’号的船长。”

“是的，拉森船长，你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你有什么问题？”

在通话的另一端，即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德雷克用枪口对拉森手中的书面声明做了个手势。拉森点点头，拨动他的“发射”开关，开始对着话筒朗读起来。

“我马上朗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请不要打断，不要提任何问题——‘今天凌晨3点钟，油轮已被武装人员接管。我已获得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是毫不含糊的，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已准备好将他们的全部威胁付诸实施。’”

在沙滩上的控制塔台上，在范·格尔德身后有人倒吸了一口气而发出嘶嘶的响声。格尔德困倦地闭上了眼睛。多年来，他一直敦促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以防止这些浮动的炸弹遭到劫持。没有人听他的话，而现在事情终于发生了。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继续说着，磁带录音机无动于衷地转动着。

“我的全体船员目前正被关押在油轮的最底层，被锁在钢门的背后，无法逃脱。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受到伤害。我本人正在枪口的威胁下被扣押在我自己的驾驶台上。

“在夜间，在‘弗雷亚’号船体的各个要害部位都已放上了炸药。我本人已对此作了核查，可以确认，如果发生爆炸的话，油轮将被炸毁，船员们将立即被杀死，100万吨原油将流入北海之中。”

“哦，我的天哪！”范·格尔德身后的一个声音说道。他不耐烦地挥着一只手让说话的人住嘴。

“截夺油轮的人提出如下即刻实施的要求：一，在油轮正东方向以南45度的弧形海域内，以及在同一方向以北45度的弧形海域内，也就是说，在油轮和荷兰海岸之间90度的弧形海域内，立即调离所有的海上来往船只。二，在其他任何方向5海里的范围内，任何海面或水下的船只不准试图接近油轮。三，任何飞机不准飞越离油轮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低于10000英尺的上空。这说清楚了吗？你可以回答。”

范·格尔德紧紧抓住话筒。

“‘弗雷亚’号，这是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德克·范·格尔德。是的，这说清楚了。我将在‘弗雷亚’号和荷兰海岸之间90度的弧形海域内，以及‘弗雷亚’号所有其他各侧5海里的海域内，使所有的海面船只都撤离。我将通知斯希普霍尔飞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台禁止在10000英尺以下的低空、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任何飞行活动。完了。”

接着稍停了片刻，拉森的声音又回来了。

“我已被告知，如有人试图违犯这些命令，将立即给予回击，而不作进一步的磋商。‘弗雷亚’号将立即排放20000吨原油，或者我的一名船员将被……处决。这一点听懂了没有？你可以回答。”

德克·范·格尔德转身面向他的引水值班员。

“天哪，把所有的船只调离那个海域，快！与斯希普霍尔联系，并通知他们，禁止商务航班飞行，禁止私人飞机飞行，禁止乘直升飞机摄影，统统禁止。现在就办。”

他对着话筒说道：“懂了，拉森船长。还有别的事吗？”

“有的，”那个魂不附体的声音说道，“在12点钟之前不得与‘弗雷亚’号再用无线电联系。在12点钟，‘弗雷亚’号将再次向你呼叫。我将希望直接与荷兰首相和西德大使亲自通话。那两个人必须在场。完了。”

传声器沉寂了下来。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德雷克把手持送受话器从拉森的手中取走放回到了原处。然后，他向那位挪威人作个手势示意回到接待舱去。当他们隔着7英尺宽的桌子坐下来时，德雷克放下了他的手枪，并向后躺着。当他的卫生衣往上吊起时，拉森看到那个致命的振荡器正扣在他的裤带上。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拉森问道，“我们等候，”德雷克说道，“在此同时，欧洲会悄悄地发狂起来。”

“他们会杀死你的，这你知道。”拉森说道，“你已经上了船，但你将永远也下不了船。他们可能不得不按你所说的去办；但他们在做完了之后会等着你的。”

“我知道，”德雷克说道，“但你看，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我看到他们扼杀我的计划之前，我当然将为生存而战，但我将会死去，而且我将会杀人的。”

“你只不过是想让那两个在德国监狱的人释放出来，是吗？”拉森问道。

“是的，不过如此而已。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如果我解释的话，你也不会理解。但许多年来，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被占领了，受到了迫害、监禁和屠杀，而且谁都漠不关心。现在，我威胁要杀个把人，或者使西欧在经济上蒙受打击，你将会看到他们干些什么。突然之间，那成了一场灾难。但对我来说，我的国家受到奴役，那是灾难。”

“这是你的梦想，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拉森问道。

“一个自由的乌克兰，”德雷克直抒己见，“没有数百万人民大众的起义，那是无法实现的。”

“在苏联吗？”拉森说道，“那是不可能的。那将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是可能的，”德雷克反驳道，“这是可能的。在东德，在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过，首先，那些成千上万的人认为他们决不可能获胜，认为他们的压迫者是不可能战胜的这个信念必须打破。如果那种信念一旦被打破的话，洪水的闸门就能够完全打开。”

“没有人会相信那一套的。”拉森说道。

“在西方是不会的，不会的。但有件怪事情，在西方，人们会说，我那样盘算是不对头的；但在克里姆林宫里，他们知道我是对的。”

“为了这个……人民大众的起义，你准备玩命吗？”拉森问道。

“如果我必须的话。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爱那个国家。那儿的人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那是我的有利条件。在离我们这儿方圆100海里的范围，没有别的人爱其他东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要是早一天的话，索尔·拉森也许会赞同这位狂热分子的话。但在这位身材魁梧、老成持重的挪威人心中，有某种使他感到惊奇的念头正在萌发出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人憎恨到足以要杀死他的地步。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声音在私下里说道：“我才不关心你那一套乌克兰的梦想，斯沃博达先生。你不能毁了我的船员和我的油轮。”

在萨福克海岸线的费利克斯托，英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很快转身离开了他的海岸无线电台，并拿起了电话听筒。

“给我接伦敦环境事务部。”他对话务员说道。

“天哪，那些荷兰人这次自己也遇上了问题。”他的副手说道，他也已听到“弗雷亚”号和马斯控制中心站之间的通话。

“那不仅仅是荷兰人，”这位老资格的海岸警卫队官员说道，“看看这幅地图。”

墙上是一幅北海整个南半部和英吉利海峡北端的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出，萨福克的海岸与马斯河口遥遥相对。这位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已用可擦拭记录笔标出了“弗雷亚”号夜间的泊位。它恰好位于两处海岸的中途。

“如果油轮爆炸的话，我们从赫尔到南安普敦的海岸也将盖上一层一英尺厚的石油。”

几分钟之后，他正在与伦敦的一位文职官员说话，那位官员是部里有关部门中专门负责水面浮油污染危险的人之一。他的这一番话使得伦敦那位官员早晨的第一杯茶水都变凉了。

德克·范·格尔德设法在首相的私邸找到了他，当时首相恰好要动身到他的办公室去。港务局董事长曾再三恳求，终于说服了内阁办公厅的年轻助手把电话转给了首相。

“简·格雷林。”他对话筒中说道。当他听着范·格尔德的汇报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他们是谁？”他问道。

“我们不知道，”范·格尔德说道，“拉森船长是在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不允许他说声明文本以外的话，也不准回答问题。”

“如果他是被胁迫的，也许他是不得不证实已放上了炸药。也许，那是吓唬人的。”格雷林说道。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先生，”范·格尔德说道，“你是否要我把录音带给你送来？”

“是的，马上送来，用你自己的汽车，”首相说道，“直接送到内阁办公厅。”

他放下话筒，走到他的大型高级轿车跟前，他的心里犹如乱麻一团。如果威胁确实是真的，在这个晴朗的初夏清晨发生了他任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他的汽车离开了路旁的镶边石，后面照例跟着警车，这时，他向后倾着身子，尽力想理出一些他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

当然，马上召开一次内阁紧急会议。新闻界的人很快会知道的。许多人已听到了船上与海岸之间的通话。有人在中午之前就会去向新闻界通风报信的。

他将不得不通过驻在英国的大使馆通知许多外国政府。授权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紧急危机对策委员会。幸运的是，自从几年前发生南摩鹿加入的劫持事件以来，他已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当他的汽车在首相府大楼前停下来时，他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时间是9点半钟。

在伦敦，“危机对策委员会”这个词组，尽管还没有人说出口，但已在酝酿之中了。环境事务部常务次官鲁珀特·莫斯班克爵士已在给内阁事务大臣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打电话。

“当然，为时尚早。”鲁琅特爵士说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他们是不是当真的，或者船上是不是真的有任何炸弹。但如果那么多的原油真的溢出来的话，那确实将是难以对付的。”

朱利安爵士想了一会儿，透过他二楼的窗户朝外凝视着白厅。

“你这样及时打电话来可太好了，鲁珀特。”他说道，“我想，我最好立即通知首相。在此同时，权且作为预防性的措施，你是不是能请几位手下的智囊人物，就油轮一旦爆炸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起草一份备忘录呢？关于溢出量、覆盖洋面的面积、潮流、流速、我们海岸线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等那样一类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她将会要这样一份备忘录的。”

“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老伙计。”

“好，”朱利安爵士说道，“好极了，尽快送来。我猜想，她将是想要知道的。她总是这样的。”

他已在三位首相下面供职，而新近的一位是最强硬和最果断的。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玩笑，即执政党中无论男的女的全是些婆婆妈妈的家伙。然而，幸运的是，目前执政党是在一位名副其实的“男子汉”领导之下。她的名字是琼，卡彭特夫人。内阁事务大臣不一会儿就要赴约，他在上午灿烂的阳光之中穿过草坪来到唐宁街10号。他一如既往显得毅然决然而又从容不迫。

当他走进首相的私人办公室时，她正坐在办公桌旁；自从8点钟以来她就一直在那儿。一套合骨灰的瓷器咖啡用具放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地板上放着三只启开着的红色公文递送箱。朱利安爵士感到钦佩；那位女人批阅公文就像一台碎纸器那么神速，这些文件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已阅毕，不是核准便是拒绝，或者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情况，或者提出一连串击中要害的问题。

“早安，首相！”

“早安，朱利安爵士！天气很好。”

“不错，夫人。不幸的是，这种天气也带来了一则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她作了个手势之后，他便坐了下来，并头头是道地详细叙述了北海的事情，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她警惕而又全神贯注地听着。

“如果那是真实的话，那么，这艘船‘弗雷亚’号能够造成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她直截了当地说道。

“确实如此，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使用料想是工业性的炸药来炸沉这样一艘巨轮究竟是否切实可行。当然，有人将能够做出评价。”

“一旦那是真实的，”首相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危机对策委员会来考虑所可能牵涉的问题。如果那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获得了一次实战演习的机会。”

朱利安爵士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这种轰动十几个政府部门的事情竟是一种演习。他想，那肯定是有某种魅力的。

首相和她的内阁大臣花了半个小时列举了他们将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有关领域，这样，在北海发生一次严重的截夺油轮事件的情况下，他们将能准确无误地了解各种可供抉择的可能性。

就超级油轮本身而论，它是由劳合社承担保险的，该社掌握它完整的平面布置图。至于油轮的结构，英国石油公司的海运处将拥有一位油轮构造方面的专家，他将能对那些平面图进行研究，并对切实可行性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溢油控制方面，他们同意召集沃伦泉实验所的高级研究分析员；实验所位于伦敦附近的史蒂文纳奇，是由贸易工业部和农业、渔业和粮食部共管的。

国防部将奉命从皇家工兵中派出一名现役军官——一位炸药方面的专家——对那一方面的事情做出估计分析；而环境事务部本身则拥有能对北海生态灾害的范围做出估价的人员。海务局是负责英国海岸周围海域引航业务的主管机构，将受托提供有关潮流和流速方面的资料。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及联络将落在外交部的头上。该部将派出一位观察员。到10点半钟，这份名单着上去像是完整无缺了。朱利安爵士准备告辞。

“你是不是认为荷兰政府将会处理这件事？”首相问道。

“要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夫人。眼下，恐怖分子希望在中午向格雷林先生本人提出他们的要求，还有90分钟。至于海牙方面将会感到能够对付这件事情，我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如果轮船不管怎样被炸毁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海岸国家，我们无论如何就受到牵连了。

“再说，我们应付石油溢流的能力在欧洲是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北海对岸的盟国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帮助。”

“那么，我们越是及早准备就越好。”首相说道，“最后一件事，朱利安爵士，那也许是决不会发生的；不过，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可能不得不考虑突然袭击油轮的紧急措施，以解救船员和排除炸药中的雷管。”

朱利安爵士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以两科最优等的成绩离开牛津大学以来，他这辈子始终是一位专业文职官员。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他憎恶暴力。

“啊！是的，首相，那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理解，人们称此为‘迫不得已的抉择’。”

“以色列突然袭击了停在恩德培的民航客机。”首相沉思默想起来。“德国人袭击了停在摩加迪沙的客机。荷兰人袭击了阿森的列车——他们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这样干的。假设那样的事会再次重演。”

“嗯，夫人，也许他们会这样干的。”

“荷兰的海军陆战队能不能执行这样的一次使命呢？”

朱利安爵士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言词。

他在心目中看到了白厅中到处挤满了三五成群体格健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让那些人到埃克斯摩尔的穷乡僻壤去摆弄他们致命的武器要远为好得多。

“如果事情弄到要袭击一艘海轮的地步，”他说道，“我认为，用直升飞机登船是行不通的，它会被甲板上的瞭望哨发现的，当然，船上还有雷达扫描器。用海面舰艇接近的话也同样会被观测到的。这不是一架停在混凝土跑道上的客机，也不是一辆停着不动的火车，夫人。这是一艘离开陆地25海里的轮船。”

他指望，那样说可以停止讨论这个问题。

“派武装潜水员或蛙人接近怎么样呢？”她问道。

朱利安爵士闭上了眼睛。武装蛙人，是啊。他相信，政治家们对小说书看得太多了，以求使他们自己能从中获益。

“武装蛙人，首相？”

办公桌对面那双蓝眼睛并没有从他身上挪开。“我理解，”她毫不含糊地说道，“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在欧洲属于最先进的。”

“我相信，很可能是这样的，夫人。”

“那么，那些潜水专家是谁呢？”

“特种快艇勤务处，首相。”

“白厅中谁负责与特种兵联络呢？”她问道。

“国防部中有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上校，”他说，“名字叫霍姆斯。”

事情的苗头不好，他可以看到那一套又来了。他们曾使用过特种快艇勤务处以陆地为大本营的同行们（即为公众所比较了解的特种空中勤务处，又称空降别动队）在摩加迪沙帮助过德国人，在为巴尔科姆街解围的过程中也用过他们。哈罗德·威尔逊总想听取这些铁汉子对付他们敌手时玩命的详细情况。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像詹姆士·邦德那样想入非非了。

“请霍姆斯上校参加危机对策委员会，当然，只是以咨询的资格。”

“当然，夫人。”

“准备好召集联合审议小组开会。我指望你在中午获悉恐怖分子的要求之后，召集这次会议。”

在300海里以外的北海对岸，上午的时间才过了一半；而荷兰方面的活动已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

在海牙的海滨首府中，简·格雷林首相和他的一班人马，正在组织伦敦卡彭特夫人所设想的那种危机对策委员会。首要的任务是要了解，像“弗雷亚”号这样一艘油轮在海上受损的情况下，在人员和环境方面可能会由此而产生什么样的灾难，而且要了解荷兰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

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情报，同样，各行各业的专家正在被召集起来，以便提供有关海运、水面浮油、潮流、流速、流向、气象预报，乃至军事选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德克·范·格尔德，在送去了“弗雷亚”号9点钟通话的录音磁带之后，奉简·格雷林之命驱车返回马斯控制中心站守在甚高频无线电报话机旁，以防“弗雷亚”号在中午12点钟之前再次发出呼叫。

他在10点半钟却接到了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打来的电话。这位海运界的巨头在鹿特丹市希尔顿旅馆的楼顶套间中已吃完了早餐。然而他对自己那艘油轮遇到灾难仍然一无所知。很简单，没有任何人曾想起要给他打电话。

温纳斯特鲁姆打电话来是为了询问“弗雷亚”号油轮的进程，他想，到那个时候，油轮应早已进入外航道，而正在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朝内航道行驶，该驶过欧罗港一号浮标已有好几海里了，船的航向不多不少该是82度半。他指望大约在吃午饭的时间可随同他那些知名人士一起，离开鹿特丹去观看“弗雷亚”号进入人们视域的场面，而潮水在那个时候会到达最高水位。

范·格尔德为没有打电话到希尔顿找他而表示了歉意，又小心翼翼地解释了在7点半钟和9点钟所发生的情况。从电话线的希尔顿一端没有传来任何声音。温纳斯特鲁姆的第一个反应也许是会提到，这艘被扣押在西方地平线以外海面上的油轮价值1.7亿美元，船上装载着价值回。4亿美元的原油。但他考虑的是人，所以最终说道：“那儿有我的30个海员，范·格尔德先生，从现在起，让我对你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任何一个人，由于恐怖分子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而发生三长两短的话，我要荷兰当局负责人亲自对此负责。”

“温纳斯特鲁姆先生，”范·格尔德说道，而他在自己的生涯中也是当过船长的，“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恐怖分子关于‘弗雷亚’号四周海面撤离船只的要求正在不折不扣地照办。他们还没有提出他们的基本要求。首相现在已返回海牙的办公室，他也正在尽力而为，他将在中午到这儿来，以便听取从‘弗雷亚’号下次发来的电话。”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放回手持送受话器，透过起居室户外风景如画的窗户而朝西方凝视着天空，他那如梦一般美妙的油轮正停泊在那儿的公海上，而带枪的恐怖分子却登上了油轮。

“取消开往马斯控制中心的车队，”他突然对他的一位秘书说道，“取消香摈酒午餐，取消今天晚上的招待会，取消记者招待会。我要走了。”

“哪儿去，温纳斯特鲁姆先生？”那位感到莫名其妙的年轻女郎间道。

“到马斯控制中心站去，自个儿去。在我走到车库之前让我的汽车在那儿等着。”

那位老人说完之后便迈着笨重的脚步离开套间朝电梯走去。

在“弗雷亚”号的四周，海面上的船只正在撤离。荷兰的海上交通控制人员与位于弗兰伯勒角和费利克斯托的英国同事们紧密协作，把海上的航行船只疏散到“弗雷亚”号以西的航道上去，离得最近的也超过它以西5海里的距离。

在遇难船只的东方，沿岸的航行船只已奉命停航，或是返回原地，进出欧罗港和鹿特丹的活动已全部停止。船长们怒气冲冲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到了马斯控制中心站，他们要求对此做出解释，而他们只是获悉，发生了一项紧急情况，他们务必不惜任何代价避开那个海域，至于海域的经纬度，他们已接到了通知。

要使新闻界蒙在鼓里是办不到的。几十位新闻记者已云集鹿特丹，准备出席那天下午为“弗雷亚”号凯旋抵港而安排的招待会；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技术性和海运界的出版刊物，有的是邻国各大日报派来的海运问题记者。到上午11点钟为止，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部分是由于取消了奔赴海湾观看“弗雷亚”号从地平线远处的海面上驶入内航道的情景，部分是由于那些数不胜数的无线电发报业余爱好者透露给他们总部的传闻；那些爱好者都喜欢窃听航海无线电话。

11点钟过后，电话开始像洪水那样涌进他们的东道主——哈里·温纳斯特鲁姆——的楼顶套间；然而，他不在那儿，而他的秘书们则一无所知。还有些电话打到了马斯控制中心站，得到的回答却是说应该打电话到海牙去询问。在荷兰的首府，总机话务员奉格雷林先生之令都把这些电话转接到首相的私人新闻秘书那儿，那位受尽折磨的年轻人竭尽全力把打来的电话都应付了过去。

由于消息匿乏，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好奇心，所以，他们向各自的编辑们报道说，“弗雷亚”号已大祸临头。编辑们又增派了记者，这些记者在整个上午都聚集在海湾附近的马斯控制中心站大楼的外面，而大楼四周的铁链栅栏寸步不让地把他们挡在外面。另外有些人则聚集在海牙，把各位部长缠住不放，首相办公厅则首当其冲。

荷兰《电讯报》的编辑从一位无线电收发业余爱好者那儿获悉，恐怖分子已登上“弗雷亚”号油轮并将在中午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位编辑立即下令将无线电监听器置于20号波段，并且准备用磁带录音机将全部通话录下来。

简·格雷林亲自给西德大使康拉德·沃斯打了电话，并向他私下里吐露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沃斯即刻与波恩通了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答复荷兰首相，他肯定将按照恐怖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在12点钟陪同他前往海湾。他向荷兰首相担保，德意志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荷兰外交部按照礼仪通知了所有那些多少与此有关的国家的大使：瑞典——“弗雷亚”号悬挂瑞典的国旗，船上有瑞典的海员；挪威、芬兰和丹麦——船上也有这些国家的海员；美国——其中四位船员是祖籍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美国人，持有美国护照，且具有双重国籍；英国——一则是一个海岸国家，二是该国的机构劳合社承包油轮和货油的保险业务；还有比利时、法国和西德——都是海岸国家。

在九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电话铃声此起彼落——在政府和部门之间，从公用电话亭到编辑室，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航运代理公司和私人住宅之中。对于那些在政府、金融、航运、保险、武装部队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人来说，在那个星期五的上午已无法指望度过一个幽静的周末，呈现在面前的是风平浪静的蔚蓝色海洋；海面上浮着一颗名叫“弗雷亚”的百万吨级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沐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从鹿特丹前往海湾的半路上想起了一个主意。当他想起自己的专机就停在斯希丹机场上时，他的高级轿车正沿着通往弗拉廷根的高速公路驶离了斯希丹。他伸手拿起听筒给他的首席秘书打了电话，那位秘书在他那希尔顿旅馆的套间中仍然在竭力应付来自新闻界人士的电话。当他在第三次拨号接通她的电话时，他给她留下了转达那位飞行员的一系列嘱咐。

“最后一件事，”他说道，“我想要奥勒松警察局长的姓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是的，奥勒松，在挪威。当你办成之后，立即给他挂电话，告诉他不要走开，等着接我的电话。”

劳合社的情报机构在10点钟过后便得到了消息。当“弗雷亚”号在9点钟给马斯控制中心站发出呼叫时，一艘英国的干货轮正在准备进入马斯河口驶往鹿特丹。无线电报务员从头至尾听到了通话的内容，用速记写法逐字作了记录，并把记录稿拿给船长看了。几分钟之后，他便将稿子口授给那艘船在鹿特丹的代理，而代理全文转报了伦敦的总部。总部曾用电话与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市联系，把消息又传给了劳合社。该社随后便与25家保险企业的其中一位董事长作了联系，并把情况告诉了他。为“弗雷亚”号承包价值1.7亿美元的船壳保险业务的合作范围肯定是很庞大的；为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的克林特·布莱克承保100万吨货油的保险企业集团也同样是这样的。不过，尽管“弗雷亚”号本身和它装载货油的数量都很庞大，但最大的一项保险是为船员生命和污染补偿所提供的“保护与赔偿”保险。如果“弗雷亚”号被炸毁的话，“保护与赔偿”保单将是一笔代价最大的保单。

劳合社董事长的办公室设在伦敦商业区的一幢高楼上；正午前不久，他凝视着拍纸簿上草草记下的一些计算数字。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所谈论的损失大约可达10亿美元。”他向他的私人助手说道，“这些人究竟是谁？”

这些人的头目正置身于这场越刮越猛的风暴的中心；在“弗雷亚”号桥楼右舷翼台下面的接待舱中，他与一位胡子满面的挪威船长面对面坐着。窗帘已拉开了，阳光照得暖洋洋的。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寂静的前甲板的全貌，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甲板向前伸展到狭小的艏楼。

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首柱上方的船首挡板上，身影显得矮小而又模糊不清，他在朝四周瞭望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海面。在油轮的两侧，海面也同样是碧蓝而又风平浪静的；一阵微风在水面上激起了轻柔的波澜。在上午，当检查舱口打开时，那样的微风已将从油舱中冒出来的惰性气体轻轻地吹走了，云雾一般的气体虽是肉眼所看不到的，却是有毒的。现在行走在甲板上便是安全的了，否则，艏楼上的那个人是不会在那儿的。

船舱中的温度仍然是恒定的；当阳光穿过双层玻璃窗而使温度升高时，空调设备便取代集中供暖系统而开始工作了。

索尔·拉森在那张大桌子的一端一直坐了整整一个上午，而安德鲁·德雷克就坐在另一端。

自从在9点钟的无线电通话以后到10点钟这段时间两人发生了争辩以来，他们之间大体上谁都默不作声。由于等待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开始发生了影响。各方都知道，隔水相对的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竭力揣测“弗雷亚”号在夜里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其次是估量对此是否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

拉森知道，在中午宣布要求之前，谁也不会干什么，也不会采取任何主动。在那个意义上说，面对着他的那位严肃而又认真的年轻人并不是愚蠢的。他已择定要让有关当局去猜测。通过迫使拉森替他说话，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和血统透露任何线索。甚至他的动机，对于他们所坐在其中的舱室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而有关当局在采取行动之前，将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想分析通话的录音磁带，想判定说话者所用语言的类型和种族渊源，而自称斯沃博达的那个人正使他们无法得到那些情况，使那些胆敢对他置若罔闻的人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他也给了新闻界充裕的时间以获悉这次灾难，但并没有使他们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条件；任凭他们去估量，如果“弗雷亚”被炸毁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这样，他们的一股子冲劲，他们给有关当局施加压力的能力，将在提出要求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当要求提出来时，那些要求与可能的抉择相比就显得并不偏激，从而在当局考虑那些要求之前就受到来自新闻界的压力。

拉森知道那些是什么样的要求，他想不到有关当局将会拒绝那些要求。另一种抉择对他们来说是太可怕了。如果斯沃傅达只不过是绑架一位政客，如像巴德尔、迈因霍夫一帮人曾绑架汉斯一马丁·施莱耶，或者像“红色旅”绑架阿尔多·莫罗那样，那么，他要求释放他的朋友的要求也许会遭到拒绝。然而，他择定要破坏五个海滨地区、一个海域、30条生命和10亿美元的财产。

“为什么那两个人对你来说是如此重要呢？”拉森突如其来地问道。

那位年纪较轻的人反过来凝视着他。

“他们是朋友。”他说道。

“不，”拉森说道，“我回想起今年1月份看到的报纸，他们是来自利沃夫的两个犹太人，他们没有获准移居国外，因此他们劫持了一架俄国客机，迫使飞机在西柏林降落。那怎么可能导致你的大众起义呢？”

“那没关系。”他的捕获者说道，“现在是11点55分。我们回到驾驶台上去。”

驾驶台上丝毫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那儿多了一位恐怖分子；他蜷缩着身子在角落里睡着了，手里仍然抓着他的枪不放。像那个巡视雷达和声纳显示屏的人那样，他也戴着面具。斯沃博达用拉森现在知道是乌克兰语的语言向那个人问了问情况。那个人摇摇头，并用同一种语言作了回答。斯沃博达一声令下，那个蒙面的人便把枪口转过来对准了拉森。

斯沃博达迈步走到扫描器跟前观看着。在“弗雷亚”号的四周是一圈清澈的水域，在西面、南面和北面至少有5海里的距离。而在东面，延伸到荷兰海岸的整个海域都没有任何航行的船只。他大步跨出通向桥楼翼台的舱门，并转身向上呼唤着。拉森听到烟囱顶上的那个人从上面大声喊叫着应答。

斯沃博达回到驾驶台上。“来吧，”他对船长说道，“你的听众已在等候了。你要是试图耍一次花招，我就如许诺的那样开枪打死你的一名船员。”

拉森拿起无线电话的手持送受话器，并摁下按钮以便发话。

“马斯控制中心站，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油轮。”

五十多位不同的报务员收到了那个呼叫，尽管拉森对此一无所知。五个主要的情报站正在收听，用他们先进的侦听设备收听从太空中传来的20号波段信号。通话的内容被收听到了，并同时转送到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局、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法国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西德的联邦通讯社，苏联以及荷兰、比利时和瑞典的各个情报部门。船舶无线电报务员在收听，还有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和新闻记者在收听。

从荷兰湾发出了回音。“‘弗雷亚’号，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请讲。”

索尔·拉森按他的稿纸朗读：“我是索尔·拉森船长，我希望与荷兰首相亲自通话。”

一个新的声音从海湾在通过无线电话说着英语。

“拉森船长，我是简·格雷林。我是荷兰王国的首相。你好吗？”

在“弗雷亚”号油轮上，斯沃博达用手捂住电话的送话器。

“不准回答问题，”他对拉森说道，“只是问一下西德大使是否在场，还问一下他的名字。”

“请不要提任何问题，首相。不允许我回答问题。西德的大使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在马斯控制中心站内，听筒转到了康拉德·沃斯的手里。

“我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使，”他说道，“我的名字是康拉德·沃斯。”

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斯沃博达对拉森点点头。

“那就对了，”他说道，“讲下去，照本宣科。”

聚集在马斯控制中心站操纵台四周的七个人默不作声地倾听着。一位首相，一位大使，一位心理学家，一位无线电工程师（以防传输发生故障），港务局的范·格尔德和引水值班员。所有其他航行通信联络都已改用一条备用的波道。两台磁带录音机在无声无息地转动着。音量都已调到很高；索尔·拉森的声音在房间中发出回响。

“我重复我今天上午9点钟告诉你们的内容。‘弗雷亚’号正在游击队的手里。爆炸装置已经安放好，如果引爆的话，将把油轮炸毁；按下一个按钮即可引爆这些装置。无论如何不能试图接近油轮、登上油轮或袭击油轮。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下，将即刻接下引爆器按钮。有关人员已使我相信，他们宁死不屈。

“我继续往下讲：如有任何水面舰艇或轻型飞机接近油轮的话，我的其中一位船员将被处决，或者2000吨原油将排入大海，或者两者俱全。下面是游击队员们的要求：

“两位目前关押在西德特格尔监狱中的罪犯——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应予释放，并由西德民用喷气式客机从西柏林送往以色列。在此之前，以色列国的总理应做出公开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遣返至苏联，也不会被引渡回到西德，也不致在以色列重新遭到监禁。

“他们必须在明天黎明时候获得释放。在今晚午夜之前，以色列必须做出有关行动安全和自由的保证。如有违背，西德和以色列将对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在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将不再继续接触。”

无线电话咔哒一声便变得寂静无声了。控制中心大楼里面继续保持鸦雀无声。简·格雷林望着康拉德·沃斯。那位西德使者耸了耸肩膀。

“我必须马上与波恩联系。”他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拉森船长处于某种极度紧张的状态。”那位心理学家说道。

“非常感谢你，”格雷林说道，“我也是这样。先生们，刚才所说的话肯定会在这个小时内披露出去，我建议，我们返回各自的办公室中去。我将为1点钟的新闻准备一份声明。大使先生，恐怕，现在压力将开始转向波恩方面。”

“确实如此，”沃斯说道，“我必须尽快回到大使馆中去。”

“那么和我一起到海牙去，”格雷林说道，“我有警车护随，而且我们可以在汽车里交谈。”

助手们拿了那两盘磁带之后，那一伙人便前往海牙去了；沿海岸北上共有15分钟的路程。当他们走了之后，德克·范·格尔德走到屋顶楼台上去，那是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征得格尔德的同意举行午餐聚会的地方，而其他的来宾们将一边呷着香摈酒，吃着鲑鱼三明治，一边热切地遥望大海以首先瞥上一眼那艘海上巨轮。

而现在，它也许将再也不会来了，范·格尔德想到，一边朝外凝视着蓝色的海水。他也是持有船长证书的，在他获得这项岸上的工作并保证可以与他的妻子儿女过上有规律的生活之前，他曾是荷兰商船队的一位船长。作为一名海员，他想到，被关在海面以下的“弗雷亚”号油轮的船员们正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救援，或是在等死。但作为一名海员，他将不可能主持谈判。现在他已无能为力。更为圆滑的人将接过手去，他们盘算的是政治方面的条件，而不是人道方面的条件。

他想到那位身材高大的挪威船长，尽管还从未见过一面，但他的照片是曾经见过的，而他现在面对着配备了枪械和炸药的疯子们；他还在想，要是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他的头上自己将会如何做出反应。他曾经提出告诫，这种事情有朝一日是会发生的，超级油轮太缺乏保护，而又过于危险，然而，金钱更为雄辩；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情，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安装必要的装置，以使油轮像银行和炸药库那样，而油轮在某种程度上既像银行又像炸药库。谁也不听，谁也绝不会听。人们关心民航班机，因为飞机会摔在房子上面；但没有人关心油轮，油轮是看不到的。因此，政客们没有坚持，商人们也不愿意。现在，由于超级油轮可能会像猪形聚钱罐那样遭到盗窃，船长和他的29名船员也许会像老鼠一般死于石油和海水的漩涡之中。

他把一支香烟用脚碾进屋顶铺的沥青毛毡中，又遥望着空寂的地平线。

“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他说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怜家伙。要是他们听我的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