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斯彭斯科雅靠近横跨莫斯科河的大桥旁，有一家名叫“俄罗斯伊兹巴”的饭馆。它建成俄罗斯农民居住的木屋式样，而这种木屋就称为“伊兹巴”。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是用劈开的松树树干搭起来的，用钉子与圆木柱子连接在一起。缝隙部分都按传统习惯用河泥抹平，与加拿大用圆木搭建的小木屋并不一样。

这些木屋看上去可能是原始的，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常常是这样的；但在俄国滴水成冰的冬天，这种木屋比起用砖或混凝土建筑的房子来说要暖和得多。在那家伊兹巴饭馆，里面是温暖舒适的，分成十二间雅室，有许多这样的雅室只能容纳一伙就餐者。与莫斯科市中心的饭馆所不同的是，那儿职工的工资允许与利润刺激相联系，结果，与俄国餐馆通常的经营方式构成了越发鲜明的对照：那儿的食品可口，服务殷勤而又快速。

亚当·芒罗就选定在这儿与瓦伦蒂娜下一次碰头，时间安排在9月4日（星斯六）。她与一位男朋友约好去会餐，并说服了他把她带到这家饭馆。芒罗邀请了使馆的一位女秘书赴宴，并用她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字预订了餐桌。这样，预订簿上写下来的文字都不会表明芒罗或是瓦伦蒂娜曾在那天傍晚露面。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餐室中就餐，而在9点钟整，他俩都借口要上厕所而离席了。他们在停车场碰头，芒罗自己的汽车挂着使馆的号码牌，太惹人注目，于是他跟着瓦伦蒂娜走到她那辆“日古利”牌私人轿车那儿。她精神抑郁，忐忑不安地一口口猛喷着香烟。

芒罗由于有应付以前几位俄国背叛者的临场经验，心中明白在几个星期中用花言巧语进行秘密接触之后，对方在神经上会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我算是幸运的，”她终于说道，“三天以前，7月初的会议，我几乎被当场抓住。”

芒罗感到提心吊胆。无论她自己认为在党的机关内是多么受到信任，没有任何人、确实没有任何人在莫斯科的政治生活之中曾真的受到信任。她是在走钢丝，他们俩都是在走钢丝。所不同的是，他有一道护身符，即他的外交身份。

“出什么事啦？”他问道。

“有人走了进来，一位警卫员。我刚好关掉复印机而回到了我的打字机旁。他是非常友好的，但他倚身靠在那台机器上，上面还是热乎乎的。我想，他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但那使我吓了一跳。那不仅仅使我受了一下惊吓。在我回到家里之前，我连记录稿都看不下去。往复印机里塞记录稿可把我忙坏了。亚当，那太可怕了。”

她掏出汽车钥匙，打开了小贮藏柜的锁，取出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芒罗。交接东西的时刻通常是监视者的猛扑之机，如果监视者在场的话；当砂砾石地面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时，车门会被拉开，里面的人就会被拖出来。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芒罗对自己的手表扫了一眼。将近10分钟过去了。太久了，他把信封放进了里面的胸袋中。

“我将尽力获准把你带出去，”他说道，“你不能老是像这样生活下去，甚至再拖更长一段时间也不行。你也不能恢复以往的生活，现在不行了。我也无法这样拖下去，知道你在城里日子不好过，知道我们相亲相爱。下个月，我有一次休假。那时，我将在伦敦向他们提出请求。”

这一次，她没有表示异议，那是一种她的精神表露出崩溃的迹象。

“好吧。”她说道。片刻之后，她走到了漆黑一团的停车场上。饭馆的门打开时透射出一摊灯光，他看着她走进去而不见踪影了。他在她走后又待了两分钟，然后回到他自己那位陪客身旁，那位小姐已等候得不耐烦了。

当芒罗看完那份鲍里斯计划时，时间已是凌晨3点过了；这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征服西欧的作战方案。芒罗给自己倒了一杯双料白兰地，坐在那儿凝视着放在自己起居室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他默默地想道，瓦伦蒂娜那位热情和蔼的尼古拉叔叔肯定已把它和盘托出来了。他花了两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份欧洲地图，到日出之前，他和克伦斯基本人一样已感到满有把握，就常规战争而言，这份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其次，他相信，赖可夫说的话也是对的，热核战争将会接踵而至。第三，他深信，除了灾难真的临头之外，决不可能使政治局中持不同意见者相信这一点。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跟前。曙光从东方越过窗外克里姆林宫的塔尖而照射进来。对于莫斯科的公民来说，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日开始了，就如同过两个小时之后对于伦敦人，以及过5个小时之后对于纽约人来说是同样的。

在他整个成年时期的生活之中，要确保夏季的星期日这样平淡无奇，则取决于一种良好的平衡——一种相信敌对的超级大国在力量和意志力方面保持平衡、一种守信不讳的平衡、一种恐惧的平衡；尽管如此，不过是一种平衡而已。他浑身哆嗦了起来，部分是由于清晨的凉意，但更有甚者，是由于认识到他身后的文件表明，那种早已令人可怕的事物终于从阴影中冒出来了：平衡正在被打破。

星期天日出时，安德鲁·德雷克的心境要好得多，因为他在星期六夜晚获得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情报。

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多么渺小，不管是多么神秘，都有其自己的行家和热心之士。每一伙这样的人都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可以在一起交谈、讨论、交换各自的情报和散布最新的流言蜚语。

地中海东部的航务动态几乎构成不了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课题，但在那一方面，却成了对于失业海员具有巨大兴趣的话题，而安德鲁·德雷克正把自己装扮成这样的一位海员。关于航务动态的问询处设在一个名叫“卡沃多罗”的小旅馆中，旅馆矗立在比雷埃夫斯一只游艇港池的岸边。

德雷克已经观察了一番萨洛尼卡航运公司代理人（也许是船主）的办公室，但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儿去拜访。然后，他住进了卡沃多罗旅馆，并在酒吧间中消磨时日。船长、大副、水手长、代理人、码头上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和找工作的人都坐在那个酒吧间中，谈论他们所掌握的点滴新闻。在星期六的夜晚，德雷克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位曾为萨洛尼卡航运公司干过活的水手长，并花了半瓶希腊松香酒才把情报掏了出来。

“最经常停靠敖德萨的那艘船是‘萨那德里亚’号商船，”那人对他这样说，“那是一艘航速很慢的旧船。船长是尼科斯·塞诺斯。我想船现在是停泊在港口。”

它确实是在港口，到上午过了一半时间光景，德雷克找到了它。那是一艘在地中海地区运营的甲板问式商船，载重量为5000吨，到处是铁锈，而且肮脏得要命；但假如它在下一个航次是开赴地中海并抵达敖德萨的话，纵使它有千疮百孔，德雷克也是毫不在乎的。

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已找到了它的船长，因为他已获悉塞诺斯和他的所有高级船员都是来自希腊的希俄斯岛的人。这些希腊人经营的商船大多数几乎是一家子包揽的事情，船长和他的高级船员通常都来自同一个岛屿，而且常常是有裙带关系的。德雷克不会说希腊话，但幸亏英语是国际海运界的混合语，甚至在比雷埃夫斯也是如此。在日落之前，他找到了塞诺斯船长。

北欧人下班之后便朝家中跑，到老婆孩子的身边；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则朝咖啡馆跑，与朋友一起聊天。在比雷埃夫斯，咖啡馆社团的麦加是海滨沿岸一条名叫“阿克蒂·米亚乌里”的街道，街道一带几乎全是航运机构和咖啡馆。

每一位老主顾都有自己喜爱的咖啡馆，而咖啡馆里总是济济一堂。塞诺斯船长在岸上时常光顾一家店门敞开的咖啡馆，店名是“米基”；德雷克在这儿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那儿，面前摆着必不可少的浓咖啡，盛冷水的玻璃杯和装茵香烈酒的闪色平底无脚酒杯。他身材矮胖，长着深棕色的皮肤，黑色的卷发，胡须已有几天没刮了。

“塞诺斯船长吗？”德雷克问道。那个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位英国人，并点了点头。

“是‘萨那德里亚’号的尼科斯·塞诺斯吗？”

那个人又点点头。他的三位伙伴已闭口不言，都在观望着。

德雷克微笑了起来。“我的名字是安德鲁·德雷克，我可以为你买些饮料吗？”

塞诺斯用一只食指对他自己和同伴的玻璃杯子示意了一下。德雷克仍然站在那儿，招呼了一位侍者，各样都买了五客。塞诺斯对一张空着的椅子点了点头，那是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表示。德雷克知道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几天的时间。但幸运的是，他已找到了他想找的轮船。

五天之后，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气氛仍然没有缓和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七位成员，都出席了由马修斯总统主持的会议。大家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阅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稿；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克伦斯基摆出了他的战争计划，而维希纳耶夫则图谋夺权。八个人都感到大为震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西·克雷格将军的身上。

“问题是，将军，”马修斯总统问道，“那是切实可行的吗？”

“就从铁幕到海峡沿岸港口的整个西欧地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来说，甚至于即使采用战术核炮弹和火箭，总统先生，那都是切实可行的。”

“在明年春天之前，西方能否增强自己的防务，以至于使这个计划完全无法实现呢？”

“那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总统先生。当然，我们在美国可以把更多的人员和装备运到欧洲去。那样的话，将为苏联人提供增强他们兵力的充分借口，如果他们需要这样一种借口的话。但至于我们的欧洲盟国，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所掌握的后备兵员。由于在以往的10年时间中，他们裁减兵员和装备，松懈战备状态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和华沙条约武装力量之间常规兵员和装备的不平衡程度，已无法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中弥补起来。人员所需的训练，即使现在征兵的话，具有足够先进水平的新式武器的生产——这些都不是在9个月之中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说，他们又恢复到了1939年的状态。”财政部长闷闷不乐地说道。

“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怎么样呢？”比尔·马修斯轻声问道。

克雷格将军耸耸肩膀。

“如果苏联人全力以赴进攻的话，使用核武器是无法避免的。事先得到警告就可能预先武装起来，但现在的装备计划和训练计划都费时太长。像我们这样事先获得警告，我们就可以延缓苏联的向西推进，破坏克伦斯基提出的100小时的时间表。但我们是不是能把他阻挡住——整个该死的苏联陆、海、空三军，那是另外一码事。到我们知道答案时，不管怎样，也许已为时太晚了。那就使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做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当然，先生，除非我们放弃欧洲和我们驻扎在那儿的30万兵马。”

“戴维呢？”总统问道。

戴维·劳伦斯国务卿轻轻地拍着面前的案卷。

“在我毕生之中大概是破天荒的一次，我同意德米特里·赖可夫的话。那不仅是一个西欧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的话，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就保不住。10年前，我们用的石油中有百分之五是进口的。5年前，进口量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现在是接近百分之六十，而且还在上升。即使整个美洲大陆，北美和南美，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满足我们需求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我们需要阿拉伯的石油，离开了它，我们就像欧洲一样崩溃了，一枪都不用打。”

“有什么建议，先生们？”总统问道。

“‘夜莺’是宝贵的，但不是须臾不可离的，现在不是这样，”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为什么不与鲁丁会面并把事情摆在桌面上呢？我们现在知道有关鲍里斯计划的事。我们了解这个意图。我们将采取措施挫败那个意图，使它无法得逞。当他把那一点告诉他的政治局时，他们将会认识到，出其不意的成份已经丧失殆尽，而战争的选择也将不再管用了。那将使‘夜营’末日来临，但那也将是鲍里斯计划的破产。”

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拼命摇着头。

“我认为，事情并不像那样简单，总统先生。据我对这个材料的理解，那不是一个使鲁丁或赖可夫相信的问题。如我们所知，在政治局内部现在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鲁丁的接班问题已危若累卵，而饥荒正在他们头上徘徊。

“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已提议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作为获得西欧剩余食品和把战时纪律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的一种手段。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暴露给鲁丁——那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甚至有可能使他倒台。维希纳耶夫和他的一帮人将接替；而他们对于西方，对于我们美国人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将会如何做出反应，是漠然无知的。即使出其不意的成份已经消失，但粮荒依然迫在眉睫，他们仍然可以尝试战争的选择。”

“我同意鲍勃的意见。”戴维·劳伦斯说道，“这儿出现了与日本在40年前的处境相类似的情况。石油禁运使得稳健的近卫文磨一派倒台。于是我们碰到了东条英机将军，这样就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如果马克西姆·鲁丁现在被推翻的话，我们会使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接替他的位子。而根据这些文件，那可能会导致战争。”

“那么，马克西姆·鲁丁决不能倒台。”马修斯总统说道。

“总统先生，我坚决不同意。”波克尔威斯基激动地说道，“难道我可以认为美国现在应致力于使马克西姆·鲁丁安然跑脱吗？我们之中难道已有人忘记他为使自己爬上苏联的权力高峰所干的事情，忘记在他的政权统治下遭到残害的人民了吗？”

“斯坦，我很遗憾，”马修斯总统用下结论的调子说道，“上个月，我批准了美国拒绝供应苏联解除饥荒所需要的粮食。至少是我当时并不了解那场饥荒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不能继续执行那次拒绝出售粮食的政策，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前景。

“先生们，今天晚上，我将起草一封写给鲁丁主席的私人信件，建议由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中立国领土上会晤以共同磋商，并建议，他们就新的第四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以及任何感兴趣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

当安德鲁·德雷克在与塞诺斯船长第二次见面后返回卡沃多罗旅馆时，已有一封信在等着他。信是阿扎玛特·克里姆写来的，信上说，他和卡明斯基已住进他们商定的那家旅馆。

过了一个小时，德雷克就到了他们的身边。那辆运货车平安无事开来了。在夜里，德雷克到卡明斯基和克里姆那儿分别跑了几趟，把枪支弹药都一件一件地转移到了卡沃多罗旅馆他自己的房间中。当所有的东西都锁起来保存好之后，他便把他们俩带出去用餐。第二天上午，克里姆乘飞机返回伦敦，居住在德雷克的公寓里等候他的电话。卡明斯基在比雷埃夫斯后街上——家小型的膳宿公寓中借宿。那儿并不舒适，但可以隐姓埋名。

正当德雷克他们用餐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正关在屋里与爱尔兰驻华盛顿大使私下里进行协商。

“如果我与赖可夫外长的会晤要取得成功的话，”戴维·劳伦斯说道，“我们必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必须绝对小心谨慎。冰岛的雷克雅维克太引人瞩目，而我们在那儿的凯夫拉维克基地像是美国的领土。会晤必须在中立国领土上举行。日内瓦到处都有监视的耳目，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也是这样。赫尔辛基像冰岛一样太惹人注目。爱尔兰地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中途，而且你们在那儿仍然推崇隐居独处。”

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和都柏林之间交换了密码电报。不出24小时，都柏林政府已同意做这次会晤的东道主，并向双方提出了搭机旅行的计划。没过几个小时，马修斯总统致马克西姆·鲁丁的私人密信即发往驻莫斯科的唐纳森大使。

安德鲁·德雷克到了第三次尝试时，才得以与尼科斯·塞诺斯船长私下里进行交谈。到那个时候，在那位希腊老船长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想从他身上捞些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好奇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德雷克买了咖啡和茴香烈酒。

“船长，”德雷克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你是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的。”

塞诺斯皱起了眉头，但注视着自己的咖啡。

“到将近月底的时候，‘萨那德里亚’号将从比雷埃夫斯开往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我相信，你们会到敖德萨去的。”

塞诺斯点点头。“我们预定在30号起航，”他说道，“嗯，是的，我们将在敖德萨卸货。”

“我想到敖德萨去。”德雷克说道，“我必须到敖德萨去一趟。”

“你是位英国人。”塞诺思说道，“有组织到敖德萨的团体旅行，你可以乘飞机到那儿去。苏联还有客轮从敖德萨开出，你也可以乘船去。”

德雷克摇摇头。

“事情并不像那样容易。”他说道，“塞诺斯船长，我无法获得敖德萨去的签证。我的申请将被送到莫斯科去办理，我不会获准入境的。”

“你为什么想去呢？”塞诺斯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我在敖德萨有一位女朋友，”德雷克说，“是我的未婚妻，我想把她带出来。”

塞诺斯船长斩钉截铁地摇摇头。他以及他家乡希俄斯岛上的祖先，自从荷马开始学话以来，就一直在地中海东部一带私贩这样那样的东西，他知道敖德萨出出进进的走私贸易非常活跃，他自己的船员顺便捎带一些像尼龙袜、香水、皮衣一类的奢侈品到乌克兰港的黑市上，就可以生活得很宽裕。但偷偷地带入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他不想卷进那样的事情之中。

“我想，你是不理解，”德雷克说道，“决不是把她从‘萨那德里亚’号船上带出来。让我来解释给你听。”

他掏出一张他自己和一位如花似玉般的姑娘一起拍的照片，两人坐在连结城市和港口的那座珀特姆金楼梯的栏杆上。塞诺斯立即恢复了兴致勃勃的神态，因为那位女郎确实值得一看。

“我是一位布雷德福大学攻读俄语的毕业生。”德雷克说道，“去年，我成了一位两国之间交换的留学生，为期6个月，而那段时间是在敖德萨大学度过的。我是在那儿遇见拉莉萨的。我们相爱了，并想结婚。”

就像大多数希腊人那样，尼科斯·塞诺斯以他生性浪漫而洋洋自得。德雷克便与他有了共同的语言。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道。

“苏联当局不让我们结婚。”德雷克说道，“当然，我想把拉莉萨带回英国成婚和定居。她申请了离境，但遭到了拒绝。我接连不断地从伦敦方面替她提出申请，但并不幸运。然后，今年7月份，我像你所提议的那样干了，我参加了到乌克兰的团体旅行，途经基铺、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

他翻开他的护照，向塞诺斯出示了基辅机场带日期的印戳。

“她到基辅来见我了。我们发生了性关系。现在她写信来告诉我，她已怀孕了。所以，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不得不与她成婚。”

塞诺斯船长也懂得规矩。他们从一开始就想争取他的交情。他又看着照片。他所不知道的是，那位女郎其实是一位伦敦人，照片是在离金斯克洛斯火车站不远的一家照相馆中拍的；他也不知道，拍特姆金楼梯的背景是按一张旅游招贴画放大复制的，招贴画是他从苏联旅行社驻伦敦办事处搞来的。

“那么，你将怎么把她带出来呢？”他问道。

“下个月，”德雷克说道，“有一艘苏联的班船‘利特瓦’号，运送一大批苏联青年运动（也就是共青团）的人离开敖德萨，到地中海地区进行一次教育性的休假旅游活动。”

塞诺斯点点头，他对“利特瓦”号班船是很熟悉的。

“因为我在拉莉萨的问题上当众吵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有关当局不让我回去。在通常情况下，拉莉萨是无法获准参加这次旅游的，但内务部在当地的一个分支机构中有一位官员，想捞外快过上优裕的生活。他将为她办妥所有证件而使她参加那次航海旅行；当轮船在威尼斯靠岸时，我将去等候她。但那位官员想要10000美元。我已搞到这么多钱了，但我必须把东西交给她。”

对于塞诺斯船长来说，那完全是讲得通的。他说道，在乌克兰的南部海岸、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一位官员图谋获取足够的西方货币，以求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办理”一些证件，这完全是不足为怪的。

一个小时之后，交易就办成了。再加上5000美元，塞诺斯就将在下个航次中接纳德雷克作为一名临时水手。

“我们在30号起航，”他说道，“我们该在9号或10号到达敖德萨。在30号下午6点钟起到‘萨那德里亚’停泊的码头旁，一直守到船代理的管理员离船之后再说。然后，恰恰在移民局官员到来之前上船。”

4个小时之后，阿扎玛特·克里姆在伦敦德雷克的公寓中接到了德雷克从比雷埃夫斯打去的电话，告诉了他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所需要知道的日期。

马修斯总统在20号收到了马克西姆·鲁丁的答复。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就如他给那位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样。鲁丁在信里同意由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爱尔兰举行秘密会议，日期安排在9月24日。

马修斯总统把信件从办公桌上推过去递给了劳伦斯。

“他并没有浪费时间。”他说道。

“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国务卿回答道，“一切都在准备之中，我现在已派了两个人到都柏林去检查安排的情况。由于收到了这封信，我们驻都柏林的大使将在明天会见苏联大使，把细节问题都敲定下来。”

“嗯，戴维，你知道该怎么办。”美国总统说道。

阿扎玛特·克里姆的问题是要能够从苏联境内给米什金寄一封信或明信片，并贴上俄国的邮票和用俄语书写，又要不耽搁时间；而要等候苏联驻伦敦的领事馆给他办理签证手续的话，是肯定要耽搁的，可能要花四个星斯的时间。在德雷克的帮助之下，他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1980年之前，莫斯科的主要机场是谢列梅捷沃机场，那是二个又小又脏而又破旧不堪的机场。但为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缘故，苏联政府在那儿建设了一个崭新的机场候机大楼，德雷克曾在那儿考察过一番。

新的候机大楼中的设备是极为优良的，用于接纳所有飞离莫斯科的长途航班。在飞机场的各处都挂满了许多颂扬苏联技术成就的匾额，但并没有提到莫斯科不得不请一家西德的企业来建造这个机场，这样就显得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苏联的建筑公司能达到那个标准，也无法按期竣工。西德人拿了一大笔可观的硬通货，但一旦在198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前不能完工的话，他们的合同规定了严格的罚款条约。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只用了两样当地的俄国材料——沙和水。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西德用货车运去的，以求确保按时交付使用。

在宽敞的中转旅客候机大厅和出发旅客候机大厅中，他们曾为忘记从莫斯科市内发最后一张美术明信片的旅客设置了邮筒，可供他们在离开之前投寄邮件。克格勃检查从苏联进出的每一封信件，每一张明信片、每一份电报或者每一个电话。尽管这个任务十分繁重，但都完成了。而谢列梅捷沃机场新建的出发旅客候机大厅，既用于国际航班，又用于苏联境内的长途航班。

克里姆从苏联民航总局驻伦敦办事处得到了明信片，从伦敦的斯坦利·吉本斯邮票商店公开买到了现代的苏联邮票，票额足以支付在国内寄一张明信片所需的邮资。明信片上的图案是一架“图波列夫-144”型超音速客机，信是用俄语写的：“随同我们工厂中的一批党员到哈巴罗夫斯克去远征。非常激动人心。几乎忘了给你写信。10日是你的生日，谨祝你长寿。你的表兄，伊凡。”

哈巴罗夫斯克位于西伯利亚的最东面，靠近日本海。乘苏联民航总局到那个城市去的一批旅客，就将从同一幢候机大楼出发而登上飞往日本的航班。明信片上写的是由戴维·米什金收，用的是他在利沃夫的地址。

阿扎玛特·克里姆搭乘苏联民航总局的航班从伦敦到达莫斯科，并从那儿换乘苏联民航总局从莫斯科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他持有一张不定期的回程票。他在莫斯科的中转旅客候机大厅中也有两个小时的候机时间。他在这儿把明信片投入了邮筒之中，接着继续上路奔赴东京。到那儿之后，他就立即改乘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返回伦敦。

明信片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克格勃邮政值班员的检查，被当成是由一位俄罗斯人写给一位乌克兰表兄弟的，两个人都在苏联境内居住和工作，于是就发出去了。明信片在三天之后邮到了利沃夫。

那位克里米亚鞑靼人浑身筋疲力尽，且因高速飞行而引起了剧烈的时差反应；正当他从日本飞返回国时，挪威布拉森斯——赛夫航空公司一架国内航班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在奥勒松渔城的上空倾斜着机翼，开始向位于海湾中地势平坦的小岛上的市政机场降下飞行高度。索尔·拉森从其中一扇舷窗向下观望着，感到心情一阵激动。每当他返回这个养育他的小城镇时，他始终有这样的心情，这儿将永远是他的家乡。

1935年，他出生在老布霍尔曼区一个渔民的小屋中，这个地方早已被炸毁了，以为建造新的公路让出地盘。在战前，布霍尔曼曾是渔民的住宅区，到处是杂乱无章的木屋，颜色有灰的、蓝的和赭色的。他父亲的那幢小木屋连着一片空场，就像那一排其余的房屋一样，像他父亲那样的个体渔民从海上回家时都把他们的小船系泊在码头上。这儿也散发着他童年时期的气息——船的颠簸、树脂、油漆、盐和鱼。

他年幼时就曾坐在他父亲的码头上，观看着巨轮慢慢地驶往斯托纳斯卡伊亚的泊位，他曾梦见过那些向西远涉重洋的巨轮肯定停过的地方。到7岁时，他已能驾着轻舟，从布霍尔曼海岸驶出去几百码远，来到峡湾对面古老的苏拉山旁，山峰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投下了阴影。

“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水手的，”他的父亲从码头上带着满意的神情边看边说道，“不是一位老待在近海水面上捕鱼捉虾的人，而是一位水手。”

当德国人来到奥勒松时，他年仅5岁。那些身穿灰色大衣的高个儿士兵，穿着厚皮靴迈着沉重的脚步到处走来走去。到7岁时，他才见到了战争的烽火。那年夏天，在挪沃伊学校放假期间，他的父亲让他一起去捕鱼。他父亲的那艘小船和奥勒松其余的渔船一起，在一般德国舰艇的监护下，在海面上已驶出很远了。他在夜里醒来了，因为有人在周围移动。两侧有闪耀的灯光，那是来自奥克尼的舰队的桅杆灯。

在他父亲的渔船旁边有一条划桨的小船，船上的人正在搬动鲱鱼筐。这个小孩惊愕地看到一位面色苍白、筋疲力尽的年轻人从船舱中的箱子下面钻了出来，在别人的搀扶下上了那条划船。几分钟之后，划船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朝着从奥克尼来的人划去了。又有一位抵抗运动的电台报务员奔赴英国去受训了。他的父亲逼着他答应决不提起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奥勒松响了一阵步枪的枪声，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应该格外使劲地念祷告词，因为校长死去了。

他的个儿长得很快，使他的母亲来不及为他做合身的衣服，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已对无线电着了迷，花了两年的时间装成了他自己的收发报机。他的父亲惊讶地盯着那个装置，那是他所无法理解的。在1951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当他接收到从大西洋中部一艘遇难船只发出的SOS信息时，索尔才16岁。那艘船就是“飞行企业”号，船货已经移动了位置，船身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倾斜得很厉害。

接连16天的时间，世界各地的人，还有一位年仅十几岁的挪威少年，都在屏息监听着。在这段时间中，那位出生于丹麦的美国船长库尔特·卡尔森，怎么也不肯离开他那艘正在下沉的轮船，冒着狂风使它艰难地向东朝英格兰的南部移动。索尔·拉森夜以继日地坐在他的小阁楼中，耳朵上戴着耳机，透过老虎窗遥望着峡湾口以外的激涛怒海，衷心祝愿那艘破旧的货轮能抵达港口。1952年1月10日，它终于沉没了，离法尔默思港只有57海里之遥。

拉森收听到了它沉没下去的消息，倾听着尾随的拖轮宣告它的死亡和那位不屈不挠的船长获救。他取下耳机放了下来，下楼走到正在用餐的双亲身旁。

“我已决定将来要干什么，”他对他们说道，“我要当一名海轮的船长。”

一个月之后，他加入了商船队。

飞机着陆了，在一幢规模不大但井然有序的候机楼外面停住了，在停车场的旁边还有一个养鹅的池塘。他的妻子莉萨，偕同16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14岁的儿子库尔特，正在等候着他。这一对伴侣驱车从岛上到了轮渡处，穿过海湾又到了奥勒松，在这一段短短的旅途中，他们喋喋不休地一直谈论到家中，他们那幢舒适的牧场式住宅位于博格纳塞特僻静的郊区。

回到家里是令人愉快的。他将带库尔特到博肯峡湾去捕鱼，就像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带他上那儿去捕鱼一样；他们在夏末的最后几天乘自己那艘设有睡铺的汽艇出去野餐，或者到漂亮的绿树成荫的岛上去，而这样的小岛在海湾中犹如星罗棋布一般。他有三个星期的休假，然后要到日本去。明年2月份，他将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一艘轮船的船长。他从布霍尔曼的木屋开始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奥勒松仍然是他的家，而对于这位北欧的海盗的后裔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像家乡这样的。

在9月23日的夜里，一架格鲁曼公司制造的“湾流”号飞机挂上远程油箱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朝东越过大西洋飞往香农机场。这架飞机是属于一家有名的商业公司的租机分部的，作为私人包机航班纳入了爱尔兰的空中管制网络。当飞机在香农机场降落时，它在夜幕的掩护下被引向机场上远离国际航班终端的一侧，并被五辆拉上了窗帘的高级黑色轿车围住了。

戴维·劳伦斯国务卿和他的六名随行人员受到美国大使和政务参赞的欢迎，五辆轿车都穿过一扇侧门飞速驶离了机场，朝东北方向越过沉睡的乡村奔赴米思郡。

在那同一天晚上，苏联民航总局一架装有双喷气式发动机的“图波列夫-134”型客机，在东柏林的申费尔德机场加了油，朝西飞越德国和低地国家向英国和爱尔兰而去。它是作为苏联民航总局运送贸易代表团到都柏林的一架专机注册的。当它飞离威尔士的海岸时，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就按这样的名称把它转到了他们的爱尔兰同事那边。而爱尔兰人让他们的军事空中交通网络接管这架飞机，在拂晓前2小时，它降落在都柏林郊外位于巴尔杜纳尔的爱尔兰空军团基地。

在这儿，“图波列夫”号飞机停在两个飞机库之间，从机场的主楼那儿是看不到的。前来迎接的是苏联大使、爱尔兰外交部副部长和六辆高级轿车。赖可夫外长和他的随行人员钻进了帘子从里面挡住的轿车，并离开了空军基地。

斯莱恩城堡高高耸立在博伊恩河的河岸上，它是科宁厄姆家族蒙特·查尔斯伯爵祖传的家宅，周围是极为优美的大自然风光，离米思郡斯莱恩城的集市并没有多远。爱尔兰政府曾悄悄地请那位年轻的伯爵和他漂亮的伯爵夫人，一起到西部一家豪华的旅馆中去度一个星期的假期，并让政府借用几天他的城堡。他同意了。附属于城堡的餐馆挂上了停业整修的牌子，雇员都给了一个星期的假期，政府部门的厨师搬了进来。爱尔兰的警察穿上便衣，在城堡四周的各个角落都设了暗哨。两队高级轿车开进庭园之后，大门就关闭了。即使当地的人注意到什么的话，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不会提到这件事。

在乔治式的家庭餐室中，两位政治家在亚当式的大理石壁炉前面共进了一次长时间的早餐。

“德米特里，再次见到你很高兴。”戴维·劳伦斯边说边伸出了他的手。

赖可夫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他环顾了一下乔治四世赠送的银器礼物和墙上科宁厄姆家族的肖像。“那么，这就是你们腐朽的资产阶级老板们的生活方式了？”他说道。

劳伦斯哈哈大笑起来。“但愿那是这样，德米特里，但愿那是这样。”

11点钟，两个人在约翰斯顿华丽的哥特式圆形图书馆中坐定下来谈判，周围坐满了他们的助手，插科打浑便到此结束。

“外交部长先生，”劳伦斯说道，“看来我们双方都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关心我们两国之间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看来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停止，或者甚至使它减缓下来。你们的问题看来像是关心苏联境内未来的粮食收成。我希望，我们双方能找到一种减轻我们彼此之间这些问题的方式。”

“我也希望如此，国务卿先生，”赖可夫谨慎地说道，“你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呢？”

在雅典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每周只有一次直达航班，即在星期二搭乘比利时航空公司的飞机，班机在14：00从雅典的埃利尼孔机场起飞，16：45在伊斯坦布尔着陆。9月28日（星期二），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乘上了这班飞机，他受命为安德鲁·德雷克搞一批羊皮的和翻毛的皮革上衣以供在敖德萨作交易。

就在那一天下午，劳伦斯国务卿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向国家安全委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了汇报。

“总统先生，先生们，我认为，我们成功了，只要马克西姆·鲁丁能控制住政治局，并获得他们的同意。

“建议是这样的：我们和苏联方面各派两组谈判人员参加重新召开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议。所提议的地点又是爱尔兰。爱尔兰政府已经表示同意，并将准备一个适当的会议大厅和生活设施，只要我们和苏联方面都表示认可。

“各方派出的一组人员将与对方当面在会议桌上讨论范围广泛的限制军备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我从赖可夫那儿获得一项让步，即讨论的范围将不排除热核武器、战略武器、内空间、国际监督、战术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兵员限额，或者铁幕沿线武装力量的脱离接触问题。”

在场的其他七个人都喃喃表示赞同和惊异。以前的美苏军备会议从来没有这样广泛的议程。如果所有的领域都显示出在向真正的和有监督的缓和发展，综合起来就将成为一项和平条约。

“这些会谈，就世界问题而言，将是这次会议应该讨论的内容，通常的新闻公报将是必要的，”劳伦斯国务卿接着说道，“好了，在主要的会议开过之后，由技术专家参加的附带会议将谈判向苏联出售5500万吨粮食、消费品技术、计算机和石油开采技术的问题，至于价格尚有待于商定，但也许会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

“在每一个阶段，每一方都分前、后两组谈判人员。他们在军备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在廉价商品方面做出让步。”

“这定在什么时候呢？”波克尔威斯基问道。

“那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劳伦斯说道，“在通常情况下，俄国人喜欢慢慢来。现在看来，他们像是迫不及待的样子。他想过两个星期就开始。”

“老天爷，我们在两个星期中可无法准备好‘上场’！”国防部长惊叫道，他的部门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我们必须准备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时不再来。另外，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小组已经准备好了，并下达了出发前的最后指示。他们准备好已有几个月了。我们必须把农业、贸易和技术方面的人调来参加这次谈判，而且要快。我们必须把能够参加谈判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贸易和技术问题的小组成立起来。先生们，请注意这个问题，马上就办。”

第二天，马克西姆·鲁丁是这样向他的政治局做介绍的：“他们已经吞饵上钩了。”他坐在会议桌首席的座椅中说道，“当他们在其中一个会议室中就粮食和技术问题做出让步时，我们就在另一个会议室中做出纯属最低限度的让步。我们将得到我们所需的粮食。同志们，我们将使我们的人民吃饱肚子，我们将解除饥荒，何况价格又是最低的。美国人毕竟还从来没有能够在谈判桌上胜过俄国人。”

大家都喊喊喳喳地表示赞同。

“什么样的让步？”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这些让步将使苏联和世界范围内马列主义的胜利推迟多少时间？”

“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赖可夫答道，“要到谈判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回答是肯定要比一次饥荒会使我们推迟的时间要少得多。”

“在我们决定是不是谈判之前，我们应该搞清楚两点，”鲁丁说道，“第一点是政治局在每一个阶段都将不断获悉全面的情况，这样，如果到时候觉得代价太高，政治局将有权终止谈判，而我将听从维希纳耶夫的意见和他春天发动战争的计划。第二点是我们为了获得小麦面可能做出让步，但在交货开始之后，那种让步并没有必要在长时间内保持有效。”

会议桌四周有几个人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政治局更习以为常的那种现实政治，就像他们早先把关于缓和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变成一场滑稽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很好，”维希纳耶夫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我们谈判小组有权可以做出让步的范围做出明文规定。”

“对此我并没有异议。”鲁丁说道。

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半小时。鲁丁得到了他可以派人参加会谈的选票，选举的结果与以前相同——7票对6票。

在当月的最后一天，安德鲁·德雷克站在二台起重机投下的阴影中，观看着“萨那德里亚”号封舱。甲板上放着运到敖德萨去的真空式装卸机，显得惹人注目；这些机器就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具有巨大的吸力，可以把船舱里的小麦吸出来送进粮仓之中。他沉思着，苏联肯定在尽力改善它的粮食卸运能力，尽管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在露天甲板的下面装着运往伊斯坦布尔的叉车和运往保加利亚瓦尔纳港的农业机械，这些是来自美国的一部分货物，在比雷埃夫斯转运。

他看着船代理的管理员在离开轮船时与塞诺斯船长最后握手告别。塞诺斯对码头扫视了一番，认出德雷克的身影在朝他大步慢跑过来，他的长形帆布用具袋搭在一只肩膀上，另一只手里提着衣箱。

在船长的接待舱里，德雷克递上了他的护照和预防接种证书。他在船方的契约上签了字，这样就成了一名水手。当他走到下面舱室中去存放自己的东西时，塞诺斯船长恰在那位希腊移民局官员上船之前，把他的名字列在船员花名册上。船长和那位官员又像往常那样一起畅饮起来。

“船员中添了一个人。”塞诺斯像是顺便捎带似地说道。那位移民局的官员审视着面前的花名册以及一堆解职证明书和护照。大部分是希腊人，但有六个人不是希腊籍的。德雷克的英国护照显得很突出。移民官员挑上了它，翻动着一张张的纸页。一张50美元的钞票掉了下来。

“一位失业的伙计，”塞诺斯说道，“想到土耳其去，再朝东方那边去。想来你是乐意为他放行的。”

5分钟之后，船员的身份证件都放回到了木盘中，轮船的证件上盖上了准许放行的印戳。当缆绳抛开时，天色在暗淡下来。“萨那德里亚”号慢慢地离开了泊位在向南驶去，然后才转向东北方向开赴达达尼尔海峡。

在甲板下面。船员们都聚集在油腻的餐桌旁。其中一位船员的褥垫下面藏着那支“萨科·霍纳特”步枪，而在莫斯科，他所行刺的对象正在坐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