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个名叫马里奥的意大利籍海员目光敏锐的话，遇难者则可能在日落前命赴黄泉。即令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之中了。他身上几乎衣不遮体，由于烈日的燎烤，身上裸露的部位已造成二级晒伤；浸在海水中的部位已被海水泡得又白又软，就像腐烂的鹅翅膀一般。

马里奥·柯西奥是“加里贝尔迪”号轮船上的厨师兼服务员。“马里贝尔迪”号是一艘讨人喜欢的旧商船，它从布林迪西起航，正缓慢地驶向因杰角，然后再继续向土耳其北岸东部尽头的特拉布宗港行进，去装运从安纳多卢发货的一批杏仁。

就在1982年4月下旬的一个早晨，马里奥拿定主意要将一桶土豆度从上风栏杆处倒入海里，而没有从船尾的垃圾运送槽中倒掉。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别人也没有要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黑海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的厨房里没完没了的热蒸气。他踏上甲板，走到右舷栏杆跟前，使劲把土豆皮倒入了海中，大海漠然置之，顺其自然。然后他掉转身来，蹒跚地向他的工作岗位走去。刚走了两步他就停下了，皱着眉头，又转过身来走回到栏杆跟前，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加里贝尔迪”号当时正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以绕过因杰角，所以当马里奥用手遮住阳光而越过横梁朝船尾方向凝视时，正午的阳光正好直射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确信，在20海里以南的土耳其海岸和轮船之间，他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汹涌的淡蓝色海面上漂浮着。由于无法再看到那个东西，他急忙快步走到后甲板上，沿着外面的扶梯攀上桥楼的翼台，并再次凝视着。在徐徐涌起的浪峰之间，他在一刹那又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物体。他向身后开着的舱门转过身去，舱门通向驾驶台，他大声喊道：“船长！”

说服船长维托里奥·英格拉奥颇费一番口舌，因为马里奥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但船长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确实有一个人漂浮在海面上，他是有责任掉转船头去看个究竟的，况且雷达上也确实显示出了回波。船长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才掉转了船头，把船驶向马里奥所指的出事海面，那时，船长自己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小船几乎不到14英尺长，船身也不很宽。那是一艘轻型快艇，可能是那种海轮上携带的单座艇。在船体中线的前部，有一块座板横跨船身，座板上有一个孔，是固定桅杆用的。不是船上根本就没有桅杆，便是桅杆没有固定好而翻过船体落入大海了。当“加里贝尔迪”号停下来在浪涛中颠簸的时候，船长英格拉奥靠在桥楼翼台的栏杆上，看着马里奥和水手长保罗·朗希开动摩托救生艇去把小艇拖到船旁。当小船被拖近时，居高临下是可以看到小艇里面的情况的。

艇里的那个人躺在海水里，水积了有几英寸深。他瘦得皮包骨头，面容，憔悴，胡须很长，已经不省人事，他的头歪向一边，而呼吸很急促。当他被吊上船以及水手们用手摸着他脱了皮的肩膀和胸膛时，他呻吟了几声。

“加里贝尔迪”号始终留有一个备用舱房以作病房之用，那位遇难者就被安置在这间舱房里。在马里奥的主动要求之下，船长就让他专门去照顾这位遇难者。马里奥很快就把这个人当做为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个小男孩照料自己亲手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小狗那样关心备至。水手长朗希从急救药箱里取出一针吗啡给他作了注射，以减轻他的疼痛。他们两人便着手医治晒伤。

作为卡拉布里亚人，他们对于晒伤是略知一二的；他们配制了世界上最好的晒伤油膏。马里奥从他的厨房里端来了一盆新鲜柠檬汁和酒醋各半的混合剂，又从他枕套上撕下了一块软棉布和取了一碗冰块。他把棉布浸人混合剂中，再包上十几块冰块，然后把它轻轻地敷在晒伤最严重的部位上，紫外线几乎已经穿透到此处的骨头。当冰冷的收敛剂使晒伤的肌肤散发出热量时，一缕缕的热气从昏迷者的身上冉冉升起。那个人颤抖了起来。

“发点烧总比晒伤休克而丧命好。”马里奥用意大利语对他说。那个人未能听见，即便他听见了他的话，也会不解其意。

朗希和船长一起走到摆着小艇的后甲板上。

“发现什么了吗？”他问道。

船长英格拉奥摇了摇头。“这个人身上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写上名字的标签。穿一条廉价的衬裤，上面商标也没有。他的胡子看上去大概有十天没刮了。”

“这里也是空无一物，”英格拉奥说，“没有桅杆，没有风帆，没有桨，没有食品，没有淡水箱。甚至连船名也没有，不过船名也有可能是剥落了。”

“会不会是海滨胜地的游客，被风吹到了海面上呢？”朗希问道。

英格拉奥耸了耸肩膀。“也可能是一只小货轮上的幸存者。”他说，“还有两天我们就要到达特拉布宗了。当他清醒过来会说话的时候，土耳其当局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开船吧。哦，我们还得给我们在特拉布宗的代理人发个电报，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我们靠码头时需要有辆救护车开到码头上来。”

两天后，遇难者仍然昏迷不醒，连话也说不出来；他躺在特拉布宗一家市立的小医院的病房里，身上裹着洁白的床单。

海员马里奥曾陪着这位遇难者随救护车从码头来到医院，同行的还有船方的代理人和港口的卫生检疫官员，那位官员曾坚持要检查这个神志昏迷的遇难者是否有什么传染病。马里奥在床边守候了一个小时才告别了那位仍在昏迷之中的朋友，回到“加里贝尔迪”号上去准备船员们的午餐了。那是前一天的情况，傍晚时分，这艘破旧的意大利不定期货轮就起航了。

遇难人的床边现在站着另一个人，由一位警察和穿短大衣的医生陪着。这三个人都是土耳其人，但其中一个穿便衣的矮胖子说着能过得去的英语。

“他会醒来的，”医生说，“但眼下他的病情很重，中暑、二级晒伤、昏迷，看起来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体质虚弱。”

“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个穿便衣的人指着插入病人双臂中的输液软管问道。

“生理盐水和浓缩葡萄糖，帮助病人克服休克状态。”医生答道，“海员们用冰块使晒伤部位散热，也许就这样救了他的命。但我们已用甘汞制剂给他进行了清洗以帮助伤口愈合。现在他就托真主的福了。”

尤米特·厄达尔是厄达尔——瑟密特海运贸易公司的合股人，兼任劳合社驻特拉布宗港的副代理。“加里贝尔迪”号的代理人已满怀感激之情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那位病人的眼睑在黝黑而又满是胡须的脸上微微颤动了起来。厄达尔先生清了清他的嗓子，弯下腰，用他说得最好的英语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得既缓慢又清楚。

病人呻吟了起来，把头左右晃动了几次。这位劳合社的代表把头又凑近了一些倾听着。

“佐拉兹意，”病人喃喃说道，“佐拉兹意。”

厄达尔直起腰来。“他不是土耳其人。”他用斩钉截铁的调子说道，“但他的名字可能叫佐拉兹意。这个名字该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呢？”

他的两个同伴都耸了耸肩膀。“我将通知伦敦的劳合社。”厄达尔说，“也许他们会掌握黑海的某个地方有船舶迷航的消息。”

《劳合社海报》是世界各地海运行业中颇具权威性的日刊，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出版，只是登载有关海运的社论、特写和新闻。它的一位伙伴是《劳合社航运通报》，负责发布世界上3万艘运营商船的动态报道，诸如船名、船主、注册旗号、建造日期、吨位以及最新获悉的驶离口岸及目的港。

这两种报刊是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市希本大街的一幢大楼里出版发行的。尤米特·厄达尔就是用电传向这幢大楼报告了有关船舶在特拉布宗港进出的情况。他在电传上又加上了一小段文字，以引起设在这同一幢大楼里的劳合社海运情报处的注意。

海运情报处核查了海事记录，证实了近期在黑海并无迷航、沉没的船只，甚至连延误航期的船只也没有，然后就把厄达尔发来的这段文字转交给了海报的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将此作为一则简要新闻登在第一版上，包括那个遇难者自己所说出来的那个名字。第二天上午，这则消息就见报了。

4月下旬那一天，大多数看了《劳合社海报》的人，对有关特拉布宗港那位身份不明者的消息都一翻而过。

但这段消息却吸引住了一位男子敏锐的目光和注意力。他30岁刚出头，是一家租船代理公司的高级职员，且深受公司的信任。租船代理公司坐落在伦敦商业区中心一条名叫“铁拐修道士”的小街道上。公司中他的同事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德雷克。

德雷克全神贯注地读了这则消息之后，便离开办公桌来到公司的海图室，查看了带边框的世界航海图。航海图上指示出了主要的风向和海洋环流情况。在春、夏季节，黑海大都刮北风，指示海洋环流的箭头呈逆时针方向环绕这个不大的海域。从黑海西北部远端的乌克兰南海岸，流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岸，然后又向东转到伊斯坦布尔和因杰角之间的航道。

德雷克在便笺簿上作了一些计算。一只小艇从敖德萨以南的德涅斯特河的三角洲地出发，在顺风和顺水的情况下，能以4至5节的速度行驶，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驶向土耳其，但三天之后，他就很可能向东漂流，偏离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转向黑海的东端。

《劳合社海报》的“气象与导航”专栏也证实了九天以前该区域内的气候恶劣。德雷克沉思着，那种气候对一艘由一位生手来掌舵的小艇来说是会丢掉桅杆和所有的装载物品，并把船上的人都抛到海里去的，即便他能再次爬到船上来，但也只能任凭烈日和大海摆布了。

两小时后，安德鲁·德雷克要求享用尚未动用的假期，为时一周。他的假期是核准了，但只能从5月3日，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开始。

他怀着期待的心情度过了那个星期，并从附近的旅行社预购了一张伦敦至伊斯坦布尔的来回票。这时，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用现款购买伊斯坦布尔至特拉布宗的联系。他还查实了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去土耳其是无须签证的。在下班之后，他到位于维多利亚的英国航空公司卫生中心为自己搞到了所需要的天花预防接种证书。

他很激动，因为他感到经过多年的等待，现在也许正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找到他正要寻找的人。与两天前守候在那个遇难者床边的三个人所不同的是，他确实知道“佐拉兹意”这个词属于哪个国家的文字。他还知道，那并不是人的字名。病床上的那个人一直是在用他的母语喃喃地说着“被出卖了”。这是乌克兰语。这可能意味着那个人是一位逃亡的乌克兰游击队员。

安德鲁·德雷克用的虽然是英国姓名，但他却是一个乌克兰人，而且是一个狂热分子。

到达特拉布宗以后，德雷克首先到厄达尔先生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是从劳合社里的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这个名字的。他找了个借口：他要到土耳其海岸去度假，由于对土耳其语一窍不通，他可能需要有人帮忙。尤米特·厄达尔看了德雷克所能出示的介绍信，便欣然不去过问他的客人为什么希望见一见当地医院里的那个遇难者。他给医院院长写了一封私人介绍信。午饭过后不久，德雷克就被引进那个病人住的一间单人小病房里。

当地那位劳合社的代理人告诉了他，这个病人在恢复神志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而在醒着的时候，他守口如瓶。当德雷克走进病房时，病人正闭目仰卧着。德雷克拿了一把椅子靠床边坐下，他对病人憔怀的面容凝视了一会儿。几分钟后，病人的眼睑颤动了起来，半睁开了眼睛，然后又闭上了。德雷克搞不清楚病人是否已经看见客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但他知道，此刻病人正处于近乎清醒的状态。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hchene vt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也可以比较灵活地译成“乌克兰继续活着”。这是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俄国当局是禁止唱这首歌的，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立即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病人眨着睁开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雷克。几秒钟后，他用乌克兰语问道：“你是谁？”

“和你自己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说道。

病人的眼内布满了疑云，接着说：“卖国贼？”

德雷克摇了摇头。“不，”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论国籍我是英国人，在那儿出生和长大，我父亲是乌克兰人，而母亲是英国人。但在我的心里，我和你一样是乌克兰人。”

床上的那个人执拗地盯着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是伦敦签发的，但不能说明什么。一位俄国的秘密警察也可以掏出一本护照来试图欺骗你，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

“但你现在已不在乌克兰了，这里没有秘密警察。”德雷克继续说道，“你没有被海水冲到克里米亚海岸，没有被冲到俄国南方的海岸，也没有被冲到格鲁吉亚。你也并没有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登陆。你是被一艘意大利商船救了起来，在这儿——特拉布宗港登陆了。你是在土耳其，你是在西方。你已获得了成功。”

现在那个人的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庞，目光显得警惕而又神志清醒，意欲表示相信。

“你能活动吗？”德雷克问道。

“不知道。”病人说。

德雷克朝着小房间对面的窗户点了点头，窗子外面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清晰可辨。“克格勃的人可以装扮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一样。”他说，“但他们不能为了一个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拷打以逼取口供的人而使整个城市改变面貌。你能走到窗子跟前吗？”

那个人由德雷克搀扶着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窗户跟前，朝外张望着街上的情景。

“这些是从英国进口的‘奥斯汀’和‘莫利斯’牌汽车，”德雷克说道，“还有法国的‘别儒’牌汽车和西德的‘大众’牌汽车，广告牌上的文字是土耳其语，那面的广告是可口可乐。”

那个病人把一只手背贴着嘴巴，嘴咬着指关节，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

“我已获得了成功。”他说。

“是的，”德雷克说道，“你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我的名字，”病人在回到床上时说道，“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我出生于特尔诺波尔，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队里有七个乌克兰人。”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情况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卡明斯基和六个同伴都出生于特尔诺波尔地区，这儿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至今也仍有余烬在复燃。他们决定对他们国土上无情的俄罗斯化计划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在60年代业已加剧，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已经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民族艺术、诗歌。文学、语言和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法”。在历时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们伏击并击毙了两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月16日他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万“雅尔塔的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亚·德拉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要给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次迎头痛击，使他们经受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穿透他们的权力堡垒，并直接从堡垒内部使他们大伤元气。

他的梦想充满了活力，而对于找到了卡明斯基来说，则意味着向这个梦想的实现迈进了一步。当他乘坐的飞机越过和煦的蔚蓝色天空飞向特拉布宗时，他已下定了决心，显得激情满怀。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望着对面的德雷克，脸上显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安德里亚，我不知道，”他说道，“我就是不知道。尽管你为我做了这一切，我就是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信任你。我很抱歉，但我这辈子不得不那样处世。”

“米罗斯拉夫，你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也许会了解我，但不会比你现在所了解的更多了。我告诉你有关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能回去，那么就让我替你回去。但在那儿我必须要有接头的人。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无论是谁……”

卡明斯基终于同意了。

“那里有两个人，”他最后说道，“当我的游击队被消灭时，他们并没有垮掉，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只是在几个月前我还见过他们。”

“但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吗？是游击队员吗？”德雷克急切地问道。

“是的，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但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原因，他们的人民也遭受苦难。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父亲也在劳改营里被关押了10年，但被关的原因不一样。他们是犹太人。”

“但他们憎恨莫斯科吗？”德雷克问道，“他们也想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吗？”

“是的，他们憎恨莫斯科，”卡明斯基回答道，“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似乎是受一个称为‘犹太人保卫同盟’组织的影响，他们是从收音机里收听到关于那个组织的事的。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意图似乎也是开始反击，不再忍气吞声地忍受迫害。”

“那么，让我与他们接头吧！”德雷克催促道。

第二天早上，德雷克就带着住在利沃夫的两个年轻犹太游击队员的姓名和地址飞回了伦敦。不出两个星期，他就预约参加了由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行，定于7月初去基辅、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游览。他还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取出了兑换成现金的毕生积蓄。

安德鲁·德雷克，别名安德里亚·德拉契，即将开始孤身奋战克里姆林宫，而没有被任何人所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