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医学研究所地下室的太平问旁边的检查室里，库兹明教授正在进行尸体检验前的手臂消毒，他将对今天的第三个尸体进行检查。也许是职业习惯，他脸上毫无表情。

“下一个是谁？”他一边用纸巾擦着手，一边向他的助手询问。

“158号！”他的助手说。

“叙述详细情况！”

“白高加索人，男性，约60多岁，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思索着。管他是谁呢？他超脱地想着。或许又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游民。正在检查的这具尸体也许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正在学习的医学院的学生，让他们了解腐烂尸体中的器官是何种状况，用他的骨骼甚至可以上一堂丰富的剖析课。

像任何大城市一样，莫斯科每晚、每周、每个月都要涌现大批的尸体。然而，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尸检，否则教授和他所有的法医病理学的同事们将难以应付。

城市里出现的死亡，大部分属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死亡，这是指那些因年老而死于家中或医院里的人，或是任何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致死的人。对于这种情况，医院和当地医生，就可以为死者签署死亡证明书。

还有另外一种，称之为“预料不到的自然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签署最基本的，例行公事式的死亡证明。

除自然死亡外，还有一些因家庭、工厂及汽车而发生的各种事故所造成的事故死亡。近年来，莫斯科有两类原因导致的死亡呈上升趋势，即因寒冷而被冻死和自杀的死亡。这个数字高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分三类：第一类是体内无酒精，衣衫完整的自杀者；第二类身穿正常服装，但因饮酒过量，而是意外掉到河里的人；第三类是身着泳装，是游泳时意外溺水淹死的人。

然后是杀人案。该类案件先由警察局侦探科处理，然后再送到库兹明教授那里。即使这些案件，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正像所有城市里的大多数情况一样，大多数案件属于“家庭内部”事件。80％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或者犯罪者是家庭成员之一。警察通常在案件发生几小时内就立案侦破了，事后的尸检，仅仅是为了证实已经知道的事实。譬如，伊凡把他的妻子刺死了等等，只是帮助法庭迅速作出裁决。

此外，还有酒吧滋事和黑社会争斗而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警察侦破的概率仅为3％。然而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子弹穿颅致死也没什么了不起。教授根本不关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当局必须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但是，偶尔他们也会遇到一两个不知姓名的人。第158号尸体就是属于无姓无名的那一种。他的助手掀开尸体身上盖着的单子，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饶有兴趣地检查起来。

他感到奇怪，甚至觉得挺有趣。那种让外行人闻到后立刻就会感到恶心的臭气，却没有触动他的反感。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种气味。他手里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盘旋，两眼凝视着被毁坏的尸体。他感到纳闷。

除了头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尸体的其它部位几乎完好无缺。他可以看出，死者的眼球是被树林中的鸟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点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他是死后六天才被发现。他的骨盆以下，双腿因死亡时间较长而腐烂，因此已脱色，而损坏的原因很难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硬伤，几乎没有一寸好的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将尸体翻过身来。尸体背后，同样也是遍体鳞伤。他又将尸体翻回去，开始用解剖刀解剖尸体，不时地对着磁带录音机解说些要点。之后，他将根据录音的内容拟写解剖报告。他录音的第一句话是当天的日期：1999年8月2日。

1986年2月，华盛顿在1986年2月中旬，使贾森·蒙克和他在苏联／东欧分部的上司们高兴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设法与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联系，更不会与美国大使馆联系。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德地址写了一封信。提供地址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是经过了严格的预谋。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汇报这一地址，他将遇到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为CIA作后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地址，假如是这样，索洛明的情况就更糟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你不向亚丁的GRU指挥官报告？为什么你要让与你联系的美国人逃走？这些问题将无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与美国人合作。该信件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国外的来往信件都要被截获并被审读。所有的电话、电报、传真和所有电传文件也同样要经受审查。但是，苏联内部的邮件数量极大，因此仅对可疑的发信人或收信人的邮件进行检查。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东欧团体内部的邮件，包括东德。

东德的地址是一名为CIA当邮递员的地铁司机的地址，CIA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报酬。他家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他收到的信总是以弗朗茨·韦伯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是这家的房客，已经去世了。这个地铁司机承认，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过两封寄给韦伯的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因为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扔掉了。他毕竟是个诚实的人。

来信从不写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词老调：希望你安康，我这里一切都好；你的俄语学得怎样呢？希望我们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运，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东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断，韦伯在某个文化交流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样，这类事情还是受到了鼓励。

即使东德秘密警察，透过字里行间破译了用隐显墨水写的电文，它只能表明韦伯曾经是个间谍，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边，一旦信件投进了信箱，发信人就消失了。

地铁司机海因里收到信后，要把它转交给柏林墙那边西德的有关人员。他转递信件的方法听起来很奇特，但是冷战期间，在这个被分离的柏林市里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怪事。事实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被抓住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个环城地铁系统；1961年以后，为了阻止东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墙，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后，许多东、西之间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铁轨，正是东、西德的交汇点。

东德的铁路在这里向西德境内凸出了一小段弯道，然后又返回东德。火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被密封了。东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车里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海因里独自一人在司机室里时，他将放下窗户，在列车路过某一地点时，他用弹弓将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弹到外面一个战争留下的炸弹坑里。列车外面总会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里溜狗，这个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时间表。当火车呼啸着离开后，他把那个高尔夫球拾起来，然后把它带给在CIA西德情报站工作的同事们。球被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被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还不错。他回国后先忙着汇报工作，接着有一周的假期。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国防部待命。

在国防部的大厅里，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为其修建郊外别墅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该人已上升为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带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是这个人确实是靠政治台阶爬上来的。看到他的身边有来自西伯利亚的战士，他很高兴。他对按照他的计划完工的别墅很满意，正巧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酒过量，刚刚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接替了那个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如果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那封信，他肯定将被干掉。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大使馆，所以他告诉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离开也门之前，应该给他提供更先进的通信包，然而由于也门的内战而未能实现。

10天以后，他接到了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最后通牒”书。信封上印有中央交通办公室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怀疑。该通知书和信封伪造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他差一点就给交通办打电话，向他们提出抗议，因为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发现信封里渗出了沙粒。

他吻别了送孩子上学去的妻子，独自一人，用他从亚丁偷偷放在刮脸用具包里带回来的增强水涂在通知上面。显示的内容很简单：下一个星期天10点钟在列宁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咖啡馆见面。

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从他的桌前经过，他紧缩在御寒的大衣里面。那个人从他的空袖子里面抛出了一包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索洛明用报纸盖住了那包香烟。那个穿大衣的人头也不回，径直离开了咖啡馆。

香烟盒里似乎放满了香烟，但是那20根过滤嘴香烟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任何可吸的东西。烟盒里有一台微型照相机、十卷备用胶卷和一张卷烟纸，上面写着三个秘密投递信箱，并且有如何找到这些信箱的说明，以及六种类型的粉笔标记方法。以表示情报已取走或需要提供详情的信息。还有一份蒙克亲笔拟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信的开头这样写到：“我的猎手朋友，我们打算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之后，猎户星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他获得了更多卷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最机密的机构——工业联合企业，因此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库兹明教授认真地进行校对，他为第158号尸体所作的笔记打印了稿件，并亲手注释了几处。他甚至不打算让他的过度劳累的秘书重新打印；让那些在谋杀案件办公室工作的笨蛋们自己去琢磨吧。

他认为，该资料肯定要传送到谋杀案件办公室。他很同情那些侦探们，只要疑问不大，他尽可能签署“事故”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的亲属们，来领取尸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后事；对于没人认领的尸体，他将被保存在太平间里，直到法律规定的时间到期为止。假如死者的身份得不到验证，尸体最终要被送到贫民的墓穴里，这是莫斯科市长发的善心。或者被送到解剖课的课堂上去。

但是第158号尸体是被谋杀的，其原因根本无法查明。假如是被急速行驶的卡车撞死的行人，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内伤。仅碰撞了一下，即使是卡车也不至于留下那么重的创伤。假设，他是被一群水牛碰撞，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莫斯科周围，几乎没有什么水牛。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水牛同时撞击的部位，只是头部和腿部。158号尸体的脖子与臀部之间却是被钝器重击了无数次，前后两面都是如此。

他写完笔记后，在结尾处签名，并写下了尸体检验日期：8月3日。然后，把它们放在“送出”的盘内。

“是谋杀吗？”他的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是身份不明。”他十分自信地说道。她用打印机打印输出了信封，再将资料塞进去包好，然后把资料袋放在她的旁边。傍晚她下班时，把它交给了住在底层的守门人，守门人会在适当的时间，再转交给货车司机，司机会将资料送到莫斯科不同的目的地。

与此同时，158号尸体仍躺在黑暗的冰柜里，躯体内已经没有了眼球和大部分的内脏。

1986年3月，兰利凯里·乔丹站在他的窗前，遥望着他最喜欢的景色。到了3月下旬，在CIA主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森林里，已经笼罩着一缕绿色的春意，透过落叶的灌木林可以看见对面河里奔腾的流水。要不了多久，对面的灌木将抽出新枝，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森林的景色也将变得秀色可餐。他喜欢华盛顿，他知道华盛顿是美国所有城市中绿化最好的城市，这里有更多的灌木、树林、公园和花园。春天也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就过去的情况而言，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CIA在雅典招募的GRU军官——谢尔盖·博汉，多次明确地向美国汇报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他飞回莫斯科，他将肯定遭遇灭顶之灾。虽然他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他敢肯定，他的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完全是个骗局，其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军事院校的学习成绩出问题了。由于他自己的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由于，博汉和其他二人是第一批经历这类问题的人，CIA当时还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现在他们相信了。因为又有五名在国外工作的其他人员，在工作期限仅过了一半的时候，中途突然被神秘地令召回国。并且，他们回国后就永远消失了。

这样算起来有六人，再加上波托马克共七人。此外，在苏联国内，还有五个人也神秘地失踪了。这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主要情报来源问题，而是CIA数年来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结晶，它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投资。但有，只有两个人例外。

乔丹的身后是哈里·冈特，他是苏联／东欧分部的负责人，该分部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此时，也是惟一的受害者。哈里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与乔丹的年龄一般大，他们二人同时被提升了职务，共同在国外情报站经受过风风雨雨的考验，共同招募特工、间谍，对于克格勃同仇敌汽，他们之间彼此相互信任如同手足。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CIA苏联／东欧分部的内部他们彼此信任。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是内部的核心，是独占鳌头的群体，是秘密战线上的排头兵。然而，他们每人的内心里都隐藏着一种可怕的怀疑心态。霍华德事件、密码泄密事件以及克格勃巧妙的侦探工作，或许暴露了五六名，甚至是七名间谍同仁。但是，这一共14名的泄露名单又如何解释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会不会有内部叛徒？好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苏联／东欧分部里不可能存在叛徒！这时有人在敲门，屋里的情绪暂时缓和了一些。

剩下的，最后一个成功的故事即将开始。

“请坐，贾森，”副局长说，“我和哈里正准备表扬你呢。你的猎户星座已经提供了真正的、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处的人正在召开研究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嘉奖你这位发展间谍有功的人，值得提升到GS-15的职衔。”

从GS-14提升到GS-15，他由衷地感谢两位领导的栽培。

“你那位在马德里的莱桑德先生近况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定期汇报工作。他虽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提供的情报很实用。他在国外的聘期快满了。不久他将返回莫斯科。”

“他没有被勒令提前回国？”

“没有，先生。为什么要提前回国呢？”

“没有任何理由，贾森。”

“我能坦率地讲几句话吗？”

“直接讲吧。”

“有谣传说，我们分部近半年来日子不太好过。”

“是真的吗？”冈特说，“只是人们的谣传。”

此次灾难消息的传播范围，仅仅限于局里的十位高层领导。作战部一共有6000名雇员，其中苏联／东欧分部就占了1000人，到蒙克的级别，也有100名。蒙克是从他的那个部门听说的。蒙克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据说，我们一直在损兵折将。我听说损失的数字已高达10名以上。”

“贾森，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规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

“是的，先生。”

“我们可能有一些小问题。所有机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好运，也会有厄运。你说呢？”

“既然该数字为10个左右，那么这类资料仅存放在一个地方，即301档案。”

“我想我对我们的组织结构比你更了解。”冈特厉声说。

“那为什么莱桑德和猎户星座仍在自由活动？”蒙克问道。

“听着，贾森，”副局长耐心地说，“我曾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怪异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非传统的，经常破坏规矩的人。但是，你很幸运。我们的确有一些损失，但不要忘记，你招募的人的个人资料也在301档案里。”

“不，他们不在那里。”

顿时，屋里变得异常安静，如果地毯上掉了颗花生，声音都能听得到。哈里·冈特停止玩弄他的烟斗，他在室内从来不抽烟，他的烟斗就像演员的道具一样。

“我从未到中央档案局储存他们的详细资料。这是我的疏忽，很抱歉。”

“那么，你那些原始报告在哪儿呢？你亲笔写的报告，包括招募细节、地点和会面次数的资料呢？”冈特终于开口提问了。

“它们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从没有离开过那里。”

“而所有的，正在实施的行动计划呢？”

“记在我的脑子里。”

又是一阵寂静，这次静默的时间更长一些。

副局长最后说：“谢谢你，贾森！咱们将保持联系。”

两周之后，在作战部内展开了一场战略行动。凯里·乔丹仅与两名分析人员一起将那198名，在前12个月内接触过301档案的人，逐个加以分析排查。最后，将范围缩小到了41人。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就包括在这个缩小了的重点名单里，当时他仍在学习意大利语。

乔丹、冈特、格斯·哈撒韦和其他二人论证说，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无论他们感到多么痛苦，必须对这41人进行严肃的调查。这将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一场充满“敌意”的，多种波动描写器测谎检测和个人资金的审查。

多种波动描写器是美国人发明的，许多人喜欢用它。尽管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许多缺陷。一名经验丰富的说谎者可以左右该设备，而且对间谍的测试建立在设立骗局的基础上，希望这仅仅是针对敌人而已。

此外，提问的人必须非常熟悉背景情况，他提出的问题必须恰到好处，主题也一定要突出。他必须使撒谎者有一种恐惧心理：“天啊！他们全知道了。”这时撒谎者的脉搏才会加快跳动。如果撒谎者从被问的问题中洞悉出来，或者对方根本不了解情况，他都会显得十分平静，因而，脉搏跳动也会很正常。这就是善意检测和敌意检测的本质区别。善意的检测，只是浪费纸张而已。

副局长重点想知道个人资金账户检查的结果。他们不知道，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曾经因家庭破裂，而负债累累。然后，他在12个月前又结婚了，再婚时花了大量现金，而该资金都是1985年4月以后积累的。

反对副局长观点的首要人物是肯·马格卢。他提醒人们注意：当初詹姆斯·安格尔顿是如何频繁地审查忠诚的军官，而给国家造成惊人的损失的。他指出，检查私人资金是一种破坏个人隐私的行为，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冈特坚持反驳肯·马格卢的观点，他认为，在安格尔顿时期，从未发生过半年内突然损失12名特工的情况。安格尔顿调查的基础是他自己的病态妄想。而1986年情报局面对的现实是，内部已经出了大的问题了。

主战派失败了，人权派胜利了。对41人的“严厉”检查方案被否决了。

帕维尔·沃尔斯基检察官刚刚签署完一份文件，而另一份文件又放在他的桌上。

一年前，他在反组织犯罪处担任陆军军士长的职务。当时，他很满意他的工作，至少他可以袭击黑社会的仓库，并没收他们非法所得的财物。一个聪明的军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可以在没收的奢侈品上缴国库之前，揩一点油水。

而他的太太却想当侦探检查员的夫人。因此。机会来临的时候，他瞄准了努力的方向。得到提升后，被调到谋杀案办公室工作。

他没有料到，他会遇到身份不明的案件。当看到眼前无数的案件资料时，他常常希望他能回到他过去工作的地方去。

大多数身份不明的被害人，至少有某种被伤害的原因。如果是抢劫，钱包被劫后，受害人损失的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钱。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所有者重要的护照和带照片的俄罗斯内部身份证，这些都记载了所有者必需的详细资料。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否则他们也不会躺在太平间里。一旦死者是有钱有势的人，通常他的家人会找上门来。他们会到失踪人员办公室辨认照片。在那里，每周都要陈列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常有人从中找出死者的照片，从而明确了死者的身份。然后，死者家属哭泣着去辨认并领回他们所失去的家人的尸体。

对于那些不是以抢劫为目的的案件中，尸体身上某个兜里，通常装有死者身份等证明材料。于是，这类案件也就没有必要再转到沃尔斯基这里来了。那些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死亡者的资料，也不会到他这来。因为，这些人把身份证早就扔掉了，他们不想让民兵把他们遣返回去。他们多数仍然还在大街上，死于严寒或酒精。沃尔斯基只处理某些谋杀案件，指死亡者和杀人犯身份均不明确的人。他认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理由。然而，这个又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职业。8月4日他面前的这份资料，确实不同寻常，抢劫几乎不可能是杀人的动机。他从西部分局的事故现场报告中得知，死者是在莫斯科境内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被一个采蘑菇的人发现的。离公路一百米远，不太像撞死了人，不会是那种弃尸逃跑的肇事案件。

对于被害者个人特征的描述令人沮丧。死者的穿着（由下至上）：鞋子，是塑料的、廉价的、露着脚跟的破鞋子；袜子，从商店里买的那种廉价的、粘满污垢的袜子，同样廉价；肮脏的短裤；黑色粘满油腻的薄裤子；老化的塑料皮带。就这么多。没有衬衫、领带或夹克衫。在附近只发现了一件外罩，像是以前的旧军服，50年代制造的，非常破旧。资料的末尾有一段简短的描述：死者的口袋里一无所有，无手表、耳环、或者其它任何个人财产。

沃尔斯基瞥了一眼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人善意地合上了他的眼睛，一张细瘦的胡子拉碴的脸，也许有100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多岁。神态憔悴，资料上是这样写的。但那不是他死亡之前的模样。

沃尔斯基心想，可怜的干巴老头。我敢说，没有人会因为他在瑞士银行账户里的金钱而要他的命。他转向尸体检验报告。看过几页后，他踩熄了刚从手里丢下的香烟头，开始咒骂起来。

“这些研究员们，为什么不能用简单语言书写报告？”他不止一次地向墙壁发问，“如果你的意思是刀伤和撞伤，你使用通俗语言不行吗？”他是这样认为的。

当他读完了那份充满行话的资料后，他对好几个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他查看了官方印鉴，是第二医学研究院法医病理所加盖的图章，他拨通了电话号码。他很幸运。库兹明教授正巧在办公室里。

“是库兹明教授吗？”他问道。

“是的。你是哪位？”

“沃尔斯基检查员，谋杀案办公室的。我面前放着你的报告。”

“你的运气不错！”

“我能坦率地问您几个问题吗，教授？”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年龄应有的基本权利。”

“就是您使用的某些语言有点难懂。你提到在每个膀臂的上半部分有好几处撞伤。您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作为一名病理学家，我解释不了，他只是严重的撞伤。但是，成可以私下告诉你，那些伤疤痕迹是由人的手指头留下的。”

“有人抓他了吗？”

“我亲爱的检查员，这意味着他是被人架起来打的。他挨揍的时候有两个壮汉把他支撑起来了。”

“那么，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了，并没涉及到什么机械？”

“假如，他的头部和腿部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我可以说他是从直升飞机上扔到水泥地上来的。而且是一架飞得很高的直升飞机。但是，他不是。只要撞到地面和卡车上，头部和腿部都会同时受伤。他不是这样的。他的脖子和臀部之间，前后两面，反复多次，被坚硬的钝物猛烈撞击过。”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吗？”

“这正是我想说的，检查员先生。”

“请原谅我插话，他是否被打成肉酱后窒息而死？”

库兹明叹了口气：“除了一根以外，他其它所有的肋骨都被打断了。有些肋骨移位到了好几个地方。有两根肋骨刺进了他的肺部，以致使肺部的血管、支气管同时断裂，大量的血液涌入气管，结果造成了窒息。”

“您的意思是说，他是被咽喉部的血块哽死了？”

“正是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对你解释的。”

“对不起，我刚到这里任职。”

“我已经感到饿了。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再见了，检查员！”

沃尔斯基又看了一遍报告。这样看来这个老头是被打死了的。他是像众所周知的“小偷”那样的人？但是，小偷的年龄通常比他要年轻。他肯定得罪了黑手党中的某一个人了。假如他不是死于窒息，他会被如此重的外伤痛得嗷嗷大叫。

杀手想要什么呢？情报？如果他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拿出来，他肯定不会受这么大的罪。是惩罚吗？杀鸡给猴看吗？还是虐待狂？也许这三者都有一点。但是，这样一个看起像乞丐一样的老头究竟是拿走了什么？是黑帮头目急于得到的什么东西；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以致使黑帮头目如此气急败坏这样残酷地折磨他？

沃尔斯基在记录识别记号一栏里又发现了一条注释。教授这样写到：“身上无任何东西，但是嘴里有两颗门牙和一颗犬齿，这三颗牙都包有不锈钢外套，似乎是很久之前部队的牙医制作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人的前面有三颗钢牙。

法医病理学家的最后注解提醒了沃尔斯基什么事情。确实已是午休时间了，他已经同意去见一位也在谋杀案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他站起来，锁住了他那简陋的办公室，转身走开了。

1986年7月，兰利索洛明上校的来信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他已经在莫斯科的秘密信箱里投递了三次情报了，现在他想再与发展他的人，贾森·蒙克见一面。由于他没有机会离开莫斯科，他希望在苏联的领域里见到蒙克。任何部门收到这样一封建议信后，首先作出的反应是怀疑他们的特工已经暴露，被迫写了这封信。

但是蒙克坚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胆小鬼。假如他是被迫写的信，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一个词；而且会尽力在文中插入另外一个词。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信中，包含了应该出现的那个词，但是没有包含不应该出现的那个词。换句话来说，这封信似乎是真的。哈里·冈特早就同意蒙克的看法，莫斯科到处充满了克格勃特务和盯梢，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虽然蒙克担任外交职务的时间不长，苏联外交部还是想了解他的全部细节，他们会转交给第二总局处理。即使伪装起来，蒙克在莫斯科逗留的全过程都将被监视起来，想要安全地见到国防部副局长的副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索洛明都不赞成那样做。

索洛明说他在9月下旬有个假期，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一份奖品——在古尔祖夫的黑海度假胜地有一所度假公寓。

蒙克核对了一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岸边有一个小村庄，那里是著名的军事度假胜地，也是一所大型国防部医院的所在地，负伤或养伤的军官在那里享受阳光，使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蒙克去咨询了两名正在美国居住的前苏联军官。那两个人均未去过那里，但是听说过克里米亚：那里原先是一个美丽的渔村，契河夫曾在那里的海边别墅住过，从雅尔塔沿海边到那里乘公共汽车要花50分钟，或乘出租车要花25分钟。

蒙克转过来研究雅尔塔。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按照计划好的路程，乘飞机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航空线路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到基辅，再转机到敖德萨，然后去雅尔塔。外国旅游者不可能沿着那个航线飞行，他没有理由要去雅尔塔。那里可以是苏联人的度假胜地，但是一个外国人站在那里就很引人注目。蒙克查看了一下水路，他便有主意了。

由于苏联急需硬通货，苏联政府允许黑海船运公司开通地中海水路旅游。尽管所有的船员都是苏联人，其中不乏克格勃特务（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大多数乘客是来自西方的客人。

由于这类为西方人开通的旅游很便宜，旅游团的乘客大多数是学生、学术界人士和年长的市民。1986年夏天，有三艘大客轮从事这类巡航：里特瓦号、拉脱维亚号和亚美尼亚号。9月份的那艘客轮是亚美尼亚号。

根据黑海船运公司的伦敦特务提供的情报，亚美尼亚号将离开敖德萨，开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这时乘客很少。离开希腊后她向西航行，开往西班牙的巴塞罗纳。然后调头经过马赛、尼泊尔、马耳他、伊斯兰堡，然后进入黑海，沿着保加利亚海岸线开往雅尔塔，最后返回敖德萨。大部分西方乘客是从巴塞罗纳、马塞、或尼泊尔加入进来。

7月末，在英国安全局的协助下，该航海运输公司的伦敦局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插入活动，没留下任何进出痕迹。在伦敦预定的亚美尼亚号的乘客都有照片记录。

他们对于预定客轮的乘客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一组美国——苏联友谊协会的成员。他们在美国对这些人进行了核查。这些人全部是中年人，既诚恳又天真，专心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他们也居住在或靠近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

8月初，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诺曼·凯尔森教授加入了该协会，并申请进行文化交流。人会后，他“听说”了将要乘亚美尼亚号进行的远征，他在马赛上了船，成为该协会的第七名团员。苏联国际旅行社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又额外预定了一张船票。

这位诺曼·凯尔森实际上是一名前CIA的案卷保管人，他已退休住在圣安东尼奥，他的外貌看起来酷似贾森。蒙克，但是他比贾森大15岁，这一年龄上的差别可以用化装来弥补，他的头发染成了灰色，戴了一副茶色玻璃眼镜。

8月中旬，蒙克给索洛明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他的朋友将在雅尔塔植物园的十字转门口等他。植物园是雅尔塔著名的风景区，位于城外，离古尔祖夫很近，是到雅尔塔1／3的距离。那位朋友将于9月27日和28日中午在那里等待与他会面。

沃尔斯基检查员预约了午饭，但是他迟到了。他大步流星穿过彼得罗夫卡灰色大厦的走廊，那里是莫斯科民兵的总部。他的朋友不在办公室，因此他去他的班活动室的门口找他，他果然在那里，正与一伙同事聊天呢。

“对不起，我来迟了。”他说。

“没关系，咱们走吧。”

他们两人靠薪金在外吃顿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们单位有一个非常便宜的食堂，在那里吃午饭可以优惠，而且量也足。这两个人转身向门口走去。在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一块布告牌。沃尔斯基瞥了一眼，愣住了。

“快走吧，”他的朋友说，“否则就没有饭桌了。”

他们坐在饭桌旁，桌上每人都有一盘炖肉和半升啤酒。沃尔斯基对他的朋友说：“告诉我，在班活动室是怎么回事？”

“你指什么？”

“门里边那块公告牌。似乎有一张复印的蜡笔画像。是个老家伙，嘴里有几颗滑稽的牙齿。他是谁？”

诺维科夫检查员说：“你说的是他呀。他是我们要找的一个神秘的人。英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女人的寝室被夜间非法进入。有两个家伙。他们什么也没偷，但是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她发现他们了，因此被打昏在地。但是她看清楚了其中一个人的面孔。”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大约两周前，或许三周前。不管怎样，英国大使馆已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他们勃然大怒，直接找到内政部。他们要求反盗窃部查找这个人的下落。有人画了这张像。你知道切尔诺夫吗？不知道吧？他是反盗窃部里有名的调查官；此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他四处奔跑，因为这关系着他的饭碗、前途问题，但是他还是一无所获。他甚至到我们这里来，贴了一张那个失踪人的画像。”

“有什么线索吗？”沃尔斯基问道。

“没有！切尔诺夫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或者他在什么地方。我每次到这里吃饭，总是发现这个菜肥肉多，瘦肉少。”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沃尔斯基说。诺维科夫正往嘴边送啤酒，他半途停住了。

“这家伙在哪里？”

“在下面第二医学研究院太平间的冷柜里。他的身份不明，一周前在西边的树林里发现的，他是被打死的。且无身份证。”

“你最好再去告诉切尔诺夫这个消息，他肯定会重谢你的。”

诺维科夫检查员继续吃完他盘里的炖肉，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1986年8月，罗马7月2日，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和他的妻子来到不朽城，在他的新岗位就职。即使他已经在外语学校进行了八个月的语言培训，他的意大利语仅仅可以应付工作，对付检查，还谈不上流利。他与蒙克不一样，蒙克具有学外语的天赋。

有了新获取的财富，他的居住条件要比原先好得多，但是罗马工作站的同事们并没有感觉出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1985年4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罗马工作站的站长名叫艾伦·乌尔夫，他也是CIA的老战士，曾经在巴基斯坦、约旦、伊拉克、阿富汗和伦敦任职。正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不久就发现埃姆斯的存在简直就是浪费空间。假如在肯·马格卢做手脚之前，他看过土耳其和墨西哥站长对埃姆斯的业绩评价报告，他早就会向作战部副局长提出抗议，拒绝接收他们新任命的苏联科的负责人。

没有多长时间，人们就发现埃姆斯经常酗酒，工作业绩极差。这也使俄国人很担心。他们很快派来了一个名叫赫连科夫的接头人。这个人职位较低，与埃姆斯接头时不会引起怀疑。埃姆斯公开告诉他的同事他正在设法“发展”赫连科夫，他有可能成为一名招募对象。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许多长时间的午餐酒会变得合理化了。埃姆斯在饭后几乎找不到他的办公室。

像过去在兰利那样，埃姆斯开始将他书桌上大量的秘密资料装进提包。然后带着这些东西溜出大使馆，将情报交给赫连科夫。8月份，他真正的上线从莫斯科到罗马与他会面。这个新来的克格勃特务与华盛顿的安德罗索夫不同，他不在罗马居住，需要会面时，他总是乘飞机来。在罗马遇到的麻烦要比美国少得多埃姆斯根本不在大使馆里吃午饭，而是在咖啡馆里公开与赫连科夫喝酒。然后他们悄悄地上了一辆封闭的轿车，赫连科夫亲自将车开到苏联大使的别墅。他的上线“弗拉德”等候在那里。他们可以从容地交谈几个小时。弗拉德实际上就是第一总局K分部的弗拉基米尔·梅丘拉叶夫上校。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埃姆斯打算对克格勃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剔除了他出卖的所有的人，从而使他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弗拉德先发制人，他首先对这一卤莽举动表示道歉，解释说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驳回了他们所有人的方案。然后，他开始进入正题，也就是他到罗马来的目的。

“亲爱的里克，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数量极大，而且价值无限。你带来的文件中对于那些发展俄罗斯间谍的美国高级军官都有笔头描述，而且还配有照片。”

埃姆斯迷惑不解，他试着努力从酒精的后劲中清醒过来。“是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他问道。

“不是错了，仅仅是个谜。”梅丘拉叶夫边说边拿出一张照片放在咖啡桌上。

“就是这张。一个叫贾森·蒙克的人，对吗？”

“对，这就是他。”

“在你的报告中，你把他描述为苏联／东欧分部‘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我们推测你的意思是他控制了一名或两名在苏联境内工作的特务。”

“办公室里大家都这么认为，或者是我最后一次在美国时掌握的情况。你们肯定已经抓住了他的人了。”

“我亲爱的里克，这正是我要说的问题。你好心泄露给我们的所有叛徒都已经证实了，他们已经被逮捕审讯……我怎样描述他们呢？他们每个人都……”这个俄国人眼前浮现出审讯室里的情景，格里申向犯人说明了他个人逼供的方法后，所有犯人都吓得颤抖不已。

“那些叛徒都很坦率，全部坦白了，大多数人也很合作。每个人都说出了控制他的军官的名字，有人讲了不止一人。但是没有贾森·蒙克，一个都没有。当然，使用假名的可能性是有的，通常很多人都使用假名。但是，里克，这里有照片。没有一个人认识照片中的这个人。现在你明白了我的问题了吗？蒙克究竟控制了谁？他控制的人现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真搞不懂。他们应该记录在301份档案里。”

“亲爱的里克，我们也不明白，因为档案里没有他们的名字。”

会谈结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一张任务清单。他在罗马呆了三年，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出卖了，包括大量的机密和绝密文件。其中又有四名特务，但是他们都不是俄国人，是东欧联合体其它国家的公民。但是他的头号任务既明确又简单：你回华盛顿后，最好在回去之前查明蒙克在苏联境内控制人员的名单。

当侦探检查员诺维科夫和沃尔斯基在民兵总部的食堂里沉湎于增长见闻的午饭时，俄罗斯议会（杜马）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在夏天休会之后重新召回俄罗斯议员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个国家领土太广阔了，许多代表不得不行程上万英里赶来参加修改宪法的辩论。然而这场辩论应该说是极其重要，因为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宪法修改的问题。

切尔卡瑟佐夫总统意外去世后，根据宪法第59条的规定，总理暂时代替总统执政。临时执政的期限为三个月。

总理伊凡·马尔可夫确实已经接任了临时总统的职务，但是许多专家提醒他注意一个情况：俄罗斯总统大选日期预定在2000年6月，假如提前到1999年10月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状态，甚至全国大乱。

因此杜马的提议是对宪法章程进行一次性的修改，将临时总统任期延长三个月，并将2000年的总统大选从6月份提前到1月份。

杜马这个词的含义是思考或沉思，因此议会是“一个思考的地方”。许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杜马与其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地方。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杜马的讨论正应验了上面提到的那种描述。

讨论延续了整整一天，讨论达到高潮时主持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大声维持秩序，在某个时刻他曾威胁说要暂停议会讨论，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有两名代表互相攻击对方直至高声辱骂，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俩退场，然后他俩升级到严重的暴力混战，直到被驱逐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为止。这一切都被电视摄像机记录下来了。由于那两个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俩在人行道上即席地召开了各自的记者招待会，进而演变成人行道上的相互辱骂，最后被警察冲散了。

俄罗斯爱国武装联盟遵照伊戈尔·科马罗夫的指示坚持按照宪法第59条的规定在切尔卡瑟佐夫总统去世后的三个月内举行总统选举。他们的策略显而易见。在当前的民意测验中UPF处于领先地位，假如提前九个月举行总统大选，该党要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愿望十拿九稳可以实现。

苏联新共产党和民主联盟的改革派第一次统一了看法。这两个党派在民意测验中都落后了，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换句话来说，他们都不愿意提前进行总统选举。

这场辩论，或者称为喊叫比赛，一直拖到太阳落山，这时精疲力尽、声音嘶哑的主持人已经听得厌烦了，他终于下令开始表决。左翼和中间分子联合起来击败了右翼，提议通过了。2000年总统大选重新定于2000年1月16日举行。

在得出投票结果的一小时之内，俄罗斯电视新闻广播将它作为头号新闻传遍了国家的各个角落。首都的各国大使馆也工作到很晚，灯火通明，大使馆发往本国政府的加密电报大量涌出莫斯科。

英国大使馆也在全力以赴地工作。当诺维科夫检察员打电话过来时，格雷西·菲尔德正在办公室工作。

1986年9月，雅尔塔天气很热，出租车里没有空调，车正沿着雅尔塔外面的沿海公路行驶。美国人摇下车窗，外面来自黑海的较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他向车的一边靠过去，这时他也能看到司机脑袋上方的后视镜。似乎后面没有当地“契卡”的车在跟踪。

从马塞出发，经过尼泊尔、马耳他和伊斯兰堡，这长途巡游很累人，但是还可以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满头灰发，带着有色眼镜，彬彬有礼，简直就是一位学院退休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暑假巡游。

船上其他美国同胞都认为他与他们一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利坚和苏联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他们中间有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未婚女教师，她被德克萨斯人的奇特礼仪感染了，每当他们在甲板相遇，她总是让出她的椅子，而他总是摘下他那低顶宽边帽，两人相互致意。

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蒙克没有上岸，借口要享受一下阳光。但是在所有其它的港口，他都陪着另外五名西方国家的旅游者去参观许多古代遗址。

在雅尔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他听说过许多有关这个国家的传言，心理上早就作好了准备，但是他来到后发现这里的情况要比他预计的要好。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亚美尼亚号是该港内是惟一的巡游客轮，但是还有十多艘来自苏联境外的其它货轮，他们的船员可以自由上岸，无人阻拦。

巡游客轮上的乘客自从离开瓦尔纳后就被拘禁在船上，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像小鸟冲出牢笼一样向过道蜂拥而去，下面有两名俄罗斯移民局的官员礼节性地瞥一下他们的护照，然后点头示意他们通过。他们瞥了凯尔森教授好几眼，因为教授的仪表把他们吸引住了，但是他们露出的是满意和友好的神色。

蒙克不愿意让人看起来平平淡淡，相反他的着装非常引人注目，就好像是鹤立鸡群。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衬衫，打了一个蝶形领结，别在一颗银色扣子上，配上浅色裤子和夹克衫，头上戴着牛仔戴的宽边帽，脚穿一双牛仔靴。

“我的教授，您看起来真时髦。”那个学校老师脱口而出。“您与我们一起坐高空缆车去山顶游览吗？”

“不，夫人，”蒙克回答到。“我想沿着码头散散步，或许喝杯咖啡。”

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团组向着不同方向出发了，只有蒙克一人留下来了。他徒步走出港口，经过海运码头大楼，进入了市区。有许多人看他，但是大多数人都开心地笑了。一个小男孩停住脚步，将他的双手突然甩到他的一边，迅速做了一个想像中的掏手枪射击的动作。蒙克拍拍那小孩的头。

蒙克早就听说克里米亚半岛的娱乐活动很单调乏味。电视节目简直就像臭水沟里的死水一样没有任何新意。方圆几英里以内人们最喜爱的节目是政府允许放映的牛仔电影，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牛仔。有一个民兵被高温热得直打瞌睡，他盯住了蒙克，当蒙克朝他脱帽行礼时，他咧嘴笑了，举手行了个军礼。蒙克在一个露天咖啡亭里喝了杯咖啡，一小时之后当他确信他没有被跟踪时，他从一排出租车里挑选了一辆，请司机开到植物园去。他手里拿着导游册和地图，嘴里讲着生硬的俄语，显然他是一名刚从船上下来的游客，司机点头表示同意，开车出发了。除他之外，还有数千人参观雅尔塔这个著名的植物园。

蒙克在植物园主门口下了车，给出租车司机付了钱。他用卢布付的车钱，但是外加了5美元的小费和一个微笑。出租车司机咧嘴笑了笑，点点头，离开了。

十字转门前面有一大群人，主要是俄罗斯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他们在这里实地教学。蒙克排队等待着，他留心观察那些穿着鲜艳西装的人。没有找到。他付了人门费，走过栅栏，发现有一个冰激凌货摊。他买了一个大的香草味锥形冰淇淋，找到一个隔离的公园板凳，坐下来开始吃冰淇淋了。

几分钟之后，板凳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人，他正在研究这个大型植物园的平面图。地图后面没有人能看见他的嘴唇活动。蒙克的嘴唇正在活动，因为他正在舔他的冰淇淋。

“我的朋友，你好吗？”彼得·索洛明问道。

“见到你真高兴，老朋友，”蒙克小声说，“告诉我，是否有人监视我们？”

“没有，我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你没有被跟踪，我也没有被跟踪。”

“我的上司对你很满意，彼得。你提供的详细资料有利于缩短冷战。”

“我只想打倒这伙坏种，”西伯利亚人说，“你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把它扔掉把。我再去搞两个来。”

蒙克把他的已经化了的冰淇淋扔到附近的废物箱里。

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淇淋货摊前，又买了两个锥形冰淇淋。但回来时，蒙克给他打手势，让他坐得近一些。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是胶卷。在地图的套子里面。我将把它留在板凳上。”

“谢谢你。为什么不在莫斯科转交？我的人都有点怀疑了！”蒙克说。

“因为还有更多的情报。我必须口头对你讲。”

他开始叙述1986年夏天莫斯科政治局和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蒙克面部绷得很紧，以避免自己不小心发出一长声低音口哨声。索洛明谈了半个小时。

“是真的吗，彼得？最后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了吗？”

“千真万确，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是真的。我听见国防部长亲自确认的。”

“许多事情将发生变化，”蒙克说，“谢谢你，老猎手。但是我必须走了。”

像两个陌生人在公园的板凳上交谈那样，蒙克伸出了一只手。索洛明惊奇地望着他。

“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是有个德克萨斯人戴了一个戒指。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人们到处都戴着由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纳瓦霍戒指。他看得出来普里莫尔斯基班格赖的尤迪部落的人喜欢它。蒙克从自己手上将戒指抹下来，交给了西伯利亚人。

“给我的吗？”索洛明问道。

索洛明从来没要过钱，蒙克想如果他给索洛明钱，他会感到反感。从这位西伯利亚人的表情上看，戒指要比金钱更重要，它的原料取自西墨西哥山林，是由纳瓦霍工匠用绿宝石和天然银制作的，价值100美元。

蒙克意识到在公共场合不可能拥抱索洛明，他转身走了。他回头看去，彼得·索洛明已经把那个戒指戴到他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赏它呢。这是蒙克见到这位东方猎手的最后一幕。

亚美尼亚号驶进敖德萨港口后，所有乘客将要离开客轮。海关检查了每一个箱子，主要是查找反对苏联的印刷品。蒙克已被告知这里的海关从不对外国旅游者进行人身搜查，除非是克格勃担任检察员，那只是极特殊的情况。

蒙克把他的微型胶卷放在两张膏药之间，粘在他的一半屁股上。蒙克合上他的箱子，与其他美国人一起被国际旅行社的导游驱赶着通过了各类手续检查，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第二天到达莫斯科后，蒙克把他的货物交给大使馆，以后由大使馆装入外交包裹运回兰利，他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到了美国。他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