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向后仰着，全神贯注地听着，双眼望着天花板，手指中摆弄着一只全自动铅笔。

普雷斯顿口头汇报完之后，哈考特·史密斯问道：“是这样吗？”

“是的。”普雷斯顿说。

“这位温·埃文斯博士，他准备把他的推论写成书面形式吗？”

“布赖恩，不能说是推论，是对这种金属的科学分析以及它的已知的两种用处。而且，是的，他是同意写成书面报告的。我要把它附在我的报告上。”

“是你的推论吗？或者也是科学分析？”

普雷斯顿没有理会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认为，水手谢苗诺夫到格拉斯哥来，一定是要把那个筒和里面的东西交到一个联络点或者亲自当面交给某个人，”他说，“非此即彼。这就说明，有个特务，已经在这里了。我想，我们应该把他挖出来。”

“想法很妙，但是，约翰，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说心里话，到哪儿去找呢？你总是让我无所措手足。你就给我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从死去的俄国水手那里搞来的稀有金属盘，我还看不出有什么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除非你能再多提供些证据。”

“已经识别出来它是原子装置的半个引发器，”普雷斯顿提示说，“它哪里还只是一块金属呢？”

“那好，就算是一个什么装置的半个什么引爆器，就算是送给已经住在英国的一个苏联特务，约翰，相信我，你把你的整个报告交上来时，我一定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然后把它收入档案室不转发？”普雷斯顿问。

哈考特·史密斯的微笑显露出一种果断的阴险。“没有必要。跟其他报告一样，你的所有报告都会被认真考虑的。我建议你能找出一些确凿的证据，从情报理论方面来充实你的预测，再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报告。”

“好吧，”普雷斯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要坚持到底。”

“你搞吧。”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走了后，副总局长查了一下内部电话号码表，给人事处长打电话。

第二天，15号，星期三，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于中午在伯明翰的西米德兰机场着陆。在旅客中，有一个持丹麦护照的年轻人。

护照上的名字也是丹麦人的名字，如果有人好奇地跟他讲丹麦话的话，他也会讲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实际上，他母亲是丹麦人，他从母亲嘴里学会了基本的丹麦语。现在，由于进了几次语言学校和多次访问丹麦，他的话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了。

但他的父亲却是德国人。他战后出生在爱尔福特，并在那里长大，所以，他成了东德人。后来，又成了东德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他不知道自己到英国来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使命很简单，只按信中写的去做就行了。他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移民手续，叫了一辆车，让车把他送到新街的米德兰旅馆。一路上和办理进关手续时，他都小心地保护着那只打着石膏的左臂。他被警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他那“断了”的胳膊拎手提包。

一进到房间中，他便锁上门，从手提包底拿出一把切刀，沿着胳膊内侧的一条细细的切割线，慢慢地切割着石膏。

切开后，他把石膏撬开半英寸，把胳膊、腕子和手抽出来。他把空空的石膏扔进带来的袋子中。

整个下午他都躲在房间里，以便不让日班的服务员看到他拿掉了石膏，等天黑换了服务员后再离开旅馆。

人家告诉他说，新街站的报摊是接头地点。在约定的时间里，一位穿着黑色摩托服的人走过来，小声地说了暗号，他把手提包交给了那人，那人便走了。只用了几秒钟。谁也没受到别人的注意。

拂晓时，夜班服务员还没下班，他结了账，出了旅馆，乘早班火车来到曼彻斯特，从这里坐飞机飞走了。这里没人知道他胳膊打没打石膏。他途经汉堡，在日落时抵达柏林，又在查理检查站以一名丹麦人的身份过了柏林墙。他们自己的人在墙那边接他，听了他的报告，高兴地把他送走了。第三只包裹送完了。

约翰·普雷斯顿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他本来要与汤米一起休息一周的计划成了泡影。本星期的大半时间都花在向哈考特·史密斯作口头汇报上了，而汤米只好在家里看书和看电视。

今天上午，他还是履行了计划，带汤米到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去了一下，下午却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写他的书面报告。人事处克里奇顿的信在他的桌上放着。他看了一下。有些事他简直无法相信。

信的措辞当然是非常友好的。看一下普雷斯顿的考勤，就可以知道，他还存有四周假没有休。当然，他是知道的，往后拖假是不提倡的，理由也很简单，应该按时休假。废话，扯淡。总之，应该及时要求他把后拖的假期提前，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就开始休假。

“这些混蛋，”他朝着办公室那边骂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往人事处打电话，坚持要跟梯姆·克里奇顿本人讲话。“梯姆，是我，约翰·普雷斯顿。你看看，我桌上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休假，我正在办案，刚进展到一半……对，我知道，不能拖假，这很重要；但这个案子也很重要，看起来更重要。说实在的……”

他听着对方跟他打官腔，说什么工作人员都推迟假期会破坏制度。他打断对方的话说：“梯姆，听我说，咱们别啰嗦。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就行了，他会告诉你这个案子会有多么重要的。我可以到夏天再休假。”

“约翰，”梯姆·克里奇顿平心静气地说，“这封信正是奉布赖恩的直接命令才写的。”

普雷斯顿把手中的话筒盯了一会儿。“我明白了。”他终于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你到哪儿去？”他向门口走去时，布赖思问他。

“去喝点什么。”他说。

午饭后喝点什么是不错的。酒吧里人很少。迟来就餐的人还在吃，而提前吃晚饭的人还没到。在酒吧的角落里，有一两个查尔斯大街的人交头接耳地坐在那里。他坐到酒吧柜台高凳上，他想一个人喝。

“威士忌，”他说，“大杯的。”

“我也要一大杯，”他旁边的一个人说，“算我的账。”

他扭过脸来，看到K分局七处的巴里·班克斯。

“你好，约翰。”班克斯说，“我从大厅经过时，看你钻到这里来了。我来告诉你，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局长很感谢你。”

“噢，是吗？那件事呀，不用谢。”

“我明天给你送到办公室去。”班克斯说。

“别麻烦了，”普雷斯顿生气地说，“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庆祝四周假的，明天开始，硬让我休，干杯。”

“别不休啊，”班克斯平心静气地说，“大多数人盼还盼不来呢！”

他已经觉察到普雷斯顿心里不是滋味，很想安慰一下这位五局的同行。但他无法告诉普雷斯顿的是，奈杰尔·欧文爵士让他来了解一下哈考特·史密斯先生的杰作所造成的危害，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汇报。

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喝了三杯，普雷斯顿仍然郁郁不乐。“我想不干了。”他突然说。

班克斯只是来了解情况的，但听了之后，也很关心。他说：“很严重啊，事情这么糟糕吗？”

“听我说，巴里，从两千英尺高往下跳伞的话，我并不在乎；降落伞打开后，敌人向我瞄准射击的话，我也不在乎。使我伤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用高射炮向我开火。我这样说过分吗？”

“我看说得对，”班克斯说，“那么，谁朝你开的炮呢？”

“楼上的神童，”普雷斯顿气嘟嘟地说，“刚刚又交上一份他不喜欢的报告。”

“又给束之高阁了？”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快了。”

门开了，进来一帮楼上的人，簇拥着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全是他自己的各处室头头。

普雷斯顿喝干了杯里的酒。“哎，好了，我得走了，今晚带孩子去看电影。”

他走了后，巴里·班克斯喝完自己的酒，躲开里面的一帮人，又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往桑蒂纳尔大楼局长办公室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直到星期四凌晨，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才回到切里海斯胡同。皮摩托服、头盔和BMW一起放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里了。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小汽车悄悄地回到车房前的砖路上时，换上了暗色的西装和轻便风衣。没有人注意到他以及他手中拎的装石膏的兜子。

他把门锁上，上了楼，拉开衣柜下面的抽屉。里面是一台索尼半导体收音机，旁边又放上了空石膏壳。

两件东西他都没有打开，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也不想看是什么。那是组装师的事。只有所有的部件都安全到齐后，那个人才能前来组装。

在上床前，他沏了一杯茶。一共有九个包裹，这就是说，有九次接头，还有九回后备接头，以防第一次接头不能按时到达。这些接头，他都牢记心中。另外还有六个，代表三个额外的包裹，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替换。

现在得使用一次额外的了，因为第二个交通员没有出现。彼得罗夫斯基不知道这个交通员为什么耽误了。但是，在遥远的莫斯科，沃尔科夫少校却知道。莫斯科收到了格拉斯哥领事馆的详细报告，肯定地向政府报告说，已亡水手的东西都锁在帕蒂克派出所，将一直保存到下次通知的时候。

彼得罗夫斯基回想了一下自己记忆中的清单。第四个包裹将在四天以后，在伦敦西区接头。他睡下时，已是16日的黎明。他朦胧入睡时，已经能听到街上送牛奶的声音。当天的第一批送奶开始了。

这一次，班克斯很公开了。星期五下午，普雷斯顿和汤米开车回来时，班克斯正等在他家大楼的门口。

他们父子俩到亨登飞机博物馆去了。在那里，孩子非常喜欢旧式的战斗机，宣称长大后要当飞行员。他爸爸知道，此前他已经至少要干六种工作了，在新年到来之前，肯定还要改变主意的。这个下午，他们过得很愉快。

班克斯见到孩子，好像很吃惊。显然，他没想到孩子能在场。他点头笑了笑，普雷斯顿向孩子介绍他是“办公室的同事”。

“这回有什么事？”普雷斯顿问。

“我的一个同事想跟你说句话。”班克斯谨慎地说。

“星期一行吗？”普雷斯顿问。他和汤米在一起的一周要结束了，在星期天，他要开车把孩子送到美以费尔交给朱莉娅。

“说真的，他正在等你。”

“又是在一个车里？”普雷斯顿问。

“哦，不。是在切尔希我们的一个小房子里。”

普雷斯顿叹了口气。“给我地址，我去。你就带着汤米吧，到那边去吃点冰淇淋。”

“我要落实一下。”班克斯说。

他走到附近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普雷斯顿和孩子在路边等着。

班克斯回来了，点点头说：“可以。”他给了普雷斯顿一个纸条。普雷斯顿开车走了。汤米则领着班克斯到他最喜欢的那家冰淇淋店去了。

这所房子很小，也很隐蔽，处于切尔希庄园街旁边的一片现代住宅区内。奈杰尔爵士亲自来开了门，他跟平时一样，总是一套旧式的客套礼节。

“我亲爱的约翰，看到你太高兴了。”

如果有人被捆得像只小鸡、带着手铐脚镣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说：“看到你太高兴了。”

他们坐到小小的客厅里，局长递过来普雷斯顿报告的原件。“非常感谢你，非常有意思。”

“但显然不可信。”奈杰尔爵士狠狠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但小心地选择用辞。”

“我没有必要同意你的观点。”然后，他很快笑了一下，并转换了话题。“但是，请不要对巴里有什么想法，是我让他留神找你来的。看来，你现在工作有点不大顺心？”

“眼下我并没有上班，爵士，我被迫休假了。”

“我想也是这样。现在格拉斯哥出了点事，是吗？”

“你还没收到上周格拉斯哥事件的报告吗？是关于一名俄国海员的事，我认为这个人是个交通员。这确实是与六局有关的吧？”

“无疑是快送来了，”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你能给我说一说吗？”

普雷斯顿从头说起，把他所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奈杰尔爵士坐在那里，似乎陷入沉思。他总是这样，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

他们会不会走这一步呢？他在思索。他们敢不敢撕毁（第四秘密议定书）呢？他们要撕毁？输红了眼的人往往会孤注一掷的。他有许多理由认为——在粮食生产方面、在经济上、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方是输红了眼的。他注意到，普雷斯顿不说了。

“请原谅，”他说，“对于这些情况，你的推论如何？”

“我认为谢苗诺夫不是一个商船水手，而是一个交通员。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考虑，要不是派他的人叮嘱他说，这次使命绝对重要，他绝不会那样不要命地保护所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害怕我们的审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有道理，”奈杰尔爵士承认说，“那么，结果呢？”

“结果，我认为，一定有一个接收者，不是一个碰头就是一个秘密地点。这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在当地。我认为应该把他挖出来。”

奈杰尔爵士抿了抿嘴。“如果他是一位高级特务，找到他就像在草垛里找针一样难。”他自言自语地说。

“对，这我懂。”

“那么，如果没有强迫你休假的话，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想，奈杰尔爵士，一个外盘给谁也没什么用处。这个特务所要找的是，一定还有一个部件。现在看来，操纵谢苗诺夫的这个人采取了一个不使用苏联使馆信使袋的计策。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把一个像铅一样的小东西通过使馆信使袋带到英国，再让一名N线人物把它放到一个联络点，让那个特务取走，是何等的容易。所以，我问自己，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而答案很简单：不知道。”

“说得对，”奈杰尔爵士承认说，“所以……”

“所以，如果派人来的话，除了他自己，还得有别人。有的已经来了，从一般规律来看，还有一些要来。而且很显然，他们是骑着毛驴或装成无害的海员，或者天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来。”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普雷斯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把——”他拖长了自己的话，“前40天、50天、甚至100天，从苏联入境的人都查一下。不能期望还会有一个被流氓打伤，但一定会有其他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对所有从苏联、甚至从苏联集团国家入境的人实行严格入境管制，看能不能搜出另一个部件，作为C分局五处三科的科长，我可以做到。”

“但现在你认为没有机会了？”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即使让我明天回去上班，我敢肯定，也不会让我管这个案子了。显然我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总是无事生非。”

奈杰尔爵士不快地点着头。“在两个局之间过多地管事总不被人认为是好事，”他说，似乎在深入地考虑着什么，“上次我叫你替我到南非跑了一趟，是伯纳德爵士点头的。”后来我听说有人说成道淡，尽管是暂时的——怎么说呢？甚至在查尔斯大街的一些部门里都引起了一些仇恨情绪。

“现在，我不想跟兄弟局进行公开争吵。另外，我跟你有同感，这件事比你的委屈要重要得多。长话短说，你有三周的假，你愿意把假期花费在这个案子上吗？”

“为谁呀？”普雷斯顿问，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我，”奈杰尔爵士说，“你不必到桑蒂纳尔去，会被人看见的，闲话会传出去的。”

“那么在哪儿工作呢？”

“在这儿，”局长说，“虽然小点儿，但很舒服。我有权索取在你办公室中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任何从苏联或苏联集团来的人员都将进行记录——或者是书面记录，或者是电脑记录。由于你不能亲自去查档案或使用电脑，我让人把档案和电脑打印的材料送给你。你认为如何？”

“一旦五局知道了，我在‘五局’就吹了。”普雷斯顿说。他在担心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在担心将来的工作，在担心汤米。

“到目前为止，你在查尔斯大街干了多长时间了？”奈杰尔爵士问。

普雷斯顿笑了。“不长，”他说，“好吧，爵士，我干。我愿意抓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掩盖着一些东西。”

奈杰尔爵士满意地点着头。“你是位刚强坚毅的人。约翰，我喜欢刚毅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星期一9点钟到这儿来。我派我的两个人等你。你要什么就管他们要，他们会给你弄来的。”

星期一上午，正当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开始工作时，一位世界闻名的捷克钢琴家从布拉格飞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按期前来参加明天的威格茂音乐厅的音乐会。

机场当局接到通知，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尊重，海关和移民手续要尽可能简化。出了海关，这位老音乐家受到维克多·豪赤豪泽组织的代表的迎接。钢琴家与他的几个随从一起，很快地来到下榻的昆博兰旅馆。

他只有三名随从：服装师，竭尽忠诚地照管他的衣服和其他用品；女秘书，负责钢琴迷们的来信和回信；私人助手，一个阴郁的大个子，叫李什卡，负责与主管团体进行磋商和财务，他好像靠胃酸药片活着。

今天，他吃了好大一把药片，才坚持下来他的工作。叫他干的这件事，他并不想干，但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几个人硬是把他说通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顶撞该组织的人，更不敢被请到他们的总部（那所可怕的修道院）去讨论问题。那几个人说得很坦率，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他的孙女上大学就很容易了，同时很礼貌地告诉他，如果他不干的话，他孙女便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他们把他的鞋又拿回来时，他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动过的迹象。按照指示，他穿着这双鞋乘坐了飞机并通过了希思罗机场。

当晚，一个人来到旅馆的服务台，很有礼貌地打听李什卡的房间号码。服务台也很有礼貌地告诉了他。5分钟后，按照事先安排的准确时间，李什卡的门上传来几声轻轻的敲门声，门下面塞进来一个纸条，李什卡检查了一下上面的暗语，把门打开一个缝，递出去一个装着那双鞋的塑料袋。一只手接过去，他便关上了门。他把纸条从马桶中冲下去，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比他想像的要容易得多。现在，他想，可以安心地准备音乐会演出了。

星期五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到切尔希住宅来探望普雷斯顿。普雷斯顿显得疲惫不堪，屋里堆满了档案和电脑打印的材料。

他花了五天时间，但一无所获。他从前40天由苏联进入英国的人员开始着手，共有几百人：代表团员、工业家、记者、工会工作者、格鲁吉亚一个唱诗班、哥萨克一个歌舞团、10名运动员及随行人员，以及一个医生小组到曼彻斯特参加一个医疗会议。这还只是俄国人。

其他从苏联入境的还有归国的旅游者，一些文人墨客，参观了列宁格勒修道院博物馆，在基辅学校的晚会上为“和平”代表团唱赞歌，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的记者招待会上大骂自己的国家，为苏联宣传机器提供炮弹。

在这些名单中还没有包括来来往往的苏联航班的机组人员，所以，里面根本没有大副罗蒙诺夫。

当然，里面也没有从巴黎来到伯明翰、又从曼彻斯特离去的丹麦人的材料。

到星期三，普雷斯顿面临两种选择：仍然审查来自苏联的人，但推前到60天；或者扩大范围，审查所有的来自苏联集团的人，这将有成千上万的人。他决定还是检查前40天的，但范围扩大到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国家。这样，软件材料便堆得齐胸高了。

海关很起作用，没收了不少东西，但都是一些额外的免税商品，其中并没有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他们曾寄希望于查出假护照，但海关手续中一个假护照也未查出来。第三世界入境者的护照，有时在海关被查出一些毛病来，但这种奇怪而又有趣的漏洞，在共产党国家来的人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连过期护照都没有。这是海关人员拒绝入境的最一般的原因。在共产党国家，出境旅客的护照是查了又查的，因而。不大可能在英国入境时出现什么漏洞。

“即使这样，”普雷斯顿郁郁不乐地说，“还会有些查不到的地方。商船海员人关不检查的港口就有二十多个；捕鱼船的船员，离船后直接驾车去苏格兰；商业机组人员根本不检查；还有外交人员也是免检的。”

“我认为不容易，”奈杰尔爵士说，“你是否有一个要找什么的大致目标呢？”

“有，爵士。我让你的一个小伙子在星期一到奥尔德马斯顿去跟那里的核工程人员泡了一天。那块钋盘似乎是一种小型的、粗糙的、基本的、而且威力不大的核装置上的元件，当然了，如果可以称之为‘威力不大’的话。”他把一个清单递给奈杰尔爵士。“这些东西，从估计上看，是要找的东西。”

局长审视着那个清单。“就这些吗？”他终于问。

“在配套的情况下，就是这些。我不知道能这么简单。除了裂变核和反射器外，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藏而且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好吧，约翰，你现在准备干什么？”

“我在寻找一种规律，奈杰尔爵士，我能找的就是这个，同一个护照号码的出入境规律。如果用一两个交通员的话，他们一定要频繁出入，但出入境地点都不会一样，也可能在国外的离境地点也不一样。但是，一旦抓住一个规律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有限的几个号码进行国际性的搜捕，虽然这种规律不多，但我也只能这样办了。”

奈杰尔爵士站起来。“坚持干吧，约翰，你要什么我给你搞什么。让我们祈祷吧，但愿我们打交道的那个家伙疏忽大意，只疏忽一次就行，只要他把一个交通员使用两次或三次就行。”

但是，沃尔科夫少校却高明得多，他没有疏忽。他不知道那些组件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他知道的只是命令，要保证一系列的交通员准时进入英国，让每个交通员记住接头暗号和备用暗号，并且不能让任何消息经过伦敦大使馆内的克格勃驻地。

他有九件货物和十二名交通员。他知道，有的并不是职业性的，但身份却很隐蔽，而且，他们的旅程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就安排好了。比如捷克的李什卡，就是他安排好的。

为了不引起鲍利索夫的不满，他没有从他那儿再要十二个特务和假履历。他把网张得很大，超出了苏联的范围。运用了三个兄弟情报机关——捷克的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波兰的秘密情报局和惟命是从的东德的情报局。

东德的人员是最理想的。在西德、法国、英国都有波兰人和捷克人居住区，而东德人则更有优越性。由于东德人和西德人同属一个种族，过去有几百万东德人逃到了西德，所以，东德情报局在柏林的基地控制着大量潜伏特务，在数量上比东方集团的任何情报局都多。

沃尔科夫决定只使用两名苏联人，而且他俩是最先派去的。但他没有料到其中一个在格拉斯哥就被流氓打了，更不知道这个可怜的水手的东西早已不在格拉斯哥的派出所里了。他只是变得更小心谨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训练条例所要求的。

剩下的七件货物，他用一名波兰提供的交通员、两名捷克的（包括李什卡）和四名东德的。第十个交通员，作为替代死去的第二个，也来自波兰。他还利用了东德情报局在西德的不伦瑞克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和一个车间来对两辆汽车的结构进行了改装。

只有两名苏联人和李什卡（捷克人）是从东方集团离境的；再加上第十名，将乘波兰航班飞抵英国。

沃尔科夫根本不允许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中那些材料的海洋里找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奈杰尔·欧文爵士跟其他在伦敦中心工作的人一样，一到周末总是设法跑到外面去呼吸上点新鲜空气。他和太太上班时住在伦敦，但他们在多塞特郡的东南、在普尔北克岛上叫做朗顿。马特拉沃斯的小村里有一所乡间小屋。

这个星期天，局长穿着一身花呢西装，戴着帽子，拄着一根水曲柳粗手杖，漫步在通向悬崖的小路上。悬崖俯瞰着处于圣奥尔班角的查普曼游泳区。阳光明媚，但寒风瑟瑟。风吹拂着他从帽子中露出的白发，像小翅膀一样飞舞着。他走上崖头小路，陷入沉思，偶尔停下来，凝视英吉利海峡里掀起的白色波浪。

他在思考着普雷斯顿的报告的结论以及牛津隐蔽的校园中的斯威亭教授的看法，是那么一致那么不谋而合。是偶合吗？是查微知著？可信吗？或者纯粹是一位疑神疑鬼的文职人员和一位富于幻想的科学家的胡诌八扯？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从列宁格勒来到达格拉斯哥派出所的飞来之物——小小的钋盘，跟这些是否会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呢？

如果这个金属盘真像温·埃文斯所说的那样，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能够说明，有人在滚滚波涛的远方，真的要破坏（第四秘密议定书）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谁呢？克格勃的切布利科夫和克留什科夫？没有总书记的命令，他们是不敢干的。那么，是总书记，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不使用外交信使袋呢？多简单、多容易、多安全！对于后者，他可以找出一个原因——用信使袋就意味着要通过使馆内的克格勃驻地。他比切布利科夫、克留什科夫，甚至总书记还清楚，使馆已经被渗透了。在那里，他有自己的内线安德烈叶夫。

这样还说得通。他认为，总书记一定是被克格勃近来的一系列背叛事件弄得坐卧不宁。许多迹象表明，俄国各阶层的悲观失望情绪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最上层。且不说叛变事件，单是从70年代后期起，整个80年代中，在世界各地，大量的苏联外交人员被驱逐的情况就愈演愈烈。原因是，他们到处拼命拉特务，从而越陷越深，导致使馆里的后台都被驱逐了，不但使他们的情报网陷于瘫痪，甚至连多年前跟着苏联指挥棒转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都宣布自立自主，并也开始大批地驱逐苏联间谍。

是啊，是在克格勃的势力范围之外发起了一次巨大的行动。这是说得通的。他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总书记对克格勃向西方渗透的水平很伤脑筋。正如情报界的一句格言所说的：每当一个叛徒逃走之后，你可以打赌，一定还有一个正在蠢蠢欲动。

所以，在那边一定有一个人，负责把交通员和货物送到英国，一些危险的货物，将给英国带来破坏和灾难。虽然他还辨识不出是什么，但他已经不怀疑了；而且，这个家伙是为另一个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效劳，那个人对这个小岛是毫无爱怜之心的。

“但是，你找不到他们，约翰。”他低声地朝着吹过的风说，“你很能干，但他们更能干，而且，他们的手里大牌多。”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屈指可数的老资格显贵之一，也是遗老之一。在各个阶层，他这种人都被不同类型的新人所替换了；即使在仍然崇尚循规蹈矩的上层，也是如此。

因而，他凝望着海峡，跟在他之前许多处于此情此景的英国人一样，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对于他祖先的这块国土的威胁。只是存在着威胁的可能性。但这也就够了。

在这条海岸线的远处，在纽黑文的小小的苏塞克斯港码头上，另一个人也在凝视着英吉利海峡的涛涛波浪。

他穿着黑色的皮摩托服，头盔放在停在旁边的BMW摩托的座位上。几个利用星期天来消遣的人，带着孩子从码头上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正在眺望一艘开来的渡船。渡船还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正向港口的防波堤开过来。从法国迪耶开来的羊角号渡船要在30分钟后靠岸。在船上的什么地方，应该有第五只包裹。

实际上，第五个交通员正站在船头眺望着愈来愈近的英国海岸。他是一名没带汽车的旅客，但他的票却是由渡船上火车的直达伦敦的车票。

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安东·翟留斯基，护照上一点毛病都没有。海关检查官看到，他是西德护照，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虽然他的名字有点像波兰人，但成千上万的西德人都有像波兰人的名字。他过去了。

海关检查了一下他的衣箱、手提包以及在船上买的免税商品。他带了一瓶杜松子酒、一盒25只装的雪茄，还没有开封。这都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海关人员点头让他过去，转身检查下一个旅客。

翟留斯基确实在羊角号上买了二盒25只装的雪茄，随后就走进厕所、闩上门，把新买的雪茄盒上的免税商品标签揭下来，贴到他随身带来的一盒上。再把从船上免税商店买来的雪茄扔进滚滚的大海。

在开往伦敦的火车里，他来到从头数的第一节头等车厢，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在那里等着。快到刘易斯站时，门开了，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站在那里，看了一下车厢里，除了德国人外，没有别人。

“这车直接开到伦敦吗？”那人用生硬的英语问。

“可能在刘易斯也停。”翟留斯基回答。

那人伸出了手。翟留斯基把那盒雪茄递过去。那人将它揣到夹克的前襟里，拉上拉锁，点点头便离开了。火车从刘易斯站开出时，翟留斯基又看到了那个人，那人正走出站台，回纽黑文去了。

不到午夜时，在伊普斯威奇，那盒雪茄也放到了收音机、石膏壳和鞋在一起的地方。第五只包裹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