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机场在城东南，离城8英里，和MS号公路相连接。4点半刚过一点，普雷斯顿乘坐的班机着陆了。他只提了一只手提包。10分钟后，他们来到停机坪上。他找到机场问事处，让给呼喊“卡迈克尔先生”。

特勤处的侦探出现了，互相作了自我介绍。5分钟后，来到侦探的车里。汽车向城里开去，天已开始黑下来了。

“咱们一边开一边聊聊，”普雷斯顿建议说，“从头说，发生了什么事？”

卡迈克尔讲得简洁而准确。有些地方听了后有点对不上号，但还有时间看两个警察的、特别是克莱格的报告。所以，大部分情况普雷斯顿都明白了。他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那么，你为什么要给苏格兰办事处打电话让伦敦来人呢？”他终于问。

“也许我错了，但好像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商船海员。”卡迈克尔说。

“说下去。”

“今天上午在食堂里克莱格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卡迈克尔说，“我没有在场。他的话被另一个侦探听到了，便打电话告诉了我。克莱格说的话，麦克自思也同意。但他俩的报告里都没有提到这点。你知道，报告是关于事实的，而这是警察的猜测。然而，这值得查明白。”

“我听着呢，说吧。”

“他们说他们发现这个海员时，他蜷曲得像个胚胎，两手紧紧抓住帆布包，将它紧紧地抱在肚子上。克莱格在报告中写的是他像保护一个小孩子一样地抱着它。”

普雷斯顿明白了这个疑点。如果一个人被踢得半死，会像谢苗诺夫那样蜷成一个球，但却会用手抱着头。为什么一个人宁肯让头部挨踢而要去护着一个一钱不值的帆布袋呢？

“然后，”卡迈克尔继续说，“我对那个时间和地点也很纳闷。格拉斯哥港的海员都到贝蒂酒吧或斯特布尔酒吧。这个人却在离码头4英里远，在一条双车线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着，附近一个酒吧也没有，而且酒吧早就打烊了。这个时间他要在那儿干什么呢？”

“问得好，”普雷斯顿说，“然后呢？”

“今天上午10点钟，我去看验尸。尸体已经摔得一塌糊涂，但脸上却没怎么伤着，只有几处轻伤。地痞殴打的都在后脑勺和背部。以前我见过商船水手的脸，由于风吹日晒雨淋；他们的脸部是黝黑的，而且布满皱纹。这个人的脸又平又良，不是一张适于甲板生活的脸。

“然后，他的手。手背本应是黑的，手掌上满是老茧。他的手却是又白又软，像办公室人员的手。最后是牙。来自列宁格勒的水手的牙都是一般的镶牙，补牙都是用汞合金或钢制假牙，但这个人却用金子补牙，而且还有两个金牙套。”

普雷斯顿赞赏地点点头。卡迈克尔的观察很细致，他很敏锐。他们到了卡迈克尔给普雷斯顿订的旅馆的停车场。

“还有一点，很小，但很可能说明问题。”卡迈克尔说，“在验尸之前，苏联领事去见我们局长，我也在场。看样子他好像要提出抗议；但船长和政委进来了。政委把领事拉到走廊里咕噜噜地说了些什么。当领事又回到屋里时，却很和蔼而且通情达理了。可能是政委把死者的情况告诉了领事。我的印象是，他们跟使馆商量之前，不想引起任何波折。”

“你跟局里的人说过我要来这里吗？”普雷斯顿问。

“还没有，”卡迈克尔说，“你想让我说吗？”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等到明天早晨，那时再决定。还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呢。”

“你还有什么事吗？”

“各种报告，只要你能搞来的，都要。死者的遗物单，这些东西在哪儿呢？”

“都锁在帕蒂克派出所。我去给你搞来报告，再送到这里。”

卡尔波夫将军给军事情报处一个朋友打电话，编排说他的一个信使从巴黎带来几瓶法国白兰地，他自己还没有动，但他欠皮欧特尔·马尔琴柯一次人情，他想在周末把白兰地给马尔琴柯送去，想知道他家中有没有人，哪位知道马尔琴柯在别列德尔其诺别墅的电话号码呢？他的朋友确实知道号码，便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苏维埃上层人物的别墅里，在冬天大部分都有一个管家或男仆烧屋子，以免主人来度周末时挨冻。接电话的是马尔琴柯的管家。“对，将军是准备明天（星期五）回来，他通常是在晚上6点钟到。”卡尔波夫道了谢，便挂上了电话。他决定辞去司机，自己开车，让这位军事情报处的将军在7点钟时大吃一惊。

普雷斯顿睁眼躺在床上想着什么。卡迈克尔给他送来了所有的报告，有的是医院写的，有的是局里写的。这些报告跟所有的警察局记录材料一样，都是干巴巴的八股文，跟人们通常叙述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当然事实都在，但没有感想。

普雷斯顿所不知道的是——克莱格没有提到、而护士又没有看见——谢苗诺夫在冲到诊察室走廊之前，曾经来抢圆烟丝筒。克莱格只是简单地写着，受伤人“推开我跑了过去”。

而且，遗物单中也没有提到筒里的东西这一有用的线索。只是提到一只圆烟丝筒以及里面的东西，这也许被认为是二两烟丝呢！

普雷斯顿在头脑中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种可能：谢苗诺夫是进入英国的特务。推论：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员名单中，轮船开回列宁格勒时少了他的话，会引起怀疑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是随船到格拉斯哥来，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干什么呢？要留下什么东西或接头？对。或者是取什么东西带回列宁格勒？更对。但是，答案又扩展开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东西已经送出去了，为什么还要保护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样呢？里面的东西早就应该不在了。

如果他是来取什么东西的，但还没有取到，也会是上面所分析的情况。如果他已经取到了东西，为什么他身上一点说明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呢？像纸张材料等等。

如果他来取的或送的东西可以藏在一个人的用品里，为什么还要带一只帆布兜呢？如果有什么东西缝在上衣或裤子里，或藏在一个鞋跟里，为什么不让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这只袋子。这样，虽然他可能受点轻伤，但可以免去一顿毒打，并且可以去接头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顿又在脑中考虑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为信使来与一位已经潜入英国的苏联间谍直接见面的。来传送一张纸条？不像。还可以有十几种更安全可靠的方法来传送密码情报。来接替一个潜伏间谍，两人互换？不对，工资本上的照片显然是谢苗诺夫本人。如果他是来替换一个间谍的话，莫斯科应该给他一个工资本的副本以及适当的照片，以便与他对换的那个人能以水手谢苗诺夫的身份上到柯马洛夫院士号船上来。工资本应该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缝在……缝在什么里呢？

缝在上衣里？那么为什么宁肯挨踢而护着一个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时，他往卡迈克尔家里打电话。“你能在8点来接我吗？”他问，“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东西，你能送我去吗？”

星期五早上吃早饭时，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告诉妻子路德米拉说：“你下午能带孩子坐伏尔加去别墅吗？”

“当然能了。你从办公室直接到那儿去吗？”

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我得晚一点儿，我要去看军事情报处的一个人。”

路德米拉心中叹了一口气。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区藏着一个野鸭子小秘书。她是从夫人们的闲聊中知道的。在她们这个阶层的一次聚会上，与会者都是她们这样的华贵夫人，她听说了。她还知道，他并不知道她已经听说了。

她今年50岁。他俩已经结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个好妻子。他们的婚姻曾经很美满。但跟其他嫁给第一总局的官员的夫人们一样，她已经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空守孤灯；而他却在外国领土上的使馆保密室里埋头工作。她不会外语，却也耐着性子挺过了无数次枯燥烦闷的外交鸡尾酒会；而她丈夫讲着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潇洒自如地应酬着各方人士。

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了，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小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什么帮手也没有；而他呢，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不是去学习，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墙的黑影里，等着信使到东柏林来。

她也知道，当一个驻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后，反情报人员便一连几个小时地追问丈夫关于那个人及其老婆都说过什么的可怕情景。尽管她是清白的，但一听到这些，也充满了惊慌和一种无名的恐惧。她也眼睁睁地看到过一个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飞机的情景，虽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他安慰她时曾说过，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将军，莫斯科的住房宽敞明亮，空气清新。她按照他所喜欢的样子盖了别墅，非常漂亮，周围是松树，屋里是全铺地毯，既舒服典雅，又有田园风光。

两个儿子是他们的财富，都在大学念书，一个学医，一个学物理。再不会住那些讨厌的使馆房屋了。而且，再过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又荣耀，又有可观的退休金。所以，他一个星期非要跟那个小婊子混一混不可的话，对当前的现实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或许这样比酗酒闹事还强一点。有些人不是这样吗？或者，比那种过了岁数无法安排的上校也要强得多，他们只能被派到某个可怜的亚洲共和国去度过余生。尽管如此，她在心中还是叹了一口气。

帕蒂克派出所在格拉斯哥这座美丽漂亮的城市中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楼房。昨晚殴打自杀案的遗物只是照章办事才存在这里的。值班的警士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一个警察，便领着卡迈克尔和普雷斯顿来到后面，打开一间屋子，里面是一排带瓷砖的格橱。卡迈克尔给他一张卡片，并解释说他和同事还得检查一下遗物，以便完成报告。因为死者是一名外国海员，必须如何如何等。那人接过卡片，根本没有什么吃惊的样子。警士知道这些报告，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填写这些报告中度过的。当他们打开包裹一件一件察看时，他自动地离开了这个屋子。

普雷斯顿从鞋开始，检查有没有假鞋跟、活动鞋底或空鞋尖，没有。袜子很简单，衬裤也如此。他把手表盖拧开，也只是一块手表。裤子的时间长一些，他摸了每个接缝、卷边，看有没有新缝上的或夹层过厚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那人穿的套头毛衣也很简单——没有镶边，没有暗藏的纸张或硬块。他在带风帽的上衣上花了较大的工夫，但也一无所获。当他拿起帆布袋子时，他便充满信心了。如果这位神秘的谢苗诺夫同志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能在这里了。

他先看里面的套头线衣，首先排除它的嫌疑，什么也没有。然后检查帆布袋，花了半个小时，最后满意地认为，底部只不过是两块圆帆布缝在一起的，边上是单层布，上口的绳孔中也没有微型发报机，穿绳也不是秘密天线。

这就剩下烟丝简了。它是俄国造，盖上有螺丝扣，还有一股烟草味，棉花也是棉花。于是，就剩下三个金属盘了。两个很光亮，像是铝的，很轻；另一个发暗，像是铅的，很重。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坐在那里看了好半天。卡迈克尔看着他。

问题是这些东西并不使他感到奇怪，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奇怪，它们并不说明问题。重金属盘的上下，是两个很轻的铝盘，重的直径2英寸，轻的3英寸。他竭力设想它们能干什么用。无线电通讯？编排密码和破译？照相？而答案却是——都不是。它们只不过是金属盘。但是，这个人宁肯死，也不愿让这些东西落到流氓的手里再扔到马路沟里；他宁肯死也不愿让人来查问这些东西，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站起来，建议去吃午饭。警士感到白白浪费了一上午，把那些东西又装回袋子里，锁在一个瓷砖格子里，然后领他们出来了。

普雷斯顿建议回旅馆时从出事地点过一下。他们是在庞德旅馆吃的午饭。席间，他说要去打个电话。“我得去一会儿，”他对卡迈克尔说，“你先喝点白兰地吧。”

卡迈克尔笑了。“好的。”

出了饭厅后，普雷斯顿离开旅馆，走到英国石油公司加油站。在隔壁的店铺里买了几个小零件，然后回到旅馆里，往伦敦打了个电话。他把帕蒂克派出所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副手布赖特以及让布赖特回电话的时间。

半小时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那位很不情愿的警士只好再一次让他们进入保存遗物的屋子里。普雷斯顿坐在桌子后面，前面正对着对面墙上的电话。在面前，他把几个包中的衣服堆得老高。3点钟时，电话响了，总机把伦敦的电话接到这个分机上来了，警士接了电话。

“先生，你的电话，伦敦来的。”他对普雷斯顿说。

“你去接一下好吗？”普雷斯顿要求卡迈克尔，“看看有没有紧急事。”

卡迈克尔站起来走过去，警士仍在那里拿着电话。有那么一刹那，两个苏格兰人都面对着墙。

10分钟之后，普雷斯顿终于看完了。卡迈克尔开车送他到机场。

“当然，我要打个报告，”普雷斯顿说，“但我还看不出这个俄国人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这些东西要在帕蒂克锁多长时间？”

“哦，大概要几周吧。已经这样告诉苏联领事了。还在追查那几个地痞，这可要一些日子。说不定在另一个案子中能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人，从中找到点线索。但我看不大可能。”

普雷斯顿验了票，立即上了飞机。

“你知道，真是蠢事一桩。”卡迈克尔一边送他一边说，“那个俄国人要是老老实实待着，我们只消道道歉把他和他那个小玩意儿一起送回到船上。”

当飞机飞到空中时，普雷斯顿进到厕所里解手，并仔细地察看着用手绢包着的三个圆盘。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从加油站的店铺里买了三个垫圈，跟俄国人的“小玩意儿”掉了包。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等着看看这几个俄国来的小玩意儿。他在伦敦郊外工作。布赖特可能已经告诉他了，让他星期五晚上等到普雷斯顿来的时候。

刚过7点时，卡尔波夫来到了马尔琴柯将军的别墅。天已大黑了。开门的是将军的一个勤务兵，把他领进了会客室。马尔琴柯已经站了起来，看到另一个大情报机关来的朋友，似乎又惊又喜。

“叶夫杰尼·赛尔杰维奇，”他大声地喊道，“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

卡尔波夫手里提着个手提包，把手提包举起来并向里面掏去。“我的一个小伙子刚从土耳其回来，途经亚美尼亚，”他说，“一个懂事的小伙子，知道空手回来不好。土耳其净是些没用的家伙。所以，他在埃里温停了一下，把这些装到手提包里了。”

说着，从手提包中的四瓶里抽出一瓶——最高级的亚美尼亚白兰地。

马尔琴柯的眼睛立时亮了起来。“啊，阿克塔马尔牌的，”他叫道，“第一总局就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是这样，”卡尔波夫爽爽快快地说，“我正在路上往家开车，想到：谁跟我一起来分享这瓶阿克塔马尔呢？跟着就有了答案：皮欧特尔·马尔琴柯。所以，我就拐了个小弯儿。咱们尝尝它什么味儿，好吗？”

马尔琴柯大笑起来，吼道：“莎莎，拿酒杯来。”

普雷斯顿乘坐的飞机在快到5点时着的陆，他从临时停车场取出汽车，开上M4号公路。他没有朝东向伦敦开去，却开上了向西去伯克郡的公路。30分钟后，他到了目的地——奥尔德马斯顿村外的一个研究所。

人们只管这里简单地叫做“奥尔德马斯顿”，是一个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以，热爱和平游行者把这里当做一个目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机构。它确实设计和制造核装置，但也从事化学、物理、常规炸药、工程、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放射生物学、医学、健康和安全规范以及电子学的研究工作。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冶金学试验部。

几年以前，奥尔德马斯顿的一个科学家在阿尔斯特给一些情报人员讲授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炸弹专家们制造炸弹所喜欢用的几种金属的问题。普雷斯顿也在讲堂中听了他的讲座，因而，他想起了这位威尔士科学家的名字。

达菲德·温·埃文斯博士正在前厅里等着他。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并提到了多年前温·埃文斯博士的讲座。

“啊……啊，你的记性真好啊！”他用轻快的威尔士口音说，“好吧，普雷斯顿，你有什么事？”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绢，把里面包着的东西伸过去给他看。“这是从格拉斯哥一个人那里拿来的，”他说，“我对它们一窍不通。我想知道它们都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博士仔细地观察它们。“你认为是不正当的目的吗？”

“可能。”

“不化验很难说，”这位冶金学者说，“你瞧，我今晚请客，我女儿明天结婚。星期一搞几个化验，再打电话告诉你可以吗？”

“星期一太可以了，”普雷斯顿说，“我实际上有几天假，我要回家。可以把我在辛肯顿的电话号码给你吗？”

温·埃文斯博士匆忙上了楼，将圆盘锁到保险柜里过夜。向普雷斯顿说了声再见，便又匆忙地赶到饭桌上去了。普雷斯顿开车回了伦敦。

正当他开车跑在路上时，约克郡曼威治监听站收到一个秘密电台的短促讯号。曼威治先收到这个讯号，威尔士的布劳迪和奇克桑兹也捕到了这个讯号。电脑进行了测算，是在谢菲尔德北部的山丘地带。

当谢菲尔德的警察赶到那里时，原来是巴恩斯科和蓬特弗莱克特之间的一条偏僻小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当晚，切尔滕纳姆政府电讯总局的一个值班人员正在值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喝饮料。

“这是同一个坏蛋，”他说，“他装在车上，发报机很高级，在空中只用了5秒钟，而且是破译不出来的。先是在德比希尔峰地区，现在又在约克郡丘陵，好像他是在北米德兰一带。”

“盯住它，”主任说，“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秘密电台突然活动了。我真纳闷，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说的是这些话（虽然是他的发报员发的，发报时他早就走了）：第二只包裹没有露面。尽快告知替换者到达时间。

第一瓶阿克塔马尔的空酒瓶已经摆在桌子边，第二瓶也倒出了不少。马尔琴柯来情绪时，一天喝两瓶也没事儿。现在他的脸虽然有些红了，但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卡尔波夫呢，尽管他很少以酒助兴，更很少独斟自酌，但多年浪迹在外交圈子里，他的酒量也早就练出来了。当他需要的时候，他的头脑能一直保持清醒。除此之外，他离开雅辛涅沃之前，还硬吞下半磅猪油，使他几乎吐出来。这些脂肪涂满了胃壁，从而减慢了对酒精的吸收。

“你这些天一直在忙什么呀，马尔琴柯？”他以亲密的口吻问道。马尔琴柯的眼睛眯了起来。“你为什么问这个？”

“别吞吞吐吐的，马尔琴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忘了三年前在阿富汗我还保住了你的屁股？你还没还愿呢。你在搞什么呢？”

马尔琴柯怎能忘记，他庄重地点了点头。1984年，他在开伯尔山口附近指挥军事情报处反对穆斯林叛乱分子的战斗。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游击队指挥员，以位于巴基斯坦内的难民营为根据地，经常袭击阿富汗。马尔琴柯草率地派了一个尖刀班越过边境去抓那个指挥员，却反而中了埋伏。尖刀班的这些亲苏的阿富汗人被帕坦人撕下了假面具，一个个死得很惨。随队去的惟一的俄国人却侥幸地活了下来。帕坦人把他交给了西北前线地区的政府当局，以期换得一些武器。

马尔琴柯处于危险之中，便向卡尔波夫求援。卡尔波夫那时是地下处的负责人，在伊斯兰堡的军官中有一些特务。他便从最出色的中间选了一名，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个俄国人搞了回来。那时，一个大的国际事件就可能毁了马尔琴柯。在这个倒霉的国家中身败名裂的苏联军官的名单就有上长串，而其中差一点就填上了马尔琴柯的名字。

“对，好吧，我知道我还没还愿。但别问我这几周干什么。特殊任务，离心口很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别问名字，也别问怎么回事。”他用香肠一样的手指点着鼻子的一边，并且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卡尔波夫俯过身去，从第三瓶酒中给军事情报处的将军斟满酒。“当然，我懂。对不起，我不该问，”他重下保证似地说，“别提了，打仗的事也别提了。”

马尔琴柯劝告似地伸出手指。他的眼睛已经红了。他使卡尔波夫想起了一只躺在灌木丛中受了伤的野猪，酒精使他的头昏昏沉沉，不知道疼痛和流血，但他仍然还是很危险的。“不是打仗，不提打仗，什么愁事也别提。发誓保密……大家都保密。很高，高得你无法想像，不要再提了，OK？”

“做梦都没有想到。”卡尔波夫说，又倒上了酒。由于马尔琴柯醉了，他便总是抢先给他倒得满满的，而自己的杯中却少得多；但他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费劲的了。

两个小时以后，最后一瓶阿克塔马尔也倒了三次了。马尔琴柯已经麻木了，将脸贴在胸前。卡尔波夫又举起杯，连声喊干杯。“为忘却而干杯。”

“忘却？”马尔琴柯惊恐地摇着头，“我没事儿。为你们第一总局那些见不得人的混蛋干杯，不是为了忘却……”

“不对，”卡尔波夫纠正说，“忘却那个计划，我刚刚把它忘了，不是吗？”

“曙光？对，忘却它。管他妈的是不是好主意。”

他们干了。卡尔波夫又倒上酒。“叫他们都见鬼去吧，”他提议说，“菲尔比老色鬼……还有那个院士……”

马尔琴柯同意地点着头，白兰地从他的嘴里淌出来，流过下巴。

“那个克利洛夫，把他们都忘了。”

当卡尔波夫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汽车时，已经是午夜了。他靠在一棵树上，把两个指头伸到喉咙里，往雪里使劲吐了一阵，又吸进几口夜晚的冷风，觉得好多了，但要把车开回自己的别墅还是很要命的。他一路上撞坏了挡泥板，有两次都吓得要死。路德米拉还没睡，穿着睡衣，帮他收拾上了床，知道他这种样子开出了莫斯科，简直后怕得要死。

星期六上午，普雷斯顿开车来到顿布里奇接儿子汤米。跟往常一样，爸爸一来学校接他时，他的话就没完没了，回忆过去一学期的往事、憧憬下学期的活动、假期的计划、赞扬他的朋友和他们的美德、咒骂不喜欢的事情。

衣箱和糕点盒放在汽车的尾箱里。对普雷斯顿来说，开回伦敦是一件惬意的事。他讲起了这一周中计划要做的事情，使他高兴的是，孩子很同意；只是当他提到一周以后要回到朱莉娅和她那个成衣匠伙伴的高级、豪华、昂贵的住宅时，孩子的脸上立刻布满了云雾。那个人老得简直可以做他的祖父。普雷斯顿担心的是，一旦与那个住宅发生点儿断交的事，就会导致陷入僵局的地步。

“爸爸，”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桥时，孩子说，“为什么我不能老跟你待在一起呢？”普雷斯顿叹了一口气。对一个12岁的孩子，是很难解释清楚婚姻破裂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的。

“因为，”他谨慎地说，“你妈妈和阿奇没有真正结婚，如果我要坚持跟妈妈正式离婚，她就要向我要一笔钱，叫抚养费。可惜的是，靠我的工资拿不起这笔钱，至少，不够我自己、你上学和妈妈的花销。现在还没有走到那种地步，但如果我拿不起抚养费，法院就会判决你归妈妈，咱俩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常见面了。”

“我以前不知道是因为钱。”孩子伤心地说。

“归根到底，什么事都是因为钱。虽然可悲，但却是真的。几年以前我若是能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的话，你妈妈也不会跟我分开。我那时只是一个军官。我转业参加内务部工作后，工资仍然还是不够花。”

“那你在内务部到底干什么呀？”孩子问。他离开了父母不和的话题。孩子想把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岔开。

“噢，一个小小的文职人员。”普雷斯顿说。

“天啊，一定很没意思吧？”

“对，”普雷斯顿承认说，“我想，确实没意思。”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直到中午才从昨晚的大醉中醒过来。吞了六片阿司匹林，吃过午饭以后，才觉得好了一些，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他模糊地想起一些东西。他有点印象，好像记得在不远的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克利洛夫这个名字。他想了好长时间。在别墅里，他有一本严控的参考书，书中提供了克利洛夫教授的情况：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终身党员，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委员，等等，等等。这些他都知道了，但他还有一些东西。

他在雪地里遛哒着，低垂着头，陷入沉思。孩子们都滑雪去了，趁着春风尚未融化这些积雪之前，再痛痛快快玩一场。路德米拉。卡尔波娃跟着丈夫，她知道他有不愿让人打断思考的脾气。

昨晚他那副样子，使她大吃一惊，但也使她高兴。她知道他是很少喝酒的，而且从来没这样醉过，这就说明他没去找那个小娘们儿。或许他真的去会军事情报处的什么朋友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有心事的，但决不是阿尔巴特区那个小野鸭子。

刚过3点时，他绞尽脑汁考虑的东西有了结果。他在她前面几码远的地方站住了，说：“他妈的，就这样！”立即振作起来了。她挎起他的胳膊，满脸堆笑，两人一起走回别墅。

卡尔波夫将军知道，明天上午在办公室要悄悄研究一下。星期一晚上，他要到克利洛夫在莫斯科的家中去拜访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