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冰消的春天快到了。但是，白桦和杉树的枝权下仍然挂着长长的冰棱。雅辛涅沃第一总局大楼的八楼，也是最顶层上，一个人通过富丽堂皇的双层玻璃窗，看着窗外的景象，越过一片冬天的树海，隐约可以看见湖的西端。夏季，在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人员会云集那里，尽情娱乐和消遣。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卡尔波夫中将本想跟老婆孩子到别列德尔基诺的别墅去，无奈像他卡尔波夫这样身居要职的人，总有些事情要亲自处理才行。今天，一个信使应该从哥本哈根回到这里来。

他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信使迟到了。他从窗前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桌前的转椅里。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今年57岁，就克格勃内部的职业情报官员来说，或者至少作为第一总局的官员来说，无论在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虽然费道尔丘克升得更高，当上了主席，甚至在内务部也有职务，但他得跟着总书记的屁股后面转，而且，他没在第一总局里待过，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处理内部不同政见事务和民族运动问题上了。

但是，对于一位多年在国外为国尽忠的卡尔波夫来说，真是干得够棒的了——在苏联官场中总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瘦瘦的，显得很健壮，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啊！他衣着笔挺，是第一总局中有外快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将，第一总局的副总局长。在国外情报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权威情报官员，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及情报处副处长或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地位。

几年前，他接任这个工作时，总书记曾把费道尔丘克从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调去主管内务部，由切布利科夫将军接替主席。这样，就剩下了一个空缺，切布利科夫是两个第一副主席之一。

第一副主席的空缺给了克留什科夫中将，于是，他走马上任了。然而不好办的是，克留什科夫当时是第一总局的总局长，他还不想放弃这个有权势的职务。他想一身兼二任。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卡尔波夫个人认为，这个人真笨得像块木头疙瘩），他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不能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办公室，又在郊外雅辛涅沃的第一总局长办公室。

后来的情况是，业已存在多年的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的职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具有相当领导才干的人才能胜任该工作，这个职务，在第一总局中是人人羡慕的头等肥缺。由于克留什科夫不再往在“村子”里了（克格勃对雅辛涅沃的称呼），从而使他这个第一副局长就显得更重要了。

当在职的勃·斯·伊万诺夫将军退休时，有两个人可能成为接班人。一个是卡尔波夫，那时虽然有点年轻，但却负责着6013室三处的工作。这个处负责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另一个是瓦迪姆·瓦西里叶维奇·基尔皮琴柯，已经很老了，也有资格，当时担任着地下处处长。结果是基尔皮琴柯接了班。

作为一种安抚，卡尔波夫被晋升为有实权的地下处处长的职务。这把交椅他坐了两年。

后来，在1985年早春，基尔皮琴柯干了一件好事：他在萨多瓦亚至斯帕斯卡妮的环城公路上以160公里的时速奔驰时，他的车在前面一辆漏油卡车所漏的一滩油上打了滑而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周以后，诺沃戴维奇陵园举行了一场无声无息的私人葬礼。又过一周，卡尔波夫得到了那个职务，并从少将晋升为中将。

他很高兴地将地下处处长的职务交给了老鲍利索夫。鲍利索夫当二号人物不知有多少年了，没有人留神去算一算，无论如何，他也该接任这个工作了。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抓起听筒。

“鲍利索夫少将同志要跟您讲话。”

他想，真是说谁谁就到。他皱了一下眉头。他有一部私人电话，并不通过总机。这个老同事从来没打过这部总机电话，一定是从外面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秘书说，从哥本哈根回来的人一到就带进来，然后，把电话拨到外线钮上，接通鲍利索夫的电话。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你今天好吗？”

“我给你往家里打电话，又往别墅打电话，路德米拉说你在办公。”

“是啊，这没什么。”

卡尔波夫一直是慢慢地牵着这老头儿的鼻子走。鲍利索夫是个老光棍儿，一个人生活着，他的周末加班比谁都多。

“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我得跟你见面谈谈。”

“当然可以，何必要问呢？你是想明天来呢还是我进城来？”

“今天行吗？”

卡尔波夫想，这更怪了，这老家伙一定是有什么事。听起来他好像是在喝酒。

“你喝醉没有？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我也可能醉了，”电话里传来粗暴的声音，“也可能一个人还得多多少少喝一点，特别是有事儿的时候。”

卡尔波夫明白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是严重的。他改变了开玩笑的口吻。“好吧，老大，”他爽快地说，“你在哪儿呢？”

“你知道敝舍吗？”

“当然知道，你让我来吗？”

“对，那太感谢了，”鲍利索夫说，“你什么时候来？”

“大约6点吧，行吗？”卡尔波夫提议说。

“我准备好一瓶烈性伏特加。”鲍利索夫说完就挂了电话。

“根本不是为我。”卡尔波夫嘟哝道。跟别的俄国人不同的是，卡尔波夫根本不会喝酒。即使喝，也只喝高级的亚美尼亚白兰地或苏格兰丹麦芽威士忌。这些酒都是在伦敦装在信使袋中专门给他带来的。他认为伏特加是讨人嫌的，而烈性伏特加更是糟糕。

他想，这个周日的下午去别列德尔基诺算是吹了。他打电话告诉路德米拉说他回不来了。他没有提鲍利索夫，只是说他脱不开身，得半夜才能回到他们在莫斯科中心的家中。

另外，他被鲍利索夫那种不寻常的粗暴搞得没了情绪；他们一起共事很久了，他不好意思发脾气。但是，一向老实巴交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未免有点反常。

星期日下午刚过5点，苏联民航的正常班机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苏联民航的所有机组里，都有一个人一身侍二主——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克格勃。大副罗蒙诺夫不是克格勃人员，他只是一个交通员，不时地给同事们传递情报或出差办事。

整个机组人员关闭了飞机，交给地面人员，便去过夜。第二天，他们还要飞回莫斯科。跟往常一样，他们通过机组人员入口，海关人员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背兜和手提包。有些人还带着轻便半导体收音机，谁也没有注意罗蒙诺夫挎着的索尼收音机。对于一个苏联公民来说，西方奢侈品是出国旅行的外快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外汇控制很严，但是盒式收录机以及给在莫斯科的妻子买点香水之类，是必不可少的。

海关手续办完了之后，他们便乘面包车来到格林公园旅馆，苏联民航经常在这里下榻。在莫斯科，飞机起飞前三个钟头的时候，把半导体给了罗蒙诺夫的那个人一定知道，在希思罗机场是不大监视苏联机组人员的。英国反情报人员认为，尽管这样可能酿成大错，但与越来越广泛的调查行动相比，这毕竟是小事一桩。

罗蒙诺夫进入房间之后，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个半导体收音机，然后，耸了耸肩膀，将它锁在手提箱里，便到下面的酒吧间与其他机组人员一起喝点什么。他清楚地知道，明天早饭以后他该干什么。他要执行这个任务，然后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不知道，他回到莫斯科后，要立刻被隔离起来。

卡尔波夫的汽车把结着冰的路轧得咔咔响。刚好6点，他到了。他嘴里骂着鲍利索夫，为什么把周末小别墅选择在这么个鬼地方？

局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鲍利索夫是个怪人。在一个把个人主义和偏离正统思想（更不用说怪癖）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中，鲍利索夫却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出色。他从少年时起就参加了秘密情报工作。在训练学校和年轻情报人员用膳的饭厅里，经常传颂着他那些颠覆西方活动的离奇故事。

下了公路半英里后，卡尔波夫可以看到鲍利索夫度周末的小木房里的灯光。其他人都渴望把周末别墅盖在按等级划分的特定区域内，大都在莫斯科以西，乌斯潘斯卡娅桥西边的河岸转弯一带。鲍利索夫却不然。他在首都的大东边，在浓密的树林里。也喜欢像庄稼人的样子，在传统的小木屋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海鸥轿车停在板门前。

“在这儿等着。”卡尔波夫告诉司机说。

“我得把车掉过头来，再找些木头垫在轮子下面，不然会冻在地上的。”司机米沙嘟嘟哝哝地说。

卡尔波夫点点头，爬了出来。他没带高筒套靴来，因为他没想到雪会没膝深。他磕磕绊绊地走到门前，把门打得山响。门开了，露出一盏椭圆形的黄光，显然是一盏石蜡灯发出的光。门里站着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鲍利索夫，上着西伯利亚衬衫，下穿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软靴。

“你好像托尔斯泰小说里的人物。”卡尔波夫说。他被引进客厅，里面的砖砌炉子中呼呼地烧着拌子，使屋里温暖如春。

鲍利索夫一边拿起卡尔波夫的大衣，把它挂在一个木橛上，一边低声说：“总比牢房要好得多。”他打开一瓶伏特加，浓得像糖浆，倒在两只矮脚杯中，两人坐下来，中间是一张桌子。

“干杯。”卡尔波夫举起了杯，俄罗斯式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小指直伸着。

“你干。”鲍利索夫回答。两人干了第一杯。

一个农民老太婆，胖得像口缸，表情呆板，灰头发挽成一个髻，典型的俄罗斯大妈形象，她从后屋走进来，放下一些黑面包、洋葱、小黄瓜和奶酷块，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好吧，老大，什么事啊？”卡尔波夫问。

鲍利索夫比他大5岁，他不止一次地想道，鲍利索夫太像已故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了。他知道，在局里，鲍利索夫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年轻人都很钦佩他；很久以前，就亲呢地称他为“老大”。这个称呼，过去是指俄罗斯乡村的头人，现在是“老人”或“老兄”的意思。

鲍利索夫从桌子对面深情地看着他。“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长得都记不清了。”卡尔波夫说。

“那么，以前我对你说过谎吗？”

“从来没有。”卡尔波夫沉思着说。

“那么，现在你能对我不说谎吗？”

“哪儿的话？”卡尔波夫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那么，你在我的手下干了些什么？”鲍利索夫大声地质问。

卡尔波夫仔细地考虑着他的话。“你干嘛不干脆地告诉我，你手下出了什么事呢？”他反驳说。

“我倾家荡产了，就是这么回事。”鲍利索夫咆哮起来。“你一定躲在后面，或者你知道。把我最好的人、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设备都一掠而空，还他妈怎么让我管这个地下处？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只几天工夫，就全给划拉光了。”

他闷在肚子里的事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卡尔波夫坐下去，陷入沉思。鲍利索夫又往杯中斟满酒。在克格勃这个八卦阵里，他要没有时刻警惕危险的第六神经的话，决不会爬得这么高。鲍利索夫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卡尔波夫确实不知道。他探过身来。

“巴维尔，”他说，开始用更亲近的称呼，“你刚才说，咱们交情多年了，相信我，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别吵吵，说明白点儿。”

鲍利索夫虽然对卡尔波夫的保证半信半疑，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好吧，”他说，好像在向一个小孩做解释。“首先，从中央委员会来了两个混蛋，让我把最棒的一个特务交给他们。这个人我已经亲自培养了多年，我在他身上寄托着巨大的希望。他们说要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吧，我把最好的人给了他们。虽然我不愿意，但我给了。两天以后，他们又来了，又要我那份‘传奇’。我花了10年的工夫才把它拼凑起来啊！打从那个倒霉的伊朗事件以后，我还从来没受过这种气。你还记得那个伊朗事件吗？一提起它，我还余悸未消哪！”

卡尔波夫点了点头。那时，他还没到地下处，但后来在地下处跟鲍利索夫一起工作的两年里，鲍利索夫曾经告诉过他。在伊朗国王末日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决定，伊朗共产党政治局要秘密地撤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抄走了鲍利索夫珍藏的文件，没收了24份完好的传奇和秘密履历。鲍利索夫准备这些是为了进入伊朗，而不是撤出伊朗。

“把我抢得精光，”他当时曾喊叫道，“就是为了让这些满身虱子的人逃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他向卡尔波夫抱怨说，“那样也没使他们得好，霍梅尼上了台，共产党被取缔，我们再也不能在那里搞什么活动了。”

卡尔波夫知道，那个事件的余恨还未消，但这个新问题确实有点奇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命令必须通过他才能发出。

“你把谁给了他们？”他问。

“彼得罗夫斯基，”鲍利索夫不无遗憾地说，“没办法，他们要最好的，而他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你还记得彼得罗夫斯基吗？”

卡尔波夫点头，他只管了两年地下处，但他能想起最好的人的名字和正在进行的活动。他现在的职务使他知道每一件事。

“谁下的命令？”

“嗯，从手续上是中央委员会，但是上层……”鲍利索夫用手指一指天花板，意思是——天上。

“上帝？”卡尔波夫问。

“差不多。我们敬爱的总书记，至少，这是我的猜测。”

“还有什么事？”

“有。拿走传奇后，他们又来了。这回他们搞走了一个秘密电台的接收晶体，就是四年前你安插在英国的。所以，我想这事一定是你干的。”

卡尔波夫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地下处处长时，北约国家正在部署潘兴11号地对地导弹和巡航导弹，而华盛顿则在世界各地进行煽动，妄图故伎重演。这样，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西欧纵深处派遣特务，策划大量的破坏活动，制造敌视活动借口。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他在西欧安插了一些秘密电台，其中包括在英国的三个。携带和训练使用这些电台的人都隐蔽得很深，命令他们，只有持有特殊密码的人来与他们接头，才能露面使用。这些电台是非常现代化的，在发报的同时还发出扰频信号，要排除扰频的话，接收机就需要一种程序晶体。这些晶体都锁在地下处的保险柜里。

“哪一部发报机？”他问。

“你起名叫波普勒的那台。”

卡尔波夫点了点头。他知道，所有的活动、特务和设备都有代号。由于他是英国通，对伦敦了如指掌，所以，他掌管的活动都用他个人起的代号，而这些代号都是以伦敦的地区命名的，而且都是三个字。他管安插在英国的三个电台叫哈克奈、肖迪奇和波普勒。

“还有什么，巴维尔？”

“有，这些人得寸进尺，最后，他们还把伊戈尔·沃尔科夫要走了。”

沃尔科夫少校是行动指挥处的。当政治局认为直接出击有点下不来台时，就可能让东德人或保加利亚人去干这些勾当，因而，行动指挥处，也叫五处，就越来越多地担当起破坏活动了。

“他的任务是什么？”

“通过国境线携带秘密包裹，特别是西欧。”

“走私？”

“对，走私。他是善于搞这一手的。那些地方的国境他很熟，海关、移民手续，怎么混过去，他比我们搞来的人，干脆说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熟。他们把他也要去了。”

卡尔波夫站起来，探过身去，把两手放在老人的肩上。

“听我说，老大，我告诉你心里话，这不是我搞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但咱俩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件大事，而且，把它捅开也是很危险的。你老老实实地待着，别走露风声，把心放宽些。我要设法悄悄地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你什么时候能把东西拿回来。至于你这边，一定要守口如瓶，好吗？”

鲍利索夫抬起双手，双掌朝前，做出一种无辜的样子。“你是知道我的，叶夫杰尼·赛尔杰维奇，我在俄国还要活到岁数最大呢！”

卡尔波夫笑了。他穿上大衣，向门口走去。鲍利索夫跟过来送他。

“我也认为你会活到那时候的。”卡尔波夫说。

当板门关上后，卡尔波夫敲了敲司机的车窗。

“跟着我，我想进去时再停下。”他说。他顺着满是雪的车道走着，不管雪沾到鞋上和裤脚上。夜晚的寒风刮到脸上，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也带走了一些伏特加的酒气。他需要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问题。他听到的这件事使他大为恼火。有人（他也知道是谁）正在英国搞一个行动，竟然把他——卡尔波夫，第一总局的第一副局长——踢到一边。他在英国折腾了这么多年，在那里控制着特务。他认为，这至少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

正当卡尔波夫将军漫步雪地、陷于沉思之际，在伦敦，离卡尔。马克思墓不到500码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电话铃响了。

“你在那儿吗，巴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厨房喊道。客厅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在，我来接。”

那男人走到厅里，拿起了电话。他的妻子仍在准备星期天的晚饭。

“巴里吗？”

“我就是。”

“啊，星期天晚上打扰你，实在对不起，我是局长。”

“噢，你好，爵士。”

巴里·班克斯很惊讶。一个头头往手下人家中打电话，这种事不是没有听过，但很少见。

“听我说，巴里，你平时上午几点到查尔斯大街来？”

“大约10点，爵士。”

“你明天能提前一个小时到桑蒂纳尔大楼来一下吗？我有话说。”

“当然可以。”

“好吧，那么，我9点见你。”

巴里·班克斯是五局查尔斯大街总部K分局七处的，但实际上他是六局的人，负责奈杰尔·欧文爵士与保安局之间的联系工作。他一边吃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晚饭，一边遐想着。奈杰尔·欧文爵士要干什么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呢？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丝毫也不怀疑，在英国一定组织了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进行之中。他知道，彼得罗夫斯基在那个国家的内部扮成一个英国人来进行活动是得心应手的。从鲍利索夫卷宗里抽出的那份传奇正适合彼得罗夫斯基。波普勒电台隐藏在英国北部的米德兰平原。如果沃尔科夫被调走是因为他具有向英国传送包裹的特长的话，那么，一定还有别的人被调出来，但那些人一定是鲍利索夫这个圈子外其他处的。

这些都毫不动摇地说明，彼得罗夫斯基到英国去是非常秘密的，或者已经去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培养他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但令人奇怪的是：他这个堂堂正正的第一总局却被束之高阁。明知道他是如此精通英国和英国事务，却被蒙在鼓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他回想起20年前在英国的情况。自从1967年9月份的一个傍晚以后，他一直泡在西柏林的一个酒吧间里。英国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常常到那里去。作为一个机敏而又扶摇直上的“特工人员”，他当时被派到这里工作。

他看到酒吧的那边有一个愁眉不展的小伙子，他的便装和发型说明，他是英国军队的人。他贴到这个孤孤单单的小伙子跟前，发现他是监听站的操作手，在加图皇家空军服役，29岁，对自己当前的命运非常不满。

在那年9月到1968年1月期间，卡尔波夫一直做这个皇家空军人员的工作，先装作是一个德国人（那是他的隐蔽身份），后来又承认是俄国人。事情很容易，容易得简直令人怀疑。但却是真的、确实的。克格勃全力以赴地讨好这个英国人，使这个动摇的人仇恨他的服役和他的国家，从而同意为苏联效劳。1968年夏天，卡尔波夫在东柏林亲自训练他，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鄙视他。这个人在柏林的逗留以及他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合同快到期了，他要在1968年9月回英国并且转业。他们建议他离开空军后，设法在切尔股纳姆国家电讯总局找个工作。他同意了，并于1968年9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工作。他的名字叫杰弗里·普赖姆。

为了能继续与普赖姆保持联系，卡尔波夫便以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伦敦，继续对普赖姆控制了三年。一直到1971年他回莫斯科时，才把他移交给接任者。这个成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调回到三处时，升为少校。在三处，整个70年代他都掌管着普赖姆的情报。显而易见，在任何情报单位里，能够搞来准确情报的活动都要受到重视和表扬，而这种表扬总是与该活动的主管官员分不开的。

1977年，普赖姆离开了国家电讯总局。英国人已经觉察到一些失密的地方，而且盘查得非常紧。1978年，卡尔波夫又回到伦敦，这回他是使馆的最高人物，职衔是上校。普赖姆虽然已经不在国家电讯总局了，但他仍是特务，卡尔波夫设法警告他要注意隐蔽。卡尔波夫指出，1979年以前的活动，一丁点儿马脚都没露出来。因而，有什么意外的话，普赖姆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卡尔波夫生气地想道，普赖姆要不是把他那肮脏的手伸向小姑娘的话，他如今还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早就知道普赖姆这个人太轻浮。终于，由于犯了见不得人的强奸罪而引来警察登门。于是，他全坦白了，因为七条间谍罪而被判了35年。

但是，伦敦搞了两次恩赐来抵消普赖姆事件的影响。1980的一次酒会上，他被介绍给英国国防部的一位文职人员。起初，那人没有听清楚卡尔波夫的名字，在意识到他是俄国人之前，还跟他客套了几句话。但知道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从那人的无礼和冷漠，他觉察到，不管自己作为一个俄国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人对他都是深恶痛绝的。

他并没有往心里去，但很好奇。他了解到，那个人是乔治·贝伦森，又经过几周的调查，发现那人是一个铁杆反共主义者，但却是南非的狂热追随者。他个人认为，可以使用蒙蔽的方法利用贝伦森。

1981年5月，他回莫斯科主管三处。他询问有没有亲苏的南非特务。地下处提到，他们在那儿有两个人：一个是军官，叫格哈特，在南非海军；另一个是外交官，叫马雷。但是，马雷在波恩待了三年，刚刚回到比勒陀利亚。

正是由于他控制马雷有功，才使他于1983年春升为少将，并当了地下处的处长。他命令这个南非人要求到伦敦任职并以此作为他毕生工作的归宿。1984年，他遂愿以求。卡尔波夫极端秘密地亲自飞到巴黎向马雷面授机宜。马雷要培养乔治·贝伦森，吸收他为南非效劳。

1985年2月，基尔皮琴柯死后，卡尔波夫继任他的职位。一个月以后，即3月，马雷报告说贝伦森上钩了。当月，贝伦森的第一批材料送了过来。这真是一个千金难买的聚宝盆。从那以后，他一直把贝伦森一马雷行动当做处长的点来亲自抓。两年当中，他两次到欧洲城市与马雷亲自会面，了解情况并向他表示祝贺。今天午饭时，信使将带来贝伦森的最新材料，这些材料是马雷寄到哥本哈根一个克格勃联络点的。

1978至1981年在伦敦期间还给他带来了第二个好处。按照他的习惯，他给普赖姆和贝伦森起了自己的代号：普赖姆叫奈茨布里奇；贝伦森叫汉普斯特德。接着，又来了切尔希……

他很尊重切尔希，不像对普赖姆和贝伦森那样，他鄙视那两个家伙。跟他俩不同的是，切尔希不是一个特务，而是一个熟人，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机关里地位很高的人，一个跟他卡尔波夫一样的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周围环境的现实相结合的人。卡尔波夫从来都没被那些西方的参考杂志所迷惑，那些鬼参考只是为那些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的情报人员而准备的。在他看来，只有政客们才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情报人员应该在阴暗的街道上行走，利用谎言和欺骗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一旦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能自拔的话，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秘密人员常常犯的错误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

切尔希曾两次暗示他，如果苏联一意孤行，那么，就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两次都是对的。由于卡尔波夫及时地通知自己的人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又确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因而，使他的身份倍增。

他停下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鲍利索夫是对的。正是总书记本人在亲自组织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他鼻子底下的英国进行着，然而却回避着克格勃的任何一个人。他预感到危险。这老头子根本不是职业情报工作者，只不过是在克格勃当了几年头头。尽管自己的前途未卜，但自己应该搞清楚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看了一下表，11点半。他让车开过来，钻了进去，向莫斯科的家中开去。

星期一上午9点差10分时，巴里·班克斯来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桑蒂纳尔大楼是泰晤士河南岸上一座巨大的方形大楼，有点过分花哨，大伦敦市政厅将它租给了政府的某个部，里面的电梯都很古怪，下面几层楼的墙围子上都挂着嵌花壁饰，遮盖着下面斑斑驳驳的瓷砖。

班克斯在门口出示了证件，一直上了楼。局长立即见了他，摆出一副平时对手下人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

“你听说过五局有个叫约翰·普雷斯顿的人吗？”局长问。

“听说过，爵士，但不熟，只是碰到过几次，都是在戈登的酒吧里，去喝酒的时候。”

“他是C分局一处的一个科长，对吗，巴里？”

“不是了。上周他已经调到C分局五处三科了。”

“啊，真的吗？大突然了。我听说他在一处干得不错啊！”奈杰尔爵士认为没有必要告诉班克斯，他已经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上见过普雷斯顿，并且还让他代表自己到南非跑了一趟。班克斯根本不知道贝伦森事件，也没有必要知道。而班克斯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局长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据他所知，普雷斯顿跟六局没有关系。

“是大突然了，实际上他在一处只待了几周，新年以前他是F分局一处的。后来，不知他干了什么事得罪了伯纳德爵士，确切地说是得罪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于是被踢到C分局一处。然后，在4月，又被‘嘿’地一下子踢走了。”

原来是这样，奈杰尔爵士想道，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可能吗？值得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大声说：“你认为他什么事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呢？”

“我确实听到一点，爵士，从普雷斯顿那里。他不是对我讲的，但我离他很近，能听得到。那时他在戈登的酒吧里，大约两周以前。他显得有些不安。他花了几年时间准备了一份报告，去年圣诞节前交上去了。他认为他的报告应该受到重视，但哈考特·史密斯却把它打入冷宫。”

“嗯，F分局一处，正是极左党派处，是不是？你瞧，巴里，我想让你给我办点事。对这事不要吵吵嚷嚷，要悄悄的。查出那份报告的登记号，从档案室把它找出来，能办到吗？封到信袋里送到这儿，写我亲启。”

班克斯又来到街上，还不到10点钟，他朝北向查尔斯大街走去。

苏联民航机组人员吃早点时间很充裕。9点29分，罗蒙诺夫大副向厕所走去。他曾到这个厕所来过，认准了该占哪一间，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个已经有了人，并且闩上了门。他进入第二个，也闩上了门。

9点30分，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六个数字，放在隔板下的地面上。一只手从隔板下伸过来拿走了卡片，在上面写了什么又退了回来。罗蒙诺夫将卡片捡起来，卡片背面写着他盼望的数字。

对了暗号之后，他把半导体机放在地上，那只手又伸过来，毫无声息地把半导体拿了过去。外面，有人正在小便。罗蒙诺夫拉了一下水箱，打开门，过去洗手。直到那个小便的人离去，他才跟着出来。开往希思罗机场的面包车正停在门口，机组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索尼半导体机不见了，人家以为他装在手提包里了。第一只包裹送完了。

中午前，巴里·班克斯给奈杰尔爵士打电话。这是内部电话，非常保险。

“事情很怪，奈杰尔爵士，”他说，“我查到了你要的那份报告的号码，就到档案室去拿。我跟那个档案员很熟。他说确实归了档，但不在。”

“不在？”

“不在，借出去了。”

“谁借的？”

“一个叫斯旺顿的人，我知道他。奇怪的是，他是财务处的人，所以我问他能不能借阅一下。这又来了第二个怪事，他不借，说他还没用完。从档案室登记来看，他已经拿去三周了。在他以前，另一个人还借过。”

“是厕所清扫工吗？”奈杰尔爵士问。

“差不多。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

奈杰尔爵士想了一会儿。要想永远控制一份文件不外传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把它借来，永远也不还。他深信，斯旺顿和另一个人一定都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人。

“巴里，你要找到普雷斯顿的私人地址，下午5点来见我。”

这天下午，卡尔波夫将军坐在办公桌旁，揉着自己又酸又硬的脖子。他昨晚没有睡好。虽然路德米拉睡在身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没睡着。天快亮时，他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曾想利用日常工作之便把事情搞明白，但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英国秘密行动的幕后人是总书记，这是无疑的。但总书记除了自称懂些英语之外，对英国一点也不了解。他一定依靠某个懂英国的人。这就有许多人喽——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苏军军事情报处、以及克格勃。但是，如果他回避了克格勃，能不回避别处吗？

这样看来，一定是一个私人顾问。他越这样想，他所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就越出现在他的眼前。多年以前，当他还年轻、正在一心进取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菲尔比。人人都这样过。但随着岁月的流失，他步步登高，而菲尔比则每况愈下。他亲眼看着这个英国叛徒颓废成为一个酒鬼。事实上，自从1951年以来，菲尔比就没有接触过英国的精选文件（克格勃给他看的那些除外）。他1955年离开英国去贝鲁特；1963年叛逃过来后，再也没有到西方去过。24年啊！卡尔波夫认为，他自己现在要比菲尔比更了解英国。

更有甚者是，他知道，总书记在克格勃的时候，对菲尔比印象很好。菲尔比那种旧时代的举止，那种趣味，那种英国绅士情调，对现代社会生活——摇摆舞、摩托车和牛仔裤的厌恶，这些都与总书记的观点一拍即合。曾经有几次（卡尔波夫知道得很清楚），总书记都采纳了菲尔比的意见而驳回了第一总局的意见。现在又何尝不能如此呢？

最后，在卡尔波夫的目录中，有那么一条记载，有一次，仅仅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想回国。仅仅这一句话，别的都姑且不论，就不能信任他，一点儿也不能信任。他想起了新年前克留什科夫宴会桌对面那张布满皱纹的笑脸。他那时说英国什么来着？说什么他（卡尔波夫）的部门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稳定性？

他还想起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又把它们归纳到一起。他决定查一查哈罗德·菲尔比先生。但他知道，处于他的这个地位上，什么都要有记录的。索取档案、正式要求资料、打电话、往来信函都要登记。必须用非正式的、私人的形式，更不能留下文字。与总书记分庭抗礼是非常危险的。

约翰·普雷斯顿走在通往自己家的大街上，离自己的公寓大楼100码时，突然听到喊声。他回过头来，看到巴里·班克斯正穿过马路朝他走来。

“你好，巴里，真是冤家路窄。你到这儿有什么贵干啊？”

他知道巴里是K分局的，住在北边海格特区。可能是路过这里到附近的艾尔伯特音乐厅去听音乐会？

“我正等着你哪，真的。”班克斯说，并友好地一笑。“是这样，我的一个同事想见你。你不介意吧？”

普雷斯顿是有头脑的，但并不疑神疑鬼。他知道班克斯是六局的人，但不知道谁要见他。他跟着班克斯穿过马路走了100码，班克斯在一辆停着的福特汽车前站住了，拉开后门，示意普雷斯顿往里瞧。他看了看。

“晚上好，约翰，咱们聊几句好吗？”

普雷斯顿惊奇地钻进车里，坐在身着大衣的那个人旁边。班克斯关上车门，悠闲地走开了。

“是这样，我知道这样见面有点怪，但还是见了，不想引起什么风波，是不是？我只是觉得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谢谢你在南非的出色工作，一流的成绩。亨利·皮埃纳尔很感动。我也是如此。”

“谢谢你，奈杰尔爵士。”他暗想，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究竟要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谢谢我。但局长好像陷入了沉思。

“还有另一件事，”他终于开了口，似乎在竭力思考什么，“巴里这个小伙子告诉我说，他注意到去年圣诞节时你针对本国的极左分子写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也许我搞错了，但我想一定有一个外国势力给他们提供经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问题是，你的报告并没有传给我们。真可惜，竟有这样的事。”

“报告被束之高阁了。”普雷斯顿紧接着说。

“对，对，巴里告诉我了。可惜，太可惜了。我倒想拜读一下。能给我搞到一份吗？”

“档案室有啊！”普雷斯顿不解地说，“它倒是归档人库了，但是还在呀，巴里去借来，封上交给你就行了。”

“说老实话，没有了，”奈杰尔爵士说，“已经被人拿走了，被斯旺顿，而且他还没用完，不交出来。”

“但他是财务处的啊！”普雷斯顿分辩说。

“对，”奈杰尔爵士不无遗憾地嘟哝说，“在他之前，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还用过。几乎可以认为，它会被弄没的。”

普雷斯顿愣愣地坐在那里。透过车窗，他可以看到班克斯在街上踱来踱去。“还有一份，”他说，“我自己的，在我个人的保险柜里。”

班克斯给他们开车。傍晚，从肯辛顿到戈登的路上，就像爬一样。一小时之后，普雷斯顿从车窗探进去，把报告交给了奈杰尔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