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拜访拉奥尔·列维的是四个人，个个人高马大，开来两辆车。一辆停在墨伦大街列维家的院外，另一辆停在100码以外的街上。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刚过7点钟，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这1月15号的夜晚，没有人在墨伦大街上行走。第一辆车上下来两个人，轻快而毫无声响地来到门前。两个司机等在车里，关了车灯，但没有熄火。

敲门的人很机灵，一副商人打扮，好像时间紧迫、有急事要干、越快越好的样子。列维来开门时，他们并不介绍自己是谁，一步跨进门来，随后就关上了门。列维还没来得及张口说什么，一张铁硬的巴掌便让他不知道什么了。

几个高大的人给他披上大衣、扣上帽子，很内行地架着他向车子走去。汽车一边开过来一边开了后门。他们坐在里面，把列维夹在中间。这前前后后只用了20秒钟。

他们将列维带到凯色斯·海德——尼几伦小村西北的一个大公园，50多公顷的地面上长满了石南、杂草、柞树和一些针叶树，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去处。两辆车离开大路，开进石南之中，停了下来。第二辆车的司机负责审问，他过来坐到前面的客座上。

他把脸转向后面，向他的两个同伙点了点头。右边的人张开胳膊把这个瘦小的钻石匠抱住，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另一个人拿出一把大钳子，抓起列维的左手，夹他的三个指甲，一个接一个地夹。

列维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但使他更害怕的是，他们什么也不问，好像对问题不感兴趣似的。当第四个指甲被夹碎时，列维尖叫着请求他们说有什么事。

前排座上的问话者点了点头，问：“愿意说吗？”

列维在手套的后面急忙点头。手套拿开了，列维颤抖地哼叫了一声。他哼完后，那人问：“钻石，伦敦来的，在哪儿？”

那人讲着佛兰芒语但有明显的外国口音。列维毫不拖延地告诉了他。手和生命是什么钱也买不来的。问话者考虑了一下列维的话。

“钥匙。”他说。

钥匙在列维的裤兜里。问话者拿了钥匙下车了。几秒钟之后，第二辆车从草地开出去，上了大路。它去了50分钟。

在这期间，列维哼哼着，捧着伤手。两边的人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司机坐在那里看着前方，带手套的手搭在方向盘上。当问话者回来后，他并没有说四块钻石都已在他的口袋中，他只是说：“最后一个问题，送来的人是谁？”

列维摇了摇头。问话者叹了口气，感到浪费时间，并向列维右边的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换了个班。右边的拿起钳子，抓起列维的右手，夹掉两个指甲后，列维说了。问话者又问了两个小问题，然后显得满意了。他下了车，回到自己的车里。两辆车一前一后地退回到路上，向尼几伦开回去。

当他们从列维的房前开过时，列维看到他的房子黑着灯、关着门。他希望他们让他下车，但他们没有。他们开过市中心，出了城向东驶去。一家家温暖的咖啡馆的灯光，在寒冷的冬夜中忽闪着从车窗外退去，没有人走到街上来。他还看到教堂对面警察局上面的蓝色霓虹灯“警察”两个字，但也没有人走出来。多在尼几伦东边3公里的地方，卢埃大街与铁路交叉，这是从利尔到海伦塔尔斯的铁路，直得像箭一样，柴油电气机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从这里飞驰而过。铁道口的两侧都是农舍。这两辆车都停在道口边，关了灯熄了火。

司机一句话没说，从手套箱中拿出一瓶当地产的粮食白酒，递给后面的两个人。一个人捏住了列维的鼻子，另一个人将白酒灌到他嘴里。三刻钟以后，他们不灌了，放下他不管了。拉奥尔·列维醉了，感到身子飘走了，甚至连疼痛都减轻了。这辆车中的三个人和另一辆车中的人都等待着。

11点15分时，前面车中的问讯者走过来，在车窗上说了句什么。列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但还能动。两边的人把他拖出车，架他到道口上。11点20分时，一个人用铁棍狠狠地击向他的头。他死了。他们将他放下，把他伤残的手搭在铁轨上，砸碎的头紧靠着铁轨。

汉斯·格劳白拉与平时一样，在10点零9分把最后一趟夜班快车从利尔开了出来。这次车每天一趟。1点时，他就可以回到海伦塔尔斯家中的暖床上了。这是直达货车，11点19分通过尼几伦车站。过了几个路口后，便加足马力，向卢埃大街道口一直开过来，车速接近每小时120公里。6268号机车上的探照灯射向前方100码的地方。

离卢埃大街很近时，他发现铁轨上躺着个什么东西，急忙踩了刹车。车轮下冒出火星，机车慢下来。但距离太近了。透过挡风玻璃，他看到车灯照射着蜷曲的身躯、张着的嘴。他们段里曾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是自杀还是醉酒，谁也不知道，后来也说不明白。人家说，摊到这种事情时，你好像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听到。尖啸的机车从出事地点滑过时的速度是每小时50公里。

他停下车来时，连看都不敢看了。他跑到一家农场，报告了警察。警察带着灯赶来时，车轮下那一堆东西就像肉酱一样。一直到天亮，汉斯·格劳白拉还没有回家。

同一天上午，但是在4个小时以后，约翰·普雷斯顿来到白厅街国防部的大厅中，走到传达柜台旁，出示了通用通行证。与他要见的人通话后，被领到电梯，上了楼，又穿过几个走廊，来到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后楼的高层，俯视着泰晤士河。

布里格迪尔帕蒂。卡普斯蒂克好像没什么变化，普雷斯顿几年前在阿尔斯特见过他。他高大、红润、和蔼可亲，两个脸蛋像苹果似的，他看起来不像军人，倒像一个农民。他走上前来，嘴里大叫着：“约翰，我的孩子，只要我有一口气，你总是孩子。来来，进来。”

虽然伯蒂·卡普斯蒂克只比普雷斯顿大10岁，但他习惯上总是把比他小的人叫“我的孩子”。他那副样子，使他真像一个叔叔。他是大兵出身，印尼危机时，在马来亚战役中，他曾深入敌后，带领一个穿插小组转战在婆罗洲的丛林之中。

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柜中拿出一瓶啤酒。“来点儿？”

“有点儿早。”普雷斯顿谢绝说。现在刚过11点。

“胡说，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这里的咖啡没法喝。”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桌子上把杯子推给普雷斯顿。“你说，他们把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普雷斯顿做了个苦脸。“电话里我跟你说了他们让我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警察差事。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伯蒂。”

“哎——我也是一样，约翰。闲待着。当然了，我是转业军官，所以，还不算太糟。55岁时拿了抚恤金，搞到这个工作，还不算太坏。每天到火车上混，检查各个治安点，不让坏蛋钻空子，再回家陪老婆。天天如此。可能会更糟的。不管怎么说，先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

“干！”普雷斯顿说。两人都干了。

普雷斯顿想道，过去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平静的。他上次见到伯蒂·卡普斯蒂克的时间还是在6年以前。那时卡普斯蒂克是一个上校，这位外表看来大咧咧的军官却是北爱尔兰军事情报处的副处长，建立了里斯布恩综合大厦，大厦内的资料库可以向任何询问者提供爱尔兰革命军的最新详细动态。

普雷斯顿那时是他手下的人，穿着便服，隐瞒着身份，经常出入于强硬路线的普罗沃地区，与情报员接头或到断了线的情报点取材料。一次，为卡普斯蒂克执行任务时暴露了身份，险些丧了命。是靠卡普斯蒂克的帮助，才从霍利鲁德大厦调出来，当了文职人员。

那是在1981年5月28日。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段详细报道。普雷斯顿开着一辆没有标记的车进入了伦敦德里的包格赛德区，去和一个情报员会面。不知是上头走露了风声，还是他开的这辆车来的次数太多了，或者是普罗沃的情报人员早已盯上了他，后来始终是个谜。不管怎么说，他暴露了。他刚刚进入共和堡垒一带，一辆载着四名普罗沃武装人员的汽车，从旁边的胡同开出来，跟上了他。

他很快就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他们，立即撤销了约会。但那几个人还是跟着他。在市区中心，他们急速赶到他的前面，从车中走了出来，两个人端着阿马利特自动步枪，一个人拿着手枪。

他已无路可走，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他来个先下手为强，趁那几个攻击者疑神未定的一刹那，疾速地一滚，出了车门，恰在这时，一梭子弹射入了他的车里。他把9毫米13发的勃朗宁自动手枪拿在手中，扳动枪机，从路缘石边朝他们射击。他们本来想活捉他，但离他太远了。

他快速射击，立即打死了两个，第三个的脖颈骨也被打断了。那个普罗沃司机见势不妙，挂上档，一溜烟开跑了。普雷斯顿把车开到一个派出所，那里有四名空中特勤人员。他们收留了他。卡普斯蒂克前来把他带回了家。

当然，这要引起一些麻烦事——上级一连串的调查、盘问和怀疑。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已经被盯住了，他已无法活动了，那个活着的普罗沃司机到哪儿都会认出他的。也不会让他回老部队了——奥尔德肖特伞兵团。谁知道奥尔德肖特一带有多少普罗沃呢？

曾想派他到香港或国外去工作。后来，伯蒂·卡普斯蒂克跟一个朋友谈了一下，有了第三个选择：以一位41岁少校的资格离开部队到五局来工作。他走了这条路。

“有什么特殊事吗？”卡普斯蒂克问。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只是来熟悉一下工作。”他说。

“别担心，约翰。既然知道你管这一摊了，如果这里出现一些类似抢劫圣诞贷款的大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朱莉娅怎么样？”

“三年前，她离开我了。”

“哎，听这话我真伤心，”卡普斯蒂克的脸上露出真正同情的神态，“又有女人了吗？”

“没有，以前没有。我想现在快有了。不过这工作……你很清楚。”

卡普斯蒂克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的贝蒂却一直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外面飘泊了半辈子，她老是等着，满怀着希望。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什么日子啊！我以前看到过，许多次啊！然而，命都不好。你常看孩子吗？”

“有时看。”普雷斯顿承认说。

卡普斯蒂克的话勾起了他的思绪。在南肯辛顿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普雷斯顿保存着两幅照片。一张是他和朱莉娅的结婚照，他那时26岁，穿着伞兵团制服；她20岁，美丽动人，身披白纱。另一张是他儿子汤米的照片。他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

他们住在一排军人家属房中，过着平淡的军人生活。8年后，生了汤米。孩子的诞生使普雷斯顿如获至宝，但她却不高兴。很快，朱莉娅就厌烦当妈妈的琐碎事情了，加上他常不在家，让她过着只影孤灯的生活。她说掇他离开军队转到地方，以便多挣点钱，丝毫不理解他喜欢自己工作的心情。对他来说，坐在工商界的办公桌前会把他憋疯的。

他调换到情报团，但这使他的处境更糟了。他被派到阿尔斯特，那里还不能带家属。后来他转入地下工作，跟老婆的接触便全断了。包格赛德事件发生后，她便把话挑明了。但他尽量努力改善关系。他到五局后，搬到郊区住，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去。这样，他们没有分手，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已变得无味了。朱莉娅的花销越来越大，不是他这个后来到五局的工作人员所能供养得起的。

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伦敦西区一家时装店当售货员。当时汤米8岁，在他的执意坚持下，他们送汤米到附近的一所地方自费学校上了学。这使他们的经济更紧张了。一年以后，她带着汤米离开了他。现在，他知道，她与她的老板住在一起。那人老得可以当她的爸爸，但却能供得起她的吃喝玩乐，并能供汤米在顿桥的住宿预科学校念书。现在孩子已经12岁了，但他很少见到孩子。

他曾同意离婚，但她不干。已经分居三年了，他是可以拿到离婚证的。然而她恐吓说，既然他拿不起抚养费，那么，汤米就得归她。他很清楚，他处于被动地位。她允许，每个假期他可以把汤米接去一周，每学期接去一个星期天。

“哦，我得走了，伯蒂。如果出了什么大事，你知道我在哪儿。”

“当然，当然。”伯蒂·卡普斯蒂克赶到门口来送他。“多多保重，约翰。咱们这些好伙伴没剩几个了。”

他们心照不宣地分手了。普雷斯顿回到戈登大街。

星期六晚上，很晚了，几个人把车开到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门口，敲着门。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跟平时的星期六一样，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老婆贝莉尔出去了，不到后半夜她是不会回来的。他估计，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正在看电视的晚场电影，突然传来敲门声，他并没有当回事。他去开门，他们一下子拥进门厅内，随即关上了门。他们是三个人，与两天前拜访拉奥尔·列维的那四个人不同（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件事，因为他不看比利时报纸）。这几个都是从伦敦东区雇来的打手，黑社会叫“渣滓”。两个是凶猛汉子，一脸横向疙瘩，只要第三个人一发话，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第三个人瘦长、麻脸、狠毒，一头黄色脏发。扎布朗斯基并不认识他们，只是“知道”他们——他在集中营见过，那时是穿制服的。本能使他去反抗，但没有用。他们对他这样的人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反抗和央求都没有用。

他们把他推回客厅，将他摔到沙发里。

一个汉子站到沙发后面，弓下身来，将他按在沙发里，另一个汉子站在旁边，一只手揉着另一个拳头。黄头发拉过前边的一个小凳，蹲在上面，盯着钻石匠的脸。

“给他一下！”黄头发说。

扎布朗斯基右边的“渣滓”照他的嘴狠狠地给了一下。那人戴着铜关节。钻石匠的嘴立刻塌了下去，牙、嘴唇和血掺和在一起，像粘酱一样。

黄头发笑了。“不是那儿，”他轻声轻气地说，“还得让他说话呢，下边点儿。”

那家伙照着扎布朗斯基的胸来了第二下。几根肋骨咔吧一声响，扎布朗斯基的口里发出“嗷”的一声怪叫。黄头发又笑了，他愿意听人这样叫。

扎布朗斯基无力地挣扎了两下，但他们并不在乎。黄头发朝他笑时，沙发后面的粗胳膊将他紧紧按住，就跟很久很久以前在波兰南部时他被接在石头桌上那两条胳膊一模一样。

“你干了坏事，路易斯，”黄头发压低声音说，“你给我的一个朋友找了麻烦，他发现你拿了他的东西，他要把东西拿回去。”

黄头发告诉了钻石匠是什么东西。扎布朗斯基满嘴是血，他抽了口气。“不在这儿。”他模模糊糊地说。

黄头发想了一下。“搜，”他对伙伴说，“他不会捣乱了，别管他。”

两个渣滓搜着，黄头发和扎布朗斯基留在客厅里。他们搜了个遍，花了一个小时。搜完后，所有的箱、柜、抽屉、犄角旮旯儿都翻个底朝上。黄头发感到惬意的是，一下子就让那老家伙断了几根肋骨。半夜时，两个渣滓搜完回来了。

“什么也没有。”一个说，带着外国口音。

“你说，谁拿去了？”黄头发问。

扎布朗斯基不告诉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他。后面的人松开手时，他向前倒在地毯上，滚到一边。他的嘴唇发青，眼睛发直，呼吸越来越短并开始倒气。三个人低头看着他。

“他中风了，”一个人诧异地说，“不行了。”

“你们用的劲儿太大了，是不是？”黄头发讥讽地说，“走吧！咱们已经知道了名字。”

“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吗？”一个渣滓问。

“对，一个钟头以前他说的是真话。”黄头发说。

三个人离开房子，爬进车里开走了。他们顺着格林金匠街向南开。一个人问黄头发：“现在咱们还要干什么啊？”

“少废话，我正在考虑。”黄头发说。

这个小虐待狂总把自己当成罪犯的头儿。实际上他得到的情报有限，这使他进退两难。一方面，合同上只让他拜访一个人，寻找丢了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找到。快到雷金兹公园时，他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

“停车，”他说，“我得打个电话。”

雇他的人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另一个公用电话的号码，限定了三个打电话时间。第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就剩几分钟了。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从周末的玩乐中回来时已经是早上两点了。她把自己的米特罗牌小汽车停到马路对面，自己进了屋子。她奇怪的是还开着灯。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老婆曾经是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出身于一个劳动者家庭。她很早就懂得，希望生活十全十美是愚蠢的和自私的。10年以前，那时她25岁，在一个毫无前途的合唱队的第二排唱歌。扎布朗斯基相中了她，并要求她嫁给他。他曾经告诉她，他干那件事是不行的。但她不在乎，毫无条件地同意了。

奇怪的是，他们的婚姻很美满。他非常善良，对她像慈父一般。她依赖他，也像女儿一样。他尽其所能给予她一切——好房子、漂亮衣服、小件饰物、零花钱、安全感——她也感到心满意足。

当然，有一件事，他是满足不了她的。但他很通情达理，也能忍得下。他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知道是谁，也不要让他跟那人见面。现在，贝莉尔已经35岁了，有些老练了，在那种事情上就更明显更大胆了，而且也更有招法了。这就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而她也打心眼里有求必应。她在西区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间，以便作为幽会地点。每周六晚上都到那里去，寡廉鲜耻地鬼混一番。

一进到屋内，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便哭了起来，并急忙给急救站打电话。6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这个垂死的人抬到担架上，一边抢救一边向皇家免费医院疾驰。贝莉尔也坐救护车一起来了。

在路上，他有一会儿回光返照，示意她凑到他那血污的嘴边，她竖起耳朵听他讲了什么，眉毛诧异地挑了几下。这是他最后的话。当到达汉普斯特德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已成了另一个“入院死亡”的患者。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还恍惚地记得吉姆·劳令斯。在她结婚的前7年，她曾与他有过一点交往。她知道，现在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又一个人住在王兹沃绥区那个顶层房间里。她常给他打电话，所以，还记得电话号码。

她打通电话时仍在哭泣，开始时，劳令斯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睡醒，懵懵懂懂地不知是谁来的电话。她是从急救站公用电话打出的。她连着投硬币，但老是嗡嗡作响。当劳令斯明白是谁时，便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头。

“他就说了……这么点儿？好吧，亲爱的。你瞧，真遗憾，太遗憾了。事情平静后我会来的，看我能帮什么忙，啊，贝莉尔……谢谢！”

劳令斯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劳尼先到了，他是从废品收购站来的。10分钟后，希德也来了。按吩咐，他俩都准备好了家伙。他们来得正是时候。15分钟后，那一伙人就顺着楼梯爬上了八层。

黄头发本不想承诺第二个合同，但电话里的那个声音答应给那么多钱，他舍不得拒绝。他和他的伙伴都是东伦敦人，不愿意过河到南边来。东伦敦帮与南伦敦帮的仇怨在首都的黑社会是尽人皆知的，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如果一个南伦敦人不事先送个信儿就到东边的地盘上来，倒过来也如此，那就会惹出许多不愉快。然而，黄头发想，在3点30分这样的大清早，鸦雀无声，他干完事马上就回自己的地盘，连神鬼都不会知道。

吉姆·劳令斯一打开门，一只有力的大手就把他推回到通向客厅的走廊里。两个渣滓先进来了，黄头发殿后。劳令斯就势急忙向走廊里退，好让他们都进来。黄头发刚把门关上，劳尼从厨房跳出来，一镐把就撂倒一个渣滓；希德从衣柜里窜出来，用钉起子敲到了第二个人的头上。两个人像两条牛一样倒下去了。

黄头发正抓着门把手，想逃到外面安全的楼梯口去，说时迟，那时快，劳令斯从两个渣滓的身上跨过去，一把抓住黄头发的后身，将他的脸向圣母像的镜框上撞去。这个瘦小的家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圣母贴脸儿，玻璃碎了。黄头发的脸上扎进了一些碎玻璃。

劳尼和希德把两个大块头捆起来，劳令斯把黄头发推到客厅里。几分钟之后，劳尼抓着黄头发的脚，希德抱着胸，把他伸到玻璃窗的外面，那里距离地面整整八层楼高。

“你看到那个停车场了吗？”劳令斯问他。

虽然是冬天的夜晚，他仍然能够看出下面远处街灯照着的一些汽车。他点了点头。

“那好，20分钟后，那个停车场就会一片吵嚷，人们围着一块塑料布，猜测着那下面血肉淋漓、一片模糊的人是谁……”

黄头发意识到了，这一瞬间就要决定他的生死了，便死命地喊道：“别扔，我全说。”

他们把他抬进来，让他坐下。

他竭力讨好他们。“你们瞧，我知道好歹，头儿，人家只是雇我干点事儿，您知道。找回被借走的……”

“金匠街那个老头儿？”劳令斯问。

“啊，是啊，他、他说您借了。所以，我来这儿。”

“他是我们一伙的，他死了。”

“嗯，太对不起了，头儿。我不知他心脏有点毛病。伙计们碰了他几下。”

“放屁！嘴都打碎了，肋骨也折了。你们究竟来干什么？”

黄头发说了。

“找什么？”劳令斯不相信地问。

黄头发又说了一遍。“别问我了，头儿，他们只是给我钱，让我把它找回来，或者找到下落。”

“那好，”劳令斯说，“我真想在太阳升起以前把你和你的伙计都扔到泰晤士河里，挂上绳子，吊着装满砖头的衬裤。但我不想让你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我放了你，告诉你的老板，那东西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烧了……成灰了，连影儿都没了。你想想，我做了活还能留什么东西吗？我还没傻到家。好，滚吧！”

在门口，劳令斯叫住了劳尼。“送他们一直过河，替我给那兔崽子一个小礼物，那老家伙，OK！”

劳尼点点头。几分钟以后，来到下面的停车场。几个伤残的东伦敦人从他们自己的车后爬了进去，仍然被捆着。那个半昏半醒的人被放在驾驶座上，解开了手，让他开车。黄头发被扔到司机旁的座位上，两条断了的胳膊放在大腿上。劳尼和希德跟他们到滑铁卢桥，然后掉头回家了。

吉姆·劳令斯有些纳闷。他煮了一杯咖啡，把事情好好想了一遍。

他曾经真想把那只文件箱在那片垃圾堆烧掉。但文件箱的手工是那么精美，皮子发着乌亮的光，在火焰的照映下，就像金属一样。他曾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识别标记。但什么标记也没有。这次，他违背了理智和扎布朗斯基的劝告，决定冒险将它留下来。

他走到一个高橱前，把文件箱拿下来。这回，他以一个职业盗贼的态度，认真看了一下。10分钟后，他发现箱子后面的折页上的铆钉用手指按时能滑向一边，他听到箱子里面有声音。他打开箱子，里面靠底部的一边翘起1英寸高。他用纸刀把箱底撬高些，看到真底与假底之间有一扁空膛。从里面，他用镊子夹出来10张纸。

劳令斯不是政府文件专家，但他认识那上面用红字印着的“国防部”，而且“绝密”两个大字是谁都明白的。他坐了下来，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劳令斯是个盗贼和抢劫犯，但他跟黑社会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抹黑”。人人皆知的事实是，那些有罪的叛徒，从来不能和那些年轻的捣乱分子关在一起，必须隔离开来。因为，那些职业性的“脸儿”若是单独和哪个叛徒关在一起的话，那个叛徒准得不了好。

劳令斯知道他“端”的那套住宅是谁的，但盗窃案始终没有见报。现在他明白了，他猜测，这桩盗窃案可能永远不会见报了。这样，他没有必要再留神了。但话又说回来，扎布朗斯基死了，钻石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那份钱也没了。他开始恨起那个住宅的主人来。

他已经摸了那些纸，又没带手套。他知道，他的指纹是备了案的，他不敢暴露自己。所以，他不得不用布把指纹擦干净。当然，叛徒的指纹也同时被擦掉了。

星期日下午，他用平邮寄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得很牢，并多贴了邮票，将它投到远远的一个信筒里。星期一上午以前是不会来取信的。实际上，那份邮件星期二才到。

1月20号那天，布里格迪尔·伯蒂·卡普斯蒂克向戈登大街的约翰·普雷斯顿打电话。他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

“约翰，那天咱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对，出事了。但不是圣诞节救济金。大事儿！约翰，有人给我寄来点儿东西……不，不是炸弹，但可能更伤脑筋。看样子好像是我们泄密了，约翰。可能是很上层的人。这就是说，是你的职责范围了。我看你还是来看一下才好。”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工人来到了丰坦诺大楼九楼那套公寓，进到屋内。他们是按约定来的，并且有钥匙。白天，他们把墙上的汉伯牌保险箱挖下来，又换上一个同样牌子的。晚上，他们又把墙修理粉刷了一下，和以前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