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来，丰坦诺大楼那套住宅的主人每个小时都向那个号码打一次电话，但直到今天——1月4日，星期日——才有人接。他们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结果只是让他在午饭前到西区一个很可靠的旅馆去，在那里的一个会客室与一个人会面。

那人大约60岁，深灰色的头发，衣着朴素，有文职人员的风度。他来后道声歉就坐下了。

“真对不起，这三天我不在，”他说，“我是单身汉，一些好朋友邀我到城外去跟他们一起过年。那么，出了什么事？”

那位主人简单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他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如何讲述事情的经过和一些话该怎么说。那个人非常严肃认真地听他讲。

“当然了，你做得很对，”他终于开了口，“这事可能很严重。你星期四晚上回来的时候，叫没叫警察？或者，以后报告没有？”

“没有。我想最好先跟您谈谈再说。”

“咳，真遗憾，不管怎么说，现在有点太晚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在三四天内能从保险箱的被炸中鉴别出一些线索。现在就很难说明白了。除非……”

“除非什么？”那家主人急切地问。

“除非你回来后，镜子仍在原处，屋里的一切都整整齐齐，你住了三天还不知道被盗了。这可能吗？”

“怎么可能呢？”那家主人说，“地毯的边儿都给掀起来了，那混蛋一定是沿着墙走的，以防踩到踏板上。”

“是啊，”另一位若有所思地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利索的小偷，做完后连镜子和地毯都放好。他们也不会指望你到别的地方去躲三天。”

“我到哪儿去啊？我会给人看见的。我哪儿也没去。夜总会？旅馆？那我要登记的。”

“说真的，”他的知己说，“不行了，这不解决问题。不管是好是坏，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现在叫警察也来不及了。”

“那我他妈该怎么办啊？”那家主人急了，“他们可能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

“你老婆在外面要待多长时间？”那人问。

“谁知道啊？她愿意待在约克郡，我想，几周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保险箱换上个新的，一样牌子的；戈兰钻石也换上复制品。这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被偷走的怎么办呢？”那家主人气急败坏地问，“不能丢了就不管啊，我得把它搞回来。”

“不错，”另一个人点头说，“听我说，你想一想，我的人跟钻石界的人有来往。这些宝石肯定要送到哪家去改头换面的，他们不能原样不动地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太显眼了。我要设法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贼和把东西搞回来。”

那主人站起来要走。他的朋友仍然坐着，忧心忡忡。那位穿着朴素的人同样也是很失望的，但他掩饰得好一些。

“你什么也不要做，对此事守口如瓶，”他叮咛说，“尽量让你老婆在乡下待得越久越好。要装得和平时一样。耐心等待，我会跟你联系的。”

第二天早上，约翰·普雷斯顿是涌回伦敦中心的人流中的一员。他们一共休息了长长的五天。因为他住在南肯辛顿，坐地铁来上班正合适。他在古治街下车，剩下的500码就可以步行了。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中等个，结实，46岁，穿着风雨衣。虽然冷，但他没戴帽子。

快到戈登大街路口时，他拐进一所不显眼的大楼里。这可能是一座办公大楼，很坚固，但不是新式的，名义上是一个保险公司。只有到里面，才能看出与附近其他的办公楼不同。

不同的是，在大厅中有三个人，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收发台前，一个在电梯口，个个身高体大、肌肉发达，跟保险公司整天书书写写的人大不一样。任何偶尔想跟这个公司开展业务或寻求帮助的公民，都会领教到这里的麻烦。只有能出示有关的证明。并在收发台后面的小电脑的终端通过，才被允许进到里面去。

英国保安局，即“五局”，代号MIS不仅仅在一所大楼里办公，为了保密和方便，它有四个办公大楼。总部在查尔斯大街，已不在报纸上常常提到的那个旧总部——勒孔菲尔德大厦了。

另一幢最雄伟的大楼是在戈登大街，人们只简称“戈登”，而不加什么零碎儿，正如总部叫“查尔斯”一样。另两个地方是科克大街（简称“科克”）和马尔巴勒大街的一所附属建筑，也以街名来简称之。

该局有六个分局，分散在几幢大楼里。有的分局又分出几个处，也分散在不同的楼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跑腿磨鞋底儿，互相之间都有保密电话。任何来访者都必须有完整无缺的证件和手续。

“A分局”里有政策处、技术处、财产处、注册处、数据处理处、法律顾问室和盯梢处。这最后一个处是由各种具有专长的人物组成，男女老少。书生武士，无所不有，一个个不但机灵果断，而且人通地熟，可以组成世界上最高明的侦探小组，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即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五局的侦察员们也都是身手不凡的。

这个局跟秘密情报局不一样。秘密情报局，即“六局”，代号MI6，是负责外国情报的，并且吸收了一些美国的术语充实到它的内部语言中去。而英国保安局（“五局”）却是负责内部反间谍活动的，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警方正式用语。他们避讳使用“采取调查行动”这一类套语，只管他们的跟踪队叫“盯梢”。

“B分局”负责征员、人事、体检、晋职、抚恤金和财务（即工资和活动费）。

“C分局”掌管民事治安（含本局职员和办公处）、承包人的安全（主要是涉及国防、通讯业务和私营公司）、军事安全（跟部队内部的保安局有密切联系）和防止破坏（行动中的或蓄谋中的）。

“五局”过去还有个“D分局”，为了保密起见，只有情报局内部的人才知道，它早就改成了“K分局”。这个分局是最大的。其中几个最大的处叫苏联处，下面又分设行动科、外勤调查科和战斗指挥科；苏联卫星国处，也分成同样的三个科，还有研究处和特务处。

可以想像，K分局要花费多少精力来监视苏联及其卫星国派来的大量特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使馆、领事馆、代办处。商务处、银行、新闻社以及贸易社团，有的已经派来，有的正在准备派来，而且，由于英国政府的宽宏大度，这些单位有的在首都，有的（像领事馆等）却分散在各个郡。

另外，在“K分局”还有一个办公室，其工作人员负责英国保安局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工作。这个办公室隶属于查尔斯大街的总部开展业务，其代号为K7。“E分局”负责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不怀好意的来访或在国内长大而到国外进行同类活动的人。在E分局内部，又分成远东联络员，分驻香港、新德里、堪培拉、惠灵顿，和全球联络员，分驻华盛顿、握大华、西印度群岛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首都。

最后是“F分局”，约翰·普雷斯顿就是属于这个分局，至少那天上午还是。这个分局包括政党（极左）处、政党（极右）处、研究处和特务处。

“丁分局”位于戈登大街，在五楼。在这元月的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正是进入了这个大楼朝办公室走来。他并不幻想他的三周以前的报告能使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对他垂青，但他相信，他的报告会被呈递到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本人的办公桌上。

他很有把握地认为，亨明斯一定会转发他的情报并会把他的预测转告给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内务部常设秘书。内务部是英国保安局政治上的主管部门。一位好的常设秘书一定会认为应该给内务大臣看一下，而内务大臣又会提请首相注意他的报告。

但他来到办公室后，办公桌上的备忘录却说明事情完全不是那样。他看完后，便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他曾准备靠这份报告发迹。如果报告送到上面去了，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他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是F分局政党处D科科长。但是，如果他被调到其他部门，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被调走后，接管和处理普雷斯顿报告的将是D科的新科长。他能够接替普雷斯顿的工作，一定会感到满意；而且也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亲信之一，但他是解答不了那些问题的。

他给档案室打了个电话。是的，已经登记了，他记下了登记号码，以便日后参考时查找。

“‘不转发’是什么意思？”他愤愤地问，“好吧，对不起……是啊，我知道这不怪你，查理。我只是问问，有点不对劲儿，就这么回事儿。”

他放下听筒，又坐下来，陷入沉思。一个人不应该对他的上司有什么想法，即或没有私人关系，也不应该。但这些想法，他老也摆脱不掉。他承认，如果他的报告呈到上面去了，报告的内容就会传达到议院中反对派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的耳里，他是不会高兴的。

再过17个月的大选中，工党是有可能取胜的，而且，哈考特·史密斯希望，新政府的新措施之一就是任命他当英国保安局的总局长。不冒犯正在台上或即将上台的强有力的政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世哲学。对于一个软弱卑微的人来说，或者对一个想飞黄腾达的人来说，报喜不报忧也是一个诀窍。

局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得前总局长罗杰·霍利斯的事。直到如今，虽然两派的人都各持己见，但秘密仍然没有揭开。

那还是在1962年和1963年的时候，在克里斯廷。基勒事件快暴露的时候，罗杰·霍利斯几乎就已经从外面知道了该事件的全部细节。在这个丑闻暴露的几周前，关于克里温登一伙的几份报告就已经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有的报告说司蒂芬。沃德一面提供妓女，一面向上司汇报；有的报告说苏联随员伊万诺夫与国防大臣同嫖一个妓女。然而，虽然证据确凿，他却给压下了，没有设法尽职地跟哈罗德。麦克米伦单独碰碰头。

由于事先没有得到警告，麦克米伦就被牵着鼻子卷进了丑闻。整个1963年夏天。这个事件愈演愈烈，使英国在国内外焦头烂额。全世界都认为，这事就好像是莫斯科一手操纵的一样。

多年以后，争论仍然很激烈：到底是罗杰·霍利斯不称职呢，还是他已经陷得很深很深？

“净扯皮。”普雷斯顿对自己说。他止住了思绪，又重新读备忘录。

备忘录是B分局人事处处长发来的，通知他从今天起调到C分局的民事治安处A科当科长。口气非常友好，可能是为了缓和一下对他的打击。

“副总局长通知我说，在新年之际，所有的空缺都有了人是大好事。如果您能尽量毫不耽搁地把尚未处理的事务整理一下，最好能在一两天内移交给年轻的马克思韦尔……最真诚最热烈地希望新岗位能使您满意……”

“废话，扯淡。”普雷斯顿想。他知道，治安处是负责人员和建筑的安全的，A科是负责首都这一片儿的——他将要负责女王陛下所有在伦敦各个部的治安工作。

“这他妈是警察的差事。”他从鼻子里轻蔑地说，然后打电话召集他手下的人进行告别。

离开伦敦仅仅1英里的地方，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距车水马龙的邦德大街只有200码——吉姆·劳令斯推开了推一的一家小珠宝店的门。店里很暗，但那精心安排的灯光却可以照到陈列架上摆着的乔治王朝的银饰；在具有照明的陈列柜台里可以看到旧时代的宝石。很显然，这个店是专门经营古董的，而不经营现代的仿制品。

他穿着干净的深色西装、绸衬衣和颜色柔和的领带，提着一只光泽发乌的文件箱。柜台后面的姑娘请他进来，很有礼貌地看着他。她刚36岁，看起来又利索又健康，一副雅俗兼备的样子。她把胸脯朝前挺了挺，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您有事吗？”

“我想找扎布朗斯基，见他本人。”他那一口伦敦腔儿表明他不是顾客。

姑娘的脸一下子沉下来。“请问贵姓？”她问。

“就说杰姆斯先生有话跟他说就行了。”劳令斯说。

正在这时，店堂后面装着镜子的门打开了，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走了出来。他又小又干巴，才56岁，但显得很老。

“杰姆斯先生，”他说，“什么风把你刮来了？请到办公室来。你这一向怎么样啊？”他把劳令斯引进柜台，来到后屋。“没你的事儿了，桑迪拉，亲爱的。”

进到他的小办公室后，他关上门，并把门锁上。从那扇带镜子的门，可以看到外面店里的情况。他示意让劳令斯坐到他那古香古色的办公桌前，自己坐到后面的转椅上。一盏聚光灯照在桌上的记事簿上。他亲切地望着劳令斯。“那么，吉姆，你有什么事啊？”

“我给你搞来点东西，路易斯，你会喜欢的，这回你不会说是次品了吧？”劳令斯打开文件箱。

扎布朗斯基摊开双手。“吉姆，我什么时候……”他的话只说了半截，看到劳令斯放到记事簿上的东西，他突然瞪着眼睛，不敢相信那些东西是真的。

“戈兰宝石！”他倒吸了一口气说，“你到底把戈兰钻石搞来了。报纸上还没有登呢！”

“这么说，他们还没有回到伦敦。”劳令斯说，“没碰响报警器，你是知道的，我善于搞这一手。”

“你是最棒的，吉姆，最棒的。可这是戈兰钻石！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劳令斯知道，在下手搞戈兰钻石之前就安排好路子的话，会容易得多。但他有自己的方法，他已经精心策划好了。他不相信任何人，更不想找一个销赃人，甚至像扎布朗斯基这样信得过的销赃人也信不过。一个销赃人被警察抓住再加上一连串的审讯后，为了洗清自己，往往把什么都端出来。虽然扎布朗斯基还没见过班房是什么样子，但苏格兰场的严重罪行处却掌握他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劳令斯下手前没透一点风，而且来找他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了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扎布朗斯基看着记录簿上熠熠发光的宝石出了神。不用说，他也知道这套钻石的来历。

1939年，谢菲尔德的第九大公继承了这套钻石，他有两个后代，一男一女，女儿便是菲欧娜·戈兰小姐。他1980年逝世时，没有把钻石传给儿子——他的贵族称号的继承者，却传给了女儿。

1974年的时候，他的儿子25岁，大公伤心地意识到他这大逆不道的儿子竟是一个天生的独身主义者。但谢菲尔德不会再有年轻貌美的大公夫人佩戴这一套钻石了，所以，只好传给了女儿。

扎布朗斯基知道，大公去世之后，菲欧娜女士便常常恳求保险公司的同意，戴上这套钻石首饰参加庆祝舞会；而且，但凡有舞会，她往往必到场。其他时间，这套钻石便躺在花园巷库茨银行那黑暗的保险柜里。他笑了。

“是在新年前格罗斯文诺大楼的舞会上吗？”他问。劳令斯耸了耸肩膀。“咳，你这个小滑头，吉姆。但干得很漂亮！”

虽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能讲，口流利的波兰语、犹太语和希伯来语，但在英国生活40多年后，还是说不好英语，说话时总带着一种波兰味儿。因为他是跟旧课本学的英语，所以，他用的词好多都是今天不用的旧词。劳令斯知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历史充满了血泪辛酸。他老婆贝利尔。扎布朗斯基跟他讲过，这个老头子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关在集中营里。

正如任何鉴赏家欣赏杰作一样；扎布朗斯基仍然陶醉在那套钻石的魅力之中。他模糊地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60年代中期，菲欧娜·戈兰小姐嫁给了一位扶摇直上的年轻文职人员，到80年代，他成了那个部里的达官贵人；两口子住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地方，靠妻子的财产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喂，路易斯，你看怎么样？”

“真了不起，亲爱的吉姆。我真是心花怒放了。但是，也棘手啊！这不是普通的宝石。在宝石界，不管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的。你让我干什么呢？”

“你说吧。”劳令斯说。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宽宽地摊开了双手。“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吉姆，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戈兰钻石的保险价是75万英镑。这是由于卡梯叶宝石行公开合法拍卖时他们给的价。但显然卖不了那个价。

“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找一个大财主买主，他虽然明知道不能将它戴出去，也不能公开宣布所有权，但仍然愿意买这套名贵的戈兰钻石——一位有钱的守财奴，只满足于在私下观赏它们。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不多。卖给这种人，大概能卖我说的那个价的一半。”

“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样一个买主呢？”

扎布朗斯基耸了耸肩膀。“今年，明年，可能找到，也可能找不到。这种事情是不能上广告的。”

“太长了，”劳令斯说，“另一种可能呢？”

“把它们拆开来零卖——这一下就会减价到60万英镑，再进行磨制，然后单个地分别出售，这样只能值30万英镑。而且磨制者还要手工费。如果这些费用由我自己来负担的话，我想我可以给你10万英镑——但只能在最后给你钱，就是到全部脱手的时候。”

“那么现在你能给我多少呢？我不能喝西北风啊，路易斯。”

“哪能呢，”老窝主——扎布朗斯基说，“你瞧，这些白金装饰，在旧货摊上大概能卖2000英镑，这40个小钻石，送到合法市场的话，就算它12000英镑，一共14000英镑。这会很快到手的。这可以先支给你一半，现金，现在就给。你看怎么样？”

他们又谈了30分钟，成了交。路易斯·扎布朗斯基从他的保险柜里拿出7000英镑现钞。劳令斯打开公文箱，把那捆钞票装到里面。

“好极了，”扎布朗斯基说，“你一个人干的吗？”

劳令斯耸了耸肩。“去做的时候一个人。”

扎布朗斯基敲了几下手指，然后指着劳令斯的鼻子说：“搞干净点儿，吉姆，干完了活儿什么东西也别留，不值得冒那个险。”

劳令斯想了想，点了点头，告别离去了。

约翰·普雷斯顿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他的调查组的那些人找回来进行告别。对于他的走，他们都深表遗憾。然后就是移交文件。博比。马克思韦尔已经来走马上任了。

普雷斯顿模糊地知道他的一点情况。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年轻人，一直想到五局来找个差事，并一心想靠红极一时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提携来往上爬。普雷斯顿争不过他。

他自己是一个外来户，1981年从英国陆军情报处直接调到这个局。他那年41岁。他知道他是永远上不去了——外来户当一个科长就算到顶了。

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总局长的职位，在内部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时，则可能落到本局以外的人的手里，使得五局的人都变得很失望。但是，副总局长、六个分局以及所属各处室的头头却一直是本局内的人。

他跟马克思韦尔达成协议，他今天（星期一）把所有的文件都整理好，明天向他一一交待各个卷宗的要点和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俩分手时都很客气地说明天见。

他看了一下表，已经很晚了。他从自己的保险柜里把所有的文件都拿出来，挑出该送还档案室的文件，又花了半宿的时间一页一页地看那些该在上午向马克思韦尔介绍的公文。

他想喝点什么。他乘电梯来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很好的酒吧。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星期二干了一整天。他把自己锁在屋里，只出去过两次，亲自接待一下顾客。谢天谢地，今天生意并不忙。

他把上衣脱掉了，又把衬衫袖子挽了起来，露出没有汗毛的胳膊，小心翼翼地从戈兰钻石上往下撬白金底座。那四颗大钻石——两个10克拉的耳坠儿和互相匹配的头饰及垂饰很容易拆，没有花多少时间。

钻石从底座上卸下来后，他能更仔细地观赏它们了。它们确实美丽无比，在灯光下晶莹耀眼。过去曾传说是蓝白色，也曾叫“湖蓝”，但是，现在按照新的GIA规范的等级，是D-无瑕级。他赏玩一阵后，便把这四块宝石装到一个小丝绒口袋里。然后，开始拆费时费力的40个小钻石。在他干活时，灯光有时能照到左肘里侧五个不大清晰的号码记号。懂得这些号码意思的人都知道，它们只代表一个意思，那就是奥什维茨标记。

扎布朗斯基生于1930年，华沙一个波兰——犹太血统珠宝匠的三儿子。他9岁时，德寇侵略者来了。1940年，华沙的犹太区被封锁了，里面拥挤着40万犹太人，人们陷入极度饥饿之中。

1943年4月19日，犹太区幸存下来的9万人在他们中间的几位杰出人物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那时，扎布朗斯基已经13岁，但他瘦骨鳞峋、萎靡不振，看起来要小5岁。

5月16日，犹太区终于落到了朱埃根·斯特鲁波将军的瓦芬-SS部队的手中。他是在密集的扫射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之一。大多数居民，6万多人死于子弹、炮弹、刺刀下，或被倒塌的楼房压死。剩下的3万人，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扎布朗斯基混在里面。大多数人都转移到特莱布林卡并且死掉了。

但是，在那非常时期，一个偶然的情况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载着扎布朗斯基的火车车头坏了，他们的车厢被挂在另一列车上，然后，被拉到奥什维茨。

虽然注定是要死的，但他却被留下了。当他说出自己是首饰匠时，德国人就让他识别和挑选小件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从新来的犹太人囚徒中搜出来的。后来有一天，他被挑到集中营医院，落到一个被叫做“安琪”的人手里，这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人，一直从事犹太青年青春期生殖器的活人试验。正是在他的手术台上，连麻药都没有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被阉割了。

他把40个宝石中最后一个的金饰抠下来，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漏下的。他数了数又秤了秤，一共40个，平均为半克拉，多数都少于半克拉，可以做订婚戒指，一共值12000英镑。他可以通过哈顿花园将它们卖掉，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而且是现金交易。他认识那些经纪人。接着，他把那些金件底座等砸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了。

1944年末，在奥什维茨集中营活下来的人被迫向西走。扎布朗斯基在柏根伯尔森被挡住了。在那里死的人更多了，只有一小部分活了下来。最后，英国军队把他们解放了。

经过精心治疗后，扎布朗斯基被送到英国，由一名北伦敦犹太人作保，住了一段时间后，成了一家珠宝匠的学徒。60年代初，他离开师傅自己开了一个珠宝店，先是在伦敦东区，10年以后迁到现址，在伦敦西区也算是较兴隆的一家。

在东区的时候，他便在码头上开始与海员做宝石交易——锡兰的祖母绿、非洲的钻石、印度的红宝石和澳大利亚的乳宝石。到80年代中期，他成了富翁，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合法或非法交易上，他都是专家和伦敦最大的销赃人。他在格林金匠街有一处大分销店。他已成了宝石界的大亨。

当他把那些镶在钻石上的白金撬下来并砸成一个金块后，便把它们装到包里。他看桑迪拉下班了，便关了店门，整理一下办公室，带着四块大钻石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外面的一个地方打了个电话，那是一个叫做尼几伦的小村庄。他回到家后，又给英国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一张翌日去布鲁塞尔的机票。

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排早已废弃不用的码头。在80年代初，按照一个发展规划在这里建起一些新大楼。但在新楼之间的空场上，却堆弃着一大片乱七八糟的碎石和瓦块，砖石瓦砾之间杂草丛生。曾经计划在上面盖起新住宅、商店和立体停车场，但要成为现实可能还要等到猴年马月。

在温暖的季节里，有一些酒鬼在这一带支起帐篷；而南伦敦那些扒手小偷想要销毁什么证据的话，也拿到这里来烧掉。

1月6日，星期二，已是晚上很晚了。吉姆·劳令斯摸着黑在这片垃圾上绊绊磕磕地走着。没有人监视他。如果有人的话，就会看到他手里提着两加仑的汽油桶，另一只手拎着漂亮的手工制的牛皮文件箱。

在星期三上午，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顺利地通过了希思罗机场。他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软帽，拎着包，嘴上叼着一只树根做的大烟斗，汇入从伦敦到布鲁塞尔去办事的旅客之中。

在飞机上，一位空中小姐躬下身来小声地说：“先生，请您在机舱内不要点着烟斗。”

扎布朗斯基道了声歉，便把烟斗装进口袋里。他并不介意。他不吸烟；就是点着了，他也不吸。那烟斗抽不动。里面装四颗58面的钻石，上面塞实了烟草，怎么能抽得动呢？

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他租了一辆车开上向北的公路，从扎文特姆到麦哲伦，向右朝东北方的利尔和尼几伦开去。

比利时的宝石加工业大都集中在安特卫普，中心地点是佩利卡大街一带。在这里，大商号都有自己的陈列橱窗和加工车间。与其他加工业一样，宝石工业也需要一些零散的供应商、个体工匠来加工一些小件活或承担一些分包活，如加工配饰、清理和重新磨制等。

一些个体工匠住在安特卫普，跟犹太人住在一起，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来自东欧。在安特卫普以东有一个地区叫坎普恩，那里有一些散散落落的村庄，每个村庄都很清洁整齐，村庄里有一些小店铺为安特卫普的宝石业加工零活儿。在坎普恩中心有个小村叫尼几伦，正处于连通利尔和海伦塔尔斯的公路和铁路的旁边。

在墨伦大街的中间住着一位叫拉奥尔·列维的人，是波兰犹太人，战后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凑巧是伦敦的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二表哥。列维是钻石磨制匠，早年丧妻，一个人住在一所小巧干净的红砖房里，位于墨伦大街的路西。房子后面是小作坊。扎布朗斯基午饭后来到这里，与他的表哥见面了。

他们争了一个钟头，最后成了交。列维重新磨制这些钻石，尽可能少地减少其重量，又使人认不出原样来。他们的成交价是5万英镑，先付一半，另一半在第四只卖掉后再付。

扎布朗斯基离开那里返回了伦敦。

容易坏事的不是拉奥尔·列维的手艺不高，而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每周他盼着那一次外出——坐火车到安特卫普，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咖啡馆里，跟他的老朋友们在晚上会面，扯南道北、谈论生意。三天以后，他又到那里去谈生意了。

正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比利时的时候，约翰·普雷斯顿已经坐到了他在三楼的新办公室里。使他庆幸的是，他没有离开戈登大楼去到另一幢大楼办公。

他的前任在年前退休了，副科长主管了几天，满以为自己能坐住这把交椅，现在又不得不失望地向普雷斯顿交待工作。这些工作在普雷斯顿看来，每天就是在那里兜圈子。

下午，就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浏览了一眼由这个科负责治安的各部大楼的清单。这个清单比他想像的要长一些，但多数都不是治安重点单位，除非泄密才能引起一些政治上的麻烦。泄露机密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文职机关吸收了那么多具有极左政治观点的人。但这些事一般都是由该部自己的治保人员负责的。

他要负责的较大单位是外交部、内阁和国防部，这几个部门的往来文件堆积如山。但他们自己的治保措施也很严格。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与各个部的治保负责人取得联系、约定见面时间，以便互相认识。

在打电话的间歇，他看着面前堆着的、从楼上旧办公室带来的个人物品。在等着一个回话时，他站了起来，打开自己的新保险柜，把文件一卷一卷地放进去。最后一份就是他上个月打的报告，他自己留存了一份，另一份已经被注上“不转发”而埋在档案室的纸堆里了，这是仅剩的一份了。他耸了耸肩膀，将它放入保险柜的最里面。它可能永远没用了，但他认为还没有必要将它扔掉，总是过去的一个纪念嘛！不管怎么说，把它们归拢成一个报告，还是花费了他许多心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