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整，那艘旅游船离开伦敦威斯敏斯特码头，开始了去下游格林尼治的游览航程。一大群日本游客靠在船上的栏杆边，手中的照相机喀嚓喀嚓地拍摄着正在渐渐离去的议会大厦。当船舶驶近泰晤士河中段时，一个穿淡灰色西装的人静静地站起身走向船尾，他在船尾栏杆处俯视着下面被螺旋桨搅起来的水流。几分钟以后，另一个穿着淡色夏季风雨衣的人从一把长凳上站起来朝他走了过去。

“使馆里事情怎么样？”麦克里迪平静地问。

“不太好，”基普赛克说，“一场反间谍大行动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确认。到目前为止，只有级别比我低的职员的行为在被检查和回顾，但查得很严。查完他们之后，探查的焦点会转向更高的层次——朝向我。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作补救，但有些事情，泄漏整套整套的文件卷宗，那是凶多吉少的。”

“那你认为还能捱过多长时间呢？”

“至多几个星期。”

“要小心，我的朋友。小心不会过。我们绝对不想再要一个彭科夫斯基。”

60年代初，苏联军情局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为英国人工作了2年半。那时候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被招募过来的最有价值的苏联特工，并对苏联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在他那短短的时期内，他传来了5千多份绝密文件，以1962年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情报最为重要，该情报使得肯尼迪总统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但彭科夫斯基待过了时间。催他出来时，他仍坚持再待几个星期，结果被识破了，经审判后遭到了枪决。基普赛克笑了。

“别担心，不会发生彭科夫斯基事件。不会再次发生。那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好。我们相信奥洛夫告发了凯文·贝利。”

基普赛克吹了一声口哨。

“那么高级的情报官呀。嗯，嗯，凯文·贝利本人。这么说他就是波特金计划的目标。山姆，你必须说服他们，他们搞错了，那个奥洛夫是在说谎。”

“我不能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试过了。可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

“你必须再作尝试。这里的一条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

“你真的认为……”

“哦，是的，老朋友，我是这么认为，”那俄罗斯人说，“中情局局长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认为他决不允许在他的总统当政期间出现一个比其他所有丑闻都加起来还要大的特大丑闻。他将会选择悄悄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永远不知道。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他会认为如果采取了这种行动，事情就永远不会泄漏了。可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谣言很快就会开始传播，因为克格勃会去进行煽风点火。他们是精于此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洛夫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会在公众中造成极大的形象损害，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销声匿迹而消息泄漏出来，中情局的士气将会落到最低点，而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被逐出且被剥夺年金，他将声称他是清白的，这样不同的意见将会争论许多年。同样，奥洛夫也会是赢家。你必须要说服他们。”

“我已经试过了。他们还是认为奥洛夫产品价值巨大而且是纯净的。他们相信他。”

俄罗斯人注视着船尾下面泛着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远处，先是码头重建区，然后是一大堆起重机和部分毁坏和废弃了的仓库在慢慢地向后退去。

“我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烟灰缸理论？”

“没有，”麦克里迪说，“我认为你没说过。”

“当我在克格勃培训学校当教员时，我告诉我的学员们；把一只玻璃烟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发现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发现了两片，你知道你有了一只烟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无法掐灭香烟。要具有整个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该烟灰缸的全部三片。”

“那又怎么样？”

“奥洛夫提供的全部情况仅仅构成了整个烟灰缸的一片或两片。他实际上从来没给过美国人一只完整的烟灰缸。多年来苏联视为珍宝的某种真正秘密的东西是不愿给出去的。请他们给奥洛夫做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会失败的。可是我，当我出来时，会带来整个烟灰缸。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了。”

麦克里迪沉思着。最后他问：“奥洛夫会知道‘第五个人’的名字吗？”

基普赛克想了一会儿。

“几乎可以肯定，尽管我不知道，”他说，“奥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从没去过。我一直在PR线，在使馆外开展行动。我们都去过纪念室——这是训练时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只有他见过那本‘黑书’。是的，他会知道那个名字。”

纪念室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克格勃总部的深处，像是这座邪恶的大楼里的一处圣地，被当代的克格勃官员用以纪念他们的先辈。挂在那里的画像有阿诺德·德伊茨、特奥多尔·马利、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尤里·莫丁，他们曾是被克格勃从英国人中招募过来的那个最具破坏力的间谍网的招募人和管理员。

招募工作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主要对象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青年学生。他们全都热衷于共产主义，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但后来又放弃了。有五个人没有放弃，继续为莫斯科效劳。他们的成就相当辉煌，时至今日他们被称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

其中一个是唐纳德·麦克利思，他从剑桥毕业后就加入外交部。40年代末他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把美英联合研制的新型原子弹的几百份绝密情报传给了莫斯科。

另一个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盖伊·伯吉斯，是一个烟鬼、酒鬼和狂热的同性恋者，但他逃过了受除名的处罚。他充当了麦克利息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之间的交通员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两个人最后于1951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后躲过逮捕并逃到了莫斯科。

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布伦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为莫斯科服务的一名知识精英。他努力开发自己对艺术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当上了女王私人艺术藏品的鉴赏家和该领域的一名骑士。是他在1951年向伯吉斯和麦克利息透露了即将遭逮捕的消息。在厚着脸皮搞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只是到了80年代才最后曝光，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了侮辱。

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尔比。他加入了秘密情报局并升到了苏联科科长的职务。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利恩出逃苏联他也负有责任。他受到了审讯，但什么也没承认，被秘情局撤了职，只是最后于1963年才从贝鲁特逃往莫斯科。

这四个人的画像都挂在纪念室里。但还有第五个人，而第五张像是一个黑方块。第五个人的真正身份只记载在那本“黑书”中。理由很简单。

搞乱对方和摧毁对方的士气是谍报战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后来成立由麦克里迪负责的DD科的理由。自50年代起，英国人就知道在多年前被招募的谍报网中还有第五个人，但从来没能证明那人是谁。这是莫斯科有利可图的财产。

漫长的35年以来，使莫斯科高兴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英国的情报机关，新闻媒介和一系列书籍更是对此大肆渲染。

已有十多名长期忠心耿耿服役的情报官受到了怀疑，他们的生涯中断了，生活被搅乱了。主要嫌疑人是已故的罗杰·霍利斯爵士，MI-5局总局长。他成了另一个像詹姆斯·安格尔顿那样的猜疑狂——彼得·赖特的目标。彼得·赖特出了一本令人讨厌的书而发了财，他在书中就他的菲薄的年金（与其他人一样多）再次申诉了他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抱怨，并深信罗杰·霍利斯是第五个人。

其他人也受到了怀疑，包括霍利斯的两名副手，甚至还有深爱祖国的维克多·罗思契尔爵士。这都是空话，但这个谜一直没能解开。第五个人还活着吗？也许仍在位，在政府中或在情报界中身居要职？如是，那将是灾难。事情的平息只有等这个多年前被招募的人最后被确定身份。当然，克格勃把这个秘密保守了35年。

“告诉美国人去向奥洛夫问那个名字，”基普赛克说，“他不会把这个名字报给你们的。但我将去查清楚，在我过来时把它带来。”

“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麦克里迪说，“你还能坚持多久？”

“最多几个星期，也许更少。”

“他们也许等不及的，如果你对中情局局长的反应描述是正确的话。”

“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使他们住手吗？”俄罗斯人问。

“有是有的，可我必须得到你的同意。”

基普赛克听了几分钟。他点点头。

“如果这个奥洛夫能说出其庄严的誓言。而且如果你相信他能遵守他的誓言。那就是了。”

第二天上午，在坐夜航飞机从华盛顿飞抵后，乔·罗思走出机场大楼，他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他的心情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这一次他在飞机上喝酒了，喝得很多，对于在他耳畔响起的爱尔兰口音的滑稽的模仿声并不感到有趣。

“早上好，凯西先生，欢迎你回来。”

他转过身来。是山姆·麦克里迪站在他旁边。那家伙显然早就知道他的“凯西”护照而且查阅了从华盛顿登机的旅客名单以免在机场接错飞机。

“上车吧，”当他们走到人行道上对麦克里迪说，“我把你载到梅费尔。”

罗思耸耸肩。为什么不坐呢？不坐白不坐。他不清楚麦克里迪还知道些什么或者还猜到些什么。那英国特工一直在说些零零碎碎的小事，直至他们进入伦敦的郊区。突然间谈话切入了主题。

“中情局局长的反应如何？”麦克里迪问。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别装了，乔，奥洛夫已经检举了凯文·贝利。是信口胡说。他们是不会去听信他的，对吗？”

“不管你的事，山姆。”

“我们在世纪大厦收到了一张条子：勿让贝利接触任何机密文件。所以他受到怀疑了。你难道说这不是因为奥洛夫控告他是一名苏联间谍吗？”

“只是正常的调查，看在上帝的份上。是因为他女朋友很多的事。”

“你这话说给谁听呀？”麦克里迪说，“凯文也许会出其他事，但他决不是一个喜欢搞女人的人。再找一个理由吧。”

“别逼我，山姆。别把我们的友谊损害得过头。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我们‘公司’的事务。不要插手。”

“乔，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走得太远了。已经不可收拾了。奥洛夫在向你们撒谎，我怕你们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乔·罗思发脾气了。

“停车，”他喊道，“把该死的汽车停下来。”

麦克里迪把美洲虎轿车驶向了街沿石旁边。罗思伸手从后座上拿起他的旅行袋并推开了车门。麦克里迪抓住他的手臂。

“乔，明天下午2点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二点半在你的公寓门口来接你。”

“走开，别来缠我。”美国人说。

“只占用你几分钟时间。难道这样请你太过分了吗？看在旧时的份上，乔，看在旧时的份上。”

罗思下了轿车，转身沿人行道走去，想找一辆出租车。

但第二天下午2点半他出现在了他的公寓楼外面的人行道上。麦克里迪等在美洲虎内直至罗思坐了进来，然后他一言不发地驾车行驶。他的朋友还在生气。路程不到半英里。罗思还以为他正被载往他自己的使馆，因为他们已经离格罗斯文纳广场很近了，但麦克里迪在相隔一个街区的蒙特街停了下来。

蒙特街的中段有一家司各特餐馆，是伦敦最好的海鲜馆之一。3点整，一个身穿淡灰色西装、仪表整齐漂亮的男人走出餐馆门外，在门廊外边停顿下来。一辆黑色的苏联使馆轿车从街道边开过来，准备把他接走。

“你曾经问过我两次，我们在莫斯科是否有克格勃的人为我们工作。”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我否认了。我没有完全说谎。他不在莫斯科，他在伦敦。现在你正在看他。”

“我不相信我正在看的，”罗思耳语说，“那是尼古拉·戈罗多夫。他是该死的克格勃的伦敦驻勤处主任。”

“没错。但实际上他在为我们干活，已经干了4年。你们已经得到了他的所有产品，来源是经过掩饰的，但是纯净的。而且他说奥洛夫在撒谎。”

“证据呢？”罗思说，“你老是叫奥洛夫提供证据。现在该由你提供证据了。证明他确实是你们的人。”

“如果戈罗多夫在上车之前用右手搔搔他的左耳，他就是我们的人。”麦克里迪说。

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廊的正横。戈罗多夫根本没朝美洲虎去看。他只是抬起右手越过胸前拉了拉他的左耳垂，接着就钻进了汽车。苏联使馆的轿车开走了。

罗思俯身向前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几次，然后抬起了脸。

“我必须告诉局长，”他说，“告诉他本人。我可以飞回去。”

“不行，”麦克里迪说，“我已经向戈罗多夫作出过承诺，而且10分钟之前你也向我作出了承诺。”

“我必须告诉局长。不然就会木已成舟，无法收回来。”

“那就缓一缓。你可以找到其他证据，或者至少是延缓的理由。我要告诉你关于烟灰缸的理论。”

他把两天前在泰晤士河游船上基普赛克告诉他的事告诉了罗思。

“问问奥洛夫，那第五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是知道的，但他不会告诉你的。但基普赛克会得到它并在过来时把它带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快了。最多几个星期。莫斯科已在怀疑了。追查网正在收紧。”

“一星期，”罗思说，“贝利将在一星期内去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不能让他抵达维也纳。局长认为他将溜进匈牙利。”

“把他紧急召回。把他召回华盛顿。如果他服从，那就能进一步延缓。如果他拒绝服从，那我就认输。”

罗思思考了一下这个提议。

“我要试一试，”他说，“首先我要去阿尔康伯里。明天，当我回来时，如果奥洛夫已经拒绝说出第五个人的名字，我将拍电报给局长，就说英国人已经提供了新的证据，奥洛夫也许在说谎，并请求立即把贝利召回兰利。作为一次考验。我认为局长会同意这个方法，至少。这样会导致几个星期的延缓。”

“足够了，老朋友，”麦克里迪说，“绰绰有余。到那时候，基普赛克已经过来了，我们也都能对中情局局长开诚布公了。相信我。”

太阳刚下山，罗思到了阿尔康伯里。他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书和听音乐。他已经听厌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并已经转向“探索者”乐队的歌曲。当罗思进来时，奥洛夫关去录音机，弯身下了床，脸上挂着微笑。

“我们回美国去吗？”他问，“我在这里厌烦了。即使那个农场也更好些，虽然有危险。”他的体重已经增加了，因为老是躺着没有机会锻炼。他对农场的提及是一个玩笑。在那次假暗杀企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罗思坚持说那是克格勃开展的一项行动，而且莫斯科肯定是从乌尔琴科口中获悉有关该农场的详情的。乌尔琴科曾在那里受到审问但后来又愚蠢地跑回克格勃去了。后来罗思向奥洛夫承认这是中情局搞的一次计谋，目的是测试俄罗斯人的反应。奥洛夫起先十分恼火——“你们这帮狗杂种，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他曾经这样叫嚷——但后来他开始取笑那次事件。

“快了，”罗思说，“我们很快就能结束在这里的逗留。”

那天晚上他与奥洛夫一起吃晚饭，并向他提及了在莫斯科的那间纪念室。奥洛夫点点头。

“是啊，我见过它。所有正式情报官都被带到那里去过。去瞻仰英雄们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罗思把谈话引向“五位名人”。嘴里嚼着满口的牛排，奥洛夫摇摇头。

“四位，”他说，“只有四幅像。伯吉斯、菲尔比、麦克利恩和布伦特。四位明星。”

“但还有第五个像框，里面衬着黑纸？”罗思提议。

奥洛夫咀嚼的速度大为减慢了。

“是的，”当他咽下食物之后他承认。“有一个框架但没有画像。”

“那么应该有第五个人了？”

“显然是这样。”

罗思的说话语调设有改变，但他越过叉子上方注视着奥洛夫。

“可你在非法局里时是一名少校。你肯定在‘黑书’中见过那个名字。”

奥洛夫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忽闪了一下。

“他们从来没给我看过任何‘黑书’。”他平静地说。

“彼得，第五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请说出来。”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对你发誓。”他又微笑了，他那迷人的微笑。“这事你要让我接受测谎仪测试吗？”

罗思以微笑回报，但他心里在想：不，彼得，我认为你可以击败测谎仪。他决定上午返回伦敦，发电报请求延缓和把贝利召回华盛顿——作为一次考验已如果有一丝疑云，他将不执行命令，甚至连局长的命令和他自己的锦绣前程也不顾了。有些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到来了。她们全是当地亨廷顿的清洁女工，与基地内其他部门所使用是同一批。每一个人都经过了安全审查，且具有进入这个警戒区的通行证。罗思面对着奥洛夫坐在餐厅里吃早饭，努力提着嗓门说话，因为外面走道里的一台旋转式擦地机正在发出噪音。那机器的旋转头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忽高忽低。

奥洛夫抹去嘴唇上的咖啡液渍，说了声上厕所就离开了。在以后的生活中，罗思再也不会去嘲笑第六感了。在奥洛夫离开后几秒钟，罗思注意到擦洗机的声调发生了变化。他走到外面的廊道去看它。擦洗机孤独地放在那里，机器的刷子在旋转着，电机发出一种单调的、高昂的呜咽声。

当他走进餐厅去吃早饭时他见过那个清洁工，是一个瘦瘦的妇女，穿着印花布工作服，头发上卷着一只只卷发器，还包着一块头巾。她曾往旁边一站以让他走过去，然后继续干她那单调的工作，根本没有抬起过眼皮。现在她不见了。在廊道的尽头，男厕所的门仍在轻微摇摆着。

罗思提高嗓门喊了声“克罗尔”并沿着廊道跑了过去。那清洁女工正跪在男厕所中间的地上，她的盛有清洁液的塑料提桶和撒粉器摊放在她的周围。她的手里握着一把曾在撒粉器里隐藏过的上着消声器的西格手枪。奥洛夫从厕所尽头的一个分隔间走了出来。跪在地上的杀手举起了枪。

罗思不会说俄语，但他懂几个单词。他大喊一声“卧倒”。清洁女工跪着转过身来。罗思扑倒在地，他听到一声低沉的“噗”的声音，感觉到头部附近有一种冲击波。当他的身后传来一声爆裂声时，他仍趴在地砖上，他感觉到周围有了更多的震响回波。在封闭的厕所内，马格纳姆手枪的射击声特别响。

在他身后站着的是克罗尔，双手紧握着手枪。没有必要再开第二枪。那个女人仰躺在地砖上，她的工作服上涌出来一丛像玫瑰花那样的血污。以后他们会发现那位真正的清洁女工在亨廷顿她自己的家中被捆住了身子还被塞住了口。

奥洛夫仍站在抽水马桶隔离间的门边，他的脸一片煞白。

“又是游戏，”他喊叫说，“中情局的游戏够多了。”

“不是游戏，”罗思说，一边站起身来，“这不是游戏。这是克格勃搞的。”

奥洛夫再看了看，发现淌在地砖上的暗红色液体不是好莱坞的化妆药水。这次不是游戏。

罗思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奥洛夫和剩余的特工警卫组送上一架返回美国的飞机，又安排把他们立即转移到那个农场。奥洛夫高兴地离开了，还带走了他那些珍贵的民歌磁带。当那架军用运输机起飞后，罗思驾着汽车回伦敦去了。他苦恼极了。

他对自己也有所责备。他应该知道自贝利曝光之后，阿尔康伯里对奥洛夫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天堂了。但由于英国人的介入他一直很忙，所以这事没能引起他的重视。人人都会出错。使他感到纳闷的是，贝利为什么没在奥洛夫把他咬出来之前早点告诉莫斯科把这个克格勃上校暗杀掉。也许他指望奥洛夫决不会咬出他，不知道他的底细。这是贝利所犯的错误。人人都会出错。

假如是任何其他人，那么罗思会百分之百地深信英国人搞错了，而奥洛夫是在说真话。但因为这是麦克里迪，因此罗思仍认为他的朋友的正确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而且贝利也许是清白的。皮球现在在麦克里迪的场地里。

当他抵达使馆后，他知道了他该怎么做。如果他真的想支持他的判断，即戈罗多夫是真投诚而奥洛夫是假装的，因而贝利是蒙冤的，是遭到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陷害的清白的人，那么只有一件事可做。麦克里迪必须现在就把戈罗多夫接出来，这样兰利可与那人直接交谈并把这件事永久地理顺。他去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打电话给在世纪大厦的麦克里迪。他的情报站站长在走廊上遇到了他。

“喂，我顺便告诉你一下，”中情局伦敦情报站站长比尔·卡弗说，“世纪大厦刚刚送来了一条消息。好像我们在肯辛顿花园苏联使馆里的朋友们有些动静。他们的驻勤高级特工戈罗多夫在今天上午飞回莫斯科去了。消息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呢。”

罗思没打那个电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感到迷惑。他也在庆幸，庆幸他、他的局长和他的中情局。他甚至在他的内心为麦克里迪感到惋惜。如此大错，4年来一直上当受骗，肯定是一次重大打击。至于他自己，虽然现在展现在眼前是什么，他反而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现在他已经不再怀疑了，一丝疑云也没有了。一个上午发生的两次事件把最后一片疑虑消除了。局长是对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

他仍为麦克里迪感到惋惜。在那边的世纪大厦里，他们肯定正在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想。

他们确实在责备他，或者说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正在这么做。

“对不起，可这事我不得不说，山姆，这是一次彻底的惨败。我刚刚向局长汇报过，他的指示是我们现在也许不得不考虑到基普赛克一直是苏联安插进来的一名特工。”

“他不是这样。”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这是你说的，可现在的证据似乎表明我们的美国表兄们是对的，而我们是上当受骗了。你知道这种事情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吗？”

“我可以猜想。”

“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重新评估4年来基普赛克提供给我们的每一件该死的情报，工作量极大。更糟的是，表兄们也分享了，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也要作出重新评定。损失估算会花上几年时间。此外，这还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局长很不高兴。”

山姆叹了一口气。事情总是那样。当基普赛克的产品炙手可热时，管理他是一项全局的行动。现在把过错全都推在了骗术大师的身上。

“他是否向你表示过他打算返回莫斯科？”

“没有。”

“他原来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投入我们的阵营？”

“两、三个星期之内，”麦克里迪说，“他准备在形势没希望时告诉我，并跳槽过来。”

“嗯，他没有这么做。他已经回家去了。很可能是自愿回去的。机场监视员报告说他通过希斯罗时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我们不得不假定莫斯科就是他真正的家。

“还有这次该死的阿尔康伯里事件。你到底被什么迷住了心窍？你说这是一次考验。嗯，可是奥洛夫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那些狗家伙企图杀死他。我们算是运气很好了，没有死人，只有那个杀手。这事我们不能告诉表兄们，永远不能。要掩盖起来。”

“我还是不相信基普赛克会‘变节’。”

“为什么不会呢？他已经回到莫斯科了。”

“很可能去给我们提来最后一箱文件。”

“这太危险了。他一定是疯了。处在他那种地位。”

“是真的。也许是一个错误。但他像是那样的人。前几年他答应过要在过来之前带来最后一大批文件。我认为他是回去取这批文件了。”

“你这么信任可有什么证据？”

“直觉。”

“直觉，”爱德华兹规劝说，“靠直觉我们是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的。”

“哥伦布就是靠直觉的。我去见见局长你不会反对吧？”

“去向凯撒申诉，嗯？欢迎呀。我认为你是得不到任何改变的。”

但麦克里迪做到了。局长克里斯托弗爵士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提议，然后说：“但假定他最终还是忠于莫斯科呢？”

“那么我马上就能知道。”

“他们有可能抓住你。”局长说。

“我认为不会。戈尔巴乔夫先生现在似乎不想打一场外交战争。”

“不会打的，”局长平静地说，“山姆，你和我很早就在一起搞情报工作了。那时候在巴尔干地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在柏林墙的最初阶段。那时候你表现得真出色，现在也一样。但是，山姆，我把你带到总部来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这项工作应由一个外勤特工组去干。”

“基普赛克不会信任任何其他人。这你是知道的。”

局长叹了一口气。

“这倒也是。如果要派人去，就派你去。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

局长思考了一会儿。失去基普赛克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希望麦克里迪是对的，且戈罗多夫确实不是一名安插进来的特工，那么秘情局应该设法把他从那里接出来。但是如果骗术大师麦克里迪在莫斯科被人家当场抓住，这种政治大丑闻是会毁了他本人的。他叹了一口气，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好吧，山姆。你可以去。但你一个人去。到现在为止，我从没听到过你对我讲的话。你完全是独立行动的。”

于是麦克里迪按这些条件去作出发前的准备了。他只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不知道这些条件。他花了三天时间制订出了他的行动计划。

在订计划的第二天，乔·罗思打电话给凯文·贝利。

“凯文，我刚从阿尔康伯里回来。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

“好啊，乔，你过来吧。”

“实际上，用不着那么急。我明天晚上请你一起吃饭怎么样？”

“哦，这个主意很好，乔。可是格温和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今天我是在上议院吃的中饭。”

“是吗？”

“是啊，与总参谋长一起。”

罗思吃了一惊。在兰利，贝利已被冷落，已遭怀疑。让他在伦敦自由活动，他就像糖果店里的一个小孩。为什么不是呢？6天之内他就会安全地越过边境进入布达佩斯。

“凯文，我知道泰晤士河上游的伊顿有一家小客栈。那里的海鲜烧得很好。他们说亨利八世曾让安妮·博林划船去那里与她幽会呢。”

“是吗？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吗？……好，听着，乔，明天晚上我们在科文特加登看歌剧。星期四倒有空。”

“好，那就星期四，凯文。就这样。我8点钟到你的公寓门口。星期四。”

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迪完成他的准备工作后睡觉了，这也许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夜晚。

翌日，三个人乘坐不同的航班进入了莫斯科。第一个进入的是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他搭乘瑞士航空从苏黎世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耶沃机场的护照检查官来自于克格勃边防总局，那是一个长着一头玉米色金发和一副冷漠的蓝眼睛的年轻人。他把那位教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护照。这是一本美国护照，持有人名叫诺尔曼·伯恩鲍姆，56岁。

假如这位护照检查官年纪更老的话，他就会回忆起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曾有许多像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东正教犹太人。他是一位身材结实的人，穿着黑西服，配着白衬衣和黑领带。他蓄着一把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白边的软毡帽，眼睛上面戴着厚厚的镜片。灰白色的卷发从帽檐垂向脸颊的两侧。护照上的那张脸完全相同。只是没戴帽子。

签证是规范的，由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所签发。检查官又抬起头来。

“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我想短期探访我的儿子。他在这里的美国大使馆工作。”

“请等一下。”检查官说。他起身走开了。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在与一位职位较高的官员协商。后者在翻看那本护照。在一个几十年前就废除了犹太教派的国家里，犹太教教土是很少见到的。原先的那位检查官回来了。

“请等着。”他招手让队列中的下一个人上来。

电话已经打过去了。有人在莫斯科市里查阅了一份外交官清单。那位资深的官员带着护照回来，与那个低级检查官说了几句悄悄话。显然美国使馆商务处是有一个叫罗杰·伯恩鲍姆的外交官。那份外交官员名单没有记载，他的父亲已经退休，住在佛罗里达，而且最后一次去犹太教堂是20年前参加他儿子的13岁宗教成人仪式。那位犹太教教士被挥手放行了。

他们还在海关卡口检查了他的行李。里面盛放着通常的换洗衬衣、短袜、短裤、另一件黑西装、洗漱用品袋和一本希伯来文的犹太教法典。那位负责检查的海关官员随便翻了一下这本法典，然后他就把教士放行了。

伯恩鲍姆先生坐上苏航机场班车去莫斯科市中心，一路上他好奇地或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两边的景色。从市区的终点站大楼，他走向在马尼奇广场的国家宾馆，进入男厕所去使用小便池，等到洗手间内惟一的另一个人离开后，他溜进了一间抽水马桶隔离间。

那些酒精胶浆溶液就盛在他的香水瓶里。当他出来时，他仍穿着那件黑西服，但那条双面裤子已经变成灰色。帽子被放进了旅行袋里，连同加浓的眉毛、络腮胡须和小胡子、衬衫和领带。他的头发现在已不是灰白，而是栗棕色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鲜黄色的高领套衫，原来是穿在衬衫里面的。他未经注意离开宾馆，招了一辆出租车，在克里姆林宫对面河岸边的英国使馆大门前下了车。

两名值守在大门外的苏联民警要查看他的证件。他向他们出示了他的英国护照，并朝正查阅护照的那位年轻的警卫傻笑了一下。那年轻的民警感到难为情，把护照还了回去，并愠怒地作了一下手势，让那个同性恋的英国人进入英国使馆大院内，一边会意地朝着他的同事扬起了眉毛。几秒钟后，那英国人消失在内门之中。

实际上伯恩鲍姆教士既不是一位犹太教教士，也不是一个美国人，更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真名叫大卫·桑顿，是英国电影界中最佳的化妆师之一。舞台化妆与电影化妆的区别在于舞台上灯光强烈且与观众的距离较远。电影摄制时也有灯光。但摄影机也许要在近距离拍摄，相距脸部几英寸。因此，电影化妆要求更高，也更逼真。大卫·桑顿多年来一直在松木影业工作，经常很忙。他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有事相求时的专家团成员之一。第二个要来的人直接从伦敦坐英航班机到达了。他是丹尼斯·同特，看上去与他一模一样，只是头发成了灰白色，年龄也比他实际老了15岁。他提着一只细巧的手提箱，一条铁链隐蔽地与他的左腕相连。他戴着一条蓝色的领带，上面有一枚灵犬的图案，那是女王信使团的其中一个标记。所有国家都有外交信使，他们终身忙于把文件从一个使馆送往另一个使馆或送回家。他们作为外交人员受《维也纳公约》的保护，他们的行李不会受到检查。冈特在护照上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但也是英国人，而且是有效的。他拿出护照，并通过了入境手续。

使馆的一辆美洲虎轿车来接冈特，他立即被送到了使馆大楼，抵达时间比桑顿晚一个小时。然后他把装在他的手提箱里带进来的所有化妆工具和材料都交给了桑顿。

第三个要到达的人是山姆·麦克里迪，是坐芬兰航空公司的客机从赫尔辛基过来的。他也持有一本英国护照，用的是一个假名。而且他也进行了乔妆打扮。但在飞机上的暖空气中，他的化妆出了点问题。

他那姜色的头发变得有点歪斜了，一络深色的头发从下面露了出来。粘住他那同样是姜色小胡子的胶浆的一边似乎溶化了，这样一小片胡须已经从他的上嘴唇脱开了。

护照检查官凝视着护照里的那张照片，又回过脸来打量在他面前的那个人。脸面是相同的，头发、小胡子和其他也一样。戴假发并不违法，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许多秃顶男人都这样。但一条小胡子变得脱开了？那护照检查官，不是与看见过伯恩鲍姆教士同一个人，因为谢列梅捷耶沃是一个很大的机场，他与一名资深的官员协商了一下。后者透过单面镜子作了一番察看。

在同一面镜子的背后，一架照相机喀嚓喀嚓响了好几次，命令也下达了，一组人员从待命进入了全面行动状态。当麦克里迪从机场大厅里出来时，两辆没有标志的莫斯科人轿车正等候在外面，全面监视开始了。麦克里迪也立即被使馆的一辆普通轿车送往使馆，后面跟着两辆克格勃汽车。跟踪者报告了他们的上司——第二总局。

下午晚些时候，这位陌生客人的照片送到了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即第一总局的总部。这些照片最后放在了副总局长瓦蒂姆·基尔皮琴科将军的办公桌上。他看了一会儿照片，读了附在后面的关于假发和小胡子一只角脱开的那份报告，把照片拿到摄影技术室去了。

“看看你们能否把假发和小胡子去掉。”他命令说。技术人员用气刷开始了工作。当将军看到完成后的结果时，他差一点放声大笑起来。

“嗯，我敢肯定，”他轻轻地说，“这是山姆·麦克里迪。”

他通知第二总局，他自己的人员将接管跟踪行动。他下达了命令。

“24小时跟踪监视。如果他与人碰头接洽，把他们双双抓起来；如果他在一只‘死信箱’里取情报，把他抓起来；如果他朝列宁墓方向放屁，把他抓起来。”

他放下电话，又看了一遍麦克里迪护照的详细说明。他应该是一名电子专家，从伦敦经赫尔辛基过来，要在使馆里清除窃听设备，一项例行的工作。

“但你到底要在这里干什么呀？”他询问在他的办公桌上朝他凝视着的那张照片。

在河岸旁的英国大使馆里，麦克里迪、冈特和桑恩在单独吃饭。大使对这三个客人来访感到很不高兴，但要求来自于不管部，而且他得到Z保证，即这种混乱将只有24个小时。对他来说，这些可怕的密探越早离开越好。

“我希望这个计划能行得通，”冈特边喝咖啡边说，“俄罗斯人很会下棋呢。”

“没错，”麦克里迪静静地说，“明天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是否精于三张牌的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