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飚车来到了西北四大街上的那座小屋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黄色隔离带早已不见踪影，德博拉把车随便停在路边下了车，我跟在她身后来到了发现那玩意儿的隔壁邻居家。德博拉按了门铃，没过多久门开了，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男子望着我们。

“我们找阿丽尔·梅迪纳，事情很紧急。”德博拉亮了一下自己的警徽。

中年男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请等一下，”他关了门，两分钟后，又开了门，让我们进了屋子。

当初发现情况不对的那位老太太坐在一张垫得太高的大沙发上，她看到德博拉时有点惊讶，然后便站起来拥抱她，并拉着她在身边坐下。

老太太立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西班牙语。虽然我也会一点西班牙语，可阿丽尔的长篇大论我只能听懂片言只语。德博拉完全听不懂，只是茫然地望着我。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告诉老太太我妹妹不懂西班牙语，她摇摇头，把她儿子叫了过来，他开始替她翻译。“我是1962年从古巴的圣地亚哥来到这里的。古巴当时的情况很糟糕，于是我就来到了美国，因为这里没有人突然失踪，没有人在街头被枪杀，没有人受酷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结果现在却见到了这个。”她挥手指了一下隔壁。

“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隔壁那个人？就是干这件事的那个人？我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把他抓住的话，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德博拉说，拉扎罗翻译了过去。

“怎么是你在问我？”阿丽尔通过他儿子翻译道，“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应该有个丈夫，有个家庭。”

我只好用西班牙语告诉她：下一个受害者是我妹妹的心上人。

阿丽尔用舌头发出了嗒嗒声，点了点头。

“我确实见过那个人，也许见过两次，都是在晚上，还隔着一段距离。那个人个子很矮，很瘦小，皮包骨头。他戴着一副大眼镜。他从来不出门，也很安静。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音乐声。”她笑了笑，补充说道，“蒂托·蓬蒂。

“啊，”我说，大家一起将目光转到我身上，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嘈杂的音乐可以掩盖响声。”

“他有车吗？”德博拉问，阿丽尔皱起了眉头。

“有辆面包车，”阿丽尔说，“他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很旧，连车窗都没有。车子很干净，可车身许多地方都生锈了，还有被撞了凹进去的地方。他通常总是把车停在车库里。”

“你留意过他的车牌吧？”我问她。

“看到了，可我没有记住，只有电影里的人才会记住车牌号。可我知道那是佛罗里达州的车牌，那种上面有个卡通人物的黄色车牌。”

我很不合时宜地笑了，她停下来怒视着我。

德博拉也瞪了我一眼。“他妈的有什么好笑的？”

“对不起，德布斯，难道你不知道那种黄色的佛罗里达车牌是什么吗？这家伙有这种车牌，居然还干这种事……”我忍了又忍才没有再笑出声，但这已经动用了我所有的自控力。

“好了，那黄色车牌究竟有什么可笑的？”

“那是一种特殊车牌，”我说，“上面印有‘选择生活’字样。”

这位丹科大夫开车运送着那些不停挣扎的受害者，向他们体内注射各种化学物，以精湛的技术将他们肢解，还让他们活着经历这一切。一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又咯咯笑了起来。

“选择生活，”我说。

我真想会一会这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