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正等在位于在椰树林私家小区的一栋价值两百万美元的豪宅门前。这条街从一进门口的警卫小屋到这栋房子前都被警察封了。一群愤愤不平的邻居聚拢了来，站在他们精心修葺过的草坪和便道附近，怒视警察局来的这些贫民阶层的代表侵入了他们的世外桃源。德博拉正在街上指挥摄影师拍什么和从哪个角度拍。我赶紧过去加入她，身后尾随着科迪和阿斯特。

“那他妈的是什么？”德博拉质问我，目光从孩子们移到我身上。

“他们被称做孩子，”我告诉她，“往往是婚姻的副产品，所以你不大熟悉他们。”

“你带他们来这儿是他妈的疯了吗？”她脱口而出。

“你不应该说那个词，”阿斯特气哼哼地告诉德博拉，“说了就欠我五毛钱。”

德博拉张开嘴，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把嘴闭上了。“你得把他们带走，”她最后说，“他们不该看这些。”

“我们想看。”阿斯特说。

“嘘，”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安静点。”

“天哪，德克斯特。”德博拉说。

“你让我马上来的，”我说，“我这不是来了。”

“我可没法给两个孩子当保姆。”德博拉说。

“你不用，”我说，“他们没事的。”

德博拉看了看他们俩；他们俩看着她。大家的眼睛都一眨不眨，有一刹那我以为我妹妹会把她自己的下嘴唇咬下来。然后她甩甩头。“随便吧，”她说，“我没工夫吵架。你们俩去那边等着。”她指着自己停在街道对面的警车，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朝房门走去，那里一切工作正在进行。“看。”她说，指着房子前面说。

在电话里德博拉告诉我说他们找到了人头，但事实是，人头很难不被发现。在房子前面是一条不长的车道，蜿蜒着穿过一对珊瑚石砌成的门柱，伸向一个中央有着喷泉的小院子。在两个门柱的顶端各是一盏华丽的灯。在门柱之间的车道地面上用粉笔写着什么，看上去是字母“MLK”，还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我认不出是什么。在读者被弄糊涂之前，我要说的是，在每个门柱上面，是——

啊。尽管我得说那情景不乏原始张力和显而易见的戏剧感染力，可还是过于粗野残忍了。两只头颅被仔细清洗过了，但眼皮没了，嘴巴也被高温弄成了诡异的微笑状，实在不大好看。当然在场没有人问我的观感，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搞成这样一片狼藉。很不整洁，缺乏真正娴熟的技巧。而且让人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摆着，纯粹是为了炫耀，这表现了一种不精致的做事手法。还是没品位。我愿意承认我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美学评论方面，我总是等着黑夜行者在我耳畔低声发表意见，但是果不其然，一片寂静。

没有低语，没有翅膀拍动的声音，没有唧唧的叫声。我的指南针不见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种不安的境地下，我只有握住自己的手。

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孤身一人。德博拉在我旁边，我意识到在我痛悼自己那失踪的伴侣时，她正在跟我说话。

“他们这家人今早去参加葬礼，”她说，“回来后就看见这些。”

“谁是他们？”我问，冲房子示意一下。

德博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疼死了。“这家人，你个笨蛋，叫奥特加。我刚才都说什么来着？”

“这些都发生在大白天？”不知怎么的，这事有些让人不安起来。

“大多数邻居也都去葬礼了，”她说。“但我们还在查找看有谁看见什么没有。”她耸耸肩，“我们也许运气好，说不定。”

我说不好，但就是觉得这事给我们带不来运气。“我猜这个局面给哈尔潘的定罪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我说。

“这当然他妈的不会了，”她说，“那混蛋有罪。”

“啊，”我说，“所以你是说另外有人发现了头颅，然后，啊。”

“他大爷的，我不知道。”她说，“肯定有人跟他合作。”

我只是摇摇头。这根本说不通，我们俩其实都知道这一点。一个有本事想出并干出这么精心策划的两桩祭祀性杀人案的人，几乎肯定会独立操作这一切。这种行为太个性化，每一个步骤背后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目的。如果谁以为哪两个人能有如此一致的想法，那简直是胡扯。头颅被摆放和展现的仪式感，以及尸体的处理方式，两样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

“很不对头。”我说。

“好吧，那么，是什么不对头？”

我看看头颅，它们被仔细地搁在灯顶。显然它们连同尸体一起被火烧焦，没有血迹可循。颈部的切口非常整齐。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发现。可是德博拉还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我。这可让人着实为难，我享有能洞察无言的神秘中心的声誉，可是我所仰赖的内心导师此刻已经踪影皆无。我觉得自己像个只会雕虫小技的演员，突然被召来撑起整场演出。

“两个头都在这儿，”我说，因为显然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为什么不在另一个女孩儿家里，有男朋友那个？”

“她家住在马萨诸塞，”德博拉说，“这家更方便。”

“你查过他吗？”

“谁？”

“那女孩的男友，”我缓慢而审慎地说，“脖子上有文身那家伙。”

“老天爷，德克斯特，我们当然查过他。我们查过了这两个可怜姑娘的短暂一生里曾进入她们周围半英里范围的所有人，而你，”她深吸一口气，但好似仍不能浇灭她胸中的怒火，“听好了，我可不需要警察基本常识方面的帮助，好吗？我只需要你本该知道的那些神经病玩意儿。”

真不错，我被定位成了神经病玩意儿之王，只是不知道没有了我那黑色王冠的指引，这称号还能跟我多久。但在其位谋其政，我还是得硬着头皮表达一些深刻的观点，于是我小小地刺出一剑。

“好吧，”我说，“那么，从一个神经病的角度看，不会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干同一件案子。所以要么哈尔潘杀了她们之后，另一个人找到头颅，并琢磨着，这是他妈的咋回事儿啊，我得把它们挂起来；要么，就是我们抓错了人。”

“我操。”她说。

“哪段？”

“两段，该死！”她说，“两种选择都不怎么样！”

“噢，妈的。”我说，这下把我们俩都惊着了。因为我烦德博拉，也很烦我自己，更烦这整桩烧焦无头案，我做出了我唯一能做的合情合理合逻辑的举动。我抬脚踢飞了一个椰子。

好多了。这下我的脚也疼起来了。

“我正在查戈德曼的背景，”她突然说，边说边朝房子点点头，“目前知道的，他是个牙医。在戴维有个办公楼。但这事，觉得像个吸毒的糙老爷们儿干的。这也不大对头。该死，德克斯特，”她说，“给我点启发。”

我惊讶地看着德博拉，她怎么把球又踢回来了。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除了诚心诚意地巴望戈德曼被查出是个毒品大王假扮的牙医。“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说，这是个悲痛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啊，妈的。”她说，目光越过我望向聚拢的人群。第一辆新闻车已经来了，车子还没停稳，记者就跳了出来，催促他的摄影助手扑过去摄像。“该死的。”德博拉说，赶紧跑过去跟他们周旋。

“那人真可怕，德克斯特。”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赶紧转过身来。科迪和阿斯特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背后。他们站在一起，科迪转头看着远处犯罪现场边界胶带旁聚拢的一小群人。

“哪个人可怕？”我说。阿斯特说：“在那儿，穿橙黄色衬衫的。别让我指，他看着我们呢。”

我望向人群找橙色衬衫，但只依稀看到一个影子，在胡同尽头，好像在钻进汽车。那是一辆小小的蓝色汽车，不是白色“亚洲龙”，但当车子驶向主路时，有什么东西从后视镜一晃而过，让我觉得眼熟。尽管很难肯定，我仍相当确信那是迈阿密大学员工停车证。

我转身对着阿斯特。“好了，他走了。”我说，“为什么你说他吓人？”

“他这么说的。”阿斯特说道，指着科迪，科迪点点头。

“他吓人，”科迪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有一个大影子。”

“抱歉，他吓着你了，”我说，“但他现在走了。”

科迪点点头：“我们能看头吗？”

孩子们多有意思，不是吗？科迪刚被别人的什么虚无缥缈的影子给吓坏了，可这会儿又急着凑上去看一个确凿无误的凶残而恐怖的尸体器官。我还从没见他这么急切过。如果他只是偷看一眼，我不会说他，但我不觉得自己应该让他大摇大摆地去看。再说，我也没想好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听说土耳其语有着超出我想象之外的微妙，但英语显然不具备让我做出得体回答的能力。

好在德博拉回来得正是时候，她嘴里唠叨着什么。“我再也不说局长的坏话了。”这听上去不大可信，但我又不能说出来，“只要他把这些吸血鬼似的记者们都接收了。”

“也许只是因为你不能跟人打成一片。”我说。

“那些混蛋不是人，”她说，“他们只在乎在头颅前面顶着他们的破发型照些破相片，然后他们好把录像带送回电视台。什么动物会喜欢看这些？”

事实上我知道答案，因为我此刻正监管着观众中的两个，而且，老实说，我自己也得算一个。但看上去我得避而不谈这个话题，集中注意力在眼下的事情上。所以我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让科迪觉得那人可怕，还有那人很可能有迈阿密大学停车证的事实。

“我有个主意。”我对德博拉说，她的头转过来之快，你会以为我刚刚告诉她正站在一只蟒蛇身上。“不过可不是你说的牙医-毒枭的路子。”我警告她。

“别管那个。”她咬牙切齿地说。

“刚才有人在这儿，吓到了孩子们。他开着一辆挂着员工停车证的车走了。”

德博拉瞪着我，死死瞪着我。“妈的，”她轻声说，“哈尔潘提过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

“威尔金。”我说。

“不，”她说，“不可能。就因为孩子们说有人吓着他们了？不。”

“他有动机。”我说。

“就为了教职，得了，德克斯特。”

“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我说，“可他们会。”

“就是说，为了得到教职，”她说，摇着头，“他潜入哈尔潘家，偷了衣服，杀了两个女孩——”

“而且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哈尔潘。”我说，想起他站在走廊里跟我们谈话的情形。

德博拉的头迅速转过来对着我。“该死，”她说，“他真是那么干的，是吧，他让我们找哈尔潘。”

“而且，不管抢夺教职的动机有多牵强，”我说，“也比丹尼·罗林斯和泰德·邦迪①协同联手做一个小案子更合理，是不是？”

德博拉捋了捋头发，铁面女警察居然也显示出了一丝女性的妩媚。“有这可能，”她最后说，“我不太知道威尔金会怎么说。”

“我们去跟他谈谈？”

她摇摇头。“我先跟哈尔潘再谈谈。”她说。

“让我带上孩子们。”我说。

自然，他们已经不在该在的地方了，不过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他们溜到一旁好仔细观赏那两颗头颅。或许是我的错觉，但我觉得好像看见有一丝职业欣赏者的神色从科迪眼中闪过。

“来吧，”我对他们说，“我们得走了。”他们转过来，不情不愿地跟着我，但我听见阿斯特很小声地嘟囔了一句：“起码比傻乎乎的博物馆强多了。”

他在离开看热闹的人群远远的地方观察着，很小心地把自己装成看客之一，和其他人毫无分别，不露任何马脚。对观察者来说，此刻出现是很冒险的一件事，他有可能被认出来，但他愿意冒这个险。不消说，看看大家对他的作品做何反应，这会让他心满意足。有点小小的虚荣，但他由得自己去。

另外，他想看看他们会拿他留下的一个简单的线索怎么办。对手很聪明，但到目前为止那家伙都没注意到这个线索，从它旁边大踏步走过，任由他那些同事们去拍照和查看。也许自己该做得再明显点，但还有时间让对手反应过来。不急，让对手进入状态，等一切就绪后再一举将其拿下——这将比什么都精彩。

观察者又挪近一些，得好好看看那家伙，看看他目前进展如何。他还带着孩子来，这很有意思。他们好像没怎么被两颗人头吓到。也许他们习惯了这场面，或者——

不，不可能。

他非常小心地又挪近了些，仍然保持着他的观众身份混在人群中走动着，知道他隔着黄色胶带离孩子们特别近了。

当男孩抬起头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一切都确凿无疑。

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一起，没有了时间感，只听见黑色翅膀呼呼拍动的声音。那男孩只是站在那里，带着熟识的表情看着他，不是认出他是谁，而是认出他是什么。男孩那稚嫩的黑翅膀在狂乱地扇动着。观察者便再上前一步，让男孩把他和他周身笼罩的黑色气场看个清楚。男孩并没显得害怕，他只是回望着观察者，并展示着自己的能量。然后，男孩转过身，拉起姐姐的手，他们俩很快地向那个大人走去。

该离开了。孩子们肯定会指认他，他不想这会儿就露面，还没到时候。他急步走到车前，上了车，开走了。一切并没有什么好担心，丝毫没有。如果说有什么特别，那便是他有了一种意外之喜。

就是那些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告诉对手关于自己的事情，牵引着对手进入害怕的氛围，更因为观察者很喜欢孩子。和他们周旋的感觉很棒，他们会传播情感，令后者变得加倍强大，将整个事件所蕴涵的能量大大升华。

孩子们——非常有意思。

这事开始变得富有趣味性了。

有一阵子，它骑着猴子一样的东西们帮它们打打杀杀，它觉得挺开心。可是几次重复之后便有些乏味，它又有了那种缺憾之感。在杀戮的时候有一种难以描述而又蠢蠢欲动的感觉，好似就快要觉醒过来，却又消退下去，它想弄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但不论多久，不论有多少猴子样的东西，它却怎么也唤不回那种感觉，怎么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这让它越发想追根究底。

过了很久，它有些生气了。猴子样的东西们太低幼，不管跟它们一起做什么都不能令它有满足感。它开始厌烦它们那愚蠢、无意义、没完没了的重复性的特点。它发作了一两次，想惩治它们那蠢笨而没新意的痛苦命运，它还驱使它栖身的主人去杀了那些猴子样东西的全家、全族裔。当它们都死光了，那种感觉便又出现，就在前方却又遥不可及，然后又隐没于沉睡之中。

这让它非常气馁，总该有个突破的办法，找出那玄妙的东西，并让那感觉变为有形的存在。

最终，猴子形状的东西们开始变化。起初非常缓慢，慢得它辨认不出变化的迹象，直到整个过程基本就绪，变成一派美妙的景象。它进入了新的主人之家，主人用后腿站起来。就在它正寻思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主人说：“你是谁？”

在这令人震惊的时刻之后，伴随着极度的喜悦。

它不再是只有孤零零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