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活。但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何从写起。

8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无奈的苦闷——8年，8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20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2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秋。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能够在这里诉说，至少我已尽了现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

行文诘齿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却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所谓的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8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1938年6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3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3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1936年）

于是我一只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的。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火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顾的、付诸牺牲的、背弃不要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划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故事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桌面，满心不快似地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隔桌对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壁虱！”说着，鼠不胜厌恶似地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满脸财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地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尊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沙哈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酒吧的主人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也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真那样？”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

“这——”

“没有必要嘛！当然喽，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对吧？”

“啊。”

“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抹了把鼻子，一副无奈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这呀那呀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5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我同鼠初次相见，是3年前的春天。那年我们刚进大学，两人都醉到了相当程度。清晨4点多，我们一起坐进了鼠那辆涂着黑漆的菲亚特300型小汽车。至于什么缘故，我实在记不得。

大概有一位我俩共同的朋友吧。

总之我们喝得烂醉，时速仪的指针指在80公里上。我们锐不可挡地冲破公园的围墙，压倒盆栽杜鹃，气势汹汹地直朝石柱一头撞去。而我们居然丝毫无损，实在只能说是万幸。

我震醒了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山栏杆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

鼠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弯成两折，但并未受伤，只是把一小时前吃的意大利馅饼吐到了仪表板上。我爬上车顶，从天窗窥视驾驶席：

“不要紧？”

“嗯。有点过量，竟然吐了。”

“能出来？”

“拉我一把。”

鼠关掉发动机，把仪表板上的香烟塞进衣袋，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车顶。我们在菲亚特顶棚并肩坐下，仰望开始泛白的天空，不声不响地抽了几支烟。不知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顿主演的装甲车电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无从知晓。

“喂，咱们可真算好运！”5分钟后鼠开口道，“瞧嘛，浑身完好无损，能信？”

我点点头：“不过，车算报废了。”

“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脸：“阔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没有应声，不大满足似地摇了摇头。“总之我们交了好运。”

“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死烟头，然后用手指朝猴山那边弹去。

“我说，咱俩合伙如何？保准无往不胜！”

“先干什么？”

“喝啤酒去！”

我们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六听罐装啤酒，走到海边，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随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无可挑剔。

“管我叫鼠好了。”他说。

“干嘛叫这么个名字？”

“记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了。起初给人这么叫，心里是不痛快，现在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习惯嘛。”

我俩将空啤酒罐一古脑儿扔到海里，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脸上，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睁眼醒来，直觉得一股异样的生命力充满全身，甚是不可思议。

“能跑100公里！”我对鼠说。

“我也能！”

然而当务之急是：将公园维修费分3年连本带利交到市政府去。

鼠惊人地不看书。除了体育报纸和寄到信箱里的广告，我还没发现他看过其它铅字。我有时为了消磨时间看看书，他便像苍蝇盯视苍蝇拍似地盯着书问：

“干嘛看什么书啊？”

“干嘛喝什么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腌竹荚鱼，吃一口青菜色拉，看都没看鼠一眼地反问。鼠沉思了5分钟之久，开口道：

“啤酒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全部化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垒并杀，什么也没剩下。”

说罢，鼠看着我，我兀自继续吃喝。

“干嘛老看书？”

我连同啤酒一起把最后剩下的竹荚鱼一口送进肚里，收拾一下碟盘，拿起旁边刚读个开头的《情感教育》，啪啪啦啦翻了几页：

“因为福楼拜早已经死掉了。”

“活着的作家的书就不看？”

“活着的作家一钱不值。”

“怎讲？”

“对于死去的人，我觉得一般都可原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着柜台里手提式电视机中的重播节目“航线66”。

鼠又思忖多时。

“我问你，活生生的人怎么了？一般都不可原谅？”

“怎么说呢，我还真没认真用脑想过。不过，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那样的，或许不可原谅。”

杰走过来，把两瓶新啤酒放在我们面前。

“不原谅又怎么着？”

“抱枕头睡大觉。”

鼠困惑地摇摇头。

“奇谈怪论，我可是理解不了。”

鼠如此说罢，把啤酒倒进杯子，再次缩起身子陷入沉思。

“我读最后一本书是在去年夏天。”鼠说：“书名忘了作者忘了，为什么读也忘了，反正是个女人写的小说。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时装设计师，30来岁，固执地以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什么病？”

“忘了，癌什么的。此外还能有不治之症？……这么着，她来到海滨避暑，从来到去一直手淫个不停。在浴室，在树林，在床上，在海里，简直不分场所。”

“海里？”

“是啊。……你能信？何苦连这个都写进小说，该写的题材难道不多的是？”

“怕也是吧。”

“我可不欣赏。那种小说，简直倒胃。”

我点点头。

“要是我，可就来个截然不同。”

“比如说？”

鼠用指尖来回拨弄着啤酒杯，思索起来。

“你看这样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没了，于是我抓住救生圈，一个人看着星星在夜海上漂游。静静的、美丽的夜。正漂之间，发现对面也有一个年轻女子抓着救生圈漂来。”

“女的可漂亮？”

“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摇头道：

“像有点滑稽。”

“老实听着好了。接着，我们两人就挨在一起，边漂边聊。

聊来时的途径，聊以后的去处，还有爱好啦、睡过的女孩数量啦，电视节目啦，昨天做的梦啦，等等等等。并且一块儿喝啤酒。”

“慢着，哪里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

“漂浮着的，从轮船食堂里飘来的罐装啤酒，和油炸沙丁鱼罐头一起。这回可以了吧？”

“嗯。”

“喝着喝着，女的问我往下怎么办，说她往估计有海岛的方向游。我说估计没有岛屿，还不如就在这儿喝啤酒，飞机肯定来搭救的。可是女的一个人游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连续游了两天两夜，终于爬上一个孤岛，我么，醉了两天后给飞机救出。这么着，好多年后两人竟在山脚一家小酒吧里不期而遇。”

又一块儿喝啤酒了？”

“不觉得感伤”“或许。”我说。

6

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性场面，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莫非是我错了？”女的问。

鼠喝了口啤酒，缓缓摇头道：“清楚说来，大家都错了。”

“为什么那样认为？”

“噢——”鼠只此一声，用舌头舔了舔上唇，并未作答。

“我拼命往岛上游，胳膊都差点儿累断，难受得真以为活不成了。所以我好几次这样寻思：说不定是我错你对。我如此拼死拼活地挣扎，而你却干脆一动不动地只是在海上漂浮。这是为什么呢？”

女的说到这里，淡然一笑，转而不无忧伤地揉了一会眼眶，鼠在衣袋里胡乱地摸来摸去。3年没吸烟了，直馋得不行。

“你是想我死了才对？”

“有点儿。”

“真的有点儿？”

“……忘了。”

两人沉默片刻。鼠觉得总该谈点什么才好。

“喂，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

“谁的话？”

“约翰．F．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