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才不乐意去瑞士呢。卡列宁讨厌变动。对于一只狗来说，时间运动不是直线式完成的，它的流逝并不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运动，不是一步一步向远方推进，而是循环运动，就像手表的指针，因为指针非但不是疯一样地只顾往前走，而是在表盘上日复一日，沿着同样的轨迹转圈。在布拉格，他们买张新沙发椅，或者给花盆挪个地方，卡列宁都会生气，因为它的时间感被搅乱了。要是有人在表盘上不断变动数字，指针也会乱了阵脚。

不过，卡列宁很快就在苏黎世的屋子里恢复了老时间表和老习惯。早晨，和在布拉格时一样，它都跳上床去和他们相聚，开始新的一天，然后跟特蕾莎一早出门去跑步。和在布拉格时一样，它非要每天都出去遛遛。

卡列宁是他们的生活之钟。在沮丧绝望的时刻，特蕾莎想，为了这只狗也必须坚持住，因为它比她还要软弱，也许比杜布切克、比她那被抛弃的祖国还要软弱。

散完步回到家，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问是哪位。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讲德语，找托马斯。声音很不耐烦，特蕾莎相信那声音中透出股轻蔑的意味。她说托马斯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女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哈的一声笑，然后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特蕾莎知道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能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位秘书，管她是谁。但她的心乱了，她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她明白她连在布拉格拥有的那一点点力量也失去了，即使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也绝对无法承受。

一个人生活在异国，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而在自己的国家，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一切都颇具人情味，因为，在祖国，有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在布拉格，她依靠托马斯，的确如此，但那只是在心里。在这里，她的一切都得依靠他。如果他把她抛弃了，她在这里会怎样？难道她必须在生怕失去他的恐惧中度过一生？

她想他们的相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那天她夹着本《安娜·卡列宁娜》，那只是她用来欺骗托马斯的假身份证。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为他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她就像杜布切克，一句话有半分钟的停顿，就像她的祖国，结结巴巴，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

正因为弱才应该知道要强，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刻离开。

这就是她所想的。然后，她把脸紧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不要怪我，卡列宁，还得再搬一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