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一连几天都在诊所，而她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幸好她还有卡列宁！她可以和它一起到外面多走一会儿！一回到家，她就坐下，捧一本德语课本或者法语课本，但是她情绪抑郁，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她经常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返回时发表的广播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耳畔依然回响着他那结结巴巴的声音。她想到他，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竟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士兵逮捕，抓走，连续四天被非法囚禁在乌克兰山区的某个地方。他们要他明白，他们会把他杀了，就像十二年前他们杀了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后来，他们把他转移到莫斯科，令他洗澡、刮脸、穿衣服、打领带，向他宣布不再把他交给行刑队处决，命令他把自己再当作国家元首，拉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面对勃列日涅夫，逼他谈判。

他受尽耻辱回到了国内，向受尽耻辱的民众发表演说。他羞辱难当，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也忘不了他讲话时一停再停，让人痛心。他是心力交瘁？还是病了？他们是否给他服了毒品？或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没留下什么，可至少忘不了他那令人痛心的长时间的停顿，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在一次次地喘气。在那残酷的停顿中，是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恐惧。

是入侵的第七天，她在一家日报的编辑部里收听演说。那些日子里，这家报纸已经成了抵抗运动的喉舌。那一刻，编辑部里所有的人，所有在听杜布切克讲话的人，都仇恨他。他们恨他接受妥协。他们为他的耻辱而耻辱，他的软弱激怒了他们。

而现在，在苏黎世，当她想到那一刻，她对杜布切克不再有丝毫的蔑视。“软弱”一词也不再像判词一样响起。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这份软弱曾令她憎恶，让她作呕，把她赶离了祖国，可此时突然间吸引着她。她明白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

她被软弱所吸引，如同被眩晕感所吸引。她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软弱。当她又一次变得嫉妒的时候，她的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发现了，习惯性地伸出手：他用力地握着她的手，想使她平静下来。但是她挣脱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你变老，比现在老上十岁，二十岁！”

那一刹那，她是想说：“我要你变得软弱。要你跟我一样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