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迷糊糊间，我看见一些面孔，停留，又退去。他们弯身望着我，问我问题。他们统统在问。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我身上哪里发痛吗？我知道我是谁，我浑身发痛。我想告诉他们这些，可是痛得无法开口。这些我从前就知道了，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两年前，也许是十年前。我想和一个脸抹胭脂、眼涂黑影的男孩说话。那个孩子。是的，我现在看见他了。我们似乎在轿车里面，那个孩子和我，而我知道开车的不是索拉雅，因为她从来不开这么快。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似乎跟他说话是顶要紧的事情。但我忘了自己想说什么，或者为什么跟他说话那么重要。也许我想告诉他，让他别哭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也许不是。由于某种我说不上来的原因，我想谢谢那个孩子。

面孔。他们全都戴着绿色帽子。他们进进出出。他们说话很快，说的语言我不懂。我听见别的声音，别的噪声、哔哔声和警笛声。总有更多的面孔，俯视下来。我谁也记不清了，只忆起一张面孔，头发和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上有啫喱水，帽子上有非洲地图似的污迹。肥皂剧之星。那很好笑。我现在就想笑。但发笑也会疼痛。

我昏过去。

她说她叫艾莎，“跟先知的妻子一样”。她头发有些灰白，从中间分开，扎着马尾辫；她的鼻子穿着太阳形状的扣子。她戴着眼镜，双眼看上去突出。她也穿绿色衣服，她的手很柔软。她看着我凝望她的笑容。用英语说话。有东西插进我胸膛一侧。

我昏过去。

有个男人站在我床边。我认识他。他皮肤黝黑，又高又瘦，胡子很长。他戴着帽子——这些帽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毡帽？帽子斜斜戴在一边，像极了某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著名人物。我认识这个男人，几年前，他开车送我到某个地方，我认识他。我的嘴巴不对劲。我听到一阵泡泡的声音。

我昏过去。

我右臂灼痛。那个戴着眼镜和鼻子穿着太阳状扣子的女人弯身在我的臂膀上，插进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她说那是“钾”。“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对吧？”她说。确实是。她叫什么名字？似乎和先知有关。我也认识她好几年了。她过去常常扎着马尾辫，现在它朝后梳，挽成发髻。我和索拉雅初次交谈的时候，她也是这个发型。那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吗？

艾莎！想起来了。

我的嘴巴不对劲。那东西插进我的胸膛。

我昏过去。

我们在俾路支的苏莱曼山，爸爸在跟一只黑熊搏斗。他是我小时候的爸爸，飓风先生，高如铁塔，孔武有力，是典型的普什图人；不是盖着毛毯那个萎靡的人，不是那个脸颊深陷、眼神空洞的人。他们，爸爸和黑熊，在一片绿草地来回翻滚，爸爸棕色的卷发飘扬着。黑熊吼叫，或许那是爸爸的叫声。唾沫和血液飞起，熊掌和人手相击。他们倒在地上，发出巨响，爸爸坐在黑熊的前胸，手指插进它的鼻孔。他抬头望向我。他是我。我在和黑熊搏斗。

我惊醒。那个瘦长的黑汉子又在我床边。他叫法里德，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和他还有一个男孩在车里。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铃铛声。我口渴。

我昏过去。

我不断清醒了又昏过去。

原来那个有着克拉克·盖博胡子的男人叫法鲁奇大夫。他根本不是肥皂剧明星，而是一个专治颅颈的外科医师。不过我总是把他当成阿曼德，某出背景设在一个热带岛屿的肥皂剧的主角。

我在哪儿？我想问，但无法张口。我皱眉，呻吟。阿曼德笑起来，他的牙齿真白。

“还没好，阿米尔。”他说，“不过快了，拆了线就好。”他的英语带有浓厚的乌尔都语翘舌音。

线？

阿曼德双臂抱胸，他的小臂毛茸茸的，戴着一条结婚金链。“你肯定在想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很正常。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我想问他线的事情。手术后？艾莎在哪里？我想看见她的微笑，想拉着她柔软的手。

阿曼德皱眉，扬起一道眉毛，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你在白沙瓦的医院。你在这儿两天了。你伤得很重，阿米尔，我得对你说。要我说，你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我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伸出食指，像钟摆那样来回晃动。“你的脾脏破裂，幸运的是，很可能是后来才破裂的，因为你的腹腔有出血的初期症状。我那些普通外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了脾切手术。如果它破裂的时间早一些，你也许会流血致死。”他拍拍我的手臂，插着输液管那边，露出笑脸。“你还断了七根肋骨，其中有根引发气胸。”

我皱眉，试图张开嘴巴，却想起有线。

“也就是说，你的肺被刺破了。”阿曼德解释说，他拉着我左侧的一根透明塑料管，胸腔又传来阵痛。“我们用这根胸管弥合裂口。”我顺着那根管子，看见它一头插在我胸前的绷带之下，另一头插在装着半罐水柱的容器里面。泡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创口。也就是‘伤口’。”

我想跟他说我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作家。我想要张开嘴，又忘记缝着线了。

“最严重的创口在上唇。”阿曼德说，“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从人中裂开。不过别担心，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很好，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这可避免不了。”

“你左边眶骨组织破裂，就是你左眼眶的骨头，我们也替你修好了。你下巴的线要过六个星期才能拆，”阿曼德说，“在那之前，只能吃流食和奶昔。你会消瘦一些，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你说话会像电影《教父》第一部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一样。”他笑起来，“但你今天需要完成一项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你今天的工作是排便。你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喂你吃流食。不见粪便，不给食物。”他又哈哈大笑。

稍后，艾莎帮我换输液管，又善解人意地摇起床头。随后，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脾脏破裂。牙齿脱落。肺被刺穿。眼眶裂开。当我看见窗台上有只鸽子啄食碎面包的时候，忍不住想起阿曼德或者法鲁奇大夫适才说过的话。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他说，从人中裂开。从人中裂开，像兔唇那样。

隔日，法里德和索拉博前来探望。“你今天知道我们是谁吗？你记得吗？”法里德半开玩笑地说。我点头。

“赞美安拉！”他说，喜气洋洋，“不用再说废话了。”

“谢谢你，法里德。”我透过缝着线的下巴说。阿曼德说得对——我听起来确实像《教父》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而我的舌头让我大吃一惊：它伸过我赖以进食的牙齿原来所在的地方，却是空空荡荡。“说真的，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

他摇摇手，脸色有点尴尬：“别这么说，没什么好谢的。”我转向索拉博。他穿着新衣服，淡蓝色的棉布长袍，看上去尺寸大了一些，还戴着黑色的无边便帽。他低头看着脚，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

“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我说，朝他伸出手，“我是阿米尔。”

他看着我的手，然后看着我。“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他说。

“是的。”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我也得谢谢你，亲爱的索拉博。”我说，“你救了我一命。”

他默默不语，没跟我握手。我把手放下，“我喜欢你的新衣服。”我低声说。

“那是我儿子的。”法里德说，“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我们房间不够，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再说，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对吧，索拉博？”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将线缠在手指上。

“我一直想问，”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说吧，我们都是罪有应得。”我说。

法里德点点头，不再追问。我突然发觉，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前往阿富汗到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

“什么？”

我突然不想问，我害怕听到答案。“拉辛汗。”我说。

“他走了。”

我的心一沉：“他……”

“不，只是……走了。”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还有一把小钥匙。“我前去寻他，房东把这个交给我。他说我们走后隔日，拉辛汗也走了。”

“他去哪里？”

法里德耸耸肩：“房东也不知道。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就走了。”他看看手表，“我得走了。走吧，索拉博。”

“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我说，“迟点再来接他？”我转向索拉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他耸耸肩，一语不发。

“当然，”法里德说，“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

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两个年纪较大，一个脚上浇着石膏，另外那个患有哮喘，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刚割过阑尾炎。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我室友的家人——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孩子、戴无边便帽的男子——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他们带来炸蔬菜饼、馕饼、土豆饼和印度饭。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他不理不睬，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那护士又跟他说话，他只是转过身离开。

“你好吗？”我问索拉博。他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手。

“你饿吗？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但我吃不下。”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想吃吗？”

他摇摇头。

“你想说话吗？”

他又摇摇头。

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默不作声，我倚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影子变长，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晚，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我展开拉辛汗的信。我尽可能慢慢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阿米尔：

安拉保佑，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自从你离开那天，我一直在为你祈祷。

那些年来，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我确实知道。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哈桑就告诉我了。你做错了，亲爱的阿米尔，但别忘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现在你依然如此——在白沙瓦时，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能结束你的苦楚。

亲爱的阿米尔，那些年来，我们一直瞒着你，我感到羞耻。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你有权利知道，哈桑也是。我知道这于事无补，但那些年月，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在那儿，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

亲爱的阿米尔，我深知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父亲对你有多么严厉。我知道你有多么痛苦，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宠爱，而我为你感到心痛。但你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亲爱的阿米尔：被你和哈桑。他爱你们两个，但他不能公开表露对哈桑的爱，以尽人父之责。所以他将怨气发泄在你身上——你恰好相反，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当他看到你，他看到自己，还有他的疚恨。你现在依然愤愤不平，而我明白，要你接受这些为时尚早。但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你父亲对你严厉，也是对自己严厉。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亲爱的阿米尔。

我无法向你形容，在听到你父亲的死讯之后，我心里的悲恸有多么深。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也因为他是个好人，也许甚至是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父亲的深切自责带来了善行，真正的善行。我想起他所做的一切，施舍街头上的穷人，建了那座恤孤院，把钱给有需要的朋友，这些统统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而我认为，亲爱的阿米尔，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我知道到头来，真主会宽恕。他会宽恕你父亲，宽恕我，还有你。我希望你也一样。如果你可以的话，宽恕你父亲。如果你愿意的话，宽恕我。但，最重要的是，宽恕你自己。

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实际上，我所能留下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了。我想你若回到这儿，兴许会有些开销，而那些钱足够让你用的了。白沙瓦有个银行，法里德知道在哪里。钱存在保险箱里面，我给你留了钥匙。

至于我，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来日无多，而我希望独自度过。请别找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我将你交在真主手中。

你永远的朋友

拉辛

我拉起病服的袖子，抹抹眼睛，把信折好，放在我的褥子下面。

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和爸爸在美国才能相处得那么好，我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贩售旧货，我们卑微的工作，我们污秽的公寓——美国式的茅舍；也许在美国，当爸爸看到我，他也看到了哈桑的一部分。

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拉辛汗这样写道。也许是吧，我们都曾犯下罪行，出卖别人。可是爸爸找到一条将负疚变成善行的路。而我所做的，除了将罪行发泄在那个被我背叛的人身上，然后试图全都忘掉之外，我还做过什么？除了让自己夜不能寐之外，我还做过什么？

我又何曾做过什么正确的事呢？

当护士——不是艾莎，而是一个我想不起名字的红发女子——拿着针筒走进来，问我要不要打一针吗啡，我说好。

次日清早，他们拿掉我的胸管，阿曼德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我喝些苹果汁。艾莎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放下一杯果汁，我问她要一面镜子。她把眼镜举在额头上，拉开窗帘，让朝晖射进房间。她转过头说：“过几天会好看一些。去年我女婿骑摩托出了车祸，他那张英俊的脸摔在柏油路上，青肿得像个茄子。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

尽管她一再安慰，望向镜子，看到它里面那个硬要说是我的脸的东西，我还是差点窒息。看上去好像有人在我脸皮下面插了根气管，然后朝里面泵气。我双眼青肿。最糟糕的是我的嘴，那一大块青紫红肿的东西，满是淤血和缝线。我试图微笑，嘴唇掠过一阵痛楚。看来我很长时间不能这么做了。我左边脸颊也缝着线，就在颧骨下面，额头上的缝口在发际线之下。

脚上打石膏那个老家伙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我朝他耸耸肩，摇摇头。他指着自己的脸，轻轻拍打，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没有牙齿的笑容。“很好，”他用英语说，“安拉保佑。”

“谢谢你。”我低声说。

我刚把镜子放下，法里德和索拉博就进来了。索拉博坐在凳子上，头倚着病床的护栏。

“你知道吗，我们越快让你离开这里越好。”

“法鲁奇大夫说……”

“我不是说出院，我是说离开白沙瓦。”

“为什么？”

“我认为你在这里呆得太久不安全。”法里德降低声音说，“塔利班在这里有朋友，他们会开始搜寻你。”

“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来过了。”我喃喃说。我突然想起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他走进房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我。

法里德低声说：“一旦你能走动，我会带你去伊斯兰堡。那儿也不尽安全，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但好过在这里。至少这能为你赢得一些时间。”

“亲爱的法里德，这会把你也拖下水的。也许你不应该被他们见到跟我在一起，你有家庭需要照顾。”

法里德摆摆手：“我的儿子是还小，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妈妈和姐妹。”他笑着说，“再说，我又没说替你白干。”

“就算你愿意，我也不会答应啊。”我说。我忘了自己无法微笑，想挤出个笑脸，一丝血从下巴流下来。“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为你，千千万万遍。”法里德说。

就这样，我哭起来。我呼吸急促，泪水从脸上冲下，刺痛嘴唇翻开的肉。

“你怎么啦？”法里德紧张地说。

我一只手掩着脸，一只手挡在前面。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而后，我觉得很累，很空虚。“对不起。”我说。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

我又能说话的时候，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

“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法里德说，慎重地看着我，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

法里德把纸巾叠好，放进口袋。“我会尽快找到他们。”他说。他转向索拉博：“至于你，我今晚再来接你。别累着阿米尔老爷。”

但索拉博走到窗边，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

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我找到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一支用过的铅笔，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一副扑克牌。早些时候我数过，出乎意料的是，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我没指望他会回答，更别说玩牌了。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他一直很安静。但他从窗口转身说：“我只会玩‘番吉帕’。”

“真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发了五张牌。“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特别是在冬季，天下雪、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

他出了一张牌，从牌堆抽起一张。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我偷偷看着他。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眯眼看牌的样子，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

我们默默玩着。第一盘我赢了，让他赢了第二盘，接下来五局没使诈，但都输了。“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也许还要好一些。”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我过去经常赢他，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我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

“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说。

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我说，“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不好？你愿意吗？”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但他身子后缩。他将牌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回窗边。太阳在白沙瓦落下，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驴子的叫声，警察的哨声。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额头靠着玻璃，把手埋在腋下。

那天晚上，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我跨了第一步。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液架，另一只手扶在助理的前臂上，绕了房间一圈。十分钟后，我回到床边，体内肺腑翻涌，也冒出浑身大汗。我躺在床上，喘息着，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

隔日，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几乎整天都在玩“番吉帕”。又那样度过一天。我们只是玩着“番吉帕”，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斜倚在床上，他坐在三脚凳上。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我们一直都在打牌。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眼眶仍嵌着铜球。“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和我。”他说，“你跟他一个奶妈，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

“现在出院太早了。”阿曼德抗议说。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系着黄色领带，头发又涂着啫喱水。“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还有……”

“我非走不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但我必须离开。”

“你要去哪里？”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

“他们去哪了？”我问。

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白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

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下有汗渍；他不断露出笑脸，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绝对没有。”他郑重地说，摇着他的食指。阿曼德也那样做过。

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真有点胆战心惊。另外，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而令我恐惧的是：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他们都盯着我。

“我们该怎么安置他？”法里德说，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摇下车窗，掌心托着下巴，望着街上过往车辆。

“他不能留在白沙瓦。”我喘着气说。

“是的，阿米尔老爷，他不能。”法里德说，他听出我言下之意，“我很抱歉，我希望我……”

“没关系的，法里德。”我说，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你还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用后腿支撑着身子，前爪搭在车门上，摇着尾巴。“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我说。

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我几乎一路睡过去。我梦到很多东西，而我所记得的，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不断在我脑里闪过。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特的草莓地——主人告诉我们，只要买四公斤，我们就可随意大吃，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滴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么暗，几乎是黑色的。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只有真主最清楚，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拉辛汗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