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为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得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再次看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的首府，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农民种满甘蔗，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我们踏上那条土路，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露出海蓝色的眼睛。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一个温暖的微笑。他亲了她的额头。少女让出路，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草席盖住地面，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他从美国来。”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废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莱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形背心和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是那个穿着人字形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

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