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事实上，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以海盗论处。当然，他们大概绝不会怀疑，我完全有权把他们处死。

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出来代表大家说话了。他说，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是他们被俘时，船长曾答应饶他们不死的。他们现在只有低头恳求我的宽宥。可是，我告诉他们，因为我自己已决定带着手下的人离开本岛，跟船长一起搭船回英国去，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宽宥他们。至于船长，他只能把他们当作囚犯关起来带回英国，并以谋反和劫船的罪名送交当局审判。其结果他们应该都知道，那必定是上绞架。所以，我实在也为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除非他们决定留在岛上，听任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办法，我本人没有意见，因为我反正要离开本岛了。只要他们愿意留在岛上自谋生计，我可以饶他们不死。

他们对此表示十分感激。他们说，他们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被带回英国吊死。所以，我就决定这么办了。

然而，船长似乎不太同意这个办法，好像他不敢把他们留在岛上。于是，我对船长作出生气的样子。我对他说，他们是我的俘虏，而不是他的俘虏。我既然对他们已许下了这么多人情，我说的话就应该算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们放掉，只当我没有把他们抓住过。如果他不愿意给他们自由，他自己可以去把他们抓回来，只要他能抓得祝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表示无限感激。于是，我释放了他们，叫他们退回原来被抓住的树林里去，并对他们说，我可以给他们留一些枪支弹药，并指导他们怎样在这儿好好过活，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的话。

解决了俘虏的问题，我就开始作上船的准备了。我对船长说，我还得作些准备，所以还得在岛上耽搁一个晚上。我吩咐他先回船上，把一切安排好，第二天再放小船到岸上来接我。我特别下令，让他把那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示众。

船长走之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房间里来。我给他们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分析了他们当前的处境。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让船长把他们带走，其结果必然是上绞架吊死。我把那吊在大船桅杆顶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他们也没有别的指望，只能是这种下常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在岛上。于是，我就把我这里生活的情况告诉他们，并教会他们怎样把生活过好。我谈了小岛的环境，以及我在这儿生活的经历。我领他们看了我的城堡，告诉他们如何做面包，种庄稼，晒制葡萄干。一句话，一切能使他们生活过得舒适一点的办法，我都告诉他们了。我又把十六位西班牙人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不久他们也要来岛上了。我给那些西班牙人留了一封信，并要他们答应对他们一视同仁。

我把枪支都留给了他们，其中包括五支短枪，三支鸟枪，还加三把刀。我还留下了一桶半火药。我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火药，是因为我用得很省，除了开始两年用掉一些外，后来我就一点都不敢浪费。我还把养山羊的方法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怎样把羊养肥，怎样挤羊奶，做奶油，制乳酪。

总之，我把自己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我还对他们说，我要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与一些菜种。我对他们说，菜种一直是我所求之不得的东西。我还把船长送给我的一袋豆子也留给了他们，嘱咐他们作种子播下去繁殖起来。

这些事情办完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了大船。我们本来准备立即开船，可是直到晚上都没有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忽然向船边泅来。他们诉说那三个人怎样歧视他们，样子甚为可怜。他们恳求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收留他们，不然准会给那三个人杀死。他们哀求船长收留他们，就是马上把他们吊死也心甘情愿。

船长看到这种情形，就假装自己无权决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才行。后来，经过种种留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才把他们收容上船。上船后，每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处。从那以后，他们果然成了安份守己的人了。

过了一会儿，潮水上涨了。我就命令把我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用小船运到岸上去。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三人的箱子和衣服一起送去。他们收到后，都千恩万谢，感激不荆我又鼓励他们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派船来接他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离开小岛时，我把自己做的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我的鹦鹉都带上船，作为纪念。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把钱拿走。这些钱一共有两笔，一笔是从自己所剩的破船上拿下来的；另一笔是从那条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这情况我在前面都已交待过了。这些钱由于一直存放在那里没有使用的机会，现在都已生锈了。若不经过一番磨擦和处理，谁也认不出是银币。

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第二次遇难而获救的这一天，恰好和我第一次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坐长艇里逃出来，是同月同日。

我乘这条船航行了半年多，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计算起来，我离国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外国人，好像我从未在英国住过似的。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这时还活着。不过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再嫁之后又成了寡妇，境况十分悲惨。我叫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并对她说，我决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又尽我微薄的财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我现在财力有限，不能对她有多少帮助。可是，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好处，并告诉她，只要我将来有力量帮助她，我决不会忘记她。这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过世，我母亲及全家也都成古人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我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了，所以没有留给我一点遗产。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到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的一点钱，根本无法帮助我成家立业。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我这样窘迫的时候，却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意外救了船长，也救了他的船和货物。这时，船长把我怎样救了全船和船上的人，详详细细地报告了那些船主。他们就把我邀请去，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反复考虑，感到实难安身立命，就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和那合股人的情况。我相信，我那合股人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达了那里。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我的星期五一直跟着我，诚实可靠，并证明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我几经打听，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把我从非洲海面上救起来的那位船长。这真使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事已高，早就不再出海了；他让儿子当了船长，而儿子也已近中年了，仍旧做巴西生意。那老人家已经不认得我了；说实在话，我也一样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记起了他的面貌。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记起了我的面貌。

老友重逢，交谈之际，言词热切。不用说，我接着就询问了我的种植园和合股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没有去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股人还在人世。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尽管那两位代理人已经过世，但他相信，关于我那种植园的收益，我还是不难收到一份种植园这几十年来发展的详细报告。因为，当时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之后，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报告给税务官。税务官怕我永远也回不来接受这笔财产，就作了如下的处理：收入的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济灾民以及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天主教之用。

但如果我回来，或有人申请继承我的遗产，我的财产就能还给我，不过已经分配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发还的。

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收土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股人，叫他把每年的收入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并把我应得的部分上缴。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的情况？又问他，在他看来，是否还值得经营下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把我应得的部分收回来，是否会有什么困难？

他对我说，种植园发展的具体情况，他实在也不清楚。可是他知道，我那合股人尽管只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收入，但已成了当地的巨富。他又告诉我，现在回忆起来，他曾听说，仅仅政府收到我所应得的三分之一，每年就达二百葡萄牙金币以上；这部分钱好像拨给了另一个修道院或什么宗教机构去了。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且，我的名字也在巴西登记在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都是很公正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领到我的财产，而且，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款。那是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我每年的收入。

据他记忆，把我收入部分缴公，还只是十二年以前的事。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感到有些烦恼和不安。我问那老船长，我既然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籍船长，作为我财产的全权继承人，那两位代理人怎么能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对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关于我的死亡一直无法证实。在没有获得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而且，还有一层，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干预。但他又说，他确实把我的遗嘱向有关部门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出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权，接管了我的糖厂，并派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可是，"那老人家又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事你听了可能会不太高兴。当时，我们都以为你已死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头六七年的收入交给了我，我也都收下了。但当时，种植园正在发展，需扩充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所以收入就没有后来的那么多。不过，我一定把我的收入及花费开一份可靠的账单给你。"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商谈了好几天，他就把我种植园最初六年的细账交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像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糖厂的一些副产品，像糖蜜酒和糖蜜等东西。从账目中我可以看到，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开头几年开支较大，实际收入不大。尽管如此，老人家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因失事而全部损失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

这位善良的人开始向我诉说了他不幸的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话，钱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把钱都还给你。"说完，他拿出一只陈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把他搭在新船上的四分之一股份和他儿子的四分之一股份一起开了一张出让证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那条船他儿子现在开往巴西去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心地这样正直善良，实在使我深受感动，我真不忍心听他讲下去了。想到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到他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一直那么慷慨大度，特别是看到现在他对我的真诚善良，听着他的诉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于是，我首先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状况，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拿出来后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说，拮据当然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而且，目前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话，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他一边说，我一边止不住流泪。一句话，我只拿了他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并叫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把其余的钱都退还给了他。我还对他说，只要我能够收回我的种植园，这一百块钱我也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

我说，如果我要用钱，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不需要钱，我就再也不会向他要一文钱，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所指望的产业。

这些事情办完后，老人家又问我，是不是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想去，那也好。不过，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办法保证我收回自己的产权，并马上把收入拨给我使用。目前，在里斯本的特茹河里，正有一批船要开往巴西。

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注册了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时在巴西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老人的担保书按常规作了公证，又附上了一份委托书。然后，老人又替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连同上述两份文件，让我一起寄给了他所熟悉的一位巴西商人。这一切办完，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公正也没有了。不到七个月，我收到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个大包裹。（应该提一下的是，我正是为了那两位代理人才从事这次遇难的航行的。）包里有下述信件和文件：第一，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时间是从他们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一共是六年，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葡萄牙金币。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的账目，一共四年，这是他们把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之为"法律上的死亡"①）保管的产业。

由于种植园的收入逐年增加，这四年共结存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块葡萄牙银币，合三千二百四十一块葡萄牙金币；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长的账单。他已经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十分诚实，告诉我说，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还存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他现在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部分，则不能再偿还了。

另外，还有一封合股人写给我的信。他祝贺我还活在人世，言词十分诚挚亲切。他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并详细谈到了我们的种植园现在一共有多少英亩土地，怎样种植，有多少奴隶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他还说，他念了无数遍以"万福马利亚"开头的祷词②，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马利亚。

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巴西收回我的产业。同时，他还要我给他指示，若我不能亲自去巴西，他应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末尾，他又代表他本人和全家向我表示他们的深厚情谊，又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为礼物。这些豹皮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他们那次航行，看来比我幸运得多了。另外，他还送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那些金元比葡萄牙金币略小些。

这一支船队还运来了我两位代理人的后代给我的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同时，他们还把我账上所结存的全部财产折合成黄金金，也给我一起运来了。

现在，我可以说，我犹如约伯，上帝赐给我的比从前更多了。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特别是当我知道我的全部财富都已安抵里斯本，我内心的激动实在难以言表。那些巴西的船队，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同一支船队给我带来了信件，也同时运来了我的货物。当我读到信件的时候，我的财产也早已安抵里斯本的特茹河里了。总之，我脸色苍白，人感到非常难受。要不是他老人家急忙跑去给我拿了点提神酒来，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

不但如此，就是喝了提神酒之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一直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一位医生。他问明了病因之后，就给我放了血。这才使我感到舒服了些，以后就慢慢好起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当时激动的情绪不是用这种方法排解的话，也许早就死了。

突然间，我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有一千镑以上的收入，就像在英国的田产一样可靠。一句话，我目前的处境，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更不知道如何安下心来享用这些财富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也就是那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待我十分仁慈，此后自始至终对我善良真诚。我把收到的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天意外，全靠了他的帮助。

现在，我既然有能力报答他，我就要百倍地回报他。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又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取消或免除。这项手续完成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任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的年息管理人，并指定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长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的最后一款是，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收入中送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送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我现在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并考虑怎样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说实在话，与荒岛上的寂寞生活相比，现在我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我所有的，就别无他求；除了我所需要的，也就一无所有。可现在我负有很大的责任，那就是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我不再有什么洞穴可以保藏我的钱币，也没有什么地方放钱可以不加锁；在岛上时，你尽可以放在那里，直到钱币生锈发霉也不会有人去动一动。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托谁保管好。只有我的恩人老船长，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信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需要我去一次。可是，如果我不把这儿的事料理好，把我的财产交托给可靠的人管理，我怎么能贸然前往呢？最初，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寡妇。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靠，而且也一定不会亏待我。可是，现在她已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还负了债。所以，一句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我的财产，自己亲自回英国了。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我现在已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他也感到心满意足。所以，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了。他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并尽长辈之责经常开导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让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把汇票兑成现款外，还请他亲自找到她，替我把一百英镑的现款亲自交给她。我还要此人当面和她谈一下，因为她目前非常贫困，境况不佳，所以我要此人好好安慰她，并告诉她，只要我活在人世，以后还会接济她。另外，我又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每人寄了一百。她们虽然并不贫困，但境况也不太好。一个妹妹结了婚，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

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信托的人，把我的全部财产交付给他保管，这样我自己可以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虑。这件事一直使我十分烦恼。

我一度也曾想到过在巴西安家落户，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一点顾虑，使我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再会谈到，但当前，妨碍我前往的不是宗教问题。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已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所顾虑了。不过，最近我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到我将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去世，我有点后悔当时我皈依了旧教天主教，并感到自己有点不甘心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

但是，我上面已说过，目前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钱和财产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什么忠于我的亲戚。这样，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回英国去。

回国之前，当然先得把一些事情料理一下。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起航了，所以我决定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报告。应该说，他们的报告既忠实，又公正，所以，我的回信也应该写得十分得体。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对他们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并把那没有动用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献了出去，其中五百块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金币随院长意思捐给品民，并请他为我祈祷。

接着，我又给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公正无私、诚实忠诚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一想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了。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的职务。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也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哩。

前面，我没用我的航行日记使读者生厌；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使读者厌烦了。但是，这趟旅行既疲劳又艰苦，期间也发生了几件险事，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近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重新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了。可是，当我们到达纳瓦拉边境时，在沿路的几个小城镇里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那里连衣服也热得穿不上。可现在突然遇此严寒，实在使我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十天以前，我们才离开旧卡斯蒂利亚；那儿气候不仅温暖，甚至很热。

现在，从比利牛斯山上一下子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差点儿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非常苦恼。

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简直把他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这一段路本来就不好走，现在更是无法通行了。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寸步难行；而且，这一带的雪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而是很松软，因此走在上面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被阻在潘佩卢那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到来，天气没有转好的可能，因为这一年是人们记忆中欧洲最严寒的冬天。在此情况下，我提议我们应先到封塔拉比亚，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不太远。

正当我们在考虑另寻出路时，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正像我们在这儿西班牙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一样。但是，他们后来找到了一个向导，带他们绕过朗格多附近的山区，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大雪；即使在雪最多的地方，据他们说也冻得很硬，人和马通行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