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草坪是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所以距今已过去十四五年，是相当久远的事了。

我时常想，充其量十四五年，能称得上久远么？吉姆·莫里逊唱《点燃我的激情》、保罗·麦卡特尼唱《漫长的弯路》的时代——顺序大约有点颠倒，反正就是那个时代——居然算是久远的往昔，我却有些上不来实感。我个人有时甚至觉得今天跟那个时代相比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不可能。我肯定已有了不小的变化，这是因为，不这样认为便有一大堆事情解释不了。

OK，我变了。而且十四五年前已属相当久远的往昔。

我家不远处——最近我刚刚搬来这里——有一所公立初级中学，买东西和散步时每每路过它门前，我便一边走路一边呆呆地观望初中生们做体操、绘画或嬉笑打闹。并非我喜欢观望，是因为没有别的好观望。观望右侧一排樱花树倒也可以，但还是观望初中生们好些。

总之，在如此每天观望初中生的时间里，有一天我蓦然心想：他们十四五岁。这于我是个小小的发现，小小的意外。十四五年前他们尚来降生，纵使降生也是几乎不具意识的粉红色肉团，而现在已经涂口红，在体育器材库角落吸烟，手淫，给电台的音乐点播节目主持人写无聊的明信片，往谁家围墙上用红喷漆涂鸦，看——也许——《战争与和平》。

我暗觉好笑。

而提起十四五年前，那时我不正在剪草坪吗？

记忆这东西类似小说，或者说，小说这东西类似记忆。

我开始写小说后对此深有感受。记忆这东西是类似小说，或者如何如何。

无论怎样力图使之具有完备的形式，但文章的脉络总是到处流窜，最后连是否有脉络都成了问题。那就像在摞放几只软绵绵的小猫，暖乎乎的，且不安稳。对于这东西居然会成为商品——商品哟！——我不时深感羞愧，甚至认真地脸红。我一脸红，整个世界都在脸红。

不过，倘若将人的存在视为一种受比较纯粹的动机驱使的颇为滑稽的行为，那么正确不正确云云便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记忆从中产生，小说由此问世，这类似任何人都无法抑制的永动机。它喀喀作响地满世界走来走去，在地表划出一条永无尽头的线。

但愿顺利，他说。然而不可能顺利，没有顺利的先例。

可那到底怎么办好呢？

由此之故，我又收集小猫摞放下去。小猫软绵绵的，非常软。睁眼醒来发现自己像用来烧篝火的木柴一样被堆积上去的时候，小猫们会怎么想呢？哦，奇怪呀，也许这样想。果真如此——若是这个程度——我将感到些许欣慰。

剪草坪是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已是相当久远的事了。那时我有一个同龄的恋人，由于有点特殊情况，她住在很远很远的街市，见面时间一年之中顶多两个星期。那期间我们性交，看电影，吃比较昂贵的东西，漫无边际没完没了地闲聊。最后必定大吵一场，又言归于好，再次性交。总之就是把世上一般恋人干的事情像缩写版电影似的匆忙表演一遍。

至于是不是真喜欢她，至今我也弄不清楚。可以记起，但弄不清楚。我喜欢和她吃饭，喜欢看她一件件脱衣服，喜欢进入她软软的下体。性交后，喜欢看她脸贴在我胸口说话或入睡。但我清楚的仅此而已，再往下便没办法认真考虑了。

除去和她见面的几周时间外，我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单调的。到大学里听听课，好歹和大家一样拿到了学分。此外便一个人看电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东游西逛。有一个要好的异性朋友，她有恋人，但常常和我跑去某处这个那个说个没完。一个人的时候，便一味地听摇滚乐。既觉得幸福，又似乎不幸。不过当时人人都这样。

一个夏日（七月初）的早晨，恋人来了封长信，写道想和我分手。说什么一直喜欢我，现在也喜欢，今后也……反正就是想分手。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摇头吸了六支烟，出去喝易拉罐啤酒，回房间接着吸，还折断了桌上三支HB长杆铅笔。我并非怎么生气，只是不知如何是好。之后换上衣服外出打工。那以后一段时间里，周围人都说我“近来开朗多了”。人生这东西真是说不清楚。

课余剪草坪就在那一年。草坪修剪公司位于小田急铁路线经堂站附近，生意相当红火。人们盖房子时通常院里都植草坪或养狗，简直成了条件反射。两样同时进行的人也有。那也不坏。草坪绿得宜人，狗也满可爱。但半年一过，全都有点不耐烦起来：草坪要剪，狗要遛，很难应付得了。

总而言之，我们为那些人剪草坪来着。这份课余工是那前一年夏天在校部学生科找到的。除我以外还有几个人，结果他们很快退出，只剩我自己。工作虽辛苦，但报酬不赖，而且可以不必怎么和人说话，正中我下怀。在那里打工以后，我挣了一笔凑得上整数的钱。原本打算用来夏天和恋人去哪儿旅行，但在与她分手的现在，便无所谓什么旅行了。接到分手信后的一周时间里，我翻来覆去地考虑这笔钱的用途，或者不如说除此没别的可考虑。真可谓莫名其妙的一周。自己的身体好像成了别人的。手、脸、阳物，看上去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我想象着并非我的人搂抱她的情景。某人——我不认识的人——轻咬她小小的乳头。心里觉得怪怪的，就好像自己不复存在似的。

钱的用途到底没有想出。有人问我买不买半旧车（昴星1000CC），虽说跑了相当长的路，但东西不坏，价钱也合适。不知何故我却提不起兴致。也曾想过把音响装置的音箱换成大的，但相对于我那小小的木结构宿舍却是无从谈起。搬家换宿舍倒是可以，但没有搬的理由。而若搬家，就没钱可买音箱了。

钱派不上用场，只买一件夏令港衫和几张唱片，其余全部剩下。另外买了一个性能良好的索尼晶体管收音机，带有大些的扩音器，短波非常清晰。

一周过后，我注意到一个事实——既然钱派不上用场，再挣派不上用场的钱也就没了意义。

一天早上，我对草坪修剪公司的经理说不想干了，快要应付考试了，考试之前要出去旅游一下——总不好说再不需要钱了。

“是么，遗憾呐！”经理（也就是园艺工匠模样的老伯）真像很遗憾似地说。他叹口气坐在椅子上吸烟，脸朝天花板咔咔有声地旋转脖颈。“你确实干得很不错。临时工里你资格最老，老顾主反映也好。看不出啊，小小年纪这么能干。”

谢谢，我说。实际上对我的反映也极好，因我做事心细。一般临时工用大型电动割草机大致割毕，剩下部分的处理相当马虎。那样省时间，又不累。我的做法完全相反。机器用得马虎，而在手工上投入时间，机器割不好的角落都做得一丝不苟，效果当然可观：只是收入不多，因是计件工，工钱取决于院子的大致面积。而且由于总是弯腰干活，腰痛得厉害，这点没实际干过的人体会不到，干惯之前连上下楼梯都不自如。

我做得细心倒不是为了得到好的反映。或许你不相信，自己只是喜欢剪草坪罢了。每天早上磨好草坪剪，把割草机放在农用车上开去顾主那里，开始剪草。有各种各样的院子，有各种各样的草坪，有各种各样的太太，有热情厚道的太太，有冷若冰霜的太太。也有的年轻太太穿一件松松垮垮的T 恤又不戴乳罩，蹲在剪草的我面前连乳头都露了出来。

总之我剪草不止。大多院子的草坪都长得蓬蓬勃勃，俨然成片的草丛。草坪长得越高，越有干头。干完后，院子印象整个为之一变，那感觉委实妙不可言，就好像厚厚的云层突然散开，四下流光溢彩。

一次——仅一次——完工后同一个太太睡过。她年龄三十一二，身材小巧，乳房又小又硬。我们在全部关合木板套窗熄掉灯盏的漆黑房间中交合。她仍身穿连衣裙，拉掉三角裤骑在我身上。胸以下部位不让我碰。她的肢体冰凉冰凉的，唯独下部温暖。她几乎没开口，我也不做声。连衣裙下摆簌簌作响，或快或慢。中间响过电话，响一阵子不再响了。

事后我忽然觉得同恋人的分手可能同那有关。倒也没什么根据必须那样认为，只是总有那么一种感觉。是那个没有接的电话的关系。不过无所谓了，事情已然过去。

“可是不好办啊，”经理说，“你现在抽身，接的活儿应付不来，正是忙的时候。”

梅雨使得草坪好一阵疯长。

“怎么样，再干一星期可以么？有一星期人就能进来，好歹可以维持下去。再多干一星期，我出特别奖金。”

可以，我说。眼下又没有什么特殊安排，再说工作本身我不讨厌。不过也真是怪，刚想不要钱了，钱又一下子来了。

连晴三天，下一天雨，又晴三天——最后一周就这样过去了。

夏天，一个令人陶醉的美丽的夏天。天空飘浮着棱角分明的白云，太阳火辣辣地烤灼着肌肤。我背上的皮整个掉了三回，早已变得漆黑漆黑，连耳后都是漆黑的。

剪最后一次草坪的早上，我身穿T 恤短裤，脚登网球鞋，戴着太阳镜跳上农用车，朝我最后一个干活的院子开去。车上的收音机坏了，我打开从宿舍里带来的晶体管收音机，边听摇滚边驱车前进。摇滚铿锵有力，山呼海啸。一切都围着夏天的太阳旋转。我断断续续地吹着口哨，不吹口哨时便吸烟。FEN电台的新闻播音员连连道出音调怪异的越南地名。

我最后工作的地点位于“读卖”所在地附近。得得，干嘛神奈川县的人非得让世田谷来人侍候草坪不可呢？

但我没有就此说三道四的权利，因为这份差事是我自己选择的。早上去公司时，当天工作地点全部写在黑板上，可随自己喜欢的挑选。大部分人都选近处，往返不花时间，件数也干得多些。相反，我尽量选择远处，一向如此，大家都感到费解。前面也说过了，临时工中我资格最老，有优先挑选的权利。

这也没什么理由，只是喜欢去远处，喜欢在远处的院子剪远处的草坪，喜欢看远处路旁的远处的风景，但我这么解释怕也无人理解。

途中我把车窗全部打开。离城市越远，风越凉快，绿越鲜亮。热烘烘的草味儿和干爽爽的土味儿扑鼻而来，蓝天和白云间的分界是一条分明的直线。天气好极，正合适同女孩出去做夏日短期旅行。我在脑海推出清凉凉的海波和热辣辣的沙滩，推出空调机遍洒清凉的小房间和干得喳喳有声的蓝色床单。但仅此而已，此外什么都无从想起。沙滩和蓝床单交替闪现在脑海里。

在加油站灌满油箱时我脑海里也是同一场景。我躺在加油站旁边的草丛里，帐怅地望着加油站人员确认油位和擦车窗玻璃。耳贴地面，可以听到各种声响。远处波涛般的声音也可听到。但那当然不是什么波涛，不过被地面吸入的各种声音混在一起罢了。眼前的草叶上有小虫爬行。带翅膀的小绿虫。爬到叶尖，迟疑一会又沿原路爬回。看样子并没怎么失望。

大约十分钟加油完毕，加油的人按响喇叭示意。

要去的那户人家位于山半腰。山丘舒缓，而势态优雅。弯弯曲曲的道路两旁榉树连绵不断。一家院子里两个小男孩光着身子用软管互相喷水，射向天空的水花架起一道五十厘米左右的小彩虹。有人在开窗练钢琴。

按门牌号找去，很快找到了那户人家。我在房前刹住车，按响车笛。无人回应。四下万籁无声，连人影也没有。我再次按了声车笛，静等回应。

房子不大，整洁利落，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外墙抹有奶油色灰泥，房顶正中突起一个同样色调的正方形烟囱。窗框是灰色的，挂着白色窗帘，窗框窗帘都早已晒得变了色。房子虽旧，却旧得甚为得体。去避暑胜地，常有这种感觉的房子，半年住人，半年空着，这里便是那样的气氛。生活气息因某种缘故已从建筑物里散发一尽。

带花孔的砖围墙只及腰高，往上是玫瑰篱笆。玫瑰花早已落尽，绿叶满满地承接着耀眼的夏日阳光。草坪什么样倒看不出，但院子相当宽敞，高大的樟树往奶油色外墙投下凉丝丝的枝影。

按第三遍铃时，房门慢慢开了，闪出一位妇人。个子委实高得惊人。我也决不算个小的，但她比我还高出三厘米。肩膀也宽，看样子就像是在跟什么怄气。年龄五十上下。漂亮虽谈不上，但脸形端庄。当然，虽说端庄也不是给人以好感的那种类型。浓眉毛，方下颏，透出一旦出口决不收回的倔强。

她以惺忪浑浊的眼睛颇不耐烦地看着我。夹带几许白发的硬发在头上波浪起伏，从褐色连衣裙的袖口松垮垮地垂下两条粗大的胳膊。胳膊雪白。

“剪草坪来了。”说着，我摘下太阳镜。

“草坪？”她歪起脖子。

“嗯，接过您电话。”

“唔，噢，是啊，是草坪。今天几号？”

“十四号。”

她打个哈欠。“是吗，十四号了！”接着又伸个懒腰，简直像一个月没睡。“有烟？”

我从衣袋掏出短支“希望”递过去，擦火柴点上。她很惬意似的朝天“呼——”地喷出一口。

“要花多少？”她问。

“时间么？”

她使劲往前探，下颏点了点。

“这要看大小和程度。看看可以么？”

“可以。不是首先要看的吗？”

我跟在她后面拐进院子。院子长方形，平展展的，约有二百平方米。有几丛绣球花，一棵樟树，此外便是草坪。窗下扔出两个空空的鸟笼。院子收拾得很用心，草坪长得也不高，不剪也未尝不可。我有点失望。

“这样子还能挺两个星期。”

妇人打了声短促的响鼻。“希望再弄短点儿，花钱的目的就是这个嘛。我叫剪，你剪不就是了？”

我看了她一眼。的确如其所言。我点下头，在脑袋里计算时间。“大致四个小时吧。”

“真够慢的！”

“可以的话，想做得慢点。”

“啊，随便。”她说。

我从农用车上拿下电动割草机和草坪剪和耙子和垃圾袋和装有冷咖啡的保温瓶和晶体管收音机，搬进院子。太阳迅速移近中天，气温节节上升。我搬工具的时间里，她在房门口排出十来双鞋，用破布揩灰。全部是女鞋，有小号和特大号两种。

“干活时放音乐可以么？”我问。

她蹲着看我道：“喜欢音乐的。”

我首先拾起掉在院子里的小石块，然后放上割草机。若裹进石块，刀刃就伤了。割草机前端挂有塑料筐，割下的草全部装进里边。毕竟是二百平方米的院子，草虽不高，割起来也相当够量。太阳光火辣辣地射下来，我脱去给汗水打湿的T 恤，只穿一条短裤。简直成了一片形状齐整的烤肉。如此情形，水喝再多也没一滴小便，全都变成了汗。

割草机开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休息一会，坐在樟树荫下喝冷咖啡。糖分渗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知了在头上叫个不停。打开收音机，转动调谐钮，寻找合适的音乐节日主持人，在奈特的《妈妈跟我说》那里停住，仰脸躺下，透过太阳镜看树枝和树枝间泻下的阳光。

妇人走来，站在我旁边。从下面往上看，她俨然一株樟树。她右手拿着玻璃杯，杯里装着冰和威士忌模样的液体，在夏日光线下摇摇晃晃。

“热吧？”她问。

“是啊。”我说。

“午饭怎么办？”

我看了下表：十一时二十分。

“到十二点找地方吃，附近有一家汉堡包店。”

“用不着特意出去，给你做三明治什么的。”

“真的没问题，常去外面吃的。”

她端高威士忌杯，一口差不多喝去一半，之后鼓起嘴叹口气。“反正要做我自己那份，顺便。不愿意倒也不勉强。”

“那就不客气了，谢谢。”

她不再说什么，往前探探下颏，之后慢慢地摇着肩膀走回房子里。

我用草坪剪剪草，剪到十二点。先把割草机没割均匀的地方剪齐，用耙子拢在一起，接下去剪机器割不到的地方。这活儿需要耐性，想适可而止也能适可而止，想认真干多少都有得干。若问是否认真干就能得到好评，那也未必，有时会给看成磨磨蹭蹭。尽管如此——前面也已说过——我还是干得相当认真。性格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尊心问题。

哪里拉笛告知十二点到了，妇人把我让进厨房，端出三明治。

厨房不很大，但干净利落，多余装饰一概没有，简单而功能俱全。电器产品均是老型号，颇有怀旧氛围，甚至使人觉得时代在哪里中止了脚步。除去特大号电冰箱发出嗡嗡声，周围不闻任何声音。碟碗也好汤匙也好无不沁有影子般的岑寂。她劝我喝啤酒，我说活没干完谢绝了，她便递来橘汁，啤酒她自己喝。桌面上还有喝剩一半的葡萄酒瓶，洗碗槽下很多种空瓶横躺竖卧着。

她做的火腿莴苣黄瓜三明治比看上去时好吃得多。我说十分可口。她说三明治以前就做得好，此外什么都不行，就三明治拿手。死去的丈夫是美国人，天天吃三明治，只让吃三明治他就心满意足了。

她自己一块三明治也没吃，泡菜吃了两片，往下一直喝啤酒。喝得并不像有滋有味，似乎在说没办法才喝的。我们隔桌吃三明治，喝啤酒，但她再没接着说什么，我也没话可说。

十二点半我回到草坪。最后的草坪。剪完后，就同草坪再无关系了。

我边听FAN 的摇滚乐边仔细修剪草坪。用耙子把剪下的草挠了好几次，像理发师那样从各个角度检查有无漏剪之处。到一点半干完三分之二。汗好几次钻入眼睛，每次都用院里的水龙头洗脸。阳物几次无故勃起几次平复。剪草坪时：竟然勃起，觉得有点傻气。

两点二十分修剪完毕。我关掉收音机，打亦脚在草坪上转了一圈。结果令人满意，没有漏剪的，没有不均匀的，如地毯一般平滑。我闭上眼睛，大口吸气，体味了一会儿脚底凉生生的绿色感触。不料，这时间里体力突然消失殆尽。

“现在仍非常喜欢你。”她信上最后写道，“你温存亲切，是个十分好的人，不是说谎。但有时我觉得光这样似乎有点不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明白，而且这么说很是过分，或许等于什么也没解释。卜九岁是非常讨厌的年龄，再过几年也许能解释好，但几年之后可能已没必要解释了。”

我用水龙头洗罢脸，把工具装上农用车，换上新T 恤，然后打开房门，告诉说已经做完。

“不喝点啤酒？”妇人说。

“谢谢。”啤酒那玩艺儿喝点无妨吧。

我们站在院前打量草坪。我喝啤酒，她用高脚杯喝没加柠檬的伏特加，杯子像是酒店经常附送的那种。知了仍叫个不止。看情形她一点也没喝醉，唯独呼吸有欠自然，像有风 “咝”一声从齿间漏出似的。我真有点担心她会当即昏迷，“扑通”倒地死去。我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倒地的场景，大概她是直挺挺“通”一声倒下的。

“你活儿干得不错。”她说。感觉上声音有点索然，但并不是在责怪什么。“这以前叫了好多剪草坪的人来，剪得这么漂亮的你是第一个。”

“谢谢。”我说。

“去世的丈夫对草坪很挑剔，总是自己剪得整整齐齐，和你的剪法很相似。”

我掏烟相劝，两人一起吸烟。她手比我还大，且石头一般硬。右手中的酒杯和左手夹的 “希望”都显得极小。手指粗，没戴戒指。指甲上有好几条清晰的纵线。

“休息时丈夫总剪草坪来着——人倒也不怎么怪。”

我稍微想了想她丈夫，但想象不好，如同想象不出樟树夫妇。

她再次轻声叹了口气。

“丈夫死后，”她说，“就一直请园艺工上门。我晒不得太阳，女儿又怕晒黑。啊，就算不晒黑，年轻姑娘也不便剪什么草坪。”

我点点头。

“不过你干的活真是让人可心。草坪这东西是要这样剪的。同样是修剪，也有心情问题。如果心放不进去，那不过是……”她寻找下面的字眼，但没找出，便打子个嗝儿。

我重新观望草坪。这是我最后做的一件工作，对此我不由有点感伤，这感伤中也包括分手的女朋友。剪草坪到此为止，我与她之间的感情也随之到此为止了，我想。我想起她的裸体。

樟树般的妇人又打了个嗝儿，并且做出自己也甚为厌恶的表情。

“下个月再来好了。”

“下个月来不成了。”我说。

“为什么？”

“今天是最后一件活儿，”我说，“差不多该当回学生用功了，要不然学分有危险。”

她看了一会我的脸，之后看脚，又看脸。

“学生？”

“嗯。”我回答。

“哪个学校？”

我道出大学名字。大学名字没有给她以怎样的感动。并非足以给人感动的大学，她用食指搔了搔耳后。

“再不干这活计了？”

“嗯，到今年夏天。”我说。今年夏天再不剪草坪了，明年夏天后年夏天也不会剪。

她像漱口似的把伏特加在口里含了片刻，津津有味地分两次各咽一半下去。额头上满是汗珠，犹如小虫紧贴皮肤。

“进来吧，”妇人说，“外面太热。”

我看了眼表：两点二十分。不知是迟还是早。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明天开始一厘米草坪都不剪也可以了，心情甚为奇妙。

“急着走？”她问。

我摇了下头。

“那就进屋喝点冷饮什么的，不占用你多长时间。有东西想给你看。”

有东西想给我看？

我已经没有迟疑的余地，她率先大步开拔，头也不回，我只好随后追去。脑袋热得晕乎乎的。

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突然从夏日午后光的洪水中走进室内，眼睑深处一剜一剜地作痛。房子里飘忽着用水稀释过似的幽幽的暗色。一种仿佛几十年前便住在这里的幽暗。不是说有多么暗，是幽幽的暗。空气凉丝丝的，并非空调里的凉，是空气流动那种凉。哪里有风进来，又从哪里出去了。

“这边。”说着，妇人沿着笔直的走廊啪嗒啪嗒走去。走廊上有几扇窗，但光线给邻院石墙和长势过猛的樟树枝挡住了。走廊上有好多种气味，都是记忆中有的，是时间制造的气味。时间把它们制造出来，迟早又要将它们消除。旧西装味儿，旧家具味儿，旧书味儿，旧生活味儿。走廊尽头有楼梯。她回过头，看准我跟上来后，爬上楼梯。她每上一阶，旧木板都吱吱作响。

上了楼梯，总算有光线泻入。平台窗口没有窗帘，夏天的阳光在地板上筑出光的池塘。二楼只有两个房间，一个贮物室，一个正正规规的居室。发暗的浅绿色门扇，带一个小小的不透明玻璃窗。绿漆已略微剥裂，铜拉手唯独手握的部位变成了白色。

她噘起嘴吁出一口气，把几乎喝空的伏特加酒杯放在窗台上，从连衣裙里掏出一串钥匙，发出很大声响把门打开。

“进来嘛。”她说。我们走进房间。里边黑乎乎的，透不过气。暑气闷在里面。从关得紧紧的木板套窗缝隙泻进几道锡纸般扁平扁平的光。什么也看不见，唯见一晃一晃地飘忽的尘埃。她拉开窗帘，打开玻璃窗，咣啷咣啷拉开套在外面的板窗，耀眼的光线连同清凉的南风顿时涌满房间。

这是典型的十几二十来岁女孩的房间。临窗是张学习用桌，对面一张小木床，床上铺着无一褶痕的珊瑚蓝床单，放着同样颜色的枕头，脚下位置叠一张毛巾被。床头有立柜和梳妆台，梳妆台上摆着几样化妆品，梳、小剪刀、口红、小粉盒等等。看来不像是热衷化妆那一类型的女孩。

桌上有笔记本和辞典，法语辞典和英语辞典。似乎都用了很久，用时很爱惜，不曾胡乱翻动。笔盘里笔头整齐地排列着大致齐全的笔记用笔。橡皮擦只圆圆地磨偏了一侧。此外便是闹钟、台灯和玻璃镇纸，哪样都很简朴。木板墙上挂有五张以鸟为题材的原色画和只有数字的月历。手指在桌面一划，灰尘便沾白了指肚。一个月量的灰。月历也是六月份的。

从整体看来，作为那个年龄的女孩，房间算是相当简洁的。没有毛茸茸的动物玩具，没有洛克·辛加的照片，没有花花绿绿的饰物，没有带花纹的垃圾箱。房间的定做书架上摆着种种书刊，有文学全集，有诗集，有电影杂志，有画展宣传册，还排出几本英语平装书。我试着想象房间主人的音容笑貌，但想象不好，闪出的只有已分手的恋人的脸。

高大的妇人坐在床沿上目不转睛看着我。她虽然一直跟踪着我的视线，但看样子却在考虑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过眼睛对着我而已，其实什么也没看。我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看她身后的白石灰墙壁。上面什么也没挂，纯粹的白墙。定定地注视的时间里，觉得墙的上端在前倾，眼看就要砸在她头上。但当然不会那样。光线关系罢了。

“不喝点什么？”她问。

我说不喝。

“用不着客气，又不是现订现做。”

那就把同样的弄淡一点好了，我指指她的伏特加说。

五分钟后，她拿着两杯伏特加和烟灰缸返回。我喝一口自己的伏特加，根本不淡。我边吸烟边等冰块溶化，她坐在床沿上，一点一点啜着大概比我的浓得多的伏特加，并不时咔嗤咔嗤地嚼着冰块。

“身体结实，”她说，“喝不醉。”

我随便点了下头。我父亲也是这样。但无人斗得过酒精，不过在自己鼻孔进水之前好多事都没注意到罢了。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了，死得甚是轻易，甚至使人很难记起他是否活过。

她一直沉默着。每当杯子一晃，便有冰块声发出。凉风不时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风是从南边翻过别的山丘赶来的。一个寂静的夏日午后，静得真想就这么睡去。远处哪里有电话铃响。

“打开立柜看看。”她说。

我走到立柜前，乖乖地打开两扇对开柜门。里面满满地挂着衣服，一半连衣裙，另一半是半身裙、衬衫和短外衣。全是夏天的，有旧的，也有几乎没伸进过胳膊的。半身裙尺寸大多是超短的。格调和东西均不坏，倒也不是说怎么引人注目，可是感觉极好。若有这么多衣服，每次幽会都可有不同的打扮了。我看了一会时装陈列，然后关上柜门。

“真不错啊！”我说。

“抽屉也拉出来看看。”她说。

我略一犹豫，然后一个个拉出立柜上的抽屉。女孩不在时在她房间里到处乱翻——尽管有她母亲许可——我觉得实在算不得光彩。但拒绝也是个麻烦，我闹不清上午十一点便喝酒之人想的是什么。最上边的大抽屉里放着牛仔裤、港衫、T 恤，全都洗过，齐崭崭叠好，无一褶痕。第二个抽屉放有手袋、皮带、手帕和手镯，还有若干布帽，第三个抽屉装的是内衣和袜子，无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无甚缘由地悲伤起来，胸口有点沉甸甸的。我推上抽屉。

妇人依然坐在床沿上观望外面的景致，右手拿的伏特加杯几乎喝空了。

我坐回椅子，又点燃一支烟。窗外是徐缓的斜坡，从斜坡底端升起另一座山丘。翠绿的起伏永远延伸开去，宅院犹如附在上面一般接连不断。哪一家都有院子，哪座院子都有草坪。

“怎么看的？”她仍然眼看窗外，“对她？”

“见都没见过，不清楚。”

“看衣服可以大致了解女人。”她说。

我想到恋人，试图回忆她穿怎样的衣服，但全然回忆不起来，能想起的都是模模糊糊的印象。要想她的裙子，衬衫消失；要想她的帽子，脸又变成别的女孩的脸。不过相隔半年，却什么也记不起了。说到底，对她我又知道什么呢？

“不清楚。”我重复道。

“感觉即可。什么都行，让我听什么都行，哪怕一点点也好。”

为争取时间，我喝了一口伏特加。冰块差不多化了，伏特加变得像糖水。强烈的伏特加味儿通过喉咙，落到胃里，带来渺渺的温煦。从窗口进来的风把桌上的白色烟灰吹散开去。

“像是个一丝不苟、给人以极好感觉的人，”我说，“不怎么强加于人，但也并非性格懦弱。成绩中上等，在上女大或短期大学。朋友虽不很多，但很要好……说中了？”

“接下去。”

我把杯子在手中转动几圈，放回桌面。“再往下不知道了。刚才说的都一点没有信心，不知说中没有？”

“基本说中，”她面无表情地说，“基本说中。”

我觉得女孩那一存在正一点点潜入房间，犹如隐隐约约的白影。脸、手、脚，什么都没有。她置身于光之海形成的小小的畸形漩涡中。我又要了杯伏特加。

“有男朋友。”我继续道，“一个或两个，不清楚，怎样一种程度不清楚，但这怎么都无所谓，问题是……她对好多好多东西都适应不来。包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的追求，别人的需求，等等等等。”

“是啊，”稍后她说，“你说的我明白。”

我可不明白。自己口中语句的含义我明白，但我不明白指的是谁和谁。我筋疲力尽，直想睡觉，觉得睡上一觉很多事情即可豁然开朗。不过坦率地说，即使豁然开朗也难有什么益处。

往下她久久地缄口不语，我也没作声。闲得发慌，遂把伏特加喝了半杯。风似乎略有加强，可以看见樟树的圆形叶片摇来摇去。我眯细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它。沉默仍在持续，但这已不大让人难受了。我留意着不让自己睡过去，眼望樟树，不断用设想中的指尖确认体内如硬核般的疲倦。

“留下你来，对不起。”她说，“草坪剪得太漂亮了，我高兴。”

我点点头。

“对了，付钱。”说着，她把白白的大手伸进连衣裙袋，“多少？”

“过后寄账单来，汇入银行账户。”我说。

妇人喉头深处发出不满似的声音。

我们走下同一楼梯，折回同一走廊，来到房门口。走廊和房门口同刚才进去时一样凉浸浸的，一片幽暗。儿时一个夏天光脚在浅水河里往前走，钻过大铁桥洞时，便是这样的感觉。黑洞洞的，水温陡然下降，沙底带有奇妙的黏滑。在房门口穿上网球鞋开门走出，我真是舒了口气。阳光在我四周流溢，风送来绿的气息，几只蜜蜂发出困乏的振翅声在院墙上头飞来飞去。

“真漂亮！”她望着院里草坪又说了一遍。

我也眼望草坪。剪得确实非常漂亮，不妨称为完美。

妇人从口袋抓出很多东西——的确很多东西，从中分出一张皱巴巴的一万日元钞票。钞票不太旧，只是皱巴巴的。十四五年前的一万元可不是很小的数。我迟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拒绝为好，便接了过来。

“谢谢。”我说。

妇人似乎意犹未尽，像是不知如何表达，就那样注视着右手的酒杯。杯空了。之后她又看着我。

“要是再开始做剪草坪这活儿，给我打个电话，什么时候都行。”

“嗯，”我说，“会的。又吃三明治又喝酒，谢谢您的招待。”

她在喉头里发出不知是“唔”还是“哦”的一声，随即迅速转身朝房门走去。我发动引擎，打开收音机。时间早已过了三点。

途中为了驱除困意，我走进路旁的饮食店，要了可口可乐和意大利面条。面条味道一塌糊涂，只吃进一半。但不管怎样，肚子还不算饿。脸色阴沉的女侍者撤去餐具，我坐在塑料椅上迷糊了过去。店里空空的，冷气开得正好。睡的时间极短，梦也没做。睡本身就像做梦似的。然而睁开眼睛时，太阳已弱了几分。我又喝了一杯可乐，用刚才接的万元钞票付了账。

在停车场上车，把车钥匙放在仪表盘上吸了支烟。种种零零碎碎的疲劳一齐朝我涌来，我终于觉得自己是很累了。我先不开车，沉进驾驶席又吸了一支烟。一切恍惚发生在遥远的世界，如同倒过来看望远镜，事物格外的不鲜明和不自然。

“你对我大概有种种的需求，”恋人写道，“而我怎么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被人需求。”

我想我需求的无非是好好修剪草坪。先用机器割，用耙子耙在一起，再用大剪刀剪齐 ——仅此而已。这我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应该那样做。

不是吗？我说出声来。

无人回答。

十分钟后，路旁饮食店的老板走到车旁，弓身问我要不要紧。

“头有点晕。”我说。

“热的关系。拿点水来好么？”

“谢谢。不过真的不要紧。”

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向东驶去。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房子，有各种各样的庭院，有各种各样的人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我一直手扶方向盘望着如此风景。后车厢里，割草机在咔嗒咔嗒地摇晃。

自那以来我一次也没剪过草坪。什么时候住进带草坪的房子，我兴许还会重操旧业，但我觉得那是很远的将来的事。即使到了那时，我也肯定能把草坪剪得齐齐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