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

一

顿涅茨克铁路。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呈现着白色，孤单地立在草原上，墙壁晒得发烫，没有一点阴影，看上去这儿象是没有人似的。火车把您丢在这儿，开走了，它的轰隆声先还可以隐约听见，最后无声无息了。……车站附近一片荒凉，除了您的马车以外，别的马车一辆也没有。您就坐上一辆四轮马车（这在坐过火车以后是极其痛快的），沿着草原上的大道走去，您面前渐渐展开一幅幅在莫斯科附近没有的画面，广漠无垠，单调得迷人。草原，草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远处是一 座古墓或者一架风车。牛车在载运煤炭。……鸟儿在平原上空低低地飞翔，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使人看得昏昏欲睡。天气炎热。一两个钟头过去了，却还是草原，草原，远处也还是古墓。您的车夫讲这讲那，常常用鞭子往旁边指一指，他讲得很长，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您的灵魂沉浸在安宁之中，不愿意回想过去的事了。……一辆三套马车来接薇拉·伊凡诺芙娜·卡尔津娜。车夫把她的行李放好，开始整理马具。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薇拉说，不住地往四下里看。“上一 回我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那差不多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记得那一回赶着马车来接我的是包利斯老头。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车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光是照乌克兰人那样生气地瞪她一眼，爬上了车夫的座位。

出了火车站，要走大约三十俄里的路。薇拉也给草原的魅力迷住，忘记过去，只想着这儿多么辽阔，多么自由。她健康，聪明，美丽，年轻（她刚刚二十三岁），到现在为止，她的生活里所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辽阔和自由。

草原，草原。……马车奔驰着，太阳越升越高，在她小时候，六月间的草原似乎没有这么丰富多采，这么茂盛。草地上开满鲜花，有绿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白色的。这些花和晒热的土地冒出一阵阵香气。大路上有些古怪的、蓝色的鸟。

……薇拉早已没有祈祷的习惯，可是现在却克制着睡意，喃喃地说：“主啊，保佑我在这儿过得畅快吧。”

她心里平静，舒服，似乎情愿照这样望着草原，坐一辈子马车。忽然，路旁出现一道深深的山沟，长满小橡树和小赤杨树。一股潮气扑面而来，大概下边有一条小溪吧。在这一边，在悬崖的边沿上，有一群山鹑扑棱一声飞起来。薇拉想起从前傍晚他们常到这道悬崖旁边来散步，那么庄园一定很近了！果然，远处现出杨树和谷仓，旁边冒起一股黑烟，这是在烧旧麦秆。这时候她的姑姑达霞迎面走来，摇着手绢；她的爷爷站在露台上。哎呀，多么高兴啊！

“亲爱的！亲爱的！”她姑姑说，尖声喊着，就象发了癔病似的。“我们真正的女主人来了！要明白，你就是我们的女主人，我们的女皇啊！这儿样样东西都属于你！亲爱的，美人儿，我不是你的姑姑，而是你顺从的奴隶！”

薇拉除了姑姑和爷爷以外，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她母亲早已去世，她父亲是个工程师，三个月前从西伯利亚回来，死在喀山。她爷爷蓄着一大把白胡子，身体很胖，脸色红润，害气喘病，走起路来拄着手杖，挺起肚子。她姑姑是个四十二岁的女人，穿一件袖子隆起的时髦连衣裙，腰身勒得很紧，显然要打扮得年轻点，仍旧想招人喜爱。她走起路来踩着细碎的步子，同时她的脊背不住地颤动。

“你会喜欢我们吗？”她搂住薇拉，说。“你不骄傲吧？”

大家按照爷爷的心意做感恩祈祷，然后吃很久的饭，于是对薇拉来说，她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给她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房间，把全家所有的地毯都拿来铺上，而且放上许多花。晚间她在她那张舒适的、宽阔的、柔软的床上躺下，盖上一床发散出存放过久的衣服气味的绸被子，她就快活得笑起来。她姑姑达霞进来一忽儿，为的是给她道晚安。

“喏，你总算回来了，谢天谢地，”她在床沿上坐下来，说。

“你看得明白，我们生活得挺好，再好也没有了。只有一件：你爷爷不行了！糟透了！他气喘，记性也差了。你记得吗？他以前健康得很，力气大极了！他是个火气很大的人。……从前，只要仆人不顺他的心或者出了点什么事，他就跳起来，嚷着：”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可是现在他变得和气多了，听不见他嚷了。而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年月，宝贝儿，不兴打人了。嗯，当然，何必打人呢，可是把他们惯坏也不应该。“

“姑姑，现在他们还挨打吗？”薇拉问。

“有时候，总管打他们，我是不打的。求主保佑他们！你爷爷拗不过老脾气，有的时候举起手杖来挥动几下，不过打是不打了。”

姑姑达霞打了个呵欠，她先在嘴上，然后在右耳朵上画一 个十字。

“这儿生活沉闷吗？”薇拉问。

“怎么对你说好呢？现在地主都搬走，不住在这儿了。不过，宝贝儿，附近陆续建造了一些工厂，什么工程师啦，医师啦，采矿技师啦，多着呢！当然，有业余演出，有音乐会，不过打牌的时候居多。他们常坐车到我们这儿来。工厂里的涅沙波夫大夫就常来，他长得挺漂亮，招人喜欢！他看了你的照片就爱上你了。我呢，打定了主意，心想：行，这也是薇罗琪卡①的造化。这人又年轻又漂亮，还有家当，一句话，正配得上。嗯，说真的，你也是天下难找的未婚妻。你出身上流人家，我们的田产已经抵押出去了，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经营得挺好，没有荒掉。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往后都归你了。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那去世的哥哥，你的爸爸，留下一万五 .……哦，不过，我看出来，你的眼皮要合上了。那就睡吧，孩子。”

第二天薇拉在房子四周散步很久。那儿有个古老的花园，不好看，小路也没有一条，坐落在一个斜坡上，很不方便，完全荒芜了，大概他们认为这是家业当中一种多余的东西吧。这儿有许多蛇。戴胜鸟在树下面飞来飞去，叫着：“呜—吐—吐！”从那声调听起来，仿佛要叫人想起一件什么事似的。下面是一道河，岸旁长满高高的芦苇，河对面，离岸半俄里，是个村子。薇拉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眼睛望着远处，心里想着她在故乡的新生活，一心要弄明白，什么样的前途在等待她。草原的这种辽阔、这种美丽的恬静，都在对她说：幸福临近了，也许已经来到了；实际上成千的人都会说：一个年青健康、受过教育的人，又住在自己的庄园上，这是多么幸福啊！同时，这无边无际的原野，单调而没有人烟，却使她害怕，有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安静的绿色怪物会吞吃她的生命，把它化为乌有。她年轻，优雅，喜爱生活；她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了业，学会说三种外国语，读过很多书，跟父亲一块儿游历过；可是，难道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到头来在一个荒僻的草原庄园上定居下来，成天价无所事事，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再从田野上走到花园里，然后就在房子里坐着，听爷爷喘气吗？可是该怎么办呢？躲到哪儿去呢？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答案。等到她走回家去，她就暗想：她在这儿未必会幸福，从火车站坐着马车到这儿来的时候比在这儿生活有趣得多了。

医师涅沙波夫从工厂里来了。他是医师，然而三年前他在工厂里入了股，成了工厂主人之一 ，现在虽然还干医疗工作，却不认为医疗是他的主要工作了。从外貌来看，这是个脸色苍白、身体匀称的金发男子，穿一件白色坎肩；可是要了解他的心灵，了解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想法。那就难了。他打过招呼以后，就吻姑姑达霞的手，然后不时站起身来，去给人端椅子，或者让出自己的坐位，始终很严肃，不说话，如果开口说话，那么虽然讲得很有条理，声音也不低，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头一句话总是叫人听不清，弄不懂。

“您弹钢琴吗？”他问薇拉，忽然急促地站起来，因为她把手绢掉在地上了。

他从中午坐到深夜十二点钟，沉默不语，薇拉很不喜欢他。她觉得在乡下穿白坎肩显得俗气，他那种过分讲究礼貌的姿态、举止和他那张生着黑眉毛的、严肃的白脸叫人感到腻味。她觉得他经常沉默大概是因为他智力不发达。可是姑姑在他走后却高兴地说：“嗯，怎么样？挺迷人，不是吗？”

二

姑姑达霞掌管这份家业。她把腰身勒得很细，两条胳膊上的镯子玎玸熥飨欤缓龆叩匠浚缓龆叩焦炔郑缓龆*走到牲口棚，老是踩着细碎的步子，背脊不住地颤动。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事或者农民讲话，每次都要戴上夹鼻眼镜。爷爷老是坐在一个地方摆牌阵②或者打盹儿。到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吃得非常多。仆人给他端来今天的菜、昨天的菜、星期日剩下的冷馅饼、仆人的腌牛肉，他都狼吞虎咽，一古脑儿吃光。每次吃饭都给薇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后来她一看到人们赶羊，或者从磨坊里运来面粉，她就会想：“爷爷会把这些都吃掉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专心吃东西或者玩牌阵，可是有时候，在吃饭的当儿，他看到薇拉，就动了感情，温柔地说：“我的独一无二的亲孙女啊！薇罗琪卡！”

他说着，眼泪就在他的眼睛里发亮。或者，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变粗，恶狠狠地瞧着仆人，敲着手杖，问道：“为什么不拿辣根来？”

冬天他过一种完全不出家门的生活，夏天他偶尔坐上马车到野外去看一看燕麦和青草，回到家里来总是挥动着手杖，说缺了他，到处都搞得乱糟糟。

“你爷爷心绪不好，”姑姑达霞小声说。“嗯，现在倒没什么了，可是从前啊，那可不得了：”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姑姑抱怨说大家都变懒了，谁都不干活儿，这份田产没有带来什么收入。确实，这儿说不上什么农业上的经营；大家只是按照习惯耕一点地，下一点种，实际上没干什么事，虚度光阴。可是大家又成天价跑来跑去，这样那样地计算，忙忙碌碌在这所房子里，从早晨五点钟就忙起，经常可以听见：”拿来“，”拿去“，”快去找“，到傍晚仆人们照例累得筋疲力尽。姑姑每个星期都要更换厨娘和女仆；有时候她认为她们道德败坏而辞退她们，有时候她们说累得要命，自动走了。本村的人谁也不来当差，那就只好到远村去雇人。本村的人只有一个姑娘阿辽娜还在这儿当差，没有走掉，因为她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靠她的工钱糊口。这个阿辽娜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傻头傻脑，整天收拾房间，伺候开饭，生火，缝补，洗衣服，可是大家总觉得她是在瞎忙，把靴子踩得咚咚响，反而在这所房子里妨碍别人做事。她生怕叫东家辞掉，被打发回家；因为怕，她就常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打碎碗碟，他们就扣她的工钱，事后她的母亲和祖母就到这儿来，在姑姑达霞面前跪下求情。

客人们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来得勤一些。碰到这种时候，姑姑就走到薇拉的房间里，说：“你最好去陪客人坐坐，要不然人家就要认为你骄傲了。”

薇拉走去陪客人，跟他们一块儿玩很久的“文特”③，或者由她弹钢琴，客人们跳舞。姑姑兴高采烈，跳舞跳得喘吁吁的，走到她面前，小声说：“你对玛丽雅·尼基佛罗芙娜要亲热点。”

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节 ，一下子来了很多客人，有三十 个上下。他们玩文特一直玩到深夜，许多人留下来过夜。到早晨，他们又坐下来打牌，然后吃饭，饭后薇拉走到自己的房间去，打算躲开谈话，躲开烟雾，休息一下，可是那儿也有客人，她绝望得差点哭出来。到傍晚，大家准备动身回家，她才因为他们到底要走了而高兴起来，就说：“你们再坐一忽儿吧！”

客人们使她劳累，使她感到拘束；同时（差不多每天如此），天一黑下来，她就想走出家门，坐上马车随便到哪儿去——去工厂或者附近的地主家做客，在那儿打牌，跳舞，玩游戏，吃晚饭。……在工厂里和矿场上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候唱小俄罗斯歌，唱得很不坏。他们唱的歌总叫人感到辛酸。要不然，他们就一齐聚在房间里，在昏暗的暮色中谈矿场，谈当初埋在草原的地底下的金银财宝，谈萨乌尔古墓④。……谈着谈着，天色晚了，有时候会忽然传来“救—命—氨的喊叫声。这是一 个醉汉在走路，或者有人在附近矿场上遭到抢劫。要不然，风就在炉子里哀号，吹打护窗板，后来，过了一阵，教堂里就响起报警的钟声：这是暴风雪开始了。

在所有的晚会、野餐会、宴会上最招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姑姑达霞，最招人喜欢的男人总是医师涅沙波夫。在工厂和庄园里，很少有人朗诵，弹起钢琴来也只弹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年轻人老是为他们不理解的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显得很粗暴。

他们吵得厉害，声调很高，可是说来奇怪，薇拉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象他们那样漠不关心、无所用心的人。好象他们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宗教，对社会也不感兴趣。大家谈到文学，或者解答什么抽象的问题的时候，从涅沙波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已经很久没看什么书，而且也不想看。他神态严肃，没有表情，象是一张画得很糟的肖像画，经常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始终沉默不语，莫测高深；可是太太小姐们都认为他有趣味，欣赏他的风度，嫉妒薇拉，因为他显然很喜欢她。薇拉每一次做客回来都感到烦恼，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出家门；可是白天过去，傍晚一到，她就又急忙赶到工厂去，整个冬季几乎天天如此。

她买书，订杂志，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这些书和杂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看书。等到过道里的钟敲了两下或者三下，她看书看得太阳穴胀痛，她就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该干些什么好呢？上哪儿去好呢？这个该死的、纠缠不休的问题早就有许多现成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又一个都没有。

啊，为民众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教育他们，那该是多么高尚，神圣，美妙啊！可是她薇拉不熟悉民众。该怎样接近他们呢？对她来说，民众是生疏的，没有趣味的，她受不了农民小木房里那种刺鼻的气味、酒馆里骂人的话、没洗脸的孩子们、农妇们唠叨疾病的话。要她在雪地上走一大段路，冻得浑身发僵，然后在密不通风的小木房里坐着，教那些她不喜欢的孩子们读书，不，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再说，你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可同时，姑姑达霞却收那些饭铺的租金，罚农民钱，这是多么荒唐！关于学校、乡村图书室，关于普及教育，议论有那么多，可是，如果所有这些熟识的工程师、工厂主、太太们不是假充善人，而是真的相信教育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每月发给教师十五个卢布，叫他们挨饿了。学校也罢，关于愚昧的议论也罢，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因为他们拥有五千或者一万俄亩土地，却对民众漠不关心，那是可耻的。

太太们讲到医师涅沙波夫，总是说他心善，为工厂开办了一所学校。不错，他用工厂的旧砖头造学校，花了大约八百卢布，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人们为他唱《长命百岁》歌，可是要他把股票献出来，他就未必肯，他脑子里也未必想到过农民跟他一样是人，也需要在大学里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在工厂这种简陋的学校里读书。

薇拉恼恨自己，也恼恨所有的人。她又拿起书来，想看下去，可是过一忽儿又坐起来，想心思。去做医师吗？可是要做医师，就得把拉丁语考及格，再者她对死尸和疾病有一种难于克制的厌恶感。要是能做机械工程师、法官、船长、科学家，干一种可以用出全部体力和脑力的工作，累得筋疲力尽，然后晚上酣畅地睡一觉，那就好了；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种什么事业，使得自己成为一个有趣味的人，被有趣味的人所喜欢，而且爱上一个人，有自己的真正的家庭，那就好了。……可是该怎么做呢？从哪件事做起呢？

有一回 ，在大斋节期间的一个星期日，姑姑清晨走到她的房间里来取阳伞。薇拉坐在床上，双手抱住头，沉思着。

“你，宝贝儿，该到教堂去才对，”姑姑说，“要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了。”

薇拉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我看得出来你烦闷，可怜的人儿，”姑姑说，在床前跪下；她疼爱薇拉。“说实话，你烦闷吗？”

“我闷得慌。”

“美人儿，我的女皇，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一心巴望你好，巴望你幸福。……你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呢？

你还要什么样的人呢，孩子？原谅我心直口快，亲爱的，这样挑挑拣拣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公爵。……岁月如流，你不是十 七岁了。……我真弄不懂！他爱你，崇拜你嘛！“

“哎，主啊，”薇拉气恼地说，“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他自己闷声不响，从来也不说一句话。”

“他不好意思，宝贝儿。……万一你回绝他呢！”

后来姑姑走了，薇拉就站在房间中央，不知道该穿衣服呢，还是该再睡下去。那张床真讨厌。往窗外看一眼，那儿也净是光秃的树木、灰白的雪、讨厌的寒鸦、要被爷爷吃掉的猪。

……

“真的，”她暗想，“也许还是出嫁的好！”

三

一连两天，姑姑带着泪痕、扑着浓粉的脸走来走去，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唉声叹气，呆望着神像。谁也不明白她愁的是什么。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走到薇拉的房间里，随随便便地说：“是这么回事，孩子，我们该缴银行贷款的利息了，可是佃户没有给我们钱。让我从你爸爸留给你的一万五当中拿一笔钱来付利息吧。”

后来姑姑一整天在花园里熬樱桃果酱。阿辽娜烤得脸蛋绯红，时而跑到花园里，时而跑到房外，时而跑到地窖去。姑姑熬果酱的时候，脸色十分严肃，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似的。从她短短的袖子里露出两只小小的、结实的、傲慢地指挥别人的手，女仆不停地跑来跑去，在果酱四周忙忙碌碌，而这果酱她是吃不到的，每逢这种时候，可以感觉到这儿有一种折磨人的气氛。……花园里有熬熟的樱桃味。太阳已经落下去，火盆已经端走，然而空中仍旧保留着那种好闻的甜香气味。薇拉坐在一条长凳上，看一个新来的工人按她的指示修一条小路，这人是个过路的年轻的兵。他用铁锹铲着草土，把它堆到一辆手推车上。

“你原是在哪儿当兵的？”薇拉问他。

“在别尔江斯克。”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回家去？”

“不，小姐，”工人回答说。“我没有家。”

“那你是在哪儿出生、长大的呢？”

“在奥廖尔省。我当兵以前跟着我妈住在后爹家里；我妈当家，她很受尊敬，我靠她生活。我当兵的时候收到一封信，说我妈已经死去。……现在我好象不乐意回那个家了。他又不是我的亲爹，所以那个家也就成了外人的家。”

“那么你的亲爹死了吗？”

“我不知道，小姐。我是私生子。”

这当儿窗口露出姑姑的身影，说：

“ Ilnefautpasparlerauxgens⑤……小伙子，到厨房去，”她对兵士说。“到那儿去跟人聊天吧。”

后来，如同昨天和往常一样，又是晚饭，阅读，失眠的夜晚，没完没了的老一套想法。三点钟，太阳升起来了，阿辽娜已经在过道里奔走不停，而薇拉还没有睡觉，支撑着看书。手推车的吱吱嘎嘎声响起来：这是新来的工人到花园里去了。……薇拉拿着书坐在窗口，昏昏欲睡，瞧那个兵士为她修路，这个工作吸引了她的注意。小路象皮带一样平坦整齐，她愉快地想象将来路上铺了黄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五点钟刚过，就可以看见姑姑从正房里走出来，穿一件粉红色宽大长衣，头发上夹着卷发纸。她在门廊上默默地站了三 分钟光景，然后对那个兵士说：“你把你的身分证拿去，走吧，求上帝保佑你。我不能让我的家里有个私生子。”

一种沉重、愤恨的感觉涌上了薇拉的心头。她愤怒，憎恨她的姑姑；她对她的姑姑厌恶到了难以忍受、深恶痛绝的地步。……然而怎么办呢？打断她的话吗？把她辱骂一番吗？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假定同她斗争，把她赶走，使她不能为非做歹，假定能使她爷爷不再摇晃手杖，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呢？这无异于在看不到尽头的草原上打死一只老鼠或者一条蛇罢了。广大的空间、漫长的冬季、生活的单调无聊，使人感到束手无策，这局面似乎毫无希望，弄得人什么事也不想做，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毫无用处。

阿辽娜走进来，对薇拉深深一鞠躬，然后动手把一把圈椅端出去，为的是拍打那上面的尘土。

“这时候来收拾房间，”薇拉气恼地说。“出去！”

阿辽娜茫然失措，吓得没有弄明白薇拉要她干什么，就赶紧收拾五斗橱上的东西。

“我跟你说，出去！”薇拉喊道，浑身发冷；以前她从没生过这么大的气。“出去！”

阿辽娜发出一声呻吟，像鸟叫似的，把一块金表掉在地毯上了。

“滚出去！”薇拉大叫一声，嗓音都变了。她跳起来，周身发抖。“把她赶出去，她把我气坏了！”她接着说，很快地跟踪阿辽娜走到过道上，不住地顿脚。“滚出去！拿桦树条子来！抽她！”

随后她忽然清醒过来，就照她原来的样儿，头没梳，脸也没洗，穿着睡衣和拖鞋，一口气跑出房外去了。她一直跑到熟悉的悬崖边上，藏在杂草丛里，免得看到人，也免得让人看到。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草地上，既不哭，也不怕，眼睛望着天空，一眫也不眫，冷静而清楚地思忖着：刚才发生了一件她永远不能忘记而且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不，够了，够了！”她想。“现在该把自己抓紧，要不然这种事就没个完了。……够了！”

中午，医师涅沙波夫坐着马车穿过山沟，到庄园那儿去。

她看见他，就很快作出决定，她要开始过新的生活，她要逼着自己开始，这个决定法她心绪安定下来。她目送着医师的匀称身材，仿佛要减轻她的决定的严峻性质似的，说：“他挺好。……我们一块儿好歹总能过下去。”

她走回家去。她正在换衣服，姑姑达霞走进她的房间，说：“阿辽娜惹得你不痛快，宝贝儿，我打发她回家去了。她母亲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到这儿来，哭哭啼啼的……”“姑姑，”薇拉很快地说，“我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大夫了。只是请您去跟他谈。……我没法谈。……”她又走到野外。她一面信步走去，一面作出决定：等她出嫁以后，她就管家，给人医病，教人读书，凡是她这个圈子里其他女人所做的事她都要做。至于那种经常不满意自己和不满意别人的心情，那种每逢回顾过去就会看到象山一样立在面前的一长串重大错误，她索性认为都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她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了。……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人应当不要生活，应当跟这个茂盛、象永恒那样无边无际、冷漠无情的草原以及它那些花朵、古墓、远方打成一片，那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一个月以后，薇拉已经住在工厂里了。

「注释」

①薇罗琪卡是薇拉的爱称。

②一种单人玩的纸牌戏。

③一种纸牌戏。

④指古代壮士歌中的英雄，传奇式的勇士萨乌尔之墓。

⑤法语：不要跟下人谈天。

在大车上

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象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了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象梦景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考试的主持人。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委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 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 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 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心好，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象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的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粘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象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象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搀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

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师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象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①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

求主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

“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象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大，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分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笨货啊，求主怜恤，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呐。”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她的套鞋和靴子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底襟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象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象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卒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

长得多么象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象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象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索索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

「注释」

①指他们身上所穿的羊皮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