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①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①马可·奥勒留（一二一——一八０），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①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①古代哲学流派，认为智者应顺应自然的冷漠，清心寡欲，晚期宣扬宿命论观点，代表人物有芝诺、马可·奥勒留。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①。”

①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不妨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