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大清早就到了维申斯克。

满潮的顿河水已经开始退落。空气里洋溢着杨树花清新、黏腻的甜蜜气味。顿河岸上水灵、碧绿的橡树叶子朦胧地沙沙响着。冰雪融完、已经露出的田埂上冒着热气。田埂上已经长出了尖尖的嫩草，低洼的地方的积水，波光涟漪，水牛在哞哞地叫，虽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是洋溢着淤泥和青苔气味的潮湿空气中，蚊子还在成群地嗡嗡飞鸣。

司令部里，一架旧打字机在嗒嗒地响着，屋子里人很多，烟雾腾腾。

葛利高里看到库季诺夫正在干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没有理睬轻轻走进来的葛利高里，表情严肃、若有所思地在扯一只捉到的大绿豆蝇的腿。扯完了，握在枯瘦的拳头里，放到耳朵边，聚精会神地歪着脑袋在倾听苍蝇忽而低沉、忽而尖细的营营声。

一看到葛利高里，他就厌恶、生气地把苍蝇扔到桌子底下，手巴掌在裤子上蹭了蹭，懒洋洋地倒在一张靠背已经磨得锃亮的沙发上。

“请坐，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

“你好啊，司令！”

“唉，好倒是好啊，不过正像俗话说的，就怕好景不常啊。来，说说，你那儿怎么样？还在进攻你哪？”

“全线进攻！”

“在奇尔河岸站住脚啦？”

“又能支持多久啊？全靠卡赞斯克人拉了兄弟一把。”

“事情是这样的，麦列霍夫，”库季诺夫把自己高加索式腰带上的软带条缠到手指头上，装出在仔细打量发黑的银带扣的样子，叹了口气，“看来，咱们的事业还要更糟。顿涅茨河一带好像要出什么事情。可能是我们的人在穷追猛打红军，冲破他们的防线，也可能是他们认识到咱们是他们的心腹之患，所以决心要把咱们卡死。”

“士官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最近来的那架飞机带来些什么消息？”

“没有什么新玩意儿。老弟，他们是不肯把自己的战略计划告诉咱们的。西多林——老弟，他是个行家！休想一下子就弄清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们有这样的计划——突破红军的防线，来支援我们。答应帮助我们。但是诺言——并非总要兑现的。而且突破防线——谈何容易噢。本人深有体会，我自己就跟着布鲁西洛夫将军这么干过，咱们怎么知道，红军在顿涅茨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兵力？也许他们从对付高尔察克的战线上撤下几个军团，塞到这儿来了呢？咱们是眼前一片漆黑！自己鼻子以外，什么都看不见！”

“那你想跟我谈什么呀？开什么会呀？”葛利高里无聊地打着呵欠问。

他倒不为暴动的结局伤心。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并不使他动心。他天天就像拉着石磙子在场院打场的马，心里总在围着这个问题打转转儿，转来转去最后横下一条心：“现在已经是没有法子使我们跟苏维埃政权讲和啦，我们双方使彼此流的血太多啦，而士官生的政权现在是在顺着毛儿摩挲我们，然后再戗茬儿抽我们。滚他妈的吧！怎么个结局都行啊！”

库季诺夫打开地图，依然不正眼看葛利高里，解释说：

“你没有出席，我们开过一次会，决定……”

“你跟谁开会啦，是跟那位公爵老爷吗？”葛利高里想起了去年冬天在这间屋子里开的那次会和那位高加索中校，就打断他的话问。

库季诺夫皱起眉头，神色黯然。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是怎么回事？”葛利高里精神抖擞地问。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吗？格奥尔吉泽同志被打死啦。”

“嗐，他跟咱们哥儿们是什么同志呀……当他还穿粗皮短皮袄的时候，是咱们的同志。等到咱们一旦跟士官生联合，——那可不得了——如果他还活着，第二天他就会胡子抹上油，娇贵得不是把手伸给你啦，而是这样，你看哪，伸给你一个小手指头儿。”葛利高里跷起一个又黑又脏的手指头，闪着白亮的牙齿，哈哈大笑起来。

库季诺夫的脸色更加阴沉。目光和声调里都露出明显的不满、遗憾和压抑的愤恨神情。

“这有什么好嘲笑的？对别人的死亡是不应该嘲笑的。你简直变成傻瓜伊万啦。一个人被打死了，而你却高兴地说：‘打死得越多越好！’”

库季诺夫的比喻葛利高里听着有点儿不舒服，但是并未形之于色；他笑着回答说：

“一点儿不错，这伙人我认为：‘打死得越多越好。’我对这些脸白手嫩的人毫不同情。”

“就这样，他被打死啦……”

“是在战斗中吗？”

“怎么说呢……这是桩无头案，一时难于弄清楚。他本来是按我的命令，留在辎重队里的。是啊，他跟哥萨克们的关系搞得好像不很融洽。在杜达列夫斯克附近发生了战斗，他所在的那个辎重队离火线约有两俄里。格奥尔吉泽坐在马车辕上（哥萨克们是这样对我说的），巧得很，一颗流弹正打在他的太阳穴上，就一命呜呼了。一定是这帮哥萨克混蛋把他干掉的……”

“把他干掉了，他们做了件好事！”

“你算了吧！不要再挑拨是非啦。”

“别生气。我这是说着玩哪。”

“有时候，你的玩笑开得太过火……你就像斗牛：在哪儿吃，就在那里拉尿，弄得一塌糊涂。照你的意见，就应该杀死军官？又要闹什么‘打倒肩章’啦？葛利高里，你也应该学聪明点儿啦！要是非得瘸腿的话，最好能就瘸一条，留一条走路呀！”

“别扯啦，接着往下讲吧！”

“还有什么可讲的哟！我知道，是哥萨克们把他打死的，就到那儿去，想跟他们说说心里话。我说：‘狗崽子们，你们又在重操旧业啦？你们又开始对军官开枪了，是不是太早啦？去年秋天你们也枪杀过军官，可是后来怎样，你们吃了多少苦头，又用得着要军官啦。是你们亲自跑来，跪着苦苦哀求：“你就担任头领，指挥我们吧！”现在又旧病复发啦？’是的，我把他们羞辱了一番，臭骂了一顿。他们全都矢口否认，说：‘我们可没有杀他，没有的事！’可是我从他们眼睛里看得出……是他们把他干掉的！对他们这些人，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往他们眼睛里撒尿，他们却认为是天降甘露。”库季诺夫怒冲冲地揉着皮带，脸涨得通红，“他们杀了一个有学问的人，现在我没有他，就像失去了左右手。还有谁能制定作战计划？还能跟谁商量商量呢？跟你只能胡扯一通，一牵涉到战略策略问题，咱们全都是废物。谢天谢地，彼得罗·博加特廖夫飞来啦，要不然连商量商量的人都没有……唉，好啦，见他的鬼吧，不说啦！目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人不能在顿涅茨方面突破敌人的防线，那么咱们在这儿是守不住的。我们决定照以前谈过的办法干，用全部兵力——三万人——进行突围。将来如果你被打得顶不住啦，就退到顿河边上去。咱们把右岸从霍皮奥尔河口到卡赞斯克镇一带让给敌人，在顿河岸上挖壕死守，进行防御战……”

有人在没命地敲门。

“谁呀？请进！”库季诺夫喊道。

第六旅旅长博加特廖夫·格里戈里走了进来。他那健康的红脸上闪着汗水的光亮，两道红褐色的眉毛怒冲冲地朝上拧着。没有摘下汗水湿透了顶的制帽，就在桌边坐下。

“干什么来啦？”库季诺夫面带矜持的笑容，看着博加特廖夫问。

“给我子弹。”

“已经送去啦。你还要啊？你以为我这儿有造子弹的工厂哪？”

“你送去多少啊？每个弟兄一粒子弹，就够了吗？敌人用机枪扫射，而我们却只能弯着腰，到处躲藏。这能叫打仗吗？这简直……只能叫人痛哭！就是这么回事儿！……”

“你等等，博加特廖夫，我们这儿正在商量重大的问题，”但是一见博加特廖夫站起身要走，就又补充说，“等等，你别走，这对你也不保密……好，麦列霍夫，咱们书归正传，如果我们在河这岸也守不住，那就突围。扔掉那些不属军队编制的人，扔掉全部辎重，步兵乘马车，带上三个炮兵连，向顿涅茨方面突围。我们想请你当先锋队，你不反对吧？”

“我怎么都行。可是咱们的家属怎么办呀？姑娘、婆娘和老头子们都要完蛋啦。”

“是要完蛋。不过只叫他们完蛋，总比连咱们一起统统完蛋要好些。”

库季诺夫的嘴角耷拉下去，沉默了半天，然后从桌子上抓起一张报纸。

“是的，哪，还有一件新闻！他们的总司令亲自来指挥战斗啦。听说他正在米列罗沃，或者是坎捷米罗夫卡。好啊，来收拾咱们啦！”

“是真的吗？”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将信将疑地问。

“真的，真的！请你看看这个。这是卡赞斯克人给我送来的。昨天早晨，我们的侦察兵在舒米林斯克镇遇上了两个骑马的人。两个都是红军军事学校的学员。哥萨克们把他们砍了；其中一个，看样子，已经不很年轻，据说，可能是个什么委员，从他的文件袋里搜到了这份报纸，叫作什么《征途》，是本月十二日出版的。这份报纸把咱们描写得真是妙极啦！”库季诺夫把报纸递给麦列霍夫，报纸的一角已经被撕去卷烟了。

葛利高里迅速地把上面用化学铅笔画出的标题扫了一眼，开始读起来：

后方的暴动

部分顿河哥萨克的暴动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这次暴动是由邓尼金的爪牙——反革命军官们——一手煽动起来的。暴动受到了哥萨克富农的支持。富农又把相当数量的哥萨克中农拉了进去。在某些场合，哥萨克遭受苏维埃政权个别代表人物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完全可能的。邓尼金的爪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煽起叛乱的大火。白卫军的走狗们在暴动地区假装拥护苏维埃政权，这样就更易取得哥萨克中农的信任。这样，反革命的欺骗、富农的切身利益和哥萨克群众的愚昧暂时在南方战线我军的后方汇合在一起，酿成了这次非常荒唐的、罪恶的叛乱。在战士的后方发生叛乱就像在工人的背上长了个脓疮。为了继续战斗，为了保卫苏维埃国家，为了打垮邓尼金一伙地主匪徒，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工农友好合作的、安定的后方。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消灭顿河地区的叛乱，肃清叛乱分子。

中央苏维埃政府命令在最短的期限内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支援正在歼灭无耻的反革命叛乱的清剿部队，已经派来并将源源不断地派来勇敢善战的增援部队。许多优秀的组织工作者正纷纷赶到这里来，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一定要消灭叛乱。我们的红军战士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维申斯克、叶兰斯克或者布坎诺夫斯克镇的叛乱分子都是白卫军将军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直接帮凶。暴动越是拖延下去，双方的牺牲就越大。减少流血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给敌人以迅速的、毁灭性的一击。

必须结束叛乱。必须切开背上的脓疮，用烧红的铁棍去烫这个疮口。只有这样，南方战线才能腾出手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葛利高里读完了报纸，阴郁地冷笑了一声。这篇文章使他非常气恼。“他们大笔一挥，就把我们和邓尼金拴在一起啦，成了他的帮凶……”

“喂，怎么样，妙吧？要用烧红的铁棍来烫咱们哩。哼，咱们还得看看，究竟谁烫谁哩！对吗，麦列霍夫？”库季诺夫等了一会儿，没得到回答，就转向博加特廖夫，“要子弹吗？给你！每名骑兵发三十粒，全旅都发。够了吗？……到弹药库去领吧。军需处长会给你开领弹药的证明的，找他去吧。博加特廖夫，你要多用马刀，多用点儿计谋，好哇！”

“从癞羊身上就是揪下一团毛也是好的！”兴高采烈的博加特廖夫笑着，道过别，走了出去。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库季诺夫谈完有关向顿河撤退的事项以后，也告辞了。临别时，他问：

“一旦我把全师都撤到巴兹基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渡河呢？”

“亏你想得出来！全体骑兵都可以洑水过河。你在哪儿见过骑兵还用乘什么渡河呀？”

“你要明白：我师里顿河沿岸的人并不多。而且奇尔地区的哥萨克也是些不会洑水的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草原上，怎么会洑水呀？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下水就要沉底儿。”

“他们可以拽着马洑过来。从前，演习时候，就这样洑过水，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事儿。”

“我说的是步兵。”

“有渡船。我们准备些小船，请放心好啦。”

“老百姓也要坐船过河啊。”

“我知道。”

“你要保证大家都能过河，否则，那时候我就要你的小命！可不能把老百姓留下，这可不能开玩笑啊。”

“我一定办到，一定要办到！”

“大炮怎么办？”

“把臼炮炸掉，三英寸口径的弄到这儿来。我们弄几只大船，把炮兵连渡到这岸来。”

葛利高里从司令部里走出来，脑子里一直还在想着刚才谈过的那篇文章。

“他们把我们称作邓尼金的帮凶……可是我们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正是帮凶，一点儿也不冤枉。真理刺痛了眼睛……”他想起了“马掌”雅科夫生前说过的话。那是在卡尔金斯克，有一天葛利高里很晚走回住所的时候，顺便去看看住在广场上一座房子里的炮兵们；他在门洞里的垫子上擦着脚，听见“马掌”雅科夫不知道正在和谁争论，他说：“你说咱们现在独立了吗？哪个政权也管不了咱们了吗？唉！你的肩膀上长的不是脑袋，而是个不能吃的老倭瓜！告诉你吧，咱们现在是没有家的野狗：有时候狗得不到主人的欢心，或者是因为淘气，从家里跑出去了，可是跑到哪儿去呢？不能到狼群入伙——一是因为有点儿害怕，二是狼这玩意儿是野兽世家，可又不敢回到主人家去——怕为淘气挨打。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记住我的话：咱们会把尾巴像鞭子似的夹在肚皮底下，爬到士官生那儿去，央求说：‘老兄们，请收留下我们吧，行行好吧！’准会有这一天！”

葛利高里自从在克利莫夫卡战役中砍死了几个水兵以后，一直处在一种冷漠无情的心理状态中。一天总是耷拉着脑袋，笑也不笑，一点儿高兴的样子也没有。有那么一天，突然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被害感到非常痛苦，惋惜，但是后来连这也都消失了。于是他生活中惟一留下的东西（至少他自己觉得是这样），就只有正死灰复燃的、不能抑制的对阿克西妮亚的热爱。只有她在向他招手，就像在秋天寒冷的黑夜里，草原上遥远的、颤抖的篝火在向旅人招手一样。

就是现在，他从司令部往回走着，又想起了她，心里想：“我们突围出去，那她怎么办呢？”于是没多加考虑，就断然决定，“叫娜塔莉亚带着孩子和母亲留下来，我把阿克秀特卡带走。我给她一匹马，叫她跟着我的司令部一起走。”

他渡过顿河，到了巴兹基村，回到住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

“克秀莎，我们也许不得不撤退到顿河左岸，那你就扔掉一切财物，到维申斯克去。到那里去找我，跟我在一起。”

葛利高里用樱桃酱把信封好，递给普罗霍尔·济科夫，满脸通红，皱着眉头，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掩饰自己的窘态，说：

“到鞑靼村跑一趟，把这封信交给阿司塔霍娃·阿克西妮亚。你要偷偷交给她，不要让……喏，譬如说，别叫我家里的任何人看见。明白了吗？最好是夜里送给她。不要回信。还有：我给你两天假。好，去吧！”

普罗霍尔走去备马，但是葛利高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把他喊了回来。

“顺便到我家里去一趟，告诉我母亲或者娜塔莉亚，叫她们趁早把衣服和其他贵重的东西运到河那岸去。把粮食埋了，牲口也洑水赶过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