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论命题，认为一支飞箭在每一瞬间必须要占据与它自身相等，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

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做好转化工作。还说明了可能性同现实性、虚假的可能性同，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

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

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

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重要哲学著，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不仅名叫玛丽亚，而且也确实是位圣母①。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的良好声誉。她非常友好，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除此之外，她多少还有点眼力，能够察颜辨色，理解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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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亚是按圣母的名字命名的。圣母的名字通常译作马利亚。

玛丽亚还没有到我家店铺来帮忙以前，每当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走进楼梯间，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时，她曾多次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让我把它当做鼓的代用品。但是，奥斯卡不要代用品。他硬是拒绝把洗衣盆翻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站稳脚跟，就不顾马策拉特的意愿来满足我的要求。不过，奥斯卡死活也不肯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玛丽亚温柔而顺从，她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购，根据需要，每四到五星期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甚至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玛丽亚不得不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换取我的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叹息、摇头，也不抬起眼睛朝天看，而是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一如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毫不拘束。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是，她把鼓递给我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纵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年时高得多。

今天，玛丽亚是一份时装杂志的长期订户。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回回变样，而且越来越时髦。当年又怎样呢？

当年的玛丽亚美吗？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有点鼓得太厉害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但并非冷冰冰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颧骨上的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构成了她的扁平的脸，并使之具有一种平衡感，她的小鼻子——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无损于这种平衡。她的额头圆而低矮，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皱纹，那是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她的微鬈的棕色头发——至今保存着那种温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穿上白罩衫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还梳着辫子，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虽说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十足的退化现象，使人可以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来。后来，马策拉特不断地劝说这个姑娘用头发遮掩住她的耳朵。今天，玛丽亚在她那时兴的蓬乱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大耳饰——这反映了她的欣赏趣味不高——来掩盖她的美中不足。

一如玛丽亚那个一把就能捏住的小脑袋却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过宽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太细的腿，虽然细到两腿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还是挺大的。

也许当年的玛丽亚稍微有点膝盖内翻的毛病。此外，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形之下，她那双始终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直到今天，她也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脚——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高跟鞋，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尽管她穿着别人穿过而尺寸又不合的鞋，她的脚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模样，并且适应了西德出品的甚至是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

玛丽亚话不多，但却喜欢唱歌，既爱在洗餐具时唱，也爱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在店铺关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甚至在星期天，一俟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玛丽亚便吹起口琴来。这把口琴是她哥哥弗里茨被征人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

玛丽亚吹的口琴曲几乎什么都有。譬如漫游歌曲，那是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又如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听会的。奥斯卡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①的唱法。可是在店里上班的时候，玛丽亚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甚至在没有顾客登门的情况下，她也不卖弄她的音乐，而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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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察拉·莱安德尔，瑞典女电影明星。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略，真正主管我家店铺的是玛丽亚。我可怜的妈妈死后，由于竞争不过人家，一部分顾客不再登门。如今，玛丽亚又把他们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尽管如此，她对马策拉特则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但又从来不让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马策拉特感到尴尬。

每当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女孩子毕竟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时，也就是在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奥斯卡不得不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未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有限，因为第一，这个姑娘天生就有做小本生意的本领，再则，马策拉特对柜台上做交易的手腕几乎一窍不通，他只适合于在大市场上搞采购，可是，在煨、炖、蒸、煎、炸等烹调方面，他倒是能教给玛丽亚几手。玛丽亚虽说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当过两年女佣人，可是，当她刚到我家时，连水都烧不开。

过不多久，马策拉特的生活日程同我可怜的妈妈在世时也就差不多少了：厨房是他的天下，星期日烘烤的食物质量一次比一次强，他可以心满意足地一连数小时地洗餐具，顺便到大市场的公司和经济局去采买和订货（这在战时一年比一年更困难）以及结账，耍一些狡诈手腕同税务局通信，每两个星期布置一回橱窗，证明他在这方面颇有想像力，格调不低，一点也不笨手笨脚。他还认真负责地处理他那些琐细的党务，总而言之，他显得非常忙碌，因为有玛丽亚坚守柜台。您可能会发问：花这么多笔墨来交待，这样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一个年轻姑娘的骨盆、眉毛、耳垂、手脚，究竟用意何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同您一样反对这样去描写一个人。可是，奥斯卡深信他已经成功地歪曲了玛丽亚的形象，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加以歪曲的话。因此，我要再添上一句话，但愿能以此说明原委：如果撇开所有不知姓名的护士不谈，玛丽亚是奥斯卡的头一个情人。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有一天，我倾听着自己的鼓声（我是很少这样做的），不禁发现，奥斯卡用新的鼓点，急切然而谨慎地把他的激情传递给了铁皮鼓。玛丽亚专心地倾听这鼓声。然而，当她把口琴放到嘴边，额上蹙起许多道讨厌的皱纹，并认为非要给我伴奏不可时，我并不特别喜欢。可是，当她织补长统袜或者把白糖分装到纸口袋里时，她常常垂下双手，脸上的神色非常镇静，严肃地注视着我和我的鼓棒，在她重新拿起袜子织补以前，睡眼惺忪地用手轻轻抚摩一下我那剪得很短的头发。

奥斯卡本来是受不了这种表示温柔的动作的，但却听任玛丽亚用手抚摩，而且着了迷，竟至于往往一连数小时之久有意识地在铁皮鼓上敲出引诱玛丽亚抚摩的节奏来，直到她的手最后听从了并使奥斯卡得到满足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由玛丽亚领我上床。她给我脱衣服，替我洗澡，帮我穿睡衣，要我在睡觉以前再去清一清膀胱。虽然她是信新教的，但却同我一起祷告，念一遍“我们的天父”，三遍“祝福你马利亚”，有时也念“耶稣我为你生，耶稣我为你死”。末了，她脸上装出一副友善但又困倦的样子，替我盖上被子。

虽然关灯以前的最后几分钟是这样的美好（我慢慢地把“我们的天父”和“耶稣我为你生”换成了“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和“爱恋马利亚”来隐喻柔情），但是天天晚上这样准备上床安眠则使我感到难受，差点儿断送了我的自制能力，并使时刻注意隐藏真面目的我像抱着幻想的少女和受折磨的小伙子那样羞怯得满脸通红，泄露出内心的秘密。奥斯卡坦率地承认，每当玛丽亚用双手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锌制的澡盆，用毛巾、刷子和肥皂擦洗鼓手皮肤上一天的尘土时，每当我意识到，我，一个将近十六岁的小伙子，赤条条地站在一个快满十七岁的姑娘面前时，我就满脸通红，经久不消。

可是，玛丽亚似乎并未察觉我的肤色的变化。难道她以为是毛巾和刷子把我搓热了？难道她心里说，这是保健术使奥斯卡周身血液流通的结果？难道玛丽亚既羞怯又非常老练地看透了为什么我的脸上每天泛起晚霞，却仍然视而不见？

我至今还动辄就涨红了脸，往往延续五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而且无法掩饰。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一听到火柴这个词儿，脸就涨得像火红的公鸡一般。我呢？同他一样，一听到有人，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在我的近旁讲到每天晚上用毛巾和刷子给澡盆里的小孩子洗澡，我的血管里就充满了血。奥斯卡站在那儿，活像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周围的人都讥笑我，说我古怪，说我中了邪，因为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给小孩子抹肥皂、搓洗，用毛巾擦他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

可是玛丽亚，这个自然之子，竟能在我眼前做出种种极其放肆的事情而毫无愧色。譬如说，每当她动手擦洗起居室和卧室的地板以前，就从腿上脱下那双长统袜，因为那是马策拉特送给她的，她很珍惜。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商店关门后，马策拉特有事去支部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她脱下裙子和短上衣，只穿着单薄而干净的衬裙，靠着起居室的桌子站在我身旁，用汽油擦掉裙子和人造丝短上衣上的污渍。

玛丽亚一脱下短上衣，汽油味刚一消散，就能从她身上闻到一股宜人并且是质朴诱人的香草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用香草的根擦过自己的身子不成？难道有散发出香草味的廉价香水出售？要么这种香味是她特有的，一如卡特太太总有一股子氨水味，又如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总有一股子淡淡的臭黄油味？奥斯卡对样样事情都爱穷根究底，这种香草味究竟从哪里来的，他也要弄个水落石出。玛丽亚不曾用香草根擦过自己的身子。玛丽亚身上就有这么一股味儿。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深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有这么一股香味，因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奶油菜花、土豆泥和煎小牛肉之后，餐桌上一盘香草布丁在那里晃荡（那是由于我用靴子踢了一下桌子腿），可是玛丽亚只吃那么一点，而且很勉强，她就爱吃果汁麦粥，奥斯卡则相反，他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爱着所有的布丁里这最普通、也许是最乏味的一种。

一九四○年七月，特别新闻广播报道了法国战役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之后不久，波罗的海海滨的游泳季节开始了。正当玛丽亚的哥哥弗里茨中士从巴黎寄来了第一批风景画明信片的时候，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决定让奥斯卡到海滨去，因为那儿的空气有益于他的健康。马策拉特说，在午休时间——商店从一点到三点停止营业——由玛丽亚陪我去布勒森海滩，如果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四点钟，那也没有关系，他很愿意偶尔站站柜台，在顾客前露露面。

他替奥斯卡买了一条绣有铁锚图案的蓝色游泳裤。玛丽亚已经有了一条红边绿色的游泳衣，是她姐姐古丝特送的坚信礼礼物。游泳包是我妈妈那时候用的，里面塞了一件白色软毛绒浴衣，这也是我妈妈的遗物，此外还有一个小桶、一柄小铲和若干用沙做糕饼的玩具模子，纯属多余。玛丽亚挎着包。我自己带着鼓。

电车要经过萨斯佩公墓，奥斯卡对此感到害怕。他能不担心一见到这个如此寂静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的地方，会败坏他对游泳本来就不太高的兴头吗？奥斯卡暗自问道，当坑害了扬·布朗斯基的人身穿单薄的夏装，乘着电车丁丁当当从他的坟墓边上驶过的时候，他的幽灵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九路电车停了下来。售票员喊道：萨斯佩到了。我的目光从玛丽亚身旁掠过，死盯着布勒森方向，另一辆电车正从那里对开过来，慢慢地由小而大。决不能让目光往一侧溜去！那里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可怜巴巴的海滩矮松，雕有花体字的生锈的栅栏门，东歪西倒的墓碑，只有蓟草和不结实的野燕麦喜欢读碑上的铭文。还不如从打开的车窗里抬头望望天空呢；它们在那儿轰鸣，肥胖的容克52型，似乎只有三个发动机的飞机或者肥壮的苍蝇才能在这万里无云的七月的天空中轰鸣。

我们又丁丁当当地开走了，对面开来的电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拖车刚过去，我扭转脑袋，整个颓记的墓场正好全收眼底，包括那一段北墙，上面那片醒目的白色的地方虽说是在阴影里，却仍使我感到十分难堪……

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快到布勒森了，我的目光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她穿一件薄花布连衣裙。皮肤微微发亮的圆脖子，高高的锁骨上挂着一串红色木雕樱桃项链，个个一样大小，像是熟透了快爆裂似的。是我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当真闻到的呢？玛丽亚带着香草味去波罗的海海滨。我微微弯过身子，深深地吸那芳香，暂时忘掉了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在保卫战士的肉尚未从骨头上烂掉之前，波兰邮局的保卫战已经成为历史。幸存者奥斯卡满鼻孔的气味，完全不同于他的一度是那么时髦、如今则在腐烂的假想的父亲可能散发出来的气味。

到了布勒森，玛丽亚买了一磅樱桃，搀着我的手（她知道我只允许她这样做），领我穿过矮松林向浴场走去。尽管我已经快满十六岁了（浴场管理人是看不出来的），却还是让我进了女更衣室。黑板上写着——水温：十八度；气温：二十六度；风向：东风；天气形势预报：晴。黑板旁边，是救生协会的布告，写的是急救方法，配有几幅笨拙的旧式画。被淹的人都穿着条纹游泳衣，救生员都留着小胡子，头戴草帽，在变化莫测的危险的海水里游泳。

光脚的浴场姑娘走在前面。她像一个忏悔者似的身上系着一根绳子，绳的一端是一个可以打开所有的小间的大钥匙。步桥。步桥上的扶手。沿着所有的小间是一长条椰子纤维垫子。给我们的小间是五十三号。小间的木板是热的、干的，颜色是自然的白里带蓝，我真想把它叫做瞎子眼睛的颜色。小间窗户旁有一面镜子，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成其为镜子了。

首先得奥斯卡脱衣裳。我脸朝着墙脱下衣裳，无可奈何地让玛丽亚给帮忙。接着，她讲究实际地使劲一把转过我的身子，把新的游泳裤递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穿上这条紧身羊毛裤。我刚系上背带的扣子，她就把我抱到小间背墙前的木板凳上，把鼓和鼓棒搁在我的大腿上，自己用迅速而有力的动作脱掉衣裳。

我先敲了几下鼓，数着地板上的节孔。接着，我停止了数数和敲鼓。玛丽亚滑稽地噘起嘴唇吹起口哨来了，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她吹两声高音，脱掉鞋子，吹两声低音，脱掉短袜子。她像送啤酒的马车夫似的吹着口哨，脱掉了花布连衣裙，她吹着口哨把衬裙挂在连衣裙上，摘下胸罩。她一直使劲吹着，但吹不出一个曲调来，同时，把短裤——原来是条运动裤——拉到膝上，退到脚上，把脚从拧成麻花的裤腿里退出来，用左脚把它踢到了角落里。

玛丽亚毛茸茸的三角形使奥斯卡吃了一惊。虽说他从自己可怜的妈妈那儿知道，女人的下身不是光秃秃的，但是；他觉得玛丽亚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不是马策拉特或扬·布朗斯基眼里的他的妈妈那种意义上的女人。

顿时，我认识了她的本来面目。我生气、羞惭、愤怒、失望，我的洒水壶在游泳裤里半是滑稽可笑、半是疼痛地开始变硬，由于有了这根在我身上新长出来的棍儿，我忘掉了鼓和那两根棒。

奥斯卡一跃而起，向玛丽亚扑去。她的毛发截住了他。他把脸凑上去。毛发长到了他的唇间。玛丽亚哈哈大笑，想把他拉开。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咬住毛发，追寻着香草味的发源地。玛丽亚一直还在笑。她甚至让我待在她的香草丛中，看来这样使她很开心，因为她一直不停地在笑。我脚下一滑摔倒了，我这一滑把她弄痛了（因为我不松开毛发或是毛发不松开我），香草使我流出了眼泪，我闻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这时没有香草味了，只有玛丽亚用香草味掩盖住的泥土味，这种泥土味要把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钉在我的额头上，并永远用这种腐烂的气味来毒害我，到了这时，我才松开。

奥斯卡滑倒在小间里白里带蓝的木板地上，哭个不停。玛丽亚却又笑了。她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抚摩他，让他贴着她身上唯一挂着的木雕樱桃项链。

她从我的嘴唇间取下她的毛发，连连摇头，惊讶地说：“你这个小淘气！你瞎闹，又不懂是什么，就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