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比·坦波尔获得的成功一天比一天大。他在第一流的夜总会里演出——芝加哥的巴黎大厦，费城的拉丁俱乐部，纽约的科巴卡巴纳，还在福利医院和儿童医院演出，也为慈善事业演出——他可以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演出。观众是他的生命。他需要观众的喝彩和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表演这一行业。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但是对托比来说，那些事件只不过是更有利于他的演出而已。

一九五一年，麦克阿瑟被解职时，说：“老兵们并没有死——他们只是在逐渐消逝。”托比说：“耶稣啊——我们必须应用同样的术语。”

一九五二年，当氢弹研制成功的时候，托比的反应是：“这不关我的事。只是你们要是赶在我在亚特兰大的开演式上就好了。”

当尼克松带着爱犬发表演说时，托比说道：“我马上投他的票。并不是赞成尼克松——而是投小狗一票。”

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斯大林死了，年轻的美国戴上了大卫·克里基特式帽子，还有蒙哥马利出现了抵制公共汽车的民权运动。

这一切事物，都是托比表演的素材。

当他以令人迷惑的天真表情，睁大眼睛表演一个精神抖擞的人物时，观众都会大声喊叫起来。

托比的一生，都善于说一些极为风趣的话。

“……所以他说：‘请等一等，我戴上了帽子才能跟你走……’”还有，“……说真的，那个东西看着真美，我自个儿吃了半天了。”还有，“……那个卖迷幻药的商店，但是，他们非叫我……”还有，“……我本该当一名私人侦探……”还有，“……现在我追上你啦，可是，没有船……”还有，“我的运气好。我得到了能吃的那一部分……”等等，等等。观众听了都会大笑不止，直至大声喊叫。他的观众很喜欢他，他也靠观众的喜爱而声名大振，并且越爬越高。

但是，托比始终难免有一种深深的坐卧不安之感。他不断寻求更多的东西。他永远不能知足常乐，因为，他总是生怕漏掉了某一个较好的舞会，或者疏忽一个在较好的观众面前表演的机会，或者与一个更美的姑娘接吻的机会。他频繁地换姑娘，就像换洗衬衫那样。经过了与米莉的这段经验之后，他害怕跟任何一个姑娘陷得太深。他想起他进行低级巡回演出时的情景，想起他怎样忌妒那些乘豪华轿车带着漂亮女人的大演员。他现在也能做到这一切了。但是，他现在还同他以前那时一样的寂寞。是谁曾经这么说过：“等你达到目的时，一切也就平平了……”

他致力于使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明星，他也知道，他会做到的。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母亲不能亲眼看到她的预言实现了。

唯一能使他回想起他母亲的，是他的父亲。

底特律的私人养老院，是一座上个世纪的破旧的砖构建筑。从墙壁里渗透出衰老、疾病与死亡的气味。

托比·坦波尔的父亲已经患过一次中风，现在几乎像植物人一样，无精打采、麻木不仁。他的心里除了盼着托比来看望之外，什么也不想了。托比站在收养他父亲的这家养老院的大厅里。大厅又脏又黑，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护士和院里同住的人，都很崇敬地挤在托比的周围。

“托比，上礼拜我看见你在哈罗德·霍布森的表演了。我认为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能想出那么多聪明的话来说呢？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是我的作家想出来的。”托比说。对他的谦虚，大家笑了起来。

一个男护十推着托比的父亲，沿着廊子走了过来。他父亲刚刮了脸，头发也梳理得很油亮。他还让人家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为了接待他儿子的探望。

“嘿，这简直是美男子布龙麦尔！”托比叫道。大家都扭过脸来，羡慕地看着坦波尔先生。他们盼望，他们也能有像托比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有名的儿子来探望他们。

托比走近他的父亲，探身去拥抱他一下。

“你想哄谁呢？”托比问道。他指着那个男护士，说道：“你应该推着他走，爸爸。”

大家都笑起来，心里记下了那些妙语。这样，他们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了，他们听到了托比·坦波尔说了些什么。“那一天，我和托比·坦波尔在一起，他说……我站在托比的身边，就跟我站在你身边这么近，我听他说……”

他站在中间，逗他们乐，温和地拿他们取笑。他们都很喜欢这样被取笑。他嘲弄他们的性生活，嘲弄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子女。结果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一切事儿也都感到顶好笑了。

最后，托比悲伤地说：“我很不愿意离开你们。你们是我这些年来遇到的最好的观众了。”——他们也绝不会忘了这件事——“但是，我必须单独和爸爸谈一会儿。他答应也要给我说一些新的笑话。”

他们有的微笑，有的大笑，大家都很敬爱他。

托比和他父亲单独在那间不大的会客室里坐着。这间屋里也有死亡的味儿，不过，托比心里暗想：“这种地方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吗，死神？”

这里到处都是风烛残年的、被人认为是碍事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从家里的小卧室里被弄了出来，从饭厅和会客室里被弄出来。因为在那里，一旦有客人来访，他们是形成一种困窘局面的因素。他们被他们的子女们或侄儿侄女们送到这个养老院里来。“相信我吧，这完全为了你们好，爸爸，妈妈，叔叔舅舅，婶子舅妈。你们将和很多和你们年纪差不多的好人在一起。你们随时随地都是伴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的真正意思是：“我要把你们送到那里去，和所有其他无用的老朽一起死掉。在家里你们在桌子旁会唠唠叨叨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着相同的故事，纠缠着我们的子女，弄湿了你们的床铺，这会使我们实在感到难以忍受。”

爱斯基摩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为坦率。他们干脆把老人送到冰上，扔在那儿不管了。

“你今天来，我真高兴。”托比的父亲说。他的话说得很慢。“我想和你谈谈。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隔壁的阿尔特·赖利昨天死了。”

托比瞧着他。“这怎么是个好消息？”

“这就是说我可以搬到他的那间屋里了，”他的父亲作了解释，“那是个单间。”

这就是年纪大的人想的事：活下去，依恋着残留的那点生活的舒适感。托比在这里看到了这样的人，其实他们死了比活着舒服，但他们宁愿活下去。“生日快乐，多尔塞特先生。假如今天您九十五岁了，您会感觉怎么样？”

“我一想到我总算没有死，我就会感到美极了。”

最后，托比该离开了。

“我一有可能，就回来看你。”托比许诺。他给他父亲一些现钱，并对所有护士和服务员，慷慨地给了小费。“你们好好照顾他，啊？我为了我的表演，很需要这位老人。”

托比走了。在他走出门的这一瞬间，他已把他们忘得精光。他想的是他那天晚上的演出。

但养老院却一连好几个星期，谈论的内容都是托比的这次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