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一个超级灵魂的伤心事(4)

接着的一天

为什么奥托好像在躲着我呢？他是不是有某种我没法分担的苦衷呢？今天他把他的凳子移到了草地的另一边。他坐在一簇接骨木后面的长草丛里。开始我没看见他。我满以为他已经上吊。可是他说行不通。他忘记带绳子了。他说他已试过开枪自杀。可是他没有打中自己。

五天之后

奥托和我不准备去死。我们要活下去，要永远活下去并且相爱！我们要出走，一起去闯世界！我多幸福啊！

奥托和我要一起逃走。

等到阿利克西斯来时我们已经走了；我们要一去不回。

我已告诉奥托我要和他一起出走，而他已经答应了。

我告诉他我们要一起去闯世界，两手空空地奋勇同行，与世界公然对抗。我说他应该当我的侠仆，我的骑士！

奥托说他将当我的骑士。

他已经同意。但是他说我们不该双手空空上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到这一点，但由于他很坚决，我也就服从了我的主公。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

每天早上我都把我的东西带一小包到草地那儿，把它们交给我的骑士，由他把它们带到他住的旅馆。

上个星期我带去了我的首饰盒，而昨天，在他的要求下，我从银行里取出了我的存款，把它交给了我的骑士。把它存在他那儿是万无一失的。

今天他说我需要某些小东西帮助我在我们出走后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因此我在我父亲熟睡时拿走了他的金表。我的英雄！他为我的幸福想得多周到！

接着的一天

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我要带上那只表和其他的东西去草地和奥托会面。

明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出逃。我要到下面花园的那道小门那儿去，奥托会在那里等我。

今天我在屋里和花园里转了一遍，向它们道了别。我已向我的楚普夫斯卡娅花说了再见，还有那些鸟儿和蜜蜂。

明天一切就要结束了。

接着的一天。

对已发生的事情我怎么写得下去！我的灵魂整个儿地破碎了。

我最害怕的一切终于发生了。我还怎么活下去！

阿利克西斯回来了。他和奥托进行了决斗。

噢上帝！那太可怕了。

当时我和奥托站在草地上。我给他带来了那块表，我把它给了他，连同我所有的爱和我的生活。

我们站在那儿，然后，我转过身来，看见阿利克西斯穿过草地大迈步朝我们走来。

他多高啊，真有战士的样儿！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内心：要是奥托杀了他的话，那他就会僵硬硬地躺在那儿，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有了。

“快走，奥托，”我叫道，“走，你要是不走会杀了他的。”

奥托一看，发现阿利克西斯来了。他向我膘了一眼：他的脸充满了无限的意义。

接着，看在我的份上，他跑了起来。他的样子多高贵啊。多勇敢的心！他不敢留下来冒险让他的怒气爆发。

但阿利克西斯赶上了他。

然后他们在河岸边斗了起来。啊！看他们斗真可怕。难道男人们扭打在一起不可怕吗？

我只能站在一旁拧手指，看着他们干着急。

首先，阿利克西斯抓住奥托裤子上的皮带，把他举在空中旋了一圈又一圈。奥托在旋的时候我能看清他的脸：还是流露着他转身跑时的那同一种无言的勇气。阿利克西斯不停地旋奥托，直到那条皮带断裂，奥托重重地跌在草丛中。

这是打斗的第一回合。

然后阿利克西斯站在奥托旁边，从后面踢躺在草丛中的奥托，他们这样又斗了一阵子。这是第二个回合。接着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合。阿利克西斯拿起画框，把那幅画正对着奥托的脑袋碰了下去。画框和画就像衣领似的套到了奥托脖子上。然后阿利克西斯连人带框把奥托举了起来，扔进了那条小河。

他漂浮而去！

我的骑士！

他漂浮而去！

我能看见他漂浮着顺流而下，穿过草地，脸还仰着哩！它充满了顺从命运的深沉表情。

然后阿利克西斯向我走来，他用双臂抱起我，托着我穿过草地——他是那么高那么壮——同时低声对我说他爱我，还说从明天起他就要保护我不受世界的侵害。就这样他抱着我走过草丛和花簇，来到了我们家。那里有我的父亲伊凡?伊凡诺维奇和我的母亲卡图莎?卡图莎维奇。而我明天就要和他结婚。他从那家旅馆取回了我的首饰和我的钱，他还把奥托从我的腰带上取走的那个钻石扣带回来给了我。

这叫我如何忍受？阿利克西斯要带我去彼得堡，他在那儿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我将和他一起住在那儿，我们会很有钱，我会被带去尼古拉?罗曼诺夫和他妻子的皇宫抛头露面。噢！这难道不可怕吗？

我唯一有心思去想的是奥托，他脖子套着画框顺流漂浮而去。从那条小河他会漂进第聂伯河，从第聂伯河他会漂进巴格河，从巴格河他会漂进伏尔加河，而从伏尔加河他又会漂进里海。到了里海就再没有出路了，那么奥托会永远永远在那里兜圈子。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第六辑素不相识的朋友

他走进卧车吸烟室时，我正独坐在那儿。

他穿着一件毛皮衬里大衣，提着一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他一进来就把箱子放在了座位上。

然后他看见了我。

“啊呀！啊呀！”他满面春风地说道，好像认识我似的。

“啊呀！啊呀！”我搭讪道。

“天啦！谁能料到会在这儿碰上你呢？”他说着，一个劲儿地和我握手。

“是谁也想不到。”我在心里想。

他更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

“你可一点儿也没变呀。”他说。

“你也没有。”我热忱地说。

“你也许胖了那么一丁点儿。”他继续评论道。

“是胖了一点点，不过你也有点发福了。”我说。

这么说有助于双方扯平，那我的发胖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不，”接着我壮着胆子很肯定地说，“你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是谁。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谁。并不是说我的记忆力差，相反，它好极了。的确，我发现要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经常想不起别人的脸，想不起别人长什么样儿，对别人穿的衣服当然更不会去注意。但是除了这些细节我从未忘记过任何人，而且我为此颇感自豪。不过倘若真有某个人的名字或长相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也决不会不知所措。我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尴尬局面。需要的只是冷静和机智，有了这两点就什么都可以应付了。

我的朋友坐了下来。

“我们可好久没见面了。”他说。

“是好久了。”我回答说，语调中带着一丝感伤。我想让他觉得我也曾为此难过。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议，”他说，“岁月就这么飞逝，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经常为此伤神。我时不时地纳闷：过去那些老伙计都上哪儿去了呢？”

“我也一样。”我说。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在这种场合，人们迟早都会说起“那帮老伙计”、“那些小伙子们”或者“那帮人”，借此机会恰好可以推断对方到底是何许人物。

“你回过我们那个老地方吗？”他问道。

“从没回过。”我毫不含糊地说。绝对不能拖泥带水。我觉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绝对不能再涉及这个问题。

“是吗？”他继续说，“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儿吧？”

“现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不起。”他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至此我总算混过了第一关。我不太想去的某个老地方显然是有的。这一点可作为谈话的基础。

不久他又开腔了。

“是啊，”他说，“有时候我遇上一两个老伙计，他们都谈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么。”

“可怜的家伙。”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没说出来。

我知道该不失时机地来一手猛的了，于是便拿出了过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饶有兴致地展开了攻势。

“喂！”我说，“比利现在在哪儿？你听说过他的近况吗？”

这一招是万无一失的。任何一帮老伙计中都会有个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说，“当然听说，他正在蒙大拿经营农场哩。去年春天我还在芝加哥见过他——差不多有两百磅重了——你简直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当然认不出来。”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么佩特在哪儿呢？”我又问道。这也是很保险的。总会有个叫佩特的。

“你是说比利的兄弟吧。”他说。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经常想到他。”

“噢，”那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老佩特现在可大变样了——整个儿老老实实的了。”说到这里他开始发笑了，“嗨，佩特结婚了！”

我也开始笑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人结了婚，说来总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谁，他结婚了这件事简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个不停。我真希望能够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车停开。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该怎么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没什么难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经常想写信给你，”他说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语气，“尤其是在听说你受了损失的时候。”

我没有吭声。我损失了什么呢？是钱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丢了多少钱呢？我是为什么损失钱的呢？我不知这所谓损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产，还是只部分破产。

“遭受那种损失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他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

显然我是彻底破产了。但是我没吭声，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继续说，“人去世总是件伤心的事儿。”

死了人！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我差点因高兴而打嗝了。这就好办了。在这种交谈中，应付有关死人的话题是最简单的。你只需一声不吭地坐着，静等对方说出死去的是谁就够了。

“是呀，”我咕哝道，“是挺伤心的。不过也有令人宽心的一面。”

“那当然，尤其是活到了那么个年纪。”

“正如你所说，活到了那么个年纪，而且过了那样一辈子。”

“我想，到最后都还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继续说道。

“是的，”我回答说，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后几天还能在床上坐起来抽烟哩。”

“什么？”他迷惑了，一难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来是这样，唉！

“对不起，”我有点为自己太蠢生自己的气了，“我刚才说到抽烟，意思是说她能坐起来并让人对着她抽烟，她有这么个习惯——要人为她朗读，要人对着她喷烟——好像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她平静下来——”

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听见了火车驶过信号灯和转辙闸的吱嘎声，火车慢慢停下来了。

我的朋友迅速朝车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有点狂躁。

“我的天啦！”他说，“都到联轨站了。我坐过头了。我本该在前一站下的，喂，乘务员，”他朝车厢过道里喊道，“我们在这儿停多久呀？”

“只停两分钟，先生，”一个声音回答说，“这趟车晚点了，现在正赶时间哩。”

我的朋友猛地站起来，掏出一大把钥匙，在小提箱的锁上摸索起来。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说，“这该死的锁，我的钱全锁在里面。”

我这时唯一担心的是他来不及下车打电话。

“我这儿有，”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别折腾锁了。先拿去用吧。”

“多谢。”他一把抓起了我手里那叠钞票——忙乱之中，他一张都没给我留下。“我勉强还来得及。”

他从火车上跳了下去。我隔着车窗看见他朝候车室走去。他好像走得并不快。

我等着他回来。

乘务员在叫了：“上车啦！上车啦！”随即传来一阵铃声和蒸汽的嘶嘶声，转眼之间火车开动了。

“白痴，”我心想，“他误车了。”他那口值五十元的箱子还躺在座位上哩。

我一边等一边向窗外张望，同时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

过了不久，我又听见了那个乘务员的声音。他显然正领着一个人从车厢那边走过来。

“先生，我在车厢里找遍了。”他说。

“我把它放在那个车厢里我太太后面的座位上的。”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把头探进了我所在的包间。

他立即脸露喜色，好像认出了什么似的。但他认出的不是我，而是那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

“噢，在这儿。”他高声叫道，一把抓过提箱，提了出去。

我颓然瘫在了座位上。“老伙计”！佩特的婚事！我祖母的死！天啦！我的钱！我现在全明白了，那家伙原来是“为谈话而谈话”，原来是别有用心！

上当啦！

下一次要是在火车上和萍水相逢的人搭讪，我再也不会如此这般地自以为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