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初得知苏丹希望我们带着那个武器前往埃迪尔奈时，霍加终于有了行动。此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整个漫长的冬季一直都与武器操作小组保持着联系。三天内，我们就作好了出发的准备。最后一天晚上，霍加收拾整理着他那些破烂的旧书、写了一半的文章、发黄了的初稿和杂七杂八的行李，样子好像是我们要搬迁新家似的。他让他生锈了的祈祷报时钟再度转动起来，擦了擦天文仪器上的灰尘。他独自一人在二十五年来我们所写的书、我们所画的机械草图和我们所涂写的草稿之中，琢磨到天明。日出时，我看到他在翻阅那本破旧泛黄的小笔记本，我在里面写满了对我们第一次烟火表演的实验观察。他扭扭捏捏地问道：我们是否该把这些一起带去？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用？看到我茫然地望着他时，他生气地把这些东西扔到了角落里。

然而，这次前往埃迪尔奈的十天旅程中，即使不像以往那样，我们仍感觉彼此非常亲近。尤其是霍加，心中充满着希望。人们说我们的武器是怪物、大虫、撒旦、带弓箭的乌龟、移动的城堡、黑铁堆、大家伙、带轮子的锅、庞然大物、独眼巨人、巨兽、猪、黑崽、蓝眼怪，它伴随着骇人的尖叫及奇异的喧嚣声，缓缓上路。观者都确切感受到了霍加希望传达的那种恐惧，而且它前进的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他开心地看见自附近村落聚集而来的好奇的人们，排排站在路边的山丘上，激动地观看着这个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接近的机器。经过一整天的流血流汗，晚上在蟋蟀声衬托出的宁静中，我们的人员在帐篷里进入了沉沉的睡眠中。霍加向我描述了他的庞然大物将对敌人做的事情。虽然没有了以往的激情，而且和我一样，也担心苏丹身边的人与军队对这个武器会有什么反应，在进攻当中它会被安排在何种位置，但是，他仍能以轻松而坚定的态度谈论我们“最后的机会”，谈论着我们可以把河水的流向扭转到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来，还谈论着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时刻能够鼓起他的激情的“他们与我们”。

这个武器在只有苏丹和他周围的一些无耻的阿谀奉承之徒参加的欢迎仪式中来到了埃迪尔奈。苏丹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对霍加表示了欢迎，此时已有传闻说可能要爆发战事，但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与慌张。他们开始共度时光，我也加入了他们俩的行列。当他们骑马到附近阴暗的森林里去聆听鸟鸣声时，当他们划着船在顿加河及梅里奇河中游览看青蛙时，当他们到塞利米耶清真寺的庭院里去爱抚与老鹰搏斗受伤后落到这里的鹳鸟时，或是当他们为了再看看武器的性能而去研究的时候，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却完全搭不上话，说不出他们感兴趣的或是发自内心的话。或许，我嫉妒他们的亲密，但我知道，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霍加仍吟诵着同样的诗句，此时我震惊地发现，苏丹仍然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那些关于胜利，关于“他们”的优越，关于我们摆脱一切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还有关于未来和我们脑子内部构造的故事。

到了仲夏，有关战争的传言越来越多。一天，霍加说他需要一位坚强的同伴，叫我跟他一起去。我们在埃迪尔奈快步走着，经过吉普赛人居住区和犹太人居住区，走过一些我以前逛过时感到烦心的灰色街道，穿过了样子大多一样的穆斯林住家。当发现先前在左边看到的那些覆满长春藤的房子现在却出现在了右方时，我知道我们转悠在了同样的街道里。我开口探问，得知我们在菲尔达姆区。霍加突然敲其中一间屋子的门，一名约八岁、有着绿色眼眸的男孩开了门。“狮子，”霍加对他说，“苏丹宫中的狮子逃走了，我们正在寻找。”他推开男孩进入了屋内，我也紧随其后。屋里弥漫着灰尘、木板和肥皂的味道，我们很快爬上了咯吱作响的阴暗楼梯，来到楼梯口。霍加开始一扇一扇地打开楼梯口的门。第一扇门内有一个老人，张大着没有了牙齿的嘴巴在打盹，两名嬉笑的孩童把玩着他的胡子，想要问他些什么，看到门被打开时，他们都吓了一跳。霍加关上那扇门，打开了另一扇，里面有一堆被褥和被单布。为我们打开大门的那个男孩，抢在霍加前面把住了第三扇门，说：“这里没有狮子，只有我妈妈和阿姨。”但霍加还是将门打开了，看到两名妇人背对着我们，在微弱的光线下进行祷告。第四个房间中，则是一名在缝制被褥的男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比较像我。“你这疯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看到霍加时，他起身大喊：“你还想要什么？”“塞姆拉在哪里？”霍加问道。“她十年前去了伊斯坦布尔。”那名男子说，“我们听说她染上瘟疫死了。你怎么没和她一起死？”霍加一语不发地走下楼梯，离开了这栋房子。随他离去时，我听到那个孩子在身后大叫：“妈，他说这里来了狮子！”一位妇人回答：“不，孩子，是你伯父与他的兄弟！”

或许因为我无法忘怀过去，也或许因为我在为新生活及这本你仍在耐心读着的书作准备，两个星期后，一大早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刚开始，我在清晨的光线下无法看清楚，一直找不到那条街和那间屋子。终于找到之后，我试着想要找到之前断定的前往贝亚泽特清真寺医院的最快捷径。然而，或许我以为这是他们所走的最近的路，但却错了，因此没找到那条通往大桥、映着白杨树荫的捷径。我的确找到了一条有着白杨树的路，但附近没有昔日他们休息、吃着哈尔瓦糕的河流。医院也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些玩意儿，院中非但不泥泞，还极干净，既没有流水的声音，也没有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看到一名铐着锁链的病人时，我忍不住问医生关于这个人的事。他坠入了情网，疯了，而且就像大部分疯子一样，以为自己是别人。医生还要跟我说更多关于此人的事，但我没再听就离开了。

原以为不会再出现的开战决定，在夏末一个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日子里到来了。因为无法接受前一年的战败以及随后而来的重税，波兰人送来了这样的消息：“拿着你们的剑来收税吧。”此后那些日子里，霍加快要气死了，规划进攻编制时，军中没有人想到要部署这个新武器。没人想在作战时看到这堆黑铁在身边，也没有人期待这口大锅能发挥什么作用，更糟的是，他们认为它是个不吉利的东西！预定出发的前一日，霍加毫无顾忌地对战争的结果作出判断时，敌人把他们的话都传到了这儿，明明白白地说这个武器就跟能带来胜利一样，也能轻松招来诅咒。当霍加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比他更应该受到诅咒时，我陷入了恐惧。苏丹表示自己对霍加及这个武器很有信心，而且为了避免引发更多争端，下令战争期间这个武器直接隶属于他，隶属于他带的部队。九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埃迪尔奈。

大家都觉得，就时节来说，现在开战已经太晚，但这个问题谈论得并不太多。现在我才知道，在战争中，士兵害怕凶兆就跟惧怕敌人一样，有时更甚，他们时时努力克服这样的恐惧。第一天，我们经过繁荣的村落往北，行经的多处桥梁因承受我们的武器重量而嘎嘎作响。我们很惊讶当晚就被召至苏丹的王帐。与他的士兵一样，苏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身上有一种好奇与兴奋，就像开始玩一种新游戏的男孩一样。他和手下的士兵们一样，向霍加询问对一天下来发生的各种事情的解释：日落前的彤云、低飞的猎鹰、村中房舍的破败烟囱以及南飞的鹤群，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意思？霍加当然全部往好的方向来解析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我们俩都刚刚发现，旅程中苏丹特别喜欢在晚上听怪奇的恐怖故事。霍加从多年前我们呈送给苏丹的那本我最喜欢的书中激情洋溢的诗说起，描绘出了一幅黑暗的画面，里面充满着尸体、流血战役、失败、背叛与苦难的一幅丑恶画面。不过，他也把苏丹瞪大的双眼引向了场景中闪烁着胜利火焰的角落——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智慧来煽旺这把火，我们应该摆脱一切，应该尽快发现关于“他们”和“我们”的事情，尽快发现我们大脑内部的东西，尽快发现霍加对我说了多年而我现在想忘怀的所有其他的事情！我开始厌倦这些无聊的故事，但是霍加每晚都给这些故事加重一点黑暗、丑陋与残忍的色彩。或许这是因为他认为，苏丹现在也已经听够了这些故事。当谈到我们大脑的内部构造时，我再次感受到了苏丹愉悦的战栗。

我们出发后的那个星期就开始了狩猎。一支跟着军队的队伍是特别为这个目的成立的，他们先行走在前面，搜索过场地、选择了恰当的场地并把村民们轰走后，我们和苏丹及猎手们就离开了行进中的队伍，前往以瞪羚闻名的小树林，奔上野猪出没的山坡，进入有许多狐狸和野兔的森林。这些有趣的小消遣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煞有其事地以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夸耀姿态，回到了队伍，站在苏丹身后，看着军队向他致敬。对于霍加所恼怒憎恶的这些仪式，我却非常喜欢。我更喜欢在晚间和苏丹一起谈论打猎，而不是谈论部队的行军、军队经过的城镇村庄的状况或是有关敌人的最新消息。然后，霍加会对这些他觉得愚蠢无用的闲谈大感愤怒，开始说起逐夜增加激烈程度的故事及预言。就像苏丹周遭其他人一样，现在看到苏丹相信这些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故事、这些关于大脑内部的鬼故事，就连我也感到伤心不已。

但是，似乎我注定还要目睹比这更糟糕的事情！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狩猎。附近一个村庄里的人已被疏散，分布到森林各处敲打锡壶，利用喧嚣的声音把野猪及鹿群赶至我们骑马备武等候的地方。但是，直到中午，我们仍未见到任何动物的身影。为了舒解我们因午晒引起的烦躁，苏丹命令霍加说一些曾让他在夜里听了发抖的故事。我们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耳里传来远方几乎无法听闻的敲壶声，而在偶然发现一处基督教村落时，我们停了下来。这时，我看见霍加与苏丹指着村中一间空屋，让人把一个从门缝里往外探头的瘦弱老人拖了过来。刚刚霍加与苏丹还在谈论“他们”，以及他们头脑的内在，现在他们看来兴味浓厚。听见霍加通过翻译在对那名老人提出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而也靠上前去。

霍加在质问那名老人，并要求他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他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是什么？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这个村民嘟囔着一口很不地道的斯拉夫语，翻译也对我们缓慢地说着：他说自己是个无过无失的可怜老人。但是，霍加以一种奇异的狂热，一再追问，要这名老人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当发现苏丹与霍加一样对此感兴趣时，老人才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是的，他有罪，他本应该与其他村民一起离开家，他也应该与他的同乡们一起去追赶动物，但是不行，他有病，他不能一整天都在森林里到处跑。当他指着心口，做出请求原谅的动作时，霍加大发脾气，高声吼道：他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罪！然而，这名村民听不懂我们的翻译一再对他重复的这个问题，痛苦地把手放在胸口，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把老人带走了。下一个被带上来的人也说了同样的事后，霍加愤怒地涨红了脸。为了提醒这个村民什么是坏事和罪孽，霍加告诉了他我童年的罪行，那些我为了比兄弟姐妹更受宠爱而编造的谎言，以及大学时代轻率的男女关系，仿佛在描述无名氏的罪行。我一边听，一边厌恶而羞耻地想起了瘟疫期间我们共度的日子。不过，现在写这本书时，我却带着强烈的渴望回忆着那段时光。他们最后带来的村民是个瘸子，当他小声坦承自己曾偷看在河里洗澡的女子时，霍加稍微平静了些。是的，没错，面对自己的罪行时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面对这些事；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心灵隐密处发生的事了，诸如此类。我很想相信苏丹不曾为此所动。

然而，他的兴趣已被挑起。两天后，在另一次猎鹿活动中，他对再度上演的同样戏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或许是因为禁不住霍加的一再坚持，又或许是因为在那场审问中，他比我以为的要享受了更多的乐趣。现在，我们越过了多瑙河，来到另一个基督教村落。但他们讲的是拉丁语。至于霍加强要村民回答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改变。它们让我想起瘟疫期间那些夜晚的狂热，当时我成功地让他写下了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一开始，我甚至听都不想听村民们的回答，他们害怕这些问题及质问他们的人，那个人是得到苏丹默默支持的匿名判官。一种奇怪的作呕感袭上心头。我内心里怪罪苏丹更甚于霍加，他受了霍加所欺，或是无法抗拒这种邪恶游戏的诱惑。但是，没多久我也被这种丑陋的好奇心诱惑住了，心想听一听不会有什么损失，便也靠上前去。现在，他们用更加优美悦耳的语言在讲着，但这些罪行与坏事听来大多很相似：简单的谎言，小小的欺骗，一两个卑鄙的把戏，一两件背信弃义的事，顶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盗窃行为。

晚上，霍加说，村民们并未透露一切，他们隐瞒了事实，而我之前所犯的罪行要大多了。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必定曾犯下过更严重、更真实的罪行。为了说服苏丹，并得到这些事实，以便证明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必要时他会采取强硬手段。

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丑恶的游戏愈演愈烈，也越来越荒唐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那些天里，我们就像在玩游戏的孩子们一样，在比赛的每一回合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粗俗玩笑。这些审问就像是我们在漫长而愉快的狩猎过程中举办的一场场不需要舞台、不需要幕布的民间戏表演。但到后来，它们却变成了消耗我们意志、耐心与勇气的仪式，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无法舍弃。我看到了被霍加的质问和他不可思议的怒气吓得不知所措的村民，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问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许会回答；我看到了被赶到村子广场的牙齿都掉光了的疲弱老人，在结结巴巴地说出自身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罪行前，他们会用无助的眼神乞求周围的人及我们的帮助；我看到了被认为没有说出他们所干的足够分量的坏事而被殴打责骂的年轻人——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当霍加看完我趴在桌上写的文字后，嘴里说着“你这个家伙！”手却给我背部来上一拳，一边生气地喃喃自语，因为想不明白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闷气。尽管不是非常明确，但他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想要找寻的是什么，想要得到的结论又是什么。他也尝试了其他方法：他时不时地打断村民的话，指出对方在说谎，然后我们的人就会殴打这个犯错的人；有时，他会打断村民的话，表示对方的一个朋友已经说出了他所犯的罪孽。有一段时间，他还试着把村民们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地带到跟前来。这时，他发现，尽管我们的人坚决地采用了暴力手段，但村民们所说的事实并没有丝毫的深入，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在另一个人面前都感到羞愧。他一阵狂怒。

当无情而猛烈的雨季来临时，我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我记得在一个泥泞的村子广场上，那些没说什么话，也不太愿意说什么的村民们，平白无故地挨了打，被迫整小时整小时地在雨中站着，淋得全身都湿透了。日子一久，打猎的吸引力开始减退，我们的行程也越来越短了。虽然我们偶尔能够捕猎到令苏丹伤心的美眼瞪羚或肥胖的野猪，但现在我们专注的不是打猎的细节，而是完全和猎物一样事先都准备好了的审问。仿佛是对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有罪恶感似的，晚上霍加会向我倾诉他的心里话。他自己也对发生的事、对那些暴行感到不安，但他想证明某件事，某件让大家都受惠的事。他也想向苏丹证明这件事。而这些村民为何要隐瞒事实？后来他说，我们应该在穆斯林村落也进行同样的实验，但这也没有成功。虽然他没有以带有压迫意味的方式询问，但是他们也和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一样，承认了大致相同的过失，说着同样的故事。在一个雨势未歇的糟糕日子里，霍加喃喃地抱怨，说了一些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之类的话，但到了晚上，在解析白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时，我看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并没有逃过苏丹的眼睛。

这项发现不只使他更为气恼，也使他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对这种手段，苏丹并不乐于亲眼目睹，但或许苏丹和我一样，只是因为好奇才跟着霍加做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北推进，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村民们说斯拉夫语。在一个迷人的小村庄里，我们看到霍加亲自痛打了一个只记得儿时说过谎言的英俊少年。到了晚上，霍加比我想像得还要深地陷入了奇特的罪恶感，他说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另外有一次，天空下着微黄的雨，我觉得自己好像看见远处有村庄的妇女们为村里的男人们所遭受的一切在哭泣。即使我们已非常熟习这项任务的士兵们，也厌烦了这些事。有时，在我们还没有择定人选之前，他们便会挑出下一个告白的人，把他带上前来，我们的翻译则会代替因愤怒而疲惫不堪的霍加，自行询问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遇过有趣的受害者，他们大谈自己的罪行，仿佛内心深处已等待这个审判日多年。据说我们的暴行已经一村又一村地流传开来，成了一种传说。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暴行，或者对于他们无法猜透的神圣的正义感到惊恐和迷惑。但是，现在霍加不再对有关相互欺骗的夫妻或是贫穷村民羡慕富有邻居的故事感兴趣了。他不断重复说还存在一种更深层的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也和我们一样，渐渐地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能发现这种事实。至少他感受到了我们的怀疑，因而才会怒火连连，但我们和苏丹都觉得他无意放弃。或许是这个缘故，我们都变成了顺从的旁观者，看着他自行操控一切。有一次，在屋檐下躲一阵骤雨时，我们看见霍加在全身湿透的情况下，仍不停地审问一名少年。我们满以为会有点结果。这名少年因母亲受虐待，所以憎恶继父和他的孩子们。不过，到了晚上，他说这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不值得挂怀，就此结束了这一话题。

我们愈来愈逼近北方，曲折穿行于高山之间，走在深邃黑暗的森林中泥泞的道路上，缓缓地向前推进。我喜欢满是松树与山毛榉的林间透出的冷冽阴郁气息，我喜欢林间令人起疑的雾中寂静与模糊不清。虽然没有人会用这个名字，但我相信我们是在喀尔巴阡山山麓。儿时我曾在父亲的欧洲地图上看过这个地名，那张由某位平凡艺术家绘制的地图上，还画上了鹿及哥特式庄园的图案装饰。霍加淋雨受了风寒，病了，但我们每天早上仍脱离行军行列，进入森林。目前队伍沿着一条弯曲的道路徐行，路途蜿蜒得像是要让人永远到不了终点。我们现在似乎已忘记了出行狩猎。我们之所以流连在湖畔或悬崖边，仿佛不是要猎鹿，而是为了让为我们所准备好了的村民们等得更久一点！等到认为时候差不多了，我们会进入一个村庄，做了我们要做的事之后，霍加就像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宝石似的，为了忘却那些挨打的人，也为了忘却自身的绝望，又奔向下一个村子，而我们也在他的要求下随他一同前往。有一次，他希望进行一项实验。为了这个实验，其耐心与好奇心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苏丹派人叫来了二十名禁卫军。霍加先询问他们同样的问题，接着质问站在自家屋前发愣的金发村民。还有一次，他把村民们带到了行军队伍里，让他们看我们那个为了在泥泞路上努力赶上苏丹军队而发出尖锐吱嘎声的武器。霍加问他们对这个武器的看法，并要书记员记下这些回答。但是霍加的气力已经耗尽了——或许是因为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确没有搞明白，又或者是因为他也为这种无意义的暴行感到了恐惧，也或许是因为晚间困扰他的那种罪恶感，也或许因为他厌倦了军队及帕夏们对这个武器和林间发生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抱怨，或者仅仅只是因为他病了，我不知道——他粗嘎的声音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朝气了。询问心知肚明的问题时，他也失去了昔日的活力；晚上论及胜利、未来以及我们必须奋起拯救自己时，他的声音逐渐降低，仿佛他自己也已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了。我现在记得，最后我们看到，在硫磺烟雾颜色的惨淡黄雨中，他在质问几个不知所措的斯拉夫村民。我们因为不想再听了，所以站得比较远。透过因雨势而失去亮泽的朦胧光线，我们看到那些村民轮流照着一面金框大镜，神色茫然，而镜面早已被雨淋湿。

我们没有再外出进行“狩猎”。我们已经渡河来到了波兰人的土地上。恶劣的雨势使道路泥泞，让我们的武器难以前进，它一日日变得益发沉重，在部队需要加快脚步时，阻碍了行军的速度。这时，关于我们这个帕夏们原本就不喜欢的机器会为我们带来厄运甚至是诅咒的传言甚嚣尘上，参与霍加“实验”的禁卫军更是窃窃私语着为此添油加醋。与往常一样，遭到指责的不是霍加，而是我这个异教徒。当霍加开始喋喋不休时，连苏丹也感到不耐烦了。当他谈到这个武器的不可或缺，谈到敌人的力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振作且采取行动时，在王帐聆听这些话的帕夏们更加坚信，我们是骗子，我们的武器会带来厄运。他们将霍加视为病态者，虽然迷失方向，但还不到无药可救的地步；真正危险、真正有罪的人是我，是我哄骗了霍加和苏丹，策划了这个不祥的东西。晚间我们返回帐篷时，霍加带着过去几年咒骂所谓笨蛋的神情，以病怏怏的声音谈起了他们，语气中充满了厌恶和气愤，丝毫不见那些年中我相信我们会一直维持下去的欢欣与希望。

不过，我发现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打算放弃的。两天后，当我们的武器陷在行军队伍正中央的泥里无法动弹时，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而霍加虽然有病在身，仍努力不懈。没人给我们一兵一卒，甚至连马都不给我们。他直接去找了苏丹，得到了近四十匹马，让人把大炮的链条都卸了下来，并集合了一小队人手。折腾了一整天，接近晚间时分，在那些祈祷让这个武器陷入泥中不再动弹的目光面前，他猛力鞭打马匹，终于让我们的大虫移动了。帕夏们想抛下我们，说这个武器不仅不吉利，而且还带来了军事上的困难。晚上霍加和他们争吵了起来，但我察觉他不再对胜利怀抱信心了。

那晚，在我们的帐篷里，当我拿着出发前随手带上的乌德琴，准备用它弹些什么时，霍加从我手中把琴抢走，丢到了一旁。他说，他们想要我的脑袋，问我知不知道这一点。我知道。他说，如果他们要的是他的头，而不是我的，他会感到很幸福。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什么都没说。我想拾起乌德琴，他却阻止了我，要我多跟他说说那个地方——我的祖国。我告诉他一些如对苏丹说的小小虚构情节，他大为生气。他要的是真相，真正的详细事实，他问及我母亲、未婚妻和兄弟姐妹的事。当我开始向他描述“真正的”细节时，他插了进来，用从我这里学会的意大利语，声音嘶哑地嘟囔着一些词和短句，而我却听不太懂他在说些什么。

接下来几天，当他看见我们的先锋部队攻下的残破碉堡，我感觉他心中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脑中强烈盘踞着一些奇怪的邪恶想法。一天早上，我们缓缓地经过一个被烧毁了的村庄时，他看到墙边有一些受伤挣扎的垂死之人，下马跑向他们。我远远看去，原以为他想帮助他们，仿佛若有翻译在旁，他会问他们伤势如何，但后来我发现，他陷入了一种我似乎可以明白从何而来的狂热。他想问的是别的事。隔天，当我们和苏丹一起视察被摧毁的堡垒及道路两旁的小小瞭望台时，他又陷入了同样的兴奋状态。看到一个头还没有完全断掉的受伤男子，躺在被炮火夷平的建筑物与满是弹孔的木制防御工事中时，他跑到对方身边。明知别人会以为是我唆使他做的，但我担心他会做出一些丑恶的事，或者也可能只是纯粹出于好奇，我便跟着他一块儿跑过去。他仿佛相信这些身体遭枪弹和炮火撕裂的伤者，在挂上死亡面具之前，可以告诉他一些事。霍加打算进行审问，这样他们可能透露一些消息，从他们身上，他将学到立即改变一切的深奥真理。但我看到，他马上便发现，这些濒死之人脸上呈现的绝望神色，和他自己的绝望非常相似，越靠近他们，他就越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傍晚，得知苏丹因为尽了全部力量仍无法攻下多皮欧堡而大发雷霆，霍加又以同样的兴奋心情前去面圣。从苏丹那里回来时，他有所疑惧，但似乎不知道所要怀疑的事情是什么。他已经告诉苏丹，希望自己的武器能上战场，他为这个机械费尽多年心血，就是为了这一天。出乎我意料地，苏丹同意时机已到，但认为要再等一等他稍早授权攻打该堡的萨勒·侯赛因帕夏。苏丹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多年来，我始终无法确定霍加是在问我还是问他自己的问题之一。不知为何，我不再觉得与他亲近，我已经厌倦了这种不安。霍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会分享胜利的果实。

直到隔天中午，我们听说萨勒·侯赛因帕夏仍无法攻陷该堡时，霍加一直在竭尽全力想要让自己相信这一答案。自从有大量的谣言指称我是个不祥之人，而且是个间谍后，我就不再前往王帐。那天晚上，前往王帐解析当天发生的事情时，霍加努力编造出了胜利与好运的说法，而苏丹似乎也相信了。回到我们的帐篷后，霍加摆出了一副深信终究会打断撒旦双腿的乐观神情。聆听这些话时，我看到的不是他的乐观，而是他显然想保持乐观而作出的努力。

他又开始老调重弹，谈论着“我们”和“他们”，以及即将到来的胜利。但是，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悲伤，伴随着他所讲的这些故事。他仿佛正述说着一个因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两人都非常熟悉的儿时回忆。当我拿起乌德琴时，他没有加以阻止，当我笨拙地拨弄琴弦时，他也没有加以阻止。他在谈论着未来，谈论着当我们把河流的方向转到我们所想要的方向后将享有的美妙生活。但是，我们俩都知道，他谈论的是过去。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平静的后花园中宁静的树、灯火闪亮的温暖房间、亲友们汇聚在一起的一张餐桌。多年来，他第一次给了我宁静的感觉。他说他爱这里的所有人，要离去很难，对此我表示同意。想了这些人一会儿后，接着，他想起了那些笨蛋，又大发雷霆。我觉得他确实有正当的理由，他的乐观似乎不是装腔作势——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又或许是我认为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

隔天上午，启动我们的武器，攻击接近前线的一座敌军小碉堡进行测试时，我们有着一样奇异的预感，认为它不会真的成功。在这个武器的第一次突击行动中，苏丹提供的近百名支援人员，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有些人被武器本身压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因为脱离了武器的保护而中弹身亡。我们的武器经过一些无效的射击后，笨重地陷进了泥沼中。多数人因害怕这个不祥之物而后撤了，我们无法重新整队准备新的一轮攻击。我们俩大概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

后来，胖子哈桑帕夏和他的部队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几乎没有伤亡便攻占了这座碉堡。霍加怀着一种期望——我想这一次我也非常了解那是什么样的期望——想再次证明那个深奥的科学研究，但这座碉堡里所有的异教士兵都被砍了头。烧毁的防御工事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一息尚存的人。当他看见堆积一旁、准备献给苏丹的头颅时，我马上明白他在想什么，甚至我还认为他的好奇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证这么多了。我转身背对着他。没多久，我无法战胜自己的好奇心，转过头去，发现他正从那成堆的头颅旁离开。我永远也无法得知他有了多大的发现。

正午时分，当我们返回大部队时，有人说多皮欧堡仍未攻下。苏丹震怒，说要处罚萨勒·侯赛因帕夏，而我们所有人，整支军队，都要往那儿开进！苏丹告诉霍加，如果到晚上还无法攻占该堡，我们的武器就要在上午的攻击行动中上场。接着，苏丹下令把一名无能的指挥官斩首，因为他一整天甚至连个小碉堡都没攻下。苏丹甚至都不在乎我们的武器在那座碉堡前的失败行动，也没有在意有关厄运的流言。霍加不再谈论分享胜利果实的话题，而虽然他没说，但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当我想着在他之前的皇室星相家们的结局，或者想着我的童年和我们庄园里的动物时，我知道他心中也浮现出了同样的画面。我知道他在想，攻陷这座城堡的胜利消息是我们最后的命运，而他并不是真的相信这种命运。他们因未能攻占这座城堡而烧毁了一处村庄，而我知道这村庄里的小教堂、燃烧着的钟楼，还有一位勇敢的神父吟诵的祷告词，正召唤着我们迈向新的生活。随着部队向北推进，太阳落在了左侧森林小丘的后方，而我知道这太阳让他和我一样，心中对于那件暗地里仔细筹划的事有了非常圆满的感觉。

太阳西沉后，我们得知不仅萨勒·侯赛因帕夏已告失败，而且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及哈萨克人也都已赶到多皮欧来增援波兰人了。我们终于看见了那座城堡。它位于一个高丘的丘顶，落日的些微余晖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堡身是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在那样的梦中，你会焦急地奔跑在一条浓密森林间的蜿蜒道路上，想要赶到山丘顶上明亮的白色建筑物那里去，就好像那里举办着一场你也想要参加的娱乐晚会，有着你所不想错过的幸福。但是，你以为马上就要到头的路却怎么也走不完。泛滥的河水在浓密的森林与山麓间的低地形成了一处恶臭的沼泽，步兵虽然得以通过，但在炮火的掩护下费尽全力却仍无法登上山坡。当我了解到这些时，我想到了那条将我们带到这里的那条路。仿佛一切与鸟儿在其上空飞过的那座白色城堡以及逐渐变暗、布满岩石的山坡和寂静的黑森林一样，看上去完美无缺。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士兵永远无法抵达这座城堡的白塔，而我也知道，霍加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我再清楚不过，如果上午投入进攻，我们的武器会陷入沼泽，它里面和周围的人都会死掉，结果就是，为了平息有关不祥的传言、恐惧及士兵的怨言，他们会要求当着他们的面砍下我的脑袋，而我也明白霍加非常清楚这一点。记得多年前，为了刺激他多谈论自己，我是说到过一位让我养成和他同一时间思考同一件事这一习惯的儿时伙伴。我毫不怀疑，他现在也在想着同一件事。

当天深夜，他前往王帐，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我可以轻易猜出，面对要求他为帕夏们解析当天事件及未来发展的苏丹时，他打算说些什么，因而有一阵子我想，他被就地处死了，刽子手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后来，我又幻想他已离开了王帐，没有通知我就径自前往在黑暗中闪现微光的城堡白塔，他摆脱了守卫，渡过了沼泽，穿越了森林，早已到达了那里。正当我并不怎么激动地想着我的新生活、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时，他回来了。直到多年以后，与当时在王帐中的人详细地谈了许久，我才知道那时霍加的确说了我猜想他会说的话。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任何事，匆忙得像个准备启程的人。他说，外头有浓雾。我明白了。

直到天明，我都和他谈着以前在祖国的事，告诉他怎么能找到我家，谈到在恩波里与佛罗伦萨人们怎么看我们的以及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个性。我提到人们之间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跟他谈了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小弟背上的大痣。谈着谈着，我想起来这一切我早已跟他说过。对我来说，偶尔，当我取悦苏丹，或是像现在这样写这本书时，这些情节似乎只是我幻想出来的结果，而非事实，但那时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姐姐真的有一点口吃，我们的衣服上的确有很多纽扣，甚或我从朝着后花园开的窗子里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临近清晨时，我想自己已经被这些故事说服了，因为我已经相信即使过了很久，它们还是会从停留的地方继续发展下去。我知道霍加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愉快地相信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不慌不忙、一语不发地换穿了衣服。我给了他戒指，以及多年来想方设法没让他发现的项链坠，里面有我曾祖母的照片，还有一绺已变白的我未婚妻的发丝。我想他很喜欢这个项链坠，他把它挂在了脖子上。然后，他出了帐篷，走了。我看着他慢慢地消失在了寂静的雾里。天色逐渐转白。我困极了，便躺在他的床上，静静地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