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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总共才三艘船,而对方的木船纵列不断从雾中浮现,似乎不见止境。我们心里发慌,船上一阵恐惧与混乱,大多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划浆手们却发出了欢喜的尖叫。像其他两艘船一样,我们的船也往陆地划去,朝西前行,但无法像他们那样加快速度。船长害怕被抓后会遭受处罚,因而也无力下达鞭打执桨奴隶的命令。后来几年,我常想,我整个的人生就因为当时船长的怯懦而改变了。
而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突然被恐惧征服,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一刻开始转变。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在,坐在一张老旧的桌子旁写作,回想着在雾中鬼魅般现身的土耳其舰队的色彩时,我已进入了这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说故事的最佳时机。
看见其他两艘船逃离土耳其舰队并消失在雾中后,船长重新振作起来,终于敢鞭打执桨手了,只是,为时晚矣。当奴隶受到获得自由的激情鼓舞,即使鞭子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十多艘土耳其船只划过令人胆怯的浓雾屏障,猝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船长现在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而我相信,他努力克服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的恐惧与羞愧。他命人无情地鞭打奴隶,下令备妥大炮,但奋战的热情燃起得太慢,而且很快就熄灭了。我们遭受到了猛烈的舷炮齐射,如果不马上投降,船就要被打沉。我们决定竖白旗。
我们停在宁静的海面上,等着土耳其船只靠近船侧。我回到自己的舱房,把东西归位,仿佛不是在等待将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敌人,而是等候前来探访的友人。接着,我打开小行李箱,翻寻书本,沉浸在了思绪里。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儿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我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我轻声念着随意看到的文句,仿佛在吟诵祈祷文。我拼命想把整本书铭刻在记忆中,这样当他们真的来了,我就不会想到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带给我怎样的苦难,而是记起自己过去的模样,有如回想我欣喜诵记的书中隽言。
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甚至母亲、未婚妻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也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仍时不时会梦见那个曾经是我的男子,或者说我现在相信是我的男子,然后汗流浃背地醒来。记忆中的那个人已经褪色,就像早已不存在的国度,或者像从未存在过的动物,又或者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一样,其色彩梦幻般虚无飘渺。当时,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简单地说,他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个与挚爱的人谈论他的激情、他的计划以及这个世界和科学,并把未婚妻崇敬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我。当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而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
土耳其水手登上我们的船时,我把书放进行李箱,走了出去。船上爆发了大混乱。他们把所有人都赶到了甲板上,将大家剥得精光。我心中一度闪过趁乱跳船的念头,但又猜想,他们可能会在我身后射箭,或是抓我回来立刻处死,况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离陆地还有多远。起初没人找我麻烦。穆斯林奴隶解开了锁链,欣喜呼喊,一群人立刻对曾鞭打他们的人展开报复。他们很快就在舱房找到了我,冲进来把我的财物抢了个精光,翻找行李箱搜寻黄金。当他们拿走一些书和我所有的衣服,而我苦恼地翻着遗下的几本书时,有人抓住了我,将我带到一名船长面前。
我后来得知,这位待我不错的船长,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热那亚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为了避免被抓去划桨,我马上声称自己具有天文学和夜间航行的知识,但没什么效果。接着,凭着他们没拿走的解剖书,我宣称自己是医生。当他们带来一名断了手臂的男子时,我说自己不是外科医生。这让他们大为不快,正当他们要把我送去划桨时,船长看到了我的书,问我是否懂得化验尿和号脉。我告诉他们我懂,因此我既避免了去划桨,也拯救了我的一两本书。
但这项特权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被带去划船的基督徒,马上恨我入骨。如果可以的话,夜里他们会在囚禁我们的牢房杀掉我,但他们不敢,因为我非常迅速地和土耳其人建立了关系。而我们懦弱的船长遭到了火刑处死。那些曾鞭打奴隶的水手,则被割下耳鼻,放上木筏任其漂流,作为一种警告。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的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即使那些因嫉妒心而告诉土耳其人我根本不是医生的人,晚上也在牢房要我治伤。
我们以壮观的仪式开进了伊斯坦布尔。据说,年幼的苏丹也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每支桅杆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下面倒挂上我们的旗子、圣母马利亚的肖像及十字架,让地痞流氓们朝上面射箭。接着,大炮射向天际。和日后那些年我怀着哀伤、厌恶及欢欣的复杂心情从陆地上观看的许多仪式一样,这个典礼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都被晒昏过去了。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才在卡瑟姆帕夏下了锚。他们用链条铐住我们,让我们的士兵可笑地前后反穿盔甲,把铁箍套在了我们船长和军官们的脖子上,并且耀武扬威、喧嚣地大吹从我们船上拿走的号角和喇叭。我们被带往皇宫来到苏丹面前。城里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头巷尾,兴致勃勃、好奇地看着我们。苏丹隐身在我们目光未及之处,挑出他的奴隶,并把这些苏丹奴隶与其他人隔开。他们把我们送到加拉塔,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这个监狱是个悲惨的地方。在低矮、狭小、潮湿的牢房中,数百名俘虏在肮脏之中腐烂。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人,得以实习我的新职业,而且真的治愈了其中一些人,还为守卫开了些治背痛或腿疼的处方。所以,我在这里受到与其他人不同的待遇,获得了一间有阳光的囚室。看到其他人的遭遇,我试着对自己的境遇心怀感激。但一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其他犯人一起叫醒,要我外出劳动。我抗议说自己是医生,有医药及科学知识,却换来一顿讪笑:帕夏的庭园要增高围墙,需要人手。每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我们就被铁链铐在一起带出城。搬了一整天的石头之后,傍晚我们依旧被铐着跋涉返回监狱。我心想,伊斯坦布尔的确是美丽的城市,但是人在这里必须是主人,而不是奴隶。
然而,我仍然不是寻常的奴隶。现在我不只照料狱中衰弱的奴隶,也给其他一些听说我是医生的人看病。我必须从行医所得中拿出一大部分,交给把我带到外面的奴隶管事和守卫。靠逃过他们眼睛的那些钱,我得以学习土耳其语。我的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掌理帕夏的琐事。看到我的土耳其语学得很快,他非常高兴,还说我很快就会成为穆斯林。每次收学费他都扭扭捏捏的。我还给他些钱,让他替我买食物,因为我决心好好照顾自己。
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一位管事来到我的牢房,说帕夏想见见我。怀着惊讶与兴奋的心情,我立即打理好了自己。我心想,一定是家乡的阔绰亲戚,或者是父亲,也可能是未来的岳父,为我送来了赎金。穿过大雾,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行走,我觉得仿佛会突然回到自己的家,或者如大梦初醒,见到我的家人。或许,他们还设法找人来当中介让我获释;或许,就在今夜,同样的浓雾中,我会被带上船送回家。但进入帕夏的宅邸后,我明白了,自己不可能如此轻易获救。那里的人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
他们先把我带进一处长廊等待,然后引领我进入其中一个房间。一个和善的瘦小男子盖着毛毯,舒展着身子躺在一张小睡椅上,一个孔武有力的魁梧男子站在他的旁边。躺着的男人就是帕夏,他招手示意我近身。我们谈了话。他问了一些问题。我说自己学过天文学、数学,还有一点工程学,也有医学知识,并且治疗了许多病人。他不断问我问题,当我正打算告诉他更多的事时,他说,我能这么快学会土耳其语,必定是个聪明人。他说起自己有个健康上的问题,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听到关于我的传闻后,希望让我试试。
他开始描述自己的问题,我不由得认为这是一种只会侵袭世上惟一一位帕夏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的敌人以流言欺骗了神。但是,他抱怨时听上去只是呼吸急促。我仔细询问,听了听他的咳嗽声,然后去厨房找了些材料,制作了薄荷口味的绿含片。我也准备了咳嗽糖浆。由于帕夏害怕被人下毒,所以我先在他面前啜饮一小口糖浆,吞下了一粒含片。他告诉我,我必须悄悄地离开宅邸返回监狱,小心不要被人看见。后来管事解释说,帕夏不希望引起其他医生的嫉妒。第二天我又去了帕夏宅邸,听了听他的咳嗽声,并给了同样的药。看到我留在他掌心的那些色彩鲜艳的含片,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走回牢房时,我祈祷他能够尽快康复。翌日吹起了北风,温和凉爽,我想即使自己没有意愿,这样的天气也将利于改善健康。但却没有人来找我。
一个月后,我被再次召唤,同样正值午夜。帕夏精神奕奕地自行站起。我很宽慰地听见,他在斥责一些人时呼吸仍旧顺畅。见到我,他很高兴,说自己的病已经痊愈,我是个良医。帕夏问我想要什么回报。我知道他不会马上放我回家,因此,我抱怨自己的牢房,还有狱中的处境。我解释说,如果是从事天文学、医学或者科学工作,我对他们会更有用处,但是沉重的劳役让我精疲力竭,无法发挥长处。我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他给了我一个装满钱的荷包,但大部分都被守卫们拿走了。
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一名管事来到我的牢房,要我发誓不企图逃跑后,他解开了我的锁链。我仍被叫出去工作,但是奴隶工头现在给了我较好的待遇。三天后,那名管事给我带来了新衣服,我知道我已得到了帕夏的保护。
我仍会在夜间被召至不同宅邸。我为老海盗的风湿症、年轻水手的胃痛开药,还替身体发痒、脸色苍白或头痛的人放血。有一次,我给一个口吃的仆人之子一些糖浆,一周后他就开始张口说话了,还朗诵了一首诗给我听。
冬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了。春天到来时,我听说数月没有召见我的帕夏,现在正带舰队在地中海。夏季炎热的日子里,注意到我的绝望与沮丧的人对我说,我实在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我靠行医赚了不少钱。一名多年前改信伊斯兰教并结了婚的前奴隶劝我不要逃跑。他说,就像留着我一样,他们总会留下对他们有用的奴隶,始终不会允许他们回国的。如果我跟他一样,改信伊斯兰教,可能会为自己换来自由,但也仅此而已。我觉得他说这些只是想试探我,所以告诉他,我无意逃跑。我不是没有这个心,而是缺乏勇气。所有逃跑的人都未能逃得太远,就被抓了回来。这些不幸的家伙遭受鞭打后,夜间在牢房替他们的伤口涂药膏的人,就是我。
随着秋天的脚步接近,帕夏和舰队一道回来了。他发射大炮向苏丹致敬,努力想像前一年一样鼓舞这座城市,但他们这一季显然不如人意,只带回了极少的奴隶关进监狱。后来我们得知,威尼斯人烧掉了他们六艘船。我找寻机会和这些大多是西班牙人的奴隶说话,希望得到一些家乡的讯息,但他们沉默寡言、无知又胆怯,除了乞求帮助或食物,无意开口说话。只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断了一只手臂,却乐观地说,他有一位祖先遭遇了同样的灾难却存活了下来,用仅存的手臂写下了骑士传奇。他相信自己会获救,去做同样的事情。后来的日子,当我编写着生存的故事时,常忆起这个梦想活着写故事的男子。不久,狱中爆发了传染病,这不吉利的疾病最后夺去了逾半数奴隶的性命。这段期间,我靠着买通守卫保住了自己。
存活下来的人开始被带出去干新的活。我并未加入。晚上他们谈论着如何一路赶去金角湾顶,在木匠、裁缝与漆匠的监督下,干着各种手工活。他们制作船只、城堡和高塔的纸模。我们后来得知,原来是帕夏要为他儿子娶大宰相的女儿举行一场壮观的婚礼。
一天早晨,我被传唤至帕夏的宅邸。我到了大宅,想着可能是他呼吸急促的老毛病复发。他们说帕夏有事正忙,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坐下等待。过了一会儿,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约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子走了进来。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脸,立刻感到恐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