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性传记系列的结尾。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传记可讲，正相反：你越深入女性渺茫的大海，你会遇到越多的女性：强硬或细腻的女性，辉煌或无法让人忍受的女性，她们都很耐人寻味。历史之河的遗忘之水充满了女性遇难者，我们只需登上船，就能够看见她们。

如果我在此时此处结束，那是因为我自身的疲惫，因为我与她们一起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到了对我的女人产生一种祖传的痴迷地步，比如要是我看到一部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傻电影，片中扮演女作家的女演员范内莎·雷德格雷夫，在一个场景中说她不会游泳，就会令我气愤——克里斯蒂那么喜欢游泳，游得那么好——这真是粗制滥造，我很生气地对自己说。所以这本书到此结束纯粹是一种随意，就像其他任何章节一样任意：选题，顺序。还有许多迷人的女性可讲。例如可以谈女作家简·鲍尔斯，她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甚至有人怀疑她是被自己的摩洛哥女仆兼情人毒死的；可以讲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德拉·大卫-奈耳，第一位于1923年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西方女性，她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佛教神秘主义者；或者谈不可抗拒的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她自由、强大而又淫荡（只要读读她精美而热烈的小说《中暑》就可以察觉堂娜埃米莉亚是一个激情荡漾到何种程度的女人）。可以讲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女性，甚至别的许多我还不认识的女性。但那将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显然，我也没有讲述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的全部。虽然我扩展了一点传记（当它们出现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时，受到版面强制性的限制），但不可能把十五个生命的所有丰富和不同的内容全都塞进一卷书里，因此大量的细节我都没有说。比如我没说弗里达·卡洛有一个镶着钻石的金牙套，总是在盛装场合戴上它（很奇怪我从未见过一张她微笑的照片）。也没提到埃米莉·勃朗特拒绝死亡；她试图在自己面前装作没有生病（去世那天她起床的时间同往常一样，下楼到客厅，开始缝纫），绝望地奋斗到最后。没有说玛格丽特·米德六十岁时外表已很邋遢，又胖又丑，可是旅行时总带着一个小茶壶，用它烧水获取蒸汽，来卷头发：这个不可思议的卖俏细节，我觉得很感人。而且在所有我不曾提及的关于这些女性的事情中，还得加上其他许多我所不知的有关她们的内容。因为每帧小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涵盖一个完整的生命：所有传记都不过是现实的一个版本，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的叙述中，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版本。

在《国家报》上发表的这十六篇文章带来了奇怪的反响。比如登出玛丽亚·莱哈拉加那篇文章后，与她侄女结婚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埃兰斯热情地寄给我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写给玛丽亚的一叠信件的复印件，在这些信中再次证实是玛丽亚创作了那些作品，之后由马丁内斯·谢拉署名。信件的内容很丰富，比如1926年的这封："胡利奥将交给你一本梅塞德斯·萨阿韦德拉的诗集。我已经答应给它写序了：你马上给它写序，把它给我寄到哈瓦那（原文如此）。"最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证实了马丁内斯·谢拉患有一种那喀索斯式的错觉，因为在向妻子索求稿件的同一段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荒唐地洋洋自得。例如在通过邮局收到玛丽亚刚完成的一个作品后，格雷戈里奥对她说："直到昨天才交给我《应该幸福》。写得好极了。有新的忧虑，洞察心理，对话优美。所以我们的作品现在流行，并将继续流传。我们已经是有地位的国际作家了。”

这个系列里的另一些章节曾引起某些争议。最受争议的是献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的那篇文章，由于受牵涉者的地位和地理上的邻近所致，这是可预见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人和某位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感到有责任捍卫诗人。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教授，研究胡安·拉蒙的专家及塞诺维亚日记的出版者（刚出了第二卷，也是在阿利安萨出版社出版的），寄来了一长篇优美的文章，因其篇幅而没有发表，她的论点可以用她的一句话加以概括："胡安·拉蒙没有抹杀塞诺维亚，她也没有为他而毁了自己。"在此要表明她的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多种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献给美国女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情人劳拉·赖丁的那篇文章发生的事。没几天《国家报》就发表了格雷夫斯的遗孀贝丽尔（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短信，说赖丁不是坏人（"她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更坏"），在她周围没有形成任何宗派。但奇怪的是我同时收到了一个很接近赖丁-格雷夫斯圈子的人的一封长信。此人请求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出于显然的理由"），并且很高兴终于有人"敢"写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事。他补充说："（赖丁）大概是个巫婆，虽然是一个有显要能量和智慧的巫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影响效果是长远的，贯穿了几代人。有些人在离开她五十年后还不敢谈论劳拉，另一些人提到她名字时的反应是击木驱邪……但也还有一些捍卫她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是因为害怕在来世会发生什么事。的确，尽管她的作品不多，但留下了十二个由她正式任命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因此要当心！"不用说这两封信增加了我对劳拉·赖丁阴暗和令人不安的人格的迷惑。

这个系列的发表还产生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结果，一些女研究员、女记者、女朋友和女档案管理员开始慷慨地寄给我大量有关女性的资料。我只举几个事例：女作曲家马里萨·曼查多向我讲述了她的前辈们无畏的不幸（如十七世纪的芭芭拉·斯绰兹，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女作曲家之一，她的流氓父亲兼经纪人为宣传女儿的职业强迫她在一张肖像里摆出裸露乳房的姿势）；墨西哥的"见证"协会寄来一张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的照片：她套在一件衣裤相连的工作服里，看上去瘦极了（请记住她是厌食症患者）；一个名叫"艾达·拜伦"促进男女在数学方面同校教育的机构，它提供了女科学家的一系列肖像。

那个艾达确实是拜伦男爵的女儿，她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开拓者：ADA程序设计语言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程序设计语言的创造者中许多是女性，如COBOL这个例子)。说到女科学家，在此我不禁要讲述亚历山大城的伊帕迪娅（370-415）的残酷经历，因为它特别有启示性。伊帕迪娅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她著有几何数学专著和对托勒密规则的评注；发明了一个星盘和一个地球平面球形图等仪器。她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捍卫理性，拒绝皈依基督教。

由于所有这一切，主教西里洛，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徒，鼓动百姓反对她，并叫人暗杀了她：把她从车上揪下来，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折磨致死。伊帕迪娅享年四十五岁。我不知道是造成她死亡的报复性虐待，还是她的著作、她的发明一样也没幸存下来这个事实更令我恐惧。沉默也吞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