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实际上是个陌生人；然而她又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盎格鲁-撒克逊范围内，一个半世纪里，玛丽一直被贬低和嘲笑；今天，尽管新历史学恢复了对她的记忆，大家记得她，主要是把她作为《弗兰肯斯坦》①的作者玛丽·雪莱的母亲。

①这部全名为《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哥特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用尸块拼成一个怪物并失去对它的控制能力。作品不再仅仅是充满黑暗想像的"鬼故事"，它向前呼应着"充当造物主的狂妄必受惩罚"的宗教母题，向后预见并质疑了科学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灾难，是部集哥特式鬼怪故事和科学幻想于一体的作品——译注。

如果注意到她的成就，以及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无知便令人惊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女性，她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能够在伦敦站住脚，这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为女权辩护》（1792）一篇，奠定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她那时代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大革命期间她只身前往巴黎，并在那里经历了恐怖统治的痛苦岁月（或更确切地说她幸存下来，因为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被砍头）。此外她与一位美国冒险家生了一个私生女，然后与英国作家威廉·葛德汶有了另一个女儿（成为玛丽·雪莱的那个女儿），并跟他最后结了婚。那时这种生活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她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玛丽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人士，是辉煌和轰轰烈烈的十八世纪——她那个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儿。像她那样的改革家有很多：为普选、为个人权利、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所有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而当时则是革命性的。但当这些进步骑士为所有的人要求选举权时，那个所有的人只是指男人；当他们谈论个人权利时，只关注男性的权利；当他们提到自由时，完全排除了妇女的自由。

从今天的角度很难想像那个如此专制，知性上如此不连贯的世界；但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它残暴地向妇女施加奴役，极力使偏见的分量甚至在最明智的头脑里都造成理性的失去。例如哲学家洛克①，人类天性自由的捍卫者，坚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妇女都不能分享这种自由，而是要从属于男性。卢梭说："一个智慧的女人对她丈夫、子女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惩罚。"康德说："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思考，即使一个女人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毁掉了女性性别的自身优点。”

如果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创新的思想家都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可以想像对那些妇女来说，整体环境想必是令人窒息的，她们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具有敏锐的智慧、不顺从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来警告所遭受的现行性别歧视带来的不公正。但无人，或几乎无人会重视和尊重她们的这种品质与才能。持这种想法的妇女很少（她们中有西班牙人何塞法·阿玛尔-波旁，她于1786年发表了《捍卫妇女才能的演说》）；男人也极少。在这场斗争中有过男人，严格而诚实的男人，他们知道把自己的革命性分析进行到底。如孔多塞，伟大的法国哲学家。

①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后天的经验是知识的源泉——译注。

一位女性怎样变成先行者，脱离她那时代舒适的常规，坚持那种先进甚至带有危险的边缘性立场？我猜想，她不是通过一种早年明确的历史志向，而是以一种更加人性及平和的方式，沿着那条在知性上不能接受的、不同的道路缓缓地滑行。在生活中事实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逆转：死亡和知识。知道的事不会不再知道，无知无需通过两次消除。玛丽慢慢了解了不公正的现实，她不得不因此而行动起来。

玛丽1759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个织工的女儿，父亲把一大笔财产挥霍在赛马和饮酒的嗜好上。证实有许多作家在他们童年时期都经历过某种社会和经济败落的遭遇，这令人惊讶。从小玛丽就得常常保护她母亲免受醉鬼父亲的毒打；但这不该是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因为那种暴力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我推测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她的聪慧对她观念的影响更大：由于是女孩，玛丽只短期去社区一所很差学校上过课，在那里几乎没学会读书和写字，而她的笨兄弟内德却在一所好学校里接受了全面教育。

作为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证据，玛丽的心里应该充满了这种早期比较的伤害，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文章里一次次地坚持女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妇女因缺乏适合她们的工作而遭受的无自卫能力。一个中产阶级的体面女子只能当保姆/家庭教师，宫廷侍女，或老师（但只是让她们做女生的初级教育老师）。这三种悲惨而艰辛的职业玛丽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都经历过（之后她以文为生），力图养活自己和她的姐妹，但经济依然近乎陷于绝境。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玛丽仍没有放弃求知的热望。为此她利用书本这一时代的新鲜事物之一，终于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书籍而且很便宜。因而女性虽然被迫远离教育，但知识的大门已无法再向她们紧闭——整个世界通过印刷文字向她们敞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样以一种自学的方式自我培养。

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埋葬了一个等级制不可触及的、历来并永远源自上帝头脑的封建旧结构，使个人主义观念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出现。在玛丽的英国，变化是急剧的。例如处决不再是公开的，在伦敦出现了第一批分桌的餐厅，而不是通常所有人都在那里扎堆吃饭的长条板。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抱怨这类创新："这种晚餐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被饲养的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特别反社会的，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饭桌上吃饭，不用强迫自己与任何人说话。"因为中世纪社会是混乱和杂居的：公开就餐，与陌生人共用饭桌；在公开的惩戒性的处决中死去；公开睡觉，因为在客栈里每间房里住宿十个人。相反，在十八世纪开始了现代生活的极端孤独，但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好处：人权，民主的动力。

另外，社会等级迅速演化。现在已不再必须出身贵族，个人自身的成就便能为他带来辉煌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善和提高，这创造出一种乐观的氛围，或许从那里产生出改良的理论，即相信人类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在逐步完善自我。时代的热情改革家坚信这一点，并认为人类所有的弊端——饥饿，暴力，战争，甚至疾病和死亡——总有一天都会被战胜。世界的边界已经倒坍，人类好像垂手可得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做的就是要求妇女也有权利分享那所有的荣耀。

玛丽的个人演变缓慢而痛苦。一开始她加入了"不同政见派"，一个民主的但非女权主义的团体；在写使她成名的《为女权辩护》之前，她出版了另一部政治性小册子，题目是《为人权辩护》，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反对英国反动分子，特别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攻击。她纯粹是通过理性的运用而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自由要么是给所有人的，要么不给任何人，正如孔多塞所言。这里我没有篇幅来解释玛丽为她的生活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理解，争议，社会的指责。对她来说一切都很困难：受教育，自立，找到体面的谋生方式，恋爱，甚至写作。做独一无二的人会使人濒于疯狂，她是一个愤怒而忧伤的女性也就不奇怪了。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58年创办《年纪》杂志。1766年进入下院，成为辉格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②讷伊：法国巴黎西北郊的殷实富户居民区——译注。

她的心像液体铅那样炽热，她的激情可以是毁灭性的；但由于她受教于那时代盛行的清教主义，所以很长时间里认为性是肮脏的东西，她把最初的爱变成纯粹柏拉图式的梦想。直到三十三岁只身前往爆发大革命的法国时，她可能还是处女，充满生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