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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为到下午一场特大的新英格兰暴风雪袭来,一下子就变出了一个雪垒冰封的世界。
爸爸妈妈问我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搭火车回波士顿去。我尽量做到不失礼数,客客气气回绝了。我一再推说菲利普少不了我,没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实情况倒是正相反。我这辈子几曾尝过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之痛,连伤心痛哭都还得要菲尔来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说。
“好,一定。”我跟他握过了手,又在妈妈面颊上亲了亲。列车就北去了。
卡维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亲亲戚戚都不想把我们两个就孤零零撂在家里。不过他们终于还是一个个都走了——也难怪,大家都有个家庭,总得回家去吧。临走时个个都让菲尔作出了保证,铺子要重新开张,生意要做起来。不干这档于事又干什么呢。他听了总是点点头,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后就剩了我们两个,在屋里干坐着。我们根本就不用动一动,因为大家都没忘记替我们在厨房里备了许多吃的,色色齐全,都够吃上个把月的。
眼前没有了这些姑妈阿姨、远近表亲,没有人来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觉到礼仪这一剂麻药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性也渐渐消失了。以前我只当自己这尝到的就是伤心滋味。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觉麻木了而已。痛苦还才刚刚开始。
“嗨,你也该回纽约去了,”菲尔嘴上虽这么说,那口气听来却并不是很坚决。我也没有对他提出“答辩”,其实他的糕点铺子也不见得就已经开门营业。我只是说:“不行。除夕夜我在这儿克兰斯顿还有个约会。”
“跟谁?”他问。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错,”他说,“不过跟你说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说。
“OK,”他说。
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有电话打来。
“没有,没有什么事,巴雷特太太,”菲尔在电话里总是这样对妈妈说的。妈妈显然是在问可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的。
“请别费心,爸爸,没什么事,”轮到我,我总是这样说。“我心领了。”
菲尔让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当初詹尼下过最严格的命令,这些照片是绝对不许让我看的。
“哎呀,菲尔,我戴着矫齿架的照片可说什么也不能让奥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时候你的样子才逗人喜爱呢。”
“我现在还要逗人喜爱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她的詹尼性格。随即又补上了一句:“娃娃时代的照片也一张都不能让他看啊,菲尔。”
“可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看?”
“我不想让奥利弗看到我那个胖娃儿样。”
她们父女俩的这场快活的舌战,叫我看得简直出了神。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结了婚,我也总不见得会因为她小时候戴过矫齿架,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
“嗨,这屋里到底谁说了算?”我巴不得他们热热闹闹把嘴斗下去,就问菲尔。
“你猜呢?”他笑笑说。结果照相簿没有打开,就这样又收了起来。
可今天我们看了。照片还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张张都有个显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萨·卡维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长得可好了,”菲尔叹了口气说。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戴上矫齿架之前,中间看得出有个分野,从此照片里便再也没有了特里萨的身影。
“我真不该让她晚上开车,”菲尔说话的神气,好像她出车祸去世还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我问。“你怎么经受得住的?”我这样问他其实可是为了自己,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鉴,好抚慰抚慰我心灵的创伤。
“谁说我经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说。“不过我好歹膝下还有个小女儿……”
“对,是得要你照看……”
“哪儿呀,是她来照看我呵,”他说。
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这些故事原本是归入“背景材料”一类的。小女儿总是想尽办法来照应爸爸,来减轻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听女儿的,由女儿来做饭。更要命的是,女儿从超市的杂志上一知半解看来了菜谱,学着做出来的菜他还不能不硬着头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规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盘保龄球不可。总之女儿是千方百计总想使他快活起来。
“你一直没有再结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菲尔?”
“因为什么呀?”
“因为詹尼的缘故,是吧?”
“哪儿呀。她倒是老缠着我,要我去找个老伴哩——还替我物色对象、安排约会哩!”
“真的?”
他点了点头。“我不说瞎话,南起克兰斯顿北到波托盖①,凡是条件相当的意大利裔美国娘们,她全都给我介绍过,我敢说决漏不了一个。”
①罗德艾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几位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他这话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纳尔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时的英语教师……”
“哦?”我应了一声。
“她就挺不错。我们来往过一阵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个了。”
“我看你是根本没打算想结婚,菲尔。”
他望着我,把头摇摇。“我说奥利弗呀——这样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经享受过一回了。我算是什么东西,哪里敢存这样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难得的好福气,难道想要上帝赐给我两次?”
说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开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后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简直是连推带搡逼着我乘上火车回家的。
“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说。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于点儿事有好处哪。真的,奥利弗,好处真大着哪。”他的话说完,列车也就开动了。
菲尔的话说得有理。一头扎进了人家的诉讼案子,我原先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总有那么个感觉,总觉得自己仿佛受了谁的什么委屈。是社会体制有问题!是天道有亏!因此我就觉得自己应当切切实实做一些事,去纠弊补偏。这样我同意承办的案子里,属于“错案”性质的也愈来愈多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的百花园里秽草恶卉还是不在少数的。
由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384 U.S.436)①的影响,我便成了个大忙人。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就确认了:对嫌疑犯务必先讲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师的情况下他有权暂不回答问题。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还没有请教过律师,便给匆匆押上法庭审理结案了——我一想起来就激动,真为这些人愤愤不平。利罗伊·西格就是一个例子:我通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承接下他的案子时,他早就给关在阿蒂卡②了。
①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②阿蒂卡:指纽约州的阿蒂卡监狱。
这位利罗伊老兄当初之被定罪,依据的是有他签字的一纸供状,其实那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审讯以后,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们也真有办法——可这是不是合法呢?)他签下名字的时候,也不清楚这个字签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签了字就能让他阖会儿眼。他的案子一经提出复审,当时就成了援用“米兰达”案判例的纽约几宗大案之一。结果我们终于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讨回了一点公道。
“真谢谢你啊,老兄,”他谢过了我,就转过身去吻他热泪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动了,”我应了一声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罗伊·西格把快乐分一点给我。再说,他到底还有个老婆呢。而且,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律师私下行话中的所谓“冤包子”,天下也实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韦伯也是一个例子。他是跟征兵局打的官司,为的是出于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征兵局觉得事情难办。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罢了①,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难证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于怕死,而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尽管他明知官司打起来吉凶难卜,桑迪却还是情愿留下来打这场官司,怎么也不肯逃到加拿大会。他要表明自己是对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坚决主张非暴力的。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个朋友就在刘易斯堡②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过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劝他:我们还是逃到蒙特利尔去吧。他却说:我要留下来战斗。
①教友派,又称公谊会或贵格会,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创始人福克斯劝诫会徒向“主”祈祷时须作颤粟状,故会徒被称作贵格(颤栗者)。该教派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在美国规定教友派成员可以免服兵役。
②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该处有一联邦监狱。
我们战斗了。第一次官司没打赢。我们又提出上诉,这一次到底胜诉了。虽说他还得去一家医院里洗上三年碗碟,他却乐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着这么句歌儿,一齐来跟我拥抱。我回了他们一句:“坚定信心就是胜利,”就一迈腿走了,这屠尤伟业还有待我去扩大战果呢。我也回头看过他们一眼,见他们俩在人行道上简直跳起舞来了。可我就是笑不起来。
唉,我心头只觉得愤懑难言。
我就埋头工作,总是能干到多晚就干到多晚。我真不愿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么,家里似乎什么都会浮现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钢琴。还有她那些书。我俩一道挑选的那套家具。真的,我心里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想搬家的念头。好在我总要老晚才回到家里,搬不搬家暂时好像也无所谓。渐渐地,一个人在冷清清的厨房里独自吃饭我惯了,一个人听录音带听到夜深我也惯了——不过詹尼的那张读书专用椅我是从来不去坐的。我甚至还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门道儿,在我们那张空荡荡的大床上我也勉强睡得着觉了。所以心里也就觉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开了一扇橱门,情况就起了突变。
那是詹尼的衣橱,本来我是从来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么,我却糊里糊涂打开了这衣橱门。一眼就看见了她的衣服。詹尼的连衫裙,短上衣,领巾披巾,全在那儿。还有羊毛衫——里边有一件还是她中学时代穿的老古董呢,尽管早已穿得都快烂了,她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在家里还常穿的。一橱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着这些遗物,绸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说不上心头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反正总依稀有这么个向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点詹尼的娇躯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橱门一关,从此再也没有去开过。
两个星期以后,菲利普·卡维累里悄悄来收拾起詹尼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拿了去。嘴里还兀自咕哝,说是天主教会里有个专门帮助穷人的机构,里边的人他认识。他借来了一辆送面包的卡车,好把东西运到克兰斯顿去,临走一本正经向我道别:“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后就不来看你了。”
说来也怪。屋里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种种东西一旦被他席卷而去以后,我不出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积不大,更有点牢房的味道(记得吗,纽约凡是底层的屋子窗上都是钉了铁条的)。那其实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剧院的阔老板,我住的则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层,比起正房来就要差点儿了。他家的漂亮大门门把儿金光锃亮,不过好在要进他的家门得上一列台阶,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扰不到我。而且我这新居离上班的地点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园更是几步路就到。种种迹象显然表明,我心灵的创痛看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复了。
可是我的心里总还揣着一大块心病。
尽管我这新居四壁都挂上了新的装饰画儿,连床也换了一张簇新的,尽管朋友见了我说“老兄,气色不错啊”的也愈来愈多了,可是其实我还一直暗暗藏着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样遗物。
家里写字台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我还藏着詹尼的眼镜。而且不是一副,我把两副全藏在那儿。因为我只要对她的眼镜看上一眼,就会想起当初透过镜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对可爱的眼睛。
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在其他方面我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见到我的人,也个个都毫不犹豫地说我蛮不错了。
“你好,我叫菲尔。我是个烤糕饼的迷。”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他这样赶时髦说这个“迷”字,人家真会当他烤蛋糕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会想到他可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