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亲死后尽管对我们来说是段困难的时期，然而却也是一种解脱。

这事一直就像是看着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摇摇摆摆地走钢丝。尽管实际上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才放弃努力，可在他一开始动摇时，他的命运显然就已经注定了。掉下来这件事本身几乎成了高潮之后令人扫兴的结尾。

牧师没有在葬礼上发表颂词，我不得不因此而对他肃然起敬。他没有说什么一个伟人在年富力强之时被悲惨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之类的废话。

相反，他用几句话说了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亨利·希勒那困惑的灵魂能终于获得安宁。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奇怪的是，听到对真情的证实比使虚伪的神话永恒能使人得到更大的安慰。

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并不奇怪。父亲就那么从我们生活的外围消失了，剩下的是在他去世前就已经没有了他的这个家庭单位。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更紧张了。我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全州钢琴比赛，得了第二名。

要是在一年前，只要能被邀请参加我就会欣喜若狂，可现在没能获得全胜都使我非常失望。

坐车回家时，我的教师亚当先生安慰我，他说得金奖的马里萨·格林菲尔德其实演奏技巧并不高于我，只是演出效果比我好。

“她有获胜者的风度，走上台去时样子充满信心，生气勃勃，而且完全进入了音乐的境界。”

“可我也完全是这样啊，见鬼。”

“我知道，可她善于为评委塑造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你只是一个平常的你，在进行着无懈可击的演奏。如果参赛者都在屏幕后面表演，你肯定会大获全胜。”

在比赛后举行的聚会上，马里萨竟然走了过来，提议我们合作搞个钢琴二重奏的音乐会。我感到得意，而且也许真应该那么办。但我想上医学院，得上实验课，不用说还得应付学校的大学入学考试了。

不过我们仍交换了电话号码，并说以后要保持联系。一天晚上，我到初级中学去演出（发展自己引人注目的天赋）没在家，她打来了电话，不知怎的，我一直也没找到机会给她回电话。

经过两小时的试听，密执安大学音乐系向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我兴奋得不知所措，从安阿伯驾云般回到家里。但只是在我把这消息和母亲及弟弟分享时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义。

在随之而来的庆贺中，我让妈妈把她节衣缩食为了我上大学而存下的钱用来给自己买辆她十分需要的新车。可她坚决认为我不应该因我的成功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应把这钱用在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上。很明显，唯一的选择是一架二手钢琴。在某次寻找住处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通融的女房东，她喜欢古典音乐，有一间空房子出租，允许我把钢琴搬去。（“不过，请发发慈悲，马修，别来摇滚乐。”）

毫不奇怪，离家的时间临近时，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放心妈妈和蔡兹，另一方面，没有他们我感到很害怕。

此后的4年是充满了绕梁余音的4年。

尽管医科大学预科的理科课程无疑是为摧毁人的灵魂而设的，但主修音乐却使我的灵魂变得坚不可摧。在钢琴之外我又探索了管弦乐的宝藏，爱上了歌剧，为达到语言要求而因此选修了意大利语。现在我在听《费加罗的婚礼》①时，就能体会到歌剧剧本作者的技巧是如何增强了作曲家艺术的感染力。莫扎特本身就十分伟大，但莫扎特加上达·蓬特②——那简直是感官的天仙宴了。

①奥地利天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②达·蓬特（1749—1838），意大利诗人、歌词作者。1783年与莫扎特结识，为他创作了3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为其中之一。

我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在工作和忧虑的黑暗曲折道路上艰苦跋涉，现在终于踏上了阳光普照的。一直伸向蓝色无云的地平线的大平原。我甚至还发现，这些新奇的感受有着一个名字：幸福。

我作为一名钢琴独奏家，和各个室内乐团一起演出，使我成了校园里的大人物。当我在把自己介绍给比较漂亮的、聪明的女同学时，这一点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

然而，大学一年级里最有意义的事要算遇到了埃维。

她热情美丽，给人以面目清新的感觉。她有着棕色的短发、具有感染力的微笑和永远放射出乐观的光芒的淡褐色大眼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名极有才能的大提琴手。

从在衣阿华州艾姆斯市的童年时代开始，她就立志要以心目中的英雄杰奎琳·杜佩雷为榜样。我们常在一起听我们能搞到手的每一张杰基①拉大提琴的唱片，她和她那钢琴家丈夫丹尼尔·巴伦波姆的配合流畅动人。我们老是听这些唱片，把密纹唱片的纹道几乎都磨平了。

①杰基，杰奎琳的爱称。

尽管我们在一起度过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刻，埃维却不是我的情人。我们只不过是彼此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一直希望在最好的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些品质。

我们认识时她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开始时，我怀疑她对我这样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如此友好，定有利己的动机。我的意思是，大提琴手需要有人伴奏，我最擅长于和最优秀的大提琴手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见谱就弹。

我猜当时我们并未充分理解我们间关系的独特可贵。我的意思是，它由莫扎特和巴赫开始，结果是涉及所有一切。姑且称之为和谐的相互了解吧。

我们互相吐露不对任何别人说的事情，不光是我们对谁和谁交朋友的看法，而且是更为切身的事：我们都曾在应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上苦苦奋斗过。

韦伯斯特先生和太大都强烈反对女儿成为职业音乐家，他们真心地认为这和婚姻是不相容的，而婚姻应是每一个女孩子的首选事业。

如果埃维的父母胜利了的话，埃维就会在当地的师范学院学习，然后也许教上几年中学后嫁给一个拿着大学文凭回到艾姆斯来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的好小伙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不理解大提琴对你意味着什么？”我问道。她企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她确实认为我一生的音乐‘需要’都应能在星期日的教堂唱诗班和每个圣诞节演奏亨德尔①的《弥赛亚》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①亨德尔（1685-1759），巴洛克后期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后入英国籍。《弥赛亚》为其名作之一。

“那你对大提琴的热爱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母亲的姐姐莉莉姨妈那儿。她在意大利学习过，和一个三人演出小组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了一段时期，后来回来教音乐，直到去世。她一直没有结婚。从我5岁起，凡在开车能去的距离之内的音乐会她都带着我去——有时候一直开到德梅因。我喜欢像鲁宾斯坦①和海费兹②这样的大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音乐的关心，甘冒冬天的风雪来为我们这些乡巴佬演出。姨妈去世后把大提琴留给了我，还专门留了一笔钱，供‘埃维进一步的音乐教育’之用。”

“这可太棒了，你该用她的名字给你的第一个孩子取名。”

“我会的，”埃维微笑道，“不过得是个女孩才行。”

当然，我们间的谈话也不都是触及内心深处的。毕竟我们天天见面，肯定会谈些诸如学期论文、橄榄球赛，以及即将到来的让·科克托③电影节等一般话题。

①鲁宾斯坦（1887-1982），美籍俄国钢琴家，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流的钢琴曲目解释者。

②海费兹（1901-），立陶宛出生的美国钢琴家。

③让·科克托（1889-1963），20世纪法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及绘画。

不过埃维经常需要纠正她的男朋友们对我们关系的性质方面的误会。即使在她介绍我和她的一两个漂亮女友约会后，仍有一些她的男友不相信她的话。而我那时对音乐——以及我刚得到的自由——太入迷了，所以对任何持久的关系都不感兴趣。

还有那些星期六的夜晚，我们像两个虔诚的修道士一样公然放弃了大学生的其他享受——如啤酒，保龄球——沉溺在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独特的世界里，练着一支又一支乐曲。

那些年里，最“动情”的时刻就是我和埃维一起练习的时候。我们一起练的时间很长，几乎练遍了所有主要的钢琴和大提琴曲。我爱看她在全神贯注地练特别难的乐段指法时不自觉地用舌头舔下嘴唇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一个多小时互相之间一个字也不说。当你和一个非常了解的人一起演奏时，你们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一种本能——这是非常深刻的交流，不是一般谈话所能完成的。是这种艺术经历使我们进入了更为亲密的友谊关系。

当然，我们除了在音乐上，还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我能记得起来的一次是我给她伴奏福莱①的《西西里人》。她选了这支曲子作为她4年级春季学期的学位独奏曲。我对自己要演奏的部分非常熟悉，所以可以偷偷看上教授们几眼，知道她给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①福莱（1841-1924），法国作曲家，对现代法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正如我所料，她得了优——我得到了她最长时间、最热烈的拥抱。第二天早上我还能在套头衫上闻到她的香水味儿。

在我决定今后方向的困难时期中，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对此我一直十分感激。随着每一个学期的过去，我离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越来越近了。

我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教授们也没有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似乎在积极地进行着拔河比赛，想把我或拉向音乐，或拉向医药。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两半。

埃维是我唯一能与之讨论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边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选择。

“你可以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她断言道，“我是说，你有着使音乐大师区别于一个技术娴熟的钢琴师的天才的闪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马特，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我一辈子都想演奏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部分的我却无法想像自己过一种不去帮助别人、不还之于社会的生活——也许这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埃维也理解这一点，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响我的选择。她总是充满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无尽无休地和自己辩论。

那年夏天是最严酷的考验。

当埃维到阿斯朋①音乐节去上罗杰·约瑟夫森的名师大提琴班时，我在大学医院里干着卫生员的苦活。

①阿斯朋，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夏季在此举办音乐节。

记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时候，一个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护士报告，她们坚持说她完全处于麻醉状态，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痛苦。

尽管如此，我下班后还是到她床边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在她床边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识到我一直在陪着她，因为她醒来时对我轻轻一笑，并且说：“谢谢你，大夫。”

我打电话给埃维，告诉她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兴，马修。”

“高兴我要当医生？”

“不，”她亲切地说，“高兴你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也一样。

在四年级上了一半的时候，埃维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约瑟夫森替她说了话，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她求我申请上纽约的医学院，这样我们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虑后觉得这念头很有吸引力——尽管蔡兹已被密执安大学录取，秋天就要来入学了。

总之，我到医科顾问的办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纽约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册子，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①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①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①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①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①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①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兰

他们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马利亚，然后是婴儿。

到米兰大教堂来的重要客人和前面两位已经很熟了，但婴儿才刚刚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团公司法玛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达历山德罗的女儿。这是她首次公开露面。

当总理抱着孩子，红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拉丁文的洗礼词，命名她为西尔维亚·马利亚·达历山德罗时，她的母亲卡泰丽娜对丈夫轻声说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谢了。”

他咧开嘴笑了，拥抱着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丽娜①，不然我们怎么会相遇的呢？”

①卡丽娜，卡泰丽娜之爱称。

尽管达官贵人们都是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但从某个意义上讲，走的路最远的是马里奥·里纳尔迪，因为这个吉安·巴第斯塔的对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的小地方，长到10岁才有了一双鞋。现在，他已是密特罗公司（都灵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产从吹头发的吹风机到直升飞机等各种产品——更不用说从法玛公司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辆汽车上的轮胎了。

尽管这一时刻再一次属于吉安·巴第斯塔，工业界的巨头全都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马里奥却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使有了两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却买不来一个儿子。而这正是他所拥有的。

教长在往婴儿头上洒水的时候，马里奥对身边那个肤色微黑的英俊少年轻声说：“她将要成为你的妻子。”

16岁的尼科不知道这是命令还是预言。

密特罗公司财富的继承人进入了成年。他一天活儿也没有干过——而且也不打算干。

为了让父亲高兴，尼科走完了大学教育的过场，给贫困同学钱代他写论文，甚至替他考试。他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从童年起他就爱上了速度：地面上、天空里、水中。这种广泛的爱好为他一年到头提供了冒险的机会。

夏天，他把赛艇停在尼斯港，把父母产业上招待宾客用的宫殿般的房子据为己用，身后跟着不断变化的人群。

尽管父亲力图培养西尔维亚对陌生人产生本能的警惕，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在里维埃拉①的邻居的儿子是个外人。而且尼科还是吉安·巴第斯塔最喜欢的网球球友，每年两人都要进行持续整个夏天之久的马拉松式的比赛。谁也不愿意输。

①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西尔维亚总是坐在球场边，不时地站起身来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宣布”比分。

尼科最新的公主，绚丽多姿的西蒙娜·加托帕多迷上了她。

“你愿意什么时候和我一起打打网球吗？”她问道。

“打多少钱的？”小姑娘天真地问道，“尼科和爸爸输赢可大着呢！”

“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想打。”尼科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你的侄女太可爱了。”

“她不是我的侄女，她是我的伙伴。”他说道，一面搂着西蒙娜向平台走去。

西尔维亚痛苦地看着他们离去，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嫉妒。

而尼科自然是忙于自己的活动，根本没有注意到小姑娘在爱慕着他。

一年冬天，马里奥和西尔维亚的父亲带她去看尼科在科第纳丹佩住比赛双连雪橇。看着她的英雄和队员一起沿着滑道飞驰，她感到自己平时被困住、被保镖窒息住的那部分自我也飞了起来，因为尼科非常真实地实现了她自己对自由的幻想。

那天下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雪橇碰上了一片水，失去了控制，旋转着翻了几个个儿。司闸员也掉了出来，但显然没有受伤。

西尔维亚放声大哭。吉安·巴第斯塔把她抱了起来，安慰她。

在急救站里，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尼科骨头断裂的情况，做好准备使他能乘直升飞机到米兰去。

“你能行吗？”西尔维亚担心地问道。

“没问题，”他做出勇敢的样子说，“我是不可摧毁的。”

吉安·巴第斯塔到医院顶层小里纳尔迪那宽敞的病房去看他，回来后对妻子和女儿说：

“我看他得在那儿呆上好几个月了。”

“也许这回医生能移植点理智到他的脑子里去，”卡泰丽娜不以为然地说，“那样他也许会找到点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我想他已经在找了。去看他的人的名单就像一本工商界的《名人录》。我想此后他将要在这个地方竞争金牌了。”

“好，他今后也该安定下来了。他到底在等什么？”

这时，一直安安静静在一边玩儿的西尔维亚尖声说：“等我呀！”

1964年春，卡泰丽娜·达历山德罗被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他们索要了一笔大得不像话的赎金。

意大利警方这次以极快的速度，以极高的、从未有过的效率冻结了达历山德罗家所有的银行账户，以免他们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

这时，里纳尔迪父子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友谊。

在马里奥飞到伦敦去筹美元时，尼科飞速赶往瑞士的卢加诺，带回瑞士法郎，使吉安·巴第斯塔能满足绑架者的要求。

不幸的是，一直在窃听电话的宪兵先于赎金到达了恐怖分子那里。

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卡泰丽娜中弹死去。

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吉安·巴第斯塔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他无法再面对这个世界。

尽管他知道女儿需要他，但他缺乏这份情感强度去做出反应。就仿佛生活在一堵玻璃墙的后面，他能够看得见，却无法接触到别人。

安慰西尔维亚的任务落到了尼科的身上。

葬礼的前一天，当他的父亲独自和吉安·巴第斯塔在书房里的时候，小里纳尔迪溜达到了游戏室里。

尽管玩具和娃娃扔得到处都是，房间里却没有人。

于是他又转到楼下，走进花园，经过毫无生气的游泳池和同样渺无人迹的网球场。

终于，在向前面喷泉的方向看去时，他看见西尔维亚坐在一张长凳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她的女家庭教师特纳小姐正在给她朗读，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这个10岁孩子的脸上一副凄凉孤独的神情。

即使在她终于注意到他以后，她也既没有笑，也没有扑到他的怀里来。

他向女教师点了点头，在小姑娘身旁坐下，开始轻轻说道：

“西尔维亚，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难过。我是说，为你妈妈——也为你。”

片刻的沉默后，她开口了，声音空空的。

“世界好像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弃，你知道你妈妈对你的希望会是什么。”

她摇摇头，脸上的神情表现出了痛苦，也同样表现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在尽他所能地应付着这一切。”

她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你相信上帝吗？”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不教这个吗？”

“教，可我是在问你。你信上帝吗？”

“呃，有时候信。”

“我只是想问问他，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惩罚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这毫无疑问是我不信上帝的时刻之一。

他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用尽可能随便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觉得冷了。咱们都回屋子里去吧，弄点暖和的好东西喝喝。”

起初她没有回答。

“来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来，三个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礼不对外公开，但这一悲剧却被无情地四处传播。

一群瘟疫般的专门报导上流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站在公墓墙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鹰一样，贪婪地吸食着受害者的悲痛。

参加葬礼的人们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进，尼科拉着西尔维亚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马里奥·里纳尔迪的身后走着。

葬礼结束后，当达官贵人们开始离去时，西尔维亚国在墓坑旁轻声说道：“再见，妈妈。”

然后她转过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开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恢复过来。他直到现在还在拼命工作。我很为他担心。”

“可是谁为你担心？谁和你玩？谁送你上学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别记得哪个人。当时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全穿着一样的制服。”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评论道：“我一直相信有两件事是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做的——理发和当父母。”

她笑了，会意地、赞同地笑了。“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没有执照，可喜欢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见，我患有严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说，如果我不找个心理医生谈谈，很可能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搞得一团糟。”

别包括和我的关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驱散这突如其来的脆弱表现。

“得了，西尔维亚，一切规则都有例外。我是说，有些来自人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样和孤独的人一样搞不好关系。我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妇》。”

“没错。”西尔维亚大笑，接着背诵道：“‘她把他们全都痛揍了一顿，然后让他们上床去睡觉。’”

“对。顺便问问，用意大利语念听起来怎样？”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语给我读的。”

“啊，尼科。”

“是他。他还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带我去看马戏。”

“那么我猜你会嫁给他。”我说，掩饰住对自己机会的渺茫产生的悲观情绪。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都一百岁了。”

“首先，他没有一百岁。他年轻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长得可以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总会在那里，而这一点对你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把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给扑灭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她同意道，“我是说，在我称为自己的‘钳闭期’的那段时间里，他确实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