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国发大水不是远在宾夕法尼亚州吗？”我说，“怎么会淹到咱们这儿呢？”

“这是你的说法，”路易斯说。“不管在宾夕法尼亚还是在杰弗生，水都是一样深一样湿，这是我的看法。正是那些说大水不会淹得这么远的人，到头来也抱着根梁木在水里漂。”

“你和玛莎那天晚上逃出来了吗？”

“我们前脚出门大水后脚进屋。我反正灯也擦亮了，就和她在那个小山顶上的坟场后面蹲了一夜。要是知道有更高的地方，我们不去才怪呢。”

“你那以后就再也没擦过灯？”

“没有必要擦它干啥？”

“你的意思是，要等下次发大水再擦罗。”

“不就是它帮我们逃过了上次大水的吗？”

“嗨，你这人真逗，路易斯大叔，”我说。

“是啊，少爷。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如果我只要擦擦灯就能避过水灾，我就不愿跟人家拌嘴了。”

“路易斯大叔是不肯用点亮的灯捕捉动物的，”威尔许说。

“我最初在这一带猎负鼠的时候，人家还在用煤油洗你爸爸头上的虱子蛋和帮他掐虱子呢，孩子，”路易斯说。

“这话不假，”威尔许说。“依我看，路易斯大叔逮的负鼠可比地方上谁逮的都多。”

“是啊，少爷，”路易斯说，“我可没用灯少照负鼠，也没听它们有谁抱怨过说是光线不足。嘘，别吱声。它就在那儿呢。呜——喂。怎么不哼哼了，这臭狗。”接着我们朝枯叶堆上坐了下去，伴随着我们等待时所发出的缓慢的出气声以及大地和无风的十月天所发出的缓慢的呼吸声，枯叶也轻轻地耳语着，那盏煤油灯的恶臭污染了清新的空气，我们谛听着狗的吠声和路易斯的叫骂声的逐渐消失下去的回声。他虽然从来不提高嗓门，可是在静夜里我们站在前廊上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唤他的狗进屋时，那声音就象是他挎在肩膀上却从来不用的那只小号吹奏出来似的，只是更清亮，更圆润，那声音就象是黑夜与寂静的一个组成都分，从那里舒张开来，又收缩着口到那里去。呜—噢。呜—噢。呜—噢——噢。我总得嫁人呀

是有过很多情人吗凯蒂

我也不知道人太多了你可以照顾班吉和父亲吗

你都不知道是谁的那他知道吗

别碰我请你照顾班吉和父亲好吗

我还没来到桥边就已经感觉到河水的存在了，这座桥是灰色石块砌的，爬满了地衣，在逐渐洇上来的一块块斑驳处，菌类植物长了出来。桥底下，河水清澈平静，躺在阴影之中，打着越来越缓和的漩涡，映照出旋转的天空，在桥墩周围发出了喃喃声与汩汩声。凯蒂那个

我总得嫁人呀威尔许告诉过我有个男人是怎么自己弄残废的。他走进树林，坐在一条沟里用一把剃刀干的。随着那把破剃刀一挥，只见那两团东西往肩膀后面飞去，同一个动作使一股血向后喷溅但是并不打旋。可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把它们割去还不解决问题。还得从一开头起就没有它们才行，那样我就可以说噢那个呀那是中国人的方式可我并不认识中国人。于是父亲说这是因为你是一个童男子，你难道不明白吗？女人从来就不是童贞的。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于是他说那么贞操也是空话了于是我说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于是他说是的。等到我们明白这一点时悲剧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桥影落在河面上的地方，我可以看得根深，但是见不到河底。如果你让一片叶子在水里浸得很久叶肉会慢慢烂掉，那细细的纤维就会缓缓摆动仿佛在睡梦中一样。纤维彼此并不接触，尽管它们过去是纠结在一起的，是与叶脉紧紧相连的。也许当他说起来吧时，那两只眼睛也会从深邃的静谧与沉睡中睁开，浮到水面上来，仰看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来的。我把熨斗藏在一边的桥底下，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杆。

我看不到河底，但是我能看到河里很深的地方，那儿水流在缓缓移动，我往下看，一直到眼睛再也辨认不出什么，接着我看见一个影子象根粗短的箭横梗在水流当中。蜉蝣螃紧贴着水面飞行，一会儿掠进桥影，一会又掠出桥影。这个世界之外真的有一个地狱就好了：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接着一条鳟鱼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蝣，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颗花生。逐渐趋于缓和的小旋涡向下游移去，我又看到那支箭了，顺着水流轻轻摆动，头部伸在水流里，蜉蝣在水面上时停时动地翻飞着。到那时只有你和我置身在火舌与恐怖之中四周都是纯洁的火焰

鳟鱼姿势优美、一动不动地悬在摇曳不定的阴影当中。这时，三个男孩扛着钧竿来到桥上，我们都靠在栏杆上俯视着水里的鳟鱼。他们认得这条鳟鱼。它在这一带肯定是人所共知的角色。

“二十五年来，谁都想逮着它。波士顿有家铺子出了悬赏，谁逮着它就给一根值二十五元的钓竿。”

“那你们干吗不逮住它呢？你们就不想要一根二十五元的钓竿吗？”

“想啊，”他们说。三个人都倚在桥栏上，看着水里的那条的鱼。“我当然想要啊，”其中的一个说。

“我倒不想要钓竿，”另一个孩子说。“我情愿要二十五块钱。”

“说不定店里的人不干，”第一个孩子说，“他们准是只肯给钧竿。”

“那我就把它卖了。”

“你哪能卖得到二十五块钱啊？”

“我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呗。我用自己这根钓竿，钓的鱼也不会比二十五块的那根少。”接着他们便争起来，若是有了那二十五块钱他们要怎么花。三个人同时开口，谁也不让步，都要压过别人，火气也越来越大，把根本没影儿的事变成影影绰绰的事。接着又把它说成是一种可能，最后竟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时候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

“我要买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第二个孩子说。

“你别逗了，”其他两个孩子说。

“我买得到的。我知道上哪儿可以用二十五块钱买到马和马车：我认得那个人。”

“谁呀？”

“是谁你们甭管。我反正用二十五块能买来。”

“哼，”那两个说，“他啥也不懂。完全是在瞎说八道。”

“谁瞎说八道啦？”男孩说。他们继续嘲笑他，不过他不再还嘴了。他靠在栏杆上，低头瞧着那条他已经拿来换了东西的鳟鱼。突然之间，那种挖苦、对抗的声调从那两个孩子的声音中消失了，仿佛他们也真的觉得他已经钓到了鱼，买来了马和马车，他们也学会了大人的那种脾性，只消你摆出一副沉默的矜持姿态、他们就会把什么事都信以为真。我想，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靠语言来欺骗自己与欺骗别人的人，在有一点上倒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一根沉默的舌头才是最高的智慧。因此接下去的几分钟里，我觉察到那两个孩子正急于要找出某种办法来对付那另一个孩子，好把他的马儿和马车夺走。

“那根钓竿你卖不了二十五块钱的，”第一个孩子说。“打什么赌都成，你卖不了。”

“他根本还没钓到那条鳟鱼呢，”第三个孩子突然说，接着他们俩一起嚷道：

“对啦，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谅你也说不出来。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人。”

“哼，少废话，”第二个孩子说。“瞧，鱼儿又上来了。”他们靠在桥栏上，一动不动，姿势一模一样，三根钓竿在阳光里稍稍倾斜着，角度也一模一样。那条鳟鱼不慌不忙地升了上来，它那淡淡的摇曳不定的影子也逐渐变大了；又一个逐渐变淡的小旋涡向下游移去。“真棒，”那第一个孩子喃喃地说。

“我们也不指望能逮住它了，”他说，“我们就等着看波士顿人的能耐了。”

“这个水潭里只有这一条鱼吗？”

“是的。它把别的鱼全给撵跑了。这一带说到钓鱼最好的地方还得算下游那个大旋涡那儿。”

“不，那儿不怎么样，”第二个孩子说。“皮吉罗磨坊那儿要好上一倍。”接着他们又就哪儿钓鱼最好这个问题争吵起来，然后又突然停止争论，欣赏那条鳟鱼如何再次浮了上来，观看那被搅碎的小旋涡如何吮吸下一小片天空。我问这儿离最近的镇上有多远。他们告诉了我。

“不过最近的电车线是在那边，”第二个孩子说，往我来的方向指了指。“你要上哪儿去？”。

“不上哪儿去。随便走走。”

“你是大学里的吗？”

“是的。那个镇上有工厂吗？”

“工厂？”他们瞪着眼看我。

“不，”第二个孩子说，“没有工厂。”他们看看我的衣服。“你是在找工作吗？”

“皮吉罗磨坊怎么样？”第三个孩子说。“那是一家工厂啊。”

“那算个啥工厂。他指的是一家正正式式的工厂。”

“有汽笛的工厂，”我说。“我还没听见哪儿响起报一点钟的汽笛声呢。”

“噢，”第二个孩子说，“唯一神教派教堂的尖塔上有一只钟。你看看那只钟便可以知道时间了。难道你那条表链上没挂着表吗？”

“我今天早上把它摔坏了。”我把表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一本正经地端详了好久。

“表还在走呢，”第二个说。“这样一只表值多少钱？”

“这是人家送的礼物，”我说。“我高中毕业时我父亲给我的。”

“你是加拿大人吗？”第三个孩子问。他长着一头红发。

“加拿大人？”

“他口音不象加拿大人，”第二个说。“我听过加拿大人讲话。他的口音和黑人戏班子里那些戏子的差不多。”

“嗨，”第三个说，“你不怕他揍你吗？”

“揍我？”

“你说他说话象黑人。”

“啊，别扯淡了，”第二个说。“你翻过那座小山岗，就可以看到钟楼了。”

我向他们说了声谢谢。“我希望你们运气好。不过可别钩那条老鳟鱼啊。应该由着它去。”

“反正谁也逮不着这条鱼，”第一个孩子说。他们倚靠在栏杆上，低下头去望着水里，在阳光里那三根钓竿象是三条黄色火焰形成的斜线。我走在我的影子上，再次把它踩进斑斑驳驳的树影。路是弯弯曲曲的，从河边逐渐升高。它翻过小山，然后逶迤而下，把人的眼光和思想带进一个宁静的绿色隧道，带到耸立在树顶上的方形钟楼与圆圆的钟面那儿去，不过那儿还远得很呢。我在路边坐了下来。草深及踝，茂密得很。一束束斜斜的阳光把阴影投射在路上，阴影一动也不动，仿佛是用模板印在那儿的。可是那只是一列火车，不一会儿它的影子还有那长长的声音消失在树林后边，于是我又能听见我的手表以及正在远去的火车的声音，火车在空中那一动不动的海鸥的下面疾驰而去，在一切之下疾驰而去，好象它刚刚在别处度过了又一个月，又一个夏天。不过不在吉拉德下面。吉拉德也可以算有点儿了不起，他在孤寂中划船，划到中午，又划过中午，在辽阔而明亮的空气中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进入了一种浑浑饨饨的没有极限的境界，在这里除了他和海鸥，别的都不存在，那海鸥纹丝不动，令人畏惧，他则一下下匀称地划着桨，克服着惯性的阻挠，在他们太阳中的影子下面，整个世界显得懒洋洋的。凯蒂那个流氓那个流氓凯蒂

他们的声音从小山上传来了，那三根细竹竿就象上面流动着火的平衡杆。他们一面看着我一面从我身边走过，没有放慢步子。

“嗨，”我说，“没看到你们钩到它呀。”

“我们本来设想逮它，”第一个孩子说。“这条鱼谁也逮不着的。”

“钟就在那儿，”第二个孩子用手指着前面说。“你再走近些就可以看得出几点了。”

“是的，”我说，“好吧。”我站起身来。“你们都到镇上去吗？”

“我们到大旋涡去钓鲦鱼，”第一个孩子说。

“你在大旋涡是什么也钓不着的，”第二个孩子说。

“我看你是想上磨坊那儿去钓，可是那么多人在那儿溅水泼水，早就把鱼儿全吓跑了。”

“你在大旋涡是什么也钓不着的。”

“如果我们不往前走，我们更不会钧到鱼了，”第三个孩子说。

“我不懂你们干吗老说大旋涡大旋涡的，”第二个孩子说。

“反正在那儿什么也钓不着。”

“你不去没人硬逼你去啊，”第一个孩子说。“我又没把你拴在我身上。”

“咱们还是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第三个孩子说。

“我反正是要到大旋涡去钓鱼，”第一个说，“你爱怎么玩随你自己好了。”

“嘿，我问你，你多咱听说有人在大旋涡钓到鱼了？”第二个孩子对第三个说。

“咱们还是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第三个孩子说。钟楼一点点沉到树丛里去了，那个圆圆的钟面还是远得很。我们在斑斑驳驳的树荫下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一座果园前，里面一片红垦透自的颜色，果园里蜜蜂不少，我们老远就能听到嗡嗡声了。

“咱们还是到磨坊那儿去游泳吧，”第三个孩子说。有条小径从果园边岔开去。第三个孩子步子慢了下来，最后站住了。第一个继续往前走，班斑点点的阳光顺着钓竿滑下他的肩膀，从他衬衫的后背往下滑。“去吧，”第三个说。第二个男孩也停住了脚步。你干吗非得嫁人呢凯蒂

你一定要我说吗你以为我说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吗

“咱们上磨坊去吧，”他说。“走吧。”

那第一个孩子还在往前走。他的光脚丫没有发出一点点声音，比叶子还要轻地落在薄薄的尘埃中。果园里，蜜蜂的营营声象是天上刚要起风，这声音又给某种法术固定住了，恰好处在比“渐强”略轻的那种音量，一直持续不变。小径沿着园墙伸延向前，我们头上树木如拱，脚下落英缤纷，小径远远望去融进一片绿荫。阳光斜斜地照进树林，稀稀朗朗肋，却象急急地要挤进来。黄色的蝴蝶在树荫间翻飞，象是斑斑点点的阳光。

“你去大旋涡干吗呢？”第二个男孩说。“在磨坊那边，你想钓鱼不一样也可以钓吗？”

“唉，让他走吧，”第三个孩子说。他们目送那第一个男孩走远。一片又一片的阳光滑过他那往前移动着的肩膀，又象是一只只黄蚂蚁，在他的钓竿上闪烁不定。

“肯尼，”第二个孩子喊道。你去对父亲说清楚好不好我会谈的我是父亲的“生殖之神”我发明了他创造了他。去跟他说这样不行因为他会说不是我然后你和我因为爱子女。

“唉，走吧，”孩子说，“人家已经在玩了。”他们又向那第一个孩子的背影瞥去。“嗨，”他们突然说，“你要去就去吧，这娇气包。假如他下水游泳，他会把头发弄湿，肯定会挨揍的。”他们拐上小径向前走去，黄蝴蝶斜斜地在他们身边树荫间翻飞。

因为我不相信别的也许有可以相信的不过也许并没有于是我说你会发现说你的境况不公平这句话还表达得不够有份量呢。他不理我，他的脖子执拗地梗着，在那顶破帽子下面他的脸稍稍地转了开去。

“你干吗不限他们一块去游泳？”我说。那是个流氓凯蒂

你昨天是想找碴儿跟他打架是不是

他既是吹牛大王又是个骗子凯蒂他打牌耍花招给开除出俱乐部大家都跟他不来往了他期中考试作弊彼开除了学籍

是吗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反正又不跟他打牌

“比起游泳来，你更喜欢钓鱼，是吗？”我说。蜜蜂的营营声现在变轻了，但一直持续着，仿佛不是我们陷入了周围的沉寂，而是沉寂象涨水那样，在我们周围涨高了。那条路又拐了个宅，变成了一条街，两旁都是带着绿荫匝地的草坪的白色洋房。凯蒂那是个流氓你替班吉和父亲着想跟他吹了吧倒不是为了我

除了他们我还有什么可挂念的呢我一向不就为他们着想吗那男孩离开了街道。他爬过一道有失桩的木栅，头也不回，穿过草坪走到一棵树的跟前，把钓竿平放在地上，自己爬上树的桠杈，坐在那儿，背对着街，斑斑驳驳的阳光终于一动不动地停留在他的白衬衫上了。一向不就为他们着想吗我连哭都哭不出来去年我就象死了的一样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死了可是那会儿我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懂我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在老家八月底有几天也是这样的，空气稀薄而热烈，仿佛空气中有一种悲哀、惹人怀念家乡而怪熟悉的东西。人无非是其气候经验之总和而已，这是父亲说的。人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总和。不义之财总要令人嫌恶地引导到人财两空上去：一边是欲火如炽，一边是万念俱灭，双方僵持不下。可是我现在明白我真的是死了我告诉你

那么你何必非要嫁人听着我们可以出走你班吉和我到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去在那里那辆马车是由一匹白马拉着的，马的蹄子在薄薄的尘埃中发出得得声，轮辐细细的轮子发出尖厉、枯涩的吱嘎声，马车在一层层波动着的绿纱般的枝叶下缓缓地爬上坡来。是榆树。不，是ellum。Ellum。

钱呢用你的学费吗那笔钱可是家里卖掉了牧场得来的为了好让你上哈佛你不明白吗你现在一定得念毕业否则的话他什么也没有了

卖掉了牧场他的白衬衣在闪闪烁烁的光影下在桠杈上一动不动。车轮的轮辐细得象蜘蛛网。马车虽然重，马蹄却迅疾地叩击着地面，轻快得有如一位女士在绣花，象是没有动，却一点点地在缩小，跟一个踩着踏车被迅速地拖下舞台的角色似的。那条街又拐了个弯。现在我可以看到那白色的钟楼，以及那笨头笨脑而武断地表示着时辰的圆钟面了。卖掉了牧场

他们说父亲如果不戒酒一年之内就会死的但是他不肯戒也戒不掉自从我自从去年夏天如果父亲一死人家就会把班吉送到杰克逊去我哭不出来我连哭也哭不出来她一时站在门口不一会儿班吉就拉着她的衣服大声吼叫起来他的声音象波浪似地在几面墙壁之间来回撞击她倦缩在墙跟前变得越来越小只见到一张发白的脸她的眼珠鼓了出来好象有人在用大拇指抠似的后来他把她推出房间他的声音还在来回撞击好象声音本身的动力不让它停顿下来似的仿佛寂静容纳不下这声音似的还在吼叫着

当你推门时那铃挡响了起来，不过只响了一次，声音尖厉、清脆、细微，是从门上端不知哪个干干净净的角落里发出来的，仿佛冶锻时就算计好单发一次清脆的细声的，这样铃裆的寿命可以长些，也不用寂静花大多的力气来恢复自己的统治。门一开，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新鲜的烤烘食物的香气，店堂里只有一个眼睛象玩具熊两根小辫象漆皮般又黑又亮的肮里肮脏的小姑娘。

“嗨，小妹妹。”在香甜暖和的空洞的店堂里，她的脸宛若一杯正急急往里掺咖啡的牛奶。“这儿有人吗？”

可是她只顾注视着我，一直到老板娘从里面开门走了出来。

相合的玻璃窗里，陈列着一排排发脆的点心，她那灰白色的干干净净的脸出现在柜台上，灰白色的干干净净的头上长着稀稀的紧贴在头上的头发，脸上架着一副灰白镜框的干干净净的眼镜，两个镜片挨得很紧，象是电线杆上的两只绝缘器，又象是商店里用的现金箱。她的模样更象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象是存放在井井有条而确定无疑的积满灰尘的架子上的某件与现实早已无关的文物，在静静地变干再变干，仿佛一缕阅历过往昔的不平与冤屈的空气

“请你给我两只这种面包，大妈。”

她从柜台下取出一张裁成正方形的报纸，放在柜台上，拣起那两只圆面包放在报纸上。小姑娘静静地、目不转睛地瞧着面包，两只眼睛就象是一杯淡咖啡上浮着的两颗葡萄干。犹太人的国土，意大利人的家乡。瞧着那只面包，瞧着那双干干净净的灰白色的手，左手食指上有一只宽宽的金戒指，戴在指关节边，指关节是发青的。

“你的面包是自己烤的吗，大妈？”

“先生？”她说。就这种口气。先生？象舞台上的口气。先生？“五分钱。还要别的吗？”

“不要了，大妈。我不需要什么了。可是这位小姐想要点什么。”老板娘身子不够高，没法越过面包柜子看外面，因此她走到柜台的未端朝外看这个小姑娘。

“是你刚才把她带进来的吗？”

“不是的，大妈。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儿了。”

“你这小坏蛋，”她说。她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不过没有碰那小姑娘。“你往兜里放了什么没有？”

“她身上根本没有兜，”我说。“她方才没干什么。只不过站在这儿等你。”

“那么门铃怎么没响呢？”她瞪视着我。她真该有一块电闸板的，真该在她那2X2＝5的头脑后面装上一块黑板的。“她会把东西藏在衣服底下，谁也不会知道的。喂，孩子。你是怎么进来的？”

小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她瞅着老板娘，然后阴郁地朝我投来一瞥，又重新瞅着老板娘。“这帮外国人，”老板娘说。“铃没响，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开门的时候她跟着一起进来的，”我说。“进来两个人，门铃就响了一回。反正她在柜台外面什么也够不着。而且我想，她也不会乱拿东西的。你会吗，小妹妹？”小姑娘诡秘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想要什么？是面包吗？”

她伸出拳头来。拳头打开，里面有一枚五分镍币，潮滋滋的挺脏，那湿滴液的污垢都嵌进她的肉里去了。那枚镍市不但潮滋滋而且还有点热烘烘的。我都能闻到它的气味了，那是一股淡淡的金属味儿。

“你这儿有五分钱一只的长面包吗，大妈？”

她又从柜台下取出一张裁成正方形的报纸，放在柜台上，然后包了只面包在里面。我把那枚硬币放在柜台上，另外又加上一枚。“请你再拿一只那种圆面包，大妈。”

她又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圆面包。“把那一包给我，”她说。我递给她，她打开来，把第三只圆面包和长面包放在一起，包起来，收进硬币，从她的围裙里找出两枚铜板，递给我。我把它们交给小姑娘。她的手指弯起来把钱握紧，手指又湿又热，象是一条条毛毛虫。

“那只圆面包你打算给她吗？”老板娘说。

“是的，大妈，”我说。“我相信她吃你烤出来的面包也跟我吃起来一样的香。”

我拿起两个纸包，把那包长面包递给小姑娘，那上上下下都是铁灰色的老板娘冷冰冰地挺有主意地瞅着我们。“你们等一下，”她说着，便走进后间去了。隔开店堂的门打开又关上了。小姑娘瞧着我，把那包面包抱在她肮里肮脏的衣服前面。

“你叫什么名儿呀？”我问。她已经不看我了，但仍然一动也不动。她甚至不象是在呼吸。老板娘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件模样古怪的东西。从她捧着的模样看来，仿佛那是她养来供玩赏的小老鼠的尸体。

“给你，”她说。小姑娘瞅着她。“拿着呀，”老板娘说，一面把东西往小姑娘怀里塞去。“样子不太好看。不过我想你吃的时候是分辨不出有什么两样的。拿呀。我可不能整天站在这儿呀。”孩子接了过去，仍然瞅着她。老板娘在围裙上擦着手。“我得让人来把门铃修一修了，”她说。她走到门边，猛地用力把门拉开。小铃挡响了一声，轻轻的，很清脆，还是看不见从哪儿发出的。我们向门边走去，老板娘扭过头来瞧瞧我们。

“谢谢你送点心给她，”我说。

“这帮外国人，”她说，一边仰望着那发出铃声的幽暗的角落，“年轻人，听我的劝告，离他们远些。”

“是的，大妈，”我说。“走吧，小妹妹。”我们走了出去。“谢谢你，大妈。”

她把门砰的关上，紧接着又使劲拉开，使铃挡发出那一下微弱的响声。“外国人，”她说，一面向上瞥视那铃裆。

我们向前走着。“喂，”我说，“要不要吃点冰淇淋？”她正在吃那块烤得七扭八歪的饼。“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她阴郁地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还在嚼着，“来吧。”

我们走进一家药房，要了一些冰淇淋。她不肯放下手里的长面包。“你干吗不放下来好好吃？”我说，一面伸过手去接东西。可是她抱得紧紧的，同时象嚼乳脂糖那样地嚼着冰淇淋。那块咬过的饼放在桌子上。她不停地吃冰淇淋，然后又吃饼，一面看着周围那些玻璃橱柜。我吃完我的那份，接着我们两人走到街上。

“你家在哪边？”我问。

一辆马车，是一匹白马拉的那种。只不过皮保迪大夫是个大胖子。三百磅重。我们吊在他的马车上跟他一起上坡。孩子们。吊在车子上爬上坡比自己走还要累呢。你去看过医生了吗你去看了没有凯蒂

没有必要我现在不好求人以后就会设夺的不要紧的。

因为女人是那么脆弱那么神秘这话父亲说的。两次月圆之间恰好有一次周期性的污物排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月亮他说圆圆的黄黄的她的大腿臀部就象是收获季节丰满的月亮。淌出来淌出来老是这样不过：黄黄的。象走路时翻上来的光脚掌。接着知道有个男人便把这一切神秘与焦虑隐藏了起来，她们心里是那样外表上却装得象小鸟依人似地等待着人们去抚摩。腐败的液体象淹过后漂了起来的东西又象发自的橡皮里面气体

“你面包最好别吃，把它带回家去，好不好？”

她看着我。她一声不响，只顾不停地咀嚼着；每隔一会儿便有一小团东西在她咽喉里滑溜地咽下去。我打开我的纸包，拿出一只圆面包给她。“再见了。”我说。

我往前走了，过了一会我扭过头来。她跟在我的后面。“你的家在这头吗？”她一声不吭。她走在我身旁，可以说是就在我的胳膊肘下，一面走一面吃。我们一起往前走。街上很安静，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把忍冬花的香味和别的东西混同起来她本来会告诉我别坐在那儿台阶上听到她在微光中砰然关上门的声音听到班吉仍然在哭喊晚饭时她本应会下楼来的把忍名花的香味和别的东西混同起来我们来到街角。

“哦，我得往这边走了，”我说，“再见了。”她也停住了脚步。她吞下最后一口点心，接着开始吃圆面包，眼光越过面包向我投来。“再见了，”我说。我拐上了另一条街往前走去，我一直走到下一个街角时才停下来。

“你的家在哪个方向？”我说。“是这边吗？”我朝街前方指了指。她只顾看着我。“你是住在另外那边吧？我敢肯定你是住在车站附近，火车停靠的地方。是不是呢？”她只顾看着我，目光安详、神秘，一边还在大嚼。街的两端都是空荡荡的，树木之间只有静溢的草坪和整齐的房屋，除了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转过身来往回走。有两个男人在一家店铺门口的椅子上坐着。

“你们都认得这个小姑娘吗？她不知怎的粘上我了，她住在哪儿我问不出来。”

他们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去看那小女孩。

“准是新搬来的那些意大利人家的小孩，”一个男人说。他穿着一件铁锈色的礼服。“我以前见过她。你叫什么名儿，小姑娘？”她阴郁地朝他们瞅了好一会儿，下腮不停地动着。她一面咽一面还继续不停地咀嚼。

“也许她不会说英语，”另一个人说。

“她家里人派她出来买面包，”我说。“她肯定是多少会讲几句的。”

“你爸爸叫什么？”第一个说。“彼特？乔？还是约翰什么的？”她又咬了一口圆面包。

“我该拿她怎么办呢？”我说。“她一个劲儿地跟着我。我得赶回波士顿去了。”

“你是哈佛大学的吗？”

“是的，先生。我得动身回去了。”

“你可以到街那一头去把她交给安斯。他肯定在马车行里。他是警察局长。”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我说。“我非得把她安排妥当不可。多谢了。小妹妹，来吧。”

我们往街那一头走去，顺着有阴影的那一边走，一幢幢房屋长短不等的影子向街心慢慢伸过去。我们来到马车行。警察局长不在，有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往那宽阔低矮的门洞里翘进去。一行行马厩里刮出一股带阿摩尼亚味的阴风，那人让我上邮局去找局长。他也不认识这个小姑娘。

“这些外国人。我根本分不出来他们谁是谁。你还是把她带到铁路那边他们住的地方去，没准有谁会认领她的。”

我们走到邮局。邮局在街的另一头。刚才看见的那个穿礼服的人正在翻开一份报纸。

“安斯刚刚赶了车到城外去了，”他说。“我看你最好还是到火车站后面河边他们聚居的地方去走一趟，那儿总有人认得她的。”

“我看也只好如此了，”我说。“来吧，小妹妹。”她把最后一小块面包塞进嘴巴，咽了下去。“还要再来一只吗？”我说。她一面咀嚼，一面瞧着我，两只眼睛乌溜溜的，一眨不眨，显出友好的神情。我把另外两只圆面包取出来，给了她一只，自己吃另外一只。我跟一个行人打听火车站怎么走，他指点了我。“来吧，小妹妹。”

我们来到车站，跨过铁路，河就在这儿。有一座桥横跨在河上，沿河是一排乱七八糟的木框架房子，它们背靠着河，形成了一条街道。这是一条狭隘鄙陋的小街，却自有一种五方杂处的生气勃勃的气氛。在一块用残缺不全的栅栏围起来的空地上，有一辆不知哪辈子的歪歪斜斜的破马车，还有一幢饱经风霜的老房子，楼窗上挂着一件鲜艳的淡红色外套。

“这象是你的家吗？”我说。她的眼光越过小圆面包向我瞥来。“是这儿吗？”我指着那幢房子说。她只顾嚼着面包，可是我仿佛觉察出她的神态里有某种肯定、默认的意思，虽然并不热切。“是这儿吗？”我说。“那么来吧。”我走进那扇破破烂烂的院门。我扭过头来看看她。“是这儿吗？”我说。“这儿象是你的家吗？”

她瞅着我，急急地点了点头，又在潮湿的、半月形的圆面包上咬了一口。我们往前走去。一条用形状不规则的碎石板铺成的小径一直通到半坍塌的台阶前，石板缝里钻出了新长出来的又粗又硬的乱草。屋子里外毫无动静，没有风，所以楼窗上挂的那件红外套也是纹丝不动。门上有只瓷制的门铃拉手，连着大约六英尺长的电线，我抽回拉铃的手，改而敲门。那小姑娘嚼着面包，面包皮从嘴缝里戳了出来。

一个妇人来开门了。她瞧了瞧我，接着用意大利语和小姑娘叽哩叭啦地讲了起来，她语调不断提高，接着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提问。她接着又跟小姑娘讲话了，小姑娘的眼光越过嘴巴外面的面包皮看着她，一面用一只脏手把面包皮往嘴巴里推。

“她说她住在这儿，”我说。“我是在大街上碰到她的。这是你让她买的面包吗？”

“英语俺不会，”那妇人说。她又对小姑娘说起话来了。小姑娘光是一个劲儿地瞅着她。

“她不是住在这儿的吗？”我说，指指小姑娘，又指指她，又指指那扇门。那妇人摇摇头。她叽哩叭啦地说话。她走到门廊边，朝街那头指了指，嘴巴里还一直不停他说着。

我大幅度地点头，“你来指点一下好吗？”我说。我一只手拉住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朝街那边挥挥。她急急地说着，一面用手指了指。“你来指给我看吧，”我说，想把她拉下台阶。

“Si，si，”她说，身子不断地往回缩，一边朝某个方向指了指，我也弄不清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我又点了点头。

“谢谢。谢谢。谢谢了。”我走下台阶，向院门走去，虽然不是小跑，却也是走得够快的。我来到院门口，停下脚步，看着那小姑娘。面包皮现在不见了，她瞪大了那双黑眼睛友好地看着我。那妇人站在台价上观察着我们。

“那就走吧，”我说。“我们迟早总会找到你的家的。”她紧挨着我的胳膊肘走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一幢幢房子看上去都象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儿。有一种空房子才有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这么些房子不可以都是空的。如果你能突然一下子把所有的墙拆掉、便会看到各各不同的许多房间。太太，这是您的女儿，请您领回去吧。不。太太，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您的女儿领回去吧。她紧挨着我的胳膊肘往前走，两根扎得紧紧的小辫闪闪发亮，可是这时最后一幢房子也掉在后边了，那条街顺着河边拐了个弯，消失在一堵墙的后面。那妇人这时走到破破烂烂的院门外来了，头上包着一条头巾，一只手在下巴下面抓住了头巾的两只角。那条路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延，路上空荡荡的。我摸出一枚硬币，塞给小姑娘。那是只两角五的硬币。“再见了，妹妹。”我说。接着我拔腿跑开了。我跑得很快、连头也不回，但是在路快拐弯的地方我扭过头来看了看。她，一个小小的人影，站在路当中，仍然把那只长面包抱紧在肮脏的小衣裙前，眼睛定定的，乌黑乌黑的，一眨也不眨，我继续往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