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说得简短些吧，这种荒谬绝伦、不近情理的事情，我在绝望之中竟然尝试了好几个月。为了不至于完全发疯，或者陷入智力完全衰竭的境地，我除了去干这种逆情悖理的事情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免得被我身边的一片可怕的虚无所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似乎想要使劲把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回忆强压下去。他的左嘴角出现了那个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然后他在躺椅里又直起身子来。

“好，到现在为止，我希望我已经把一切都跟您解释得相当清楚了。可是遗憾的是，我自己也没把握，是否能把以后发生的事也同样清楚地说给您听。因为这种新的活动，要求脑子无保留地紧张起来，这就使它不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按照我的意见，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这根本是胡闹。但是如果面前真有一个棋盘，那么干这种荒谬绝顶的事至少还有最低限度的一点机会，因为这个棋盘本身总还允许你有一定的距离，产生一种物质上互相隔离的感觉。如果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上面摆着真正的棋子，你至少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来进行思考，你的身体可以一会儿坐在桌子的这一边，一会儿坐在桌子的那一边，以便时而从黑方的立场上，时而从白方的立场上来观察局势。但是，像我这样被迫把这些我自己反对我自己的鏖战，或者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和我自己进行的鏖战，反射到我脑子里想像的空间中去，我也就被迫在我的脑海里，把六十四个格子里的每一步棋走过之后的棋势清清楚楚地抓住，而且除此之外，不仅把暂时的棋局记住，还要算出双方各自可能要走的其他几步棋，这就是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荒唐——我要双倍、三倍地设想，不，六倍、八倍。十二倍地设想，为了每一个我，即黑子我和白子我，都要事先想出四五步棋来。请您原谅，我竟然向您提出这样的苛求——设想一下这种疯狂的事情。在我的幻想的抽象空间里下这种象棋的时候，我作为白方的棋手必须事先算出四五步棋。同时，作为黑方的棋手，也得这样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把随着棋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步步局势事先用两个脑子加以联想，用白方的脑子和黑方的脑子一起联想。但是，即便是这种自我分裂也还不是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试验当中最危险的事情。最危险的是我这样独立无依地想出一些棋局，结果脚底下失去了实地，一下子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要是单单把名家的棋局复演一遍，就像前几个礼拜我一直练习的那样。那么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复制的过程，纯粹是把已有的物质重复一遍，这样做，并不见得比背诵诗歌、默记法律条文更吃力。这是一种有限制的、按部就班的活动，因而是绝妙的脑力练习。我在上下午各下两盘棋，变成了我的固定的作业，我毫不费劲地就完成了。它们代替了我的正常的活动，再说，万一我在下一盘棋的过程中走错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我总还有书可以作为依靠。仅仅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活动对于我的已经受到震撼的神经来说才如此有益，甚至可以说起到镇静作用，因为照着棋谱下别人下过的棋局，并没有让我自己去冒风险。无论是黑方还是白方取胜，我都无所谓。在那儿争夺冠军称号的不是阿廖辛或者波哥留勃夫吗。我个人，我的理智、我的灵魂仅仅作为观局者，作为行家在那儿欣赏那些棋局的激烈转变和优美之处。可是自从我自己试图和我自己对垒之时起，我就不知不觉地开始向我自己挑起战来。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黑子我和白子我，都得互相争个高低，双方都野心勃勃，焦躁不安，急于取胜，急于赢棋。作为黑子我，每下一步棋，我都拼命在想，白子我将采取什么步骤。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只要另一个我走错一步棋，就兴高采烈，而同时对于自己的失利则火冒三丈。”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是一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在睡梦中大概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甚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审讯中，我一定说话相当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因为审判官们不时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心情备受折磨。有时候一直到晚上，那盛着午饭的饭盆还搁在那儿动也没动。我下棋下得连吃饭也忘了，我肉体上惟一能够感觉到的乃是可怕的干渴；大概不停地思索、不断地下棋早已使我上火了吧；我两口就把水瓶给喝干了，逼着看守给我多打点水，可是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最后，我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的情绪激动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我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赢棋、取胜、把我自己打败的欲望渐渐变成一种狂怒。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一个就催另一个快下；您也许会觉得非常可笑：要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回手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起我自己来了：‘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我现在自然非常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象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睡眠不安稳，常做乱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或者‘将死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我躺着，软绵绵的，很舒服。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感压在我的眼皮上，又温暖，又舒服，我一时竟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我醒着又躺了几分钟，再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好像听见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像我的喜悦，因为我几个月来，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椅子、洗脸架、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间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同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