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听说过的所有君主中，我能够想到惟一一个最接近真主精神的，就是巴格达的拉希德国王，这个人，你们都知道，很喜欢乔装成别人。

——伊莎·丹尼森

《七篇惊悚故事》

（选自《诺德奈的大洪水》）

戴着墨镜走出《民族日报》大楼后，卡利普没有去他的办公室，而是走向“室内大”市场。他经过一家家卖游客纪念品的商店，穿越奥斯曼圣光清真寺的庭院，突然间，强烈的睡意袭来，伊斯坦布尔在他眼里突然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他看来，室内大市场里的手提皮包、海泡石烟斗、咖啡磨豆器都不像是属于这座人类定居了上千年的城市的物品。它们是可怕的符号，属于一个不可理解的国度，上百万的人民离乡背井暂居于此。“奇怪，”卡利普自忖，迷失在市场杂乱无序的骑楼里，“自从读出我脸上的文字之后，我可以乐观地相信，如今我能够彻底做自己。”

经过一排拖鞋店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相信，改变的不是这座城市，而是他自己。只不过，自从看出脸上的文字后，他就坚信自己已经解开了城市之谜，因此，他实在很难相信眼前的城市仍是他过去认识的那一个。望着一家地毯店的橱窗，他心中浮起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他曾经看过里头展示的地毯，曾经穿着沾满泥巴的鞋子和破烂的拖鞋踩在上面，仿佛自己跟坐在店门口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狐疑地盯着其他店的店老板很熟，似乎就像了解自己的一生那样，很清楚这家店的故事及其充满投机狡诈的历史、那弥漫着尘埃气味的过去。当他望着珠宝店、古董店和鞋店的展示柜时，也有同样的感触。匆匆扫视过几个骑楼店铺后，他开始想像自己知道室内大市场里卖的所有东西，从铜水壶到秤盘，而他也认识每一个等着顾客上门的店员，以及穿梭在骑楼里的每一个人。他实在太熟悉伊斯坦布尔了，这个城市在卡利普面前没有秘密。

他心情轻松，在骑楼里做梦似的闲逛。生平第一次，他眼前所见，不管是橱窗里的小摆饰还是迎面而来的脸，都既像梦中场景，同时又像嘈杂的家庭聚餐那样熟悉而令人安心。他经过一家珠宝店明亮闪耀的橱窗，心想，自己内心的平静必然与脸上的文字所指涉的秘密有关。虽然如此，他不愿意再去回想那具属于过去的可悲皮囊，那具自从他带着恐惧从脸上读出字母后，便抛在身后的残破躯壳。世界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里躲藏着第二个人，两个人就像双胞胎一样共同生活着。走过“补鞋匠市集”，那么懒洋洋的店员在门口打发时间，卡利普看见一家小店的入口处展示着鲜艳的伊斯坦布尔明信片，这时他才察觉，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双生兄弟留在身后了：这些明信片上全都是熟悉、陈旧、老套的伊斯坦布尔景象，那些老掉牙的风景名胜，像是停泊在加拉塔桥畔的公共客运渡船、托普卡珀皇宫的烟囱、黎安德塔、博斯普鲁斯桥。看着它们，卡利普更确定这个城市不可能有任何秘密瞒着他。不过，才一踏进贝德斯坦的窄巷，他的信心立刻消失。这里是旧市场的中心，酒瓶绿的商店窗户彼此对映。“有人在跟踪我。”他警觉地想。

附近没有半个人，但某种即将发生灾难的预感却叫卡利普顿时忧心忡忡，他加紧脚步快走。来到“毡帽师傅市集”时，他向右转，一路走到街尽头，然后离开市场。他本打算快步通过前面几家二手书店，可是当他经过“Alif书店”时，这些年来他从没多想过的店名却突然变成一个暗示似的。令人惊讶的，并不在于书店以阿拉伯文的第一个字母“Allah”为名——这不仅是真主“阿拉”这个字的首字母，而且根据胡儒非的说法，是字母和宇宙的起源——真正让人惊讶的，这个字，竟是如乌申绪所指示的那样，在门上方以拉丁字母拼成“Alif”。就在卡利普试图把它视为一个日常事件而非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时，他瞥见了穆阿马大师的店。这位扎玛尼教长的书店大门深锁——从前这家店的常客许多都是远方邻里的可怜寡妇，以及忧愁的美国亿万富翁——让卡利普认为，这仍然是隐藏在城市中的某个神秘符号，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比如说年长可敬的教长不想在寒冷刺骨的天气外出，或者是他死了。“倘若我还能在城市中看见符号，”他经过一堆又一堆老板放在店门口的翻译侦探小说和古兰经解析，“那么意思是，我还没有学会我脸上的字所教我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每次只要他想到自己被人跟踪，他的腿就会自动加速，使得整个城市从一个平静、充满了亲切的符号和物品的地方，转变成为一个可怕的场所，遍布着未知的危险和神秘。

走到巴耶塞特广场后，他转进“帐篷匠路”，然后踏上“俄国茶壶路”，只因为他喜欢这个路名。接着，他走上与之平行的“水烟袋路”，一路往下走到金角湾。接下来，他调过头，又沿着“铜钵路”走上坡。沿途经过塑料工作室、食品厨房、铜匠店和锁店。“这表示当我展开新生活时，早已注定会遇到这些店。”他天真地想着。再往前，他看到卖水桶、脸盆、珠子、金属饰片、军警制服的各种店家。他朝选定的目的地巴耶塞特塔的方向走了一会儿，然后调头，经过卡车、桔子摊、马车、旧冰箱、写着政治口号的大学外墙，一路走上伟人苏里曼苏丹清真寺。他走进清真寺的院子，沿着柏树前行，等脚上的鞋子沾满泥泞后，他从神学院旁的街道走出来，穿越一栋紧挨着一栋的原色木头房子。令他懊恼的是，他满脑子禁不住想着，从这些倾倒的屋子一楼窗口凸出来、伸向马路的排油烟管，看起来就“像”短猎枪，或“像”生锈的望远镜，或“像”吓人的加农炮管。然而他并不想把任何东西联想成别的东西，他也不想让“像”这个字眼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为了离开“青年热血路”，他转进“矮泉路”，一路上这个路名又盘踞了他的思绪，让他心想或许这又是个符号。老旧的石板路上充斥着符号的陷阱，他做出结论，决定走上“王子街”。在那儿，他观察到小贩沿街叫卖脆芝麻圈，小巴士司机喝着茶，大学生一边吃披萨一边研究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今天上演三部电影，两部是李小龙的功夫片，另一部，破损的海报和退色的照片中，康尼叶·亚金饰演一个塞尔柱的侯爵，打败了拜占庭的希腊人，与他们的女人睡觉。卡利普害怕自己若再一直盯着宣传照里演员橘黄色的脸，说不定会瞎掉，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过“王子清真寺”时，他努力把迸入脑中的“王子故事”甩开。他通过外围已锈蚀的红绿灯、一团混乱的涂鸦、头顶上方肮脏的餐厅和旅馆的广告招牌、流行歌手和洗洁精厂牌的海报。尽管他花费了很大力气一路上成功地把所有这些的隐藏意义全抛在脑后，但当他行经“瓦伦渠道”时，他忍不住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里头的红胡子教士；当他走过著名的“微发”发酵饮料店时，他忍不住回忆起有一个假日夜晚梅里伯伯喝醉了酒，带着全家老少坐上出租车，来这里喝奶酒。这些画面当场便转化为符号，指向一个存在于过去的谜。

他几乎是跑着穿越阿塔图克大道，因为他再一次觉得，假使能走快一点，非常快，那么，城市呈现在他眼前的图画和文字就会如他想要的样子——它们真正的样貌，而不是一个谜的各种面向。他疾步走上“织布工路”，转进“木材市场路”，他走了好一会儿，不去留意任何街道的名称，沿路经过生锈的阳台栏杆与木头骨架交错而建的破烂连屋、1950年代长头型的卡车、被拿来当玩具的轮胎、歪斜的电线杆、遭拆除废弃的人行道、在垃圾筒间穿梭的野猫、站在窗口抽烟的包头巾女人、卖酸奶酪的流动摊贩、挖水沟的工人和制棉被的师傅。

才刚走下通往“祖国路”的“地毯商人路”没多久，他猛地左转，跨上另一侧的人行道，接下来他又这样变换了几次。来到一家杂货店，他停下来买了杯酸奶酪，一边喝一边想着，“被跟踪”的感觉必定是从如梦的侦探小说里得来的。他心知肚明，既然脑子里已摆脱不掉弥漫全城的无解之谜，更别想能把这股感觉抛之脑后。他转进“双鸽路”，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沿着“文化人路”几乎跑了起来。他闯红灯穿越“费维济帕夏街”，横冲直撞地闪过一辆辆小巴士。他瞥了一眼路标，赫然发现自己在“狮子穴街”上，剎那间他惊骇万分：如果，三天前在加拉塔桥上他察觉到的那只神秘之手，仍持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放置符号，那么，他确知存在着的那个谜，想必依然离他非常遥远。

他走进拥挤的市集，经过摊子上摆着青花鱼、八目鳗、比目鱼的鱼贩，来到所有道路的汇合点，亦即征服者清真寺的庭院。宽敞的院子里空无人迹，只有一个黑胡子男人，他穿身黑色外套，走起路来像是雪地里的乌鸦。小小的墓园里也没有半个人影。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的陵寝是锁上的，卡利普从窗子里望进去，聆听着城市的喧嚣：市集的嘈杂人声、汽车喇叭、远方一所学校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引擎发动的轰轰作响、庭院里树枝上麻雀与乌鸦的尖声鸣叫、小巴士和摩托车的怒吼、附近摔门和关窗的声响、建筑工地、房屋、马路、树、公园、海、船、邻近街区、整个城市的噪音。隔着雾蒙蒙的窗户玻璃，卡利普凝视着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那雕刻精美的石棺。这位他殷切渴望成为的人，五百年前征服了这座城市之后，就在胡儒非小册子的帮助下，开始凭直觉探索城市之谜。他一点一滴地对这片土地进行解析，在这里，每一扇门、每一座烟囱、每一条街、每一道沟渠、每一棵梧桐树都是符号，它们除了代表自身之外，都指涉着别的东西。

“要不是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让胡儒非著作和胡儒非信徒给牺牲了的话，”从“书法家路”走向“慈母智慧路”时，卡利普心里想，“要是苏丹能够揭开城市之谜的话，那么，当他走在他所征服的拜占庭街道上时，和此刻的我一样，看着颓圯的围墙、百年梧桐树、尘土飞扬的道路、空旷的空地，他可能会有什么心得呢？”等走到“节制区”的烟草工厂和恐怖老建筑时，卡利普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自从他读出脸上的文字后就明白的答案：“尽管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但他却熟悉得好像来过千万次了。”而惊人之处在于伊斯坦布尔仍只是一个刚被征服的城市。卡利普想不出究竟自己以前有没有见过、熟不熟悉眼前的景象：污湿的马路、碎裂的人行道、倒塌的围墙、可怜的铅灰色的树、摇摇晃晃的汽车和濒临解体的公交车、大同小异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狗。

现在他明白自己将甩不掉尾随在后的东西，即使他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总之他继续往前走，经过金角湾沿岸的厂房、空的工业用桶、拜占庭沟渠的断垣残壁、在泥泞的空地上吃面包夹肉丸当午餐或是踢足球的工人，直到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希望看到眼前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熟悉景象的宁静场所，使他禁不住想像自己是另一个人——是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他怀抱着这个幼稚的幻想走了好一阵子，也丝毫不觉得自己疯狂或荒谬。然后，他想到，许多年前耶拉曾在一篇纪念光复周年的专栏中说道，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到现今的一千六百五十年间，伊斯坦布尔曾经历过一百二十四位统治者，而其中，征服者穆罕默德是惟一的一个君王，不觉得自己需要在深夜里微服出巡的。“我们的读者很清楚原因何在。”当卡利普回想起耶拉文章里的这句话时，他正坐在斯克西—埃郁普的公交车上颠簸着。在温卡帕讷，他搭上了开往塔克西姆的公交车，他惊讶地发觉尾随的人竟可以那么快就跟上——他感觉那只眼睛更近了，就盯着他的脖子。到了塔克西姆又换了一次公交车后，他想，如果跟隔壁的老人说说话，或许自己可以转换成另一个身份，甩开背后的影子。

“你认为雪会继续下吗？”卡利普说，望出窗外。

“天晓得。”老人说，他似乎要再接下去说些什么，但被卡利普打断了。

“这场雪意味着什么？”卡利普说，“它在预告着什么？你知道伟大的鲁米有一则关于钥匙的故事吗？昨天晚上我梦见相同的东西。四周一片白，雪白，就像这场雪一样白。我突然惊醒，感觉到胸口一阵冰冷尖锐的疼痛。我以为有一颗雪球、冰球，或是一颗水晶球压在我心脏上，但并不是：躺在我胸口的是诗人鲁米的钻石钥匙。我伸手抓起它，爬下床，心想也许它可以打开我的卧室房门，果不其然。然而，开门之后我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床上正睡着一个长得像我但并不是我的人，他的胸口上也有一个钻石钥匙。我放下手里原本的那个钥匙，拿起第二个，打开门踏出这个房间，又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就这样我走进下一个房间，再下一个房间。无数个我的翻版，比我自己还要英俊，每人的胸口都放着一个钥匙。不单是这样，我看见房间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一群魅影般的梦游者，和我一样手里都拿着钥匙。每一间房里都有一张床，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像我这般做着梦的人！当下，我了解到自己身在天堂的市集里。那儿没有商业交易，没有金钱往来，没有税收缴纳，那里只有脸和形象。你喜欢什么，就去冒充什么；你可以像戴面具一样换上一张脸，从此展开新生活。我知道我所寻找的那张脸在最后一千零一个房间里，然而我手里拿到的最后一个钥匙却打不开最后一扇门。此时我才明白，惟一能开启最后一道门的，是我最初看到压在自己胸口的那个冰冷钥匙。可是，那把钥匙现在到哪去了？在谁手里？这一千零一个房间，究竟哪个才是我最初离开的房间和床铺，我完全没有头绪。我悔恨交加，眼泪直流，知道自己注定要和其他绝望的影子一起，跑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交换钥匙，惊异于每一张熟睡的脸，直到时间的尽头……”

“看，”老人说，“看！”

卡利普闭上嘴，隔着墨镜往老人所指的地点看过去。电台大楼前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具尸体，几个人围在旁边大呼小叫。很快地，集结了一群看热闹的民众，而交通整个堵塞了。公交车被卡得动弹不得，不管有座位或没座位的乘客，全部靠近窗边去看那具尸体，静默中透着恐惧。

等道路清空、公交车再度行驶之后，车内依然死一般的静。卡利普在皇宫戏院对面下车，到尼尚塔石一隅的安卡拉市场买了咸鱼、鱼子酱、切片牛舌、香蕉和苹果，然后疾步走向“城市之心”公寓。此时，他觉得自己太像别人，反而不想再当别人。他直接走向门房的家，以斯梅和佳美儿和小孙子们正在吃晚餐，围坐在铺着蓝油布的餐桌边，桌上是碎肉和马铃薯。这一幕和乐融融的家庭聚餐，在卡利普看来遥远得像好几个世纪前的场景。

“祝你们好胃口，”卡利普说，停顿了一会儿后又补充，“你们没有把信封交给耶拉吗？”

“我们按了好几次门铃，”门房太太说，“但他就是不在家。”

“他现在在楼上，”卡利普说，“所以，信封在哪儿呢？”

“耶拉在楼上？”以斯梅说，“如果你要上去找他，能不能顺便把他的电费单交给他？”他起身离开餐桌，走到电视机旁拿起上头的缴费单，一张一张凑到他的近视眼下查看。卡利普趁机摸出口袋里的钥匙，把它挂回架上的钉子。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动作。他拿了信封和电费单，然后转身离开。

“叫耶拉别担心，”佳美儿在他身后喊，兴高采烈的语气让人起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么多年来，卡利普今天第一次不讨厌搭乘“城市之心”公寓的老旧电梯，尽管电梯里仍飘散着亮光漆和机油的气味，上升的时候又像个腰痛的老头那样发出呻吟。镜子依然在原位，以前他和如梦常对着它互比身高，但此时他却不想看镜子，不想见到自己的脸，害怕自己会再次陷入文字带来的恐惧中。

他走进公寓，刚把脱下来的风衣和外套挂起来，电话就响了。拿起话筒之前，他先冲进浴室里为任何可能性做准备，凭着渴望、勇气和决心，他朝镜子看了几秒：不，那并不是偶然，字母、一切、整个宇宙和其奥秘都安然在位。“我知道，”拿起话筒时他心想，“我知道。”他知道电话的另一头必然是那个密报军事政变的人。

“你好。”

“这回你又叫什么名字？”卡利普说，“化名太多了，把我搞得头昏脑涨。”

“一个机智的开场，”对方说，声音里含着卡利普没有料想到的自信。“你替我取个名字吧，耶拉先生。”

“穆罕默德。”

“就好像征服者穆罕默德？”

“没错。”

“很好，我是穆罕默德。我在电话簿里找不到你的名字。给我你的住址，好让我去你那儿。”

“既然我把住址当成秘密，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心怀善意，想要把关于一场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的证据，提供给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太多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普通市民。”卡利普说。

“六年前我在凯尔斯火车站遇见一个家伙，”名叫穆罕默德的说，“一个普通的市民。他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而且就像八百年前的诗人阿塔尔那样，年复一年待在一家弥漫着药草和香水气味的普通小店里。他要到埃祖隆去处理生意。整段旅程中我们都在谈论你。对于你的家族姓氏——撒力克——的意义，他有一番见解：‘意思是苏菲之道上的旅人。’他很清楚你以真名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为何要用‘听’这个字来破题，原因是它翻译成波斯文是‘bishnov’，鲁米的《玛斯那维》正是以这个字开头。1956年7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把人生比拟为连载小说，而整整一年后，你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连载小说比拟为人生，这段时间，他对你的隐秘对称和功利主义深感兴趣，因为他从文字风格中分析出你以化名接下了摔跤手系列文章，这系列的原作者由于和报社之间有嫌隙而丢下不管。同时期的另一篇作品中，你要求男性读者不应该对街上的美丽女子皱眉，相反，应该要学欧洲人那样摆出爱慕的微笑。他知道你带着爱慕、景仰和温柔所描绘的美丽女子就是你的继母，你拿她来代表一个对男人的皱眉愤愤不平的女人。另一篇文章里，你暗讽一个住在伊斯坦布尔灰扑扑的公寓大楼里的大家庭，把他们比喻成一群可怜的日本金鱼住在鱼缸里。他晓得那群金鱼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叔叔养的，而那个大家庭便是你的家庭。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到过埃祖隆以西的任何地方，更别提来过伊斯坦布尔，但他却认识你所有不具名的亲戚、你居住的尼尚塔石公寓、附近的街道、转角的警察局、对面的阿拉丁商店、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中庭和院子里的倒影池、秋季花园、‘牛奶公司’布丁店、人行道沿路的菩提树和栗树。他对它们了如指掌，一如熟悉自己在凯尔斯市郊店铺里贩卖的各式南北杂货——从香水到鞋带，从烟草到针线。在那个年代，当我们的全国广播电台里还听不到统一的口音时，他知道你在‘伊斯坦布尔广播’里讽刺伊白亮牌牙膏所推出的‘十一个问题测验’，也知道他们为了奉承你好让你闭上嘴，拿你的名字用来作为价值两千里拉的答案。但正如他所料，你并没有接受这小小的贿赂，反而在下一篇专栏里建议读者不要使用美国制的牙膏，应该用他们自己干净的手，沾一点自制的薄荷香皂，来搓磨牙齿。你当然不会晓得，单纯善良的杂货店老板就依照你胡诌的配方，涂抹他那日后将会一颗颗脱落的牙齿。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火车旅程中，我和杂货店老板发明了一个问答游戏，叫做‘题目：专栏作家耶拉·撒力克’。我很辛苦地才赢了这个满心挂念要在埃祖隆站下车的男人。没错，他是个普通市民，一个提早衰老的人，一个没有钱修牙齿的人。这个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除了读你的专栏外，就是待在花园里逗弄他所养的好几笼鸟，然后跟别人谈论养鸟经。懂了吗，耶拉先生？一个普通市民也有能力了解你，所以你别想瞧不起他！不过，我碰巧比那位普通市民更了解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彻夜长谈。”

“第二篇提到牙膏的专栏后四个月，”卡利普开口，“我针对同一主题又写了一篇。内容在讲什么？”

“你提到，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在睡觉前给他们的父亲、叔伯、姑婶、继母们‘晚安吻’，漂亮的小嘴散发出薄荷牙膏的清香。平心而论，称不上是一篇专栏。”

“我还在其他什么地方谈到日本金鱼？”

“六年前，在一篇你向往着寂静与死亡的文章里。一个月后你再次带出金鱼，但这一次你说自己寻求的是秩序与和谐。你时常拿屋里的鱼缸和电视机相比。你给读者提供从大英百科全书里节录的新知，关于‘和金’金鱼因为混种而面临的大浩劫。谁替你翻译那些东西的？你妹妹还是你侄子？”

“那么，警察局呢？”

“它让你联想到深蓝色、黑暗、出生证明、小市民之悲、生锈的水管、黑鞋子、没有星星的夜晚、责备的脸、静止不动时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不幸、身为土耳其人、漏雨的屋顶，以及，自然而然的，死亡。”

“所有这些，你的那位杂货店老板，全都知道？”

“不光是这些。”

“那么他问了你什么？”

“这个从没看过街车，或许也永远不会看到的男人，当下便问我，伊斯坦布尔的马拉街车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相比没有马拉的街车。我告诉他，真正的差异不在于马匹和汗水的气味，那是引擎、机油和电的气味。他问我，伊斯坦布尔的电是不是有种独特的味道。你从没提过这一点，但他从字里行间读了出来。他请我描述一下刚从报社出炉的报纸是什么气味。答案是，根据你1958年冬的一篇专栏所言：一种混合了奎宁、霉味、硫磺和酒的气息，让人晕醉的混合。显然，花三天才能抵达凯尔斯的报纸，已失去了它的气味。杂货店老板提出的一个最难的问题，是关于紫丁香的芬芳。我不记得你是否特别谈及此种花。但他却像个回味起甜美记忆的老人那样，双眼闪烁着，说，二十五年来你曾经有三次提起紫丁香的气味：一次，是在关于一位奇怪王子的故事中，这位王子在等待登基的那段时间，不断给身边的人带来威胁，你说他的情人散发着紫丁香的芬芳。另一次——又是同样的重复——想必灵感又是源于某位近亲的女儿，你写一个小女孩在暑假结束后返回学校，那是一个晴朗却悲伤的秋日，她穿着烫得平整的罩衫，头上系着鲜艳缎带。第一次你说她的‘头发’闻起来像紫丁香，但来年你又说是她的‘头上’散发着紫丁香的芳香。这是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还是作者自己抄袭自己作品的结果？”

卡利普沉默了一会儿。“我不记得。”最后他才仿佛大梦初醒似的，开口说。“我记得自己曾构思过关于王子的故事，但我不记得把它写了下来。”

“但杂货店老板记得。除了对气味非常敏锐之外，他对空间也颇有概念。通过你的专栏，他不仅能够想像伊斯坦布尔充塞着各种气味，他也熟知城市里每一块你所流连、喜爱、私下珍惜，或者视为神秘的区域。但对于这些区域彼此之间的远近距离，他并没有概念。偶尔，当我来到这些地区时——多亏了你，我对那些地方也了如指掌——会特别留意是否能遇到你。然而最近我不再费心那么做了，因为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你窝在尼尚塔石或西西里一带的某处。我想这一定会吸引你：我叫那位杂货店老板写信给你。只不过结果发现，每天朗读专栏给他听的人，也就是他的侄儿，并不会写字。老板本身当然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你有一次写到，看得懂文字只会妨碍记忆。要不要我告诉你，就在我们的火车即将驶进埃祖隆时，我最后是如何打败这位靠着耳朵了解你作品的人？”

“想说就说。”

“虽然他记住了你文章里所有的抽象概念，但他丝毫不理解它们的意义。举例来说，他完全不懂文字剽窃和盗用是什么东西。他的侄儿只读报纸上你的专栏给他听，其他的文章他一概没兴趣。你不禁要想，他大概以为天底下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个人同时写成的。我问他，为什么你老是反复提起诗人鲁米？他回答不出来。我再问他，关于你1961年那篇名为‘秘密书写之谜’的专栏文章，其中有多少是你的主张，又有多少是爱伦坡的？他倒是回答了，他说：全部都是你的。我考他对于‘故事的起源与起源的故事’这个两难题目的看法，这个问题正是你与涅撒提在争辩——杂货店老板称之为吵架——波特佛里欧和伊本·佐哈尼两者的差异时，最主要的冲突点。他充满自信地说，一切的起源都是文字。他完全没搞懂。我狠狠打败了他。”

“那次吵架，”卡利普说，“我提出来反驳涅撒提的论调，的确是依据那个概念：文字是一切的起源。”

“但那其实是法兹拉勒的概念，而不是伊本·佐哈尼的。在你写了《审判长》那篇赞诗之后，你从此就不得不紧抓着伊本·佐哈尼不放，以便自圆其说。然而我碰巧知道你写那些文章的目的何在，你只是要让涅撒提在他上司面前难堪，让他被踢出所属的报社。最开始，在‘是翻译还是剽窃’的辩论后，嫉妒的涅撒提落入你设下的圈套，被你激得说出这是‘剽窃’。接着，你把涅撒提塑造成一个瞧不起土耳其的人，暗示说他认为东方没有任何原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论点起源，是根植于你剽窃了伊本·佐哈尼，而伊本·佐哈尼又剽窃了波特佛里欧的事实。但你突然间转而捍卫我们光荣的历史和‘我们的文化’，并煽动你的读者向他的报社写信。而我们悲惨的土耳其读者们，随时对各种‘新时代圣战’极为敏感热情，特别看不惯那种不识相的人，竟敢宣称‘伟大的土耳其建筑师’锡南，其实是一名开塞利来的亚美尼亚人。因此他们不假思索地写信去指责那个忝不知耻的败类，雪片般的信件淹没了报社。结果，倒霉的涅撒提还陶醉在抓到你剽窃的欢乐之中，不但丢了工作，专栏也停了。后来，他进入你所属的报社，当一个次要的撰稿人，在那里，我听人家讲，他像挖井般挖掘出无数有关你的八卦。你知道这件事吗？”

“关于井，我写过些什么？”

“这个题材太显而易见，也太广泛无边了，拿它来考一个像我这样的忠实读者，实在有点不公正。我不打算提到宫廷诗中的文学之井，或是鲁米的情人贤姆士被弃尸的那口井，或是你总是随意取用的《一千零一夜》中，那些充满了神鬼、巫婆、妖怪的深井，或是公寓大楼里的通风井，以及你说收容我们失落灵魂的无底黑暗。这些主题你已经用冗长的篇幅探讨过了。这个怎样？1957年的秋天，你写了一篇细腻、愤怒、哀伤的作品，叹道，那些可悲的水泥宣礼塔（你对石头建造的宣礼塔倒没什么不满）包围着我们的城市和新开发的市郊，像是满怀敌意的长矛丛林。文章末尾处，有几句不大引人注意的话——所有除了每日政治和丑闻之外的文章，都没什么人会去注意结尾——你提到贫民窟里的一座清真寺，它有一座矮胖的宣礼塔，中庭里有一口又黑又静的干井，周围长满杂乱的荆棘和整齐的蕨类。一看到这里我就明白，你描写那口真正的井，其实是在巧妙地暗示我们，与其抬头仰望高耸的水泥宣礼塔，还不如低头看我们过往的幽暗深井，那挤满蛇蝎与灵魂的深渊，沉入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十年后，在一篇灵感来自独眼巨人和你个人不幸过去的文章中，你写到某一个悲惨的夜晚，你独自一个人，孤零零的，与压在你良心上的罪恶阴影搏斗。当你描述多年来紧追你不放的罪恶感像一只‘眼睛’时，你刻意而非不经意地写道，那个视觉器官‘就像额头正中央的一口深井’。”

这个声音——卡利普想像声音的主人身穿旧外套、白衣领，有一张阴郁的脸——是凭借着过人的记忆，信手拈来了这些字句，还是靠小抄念出来的？卡利普沉思了一会儿。对方把卡利普的沉默视为某种暗示，于是发出胜利的笑声。他们分别在电话线的两端，这条电话线穿过了不为人知的地底隧道，钻过堆满奥斯曼颅骨和拜占庭金币的山丘下，它像黑色的藤蔓，攀上一栋栋旧公寓大楼斑驳的墙壁，像晒衣绳般，紧紧悬挂在电线杆、梧桐树和栗树之间，仿佛是他们共同分享的一条脐带。在电话线的另一头，他悄悄地，带着兄弟之爱，好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说：他对耶拉充满关爱，他尊敬耶拉，他非常了解耶拉。耶拉对他不再有任何怀疑，对不对？

“我不知道。”卡利普说。

“若是那样的话，让我们丢掉两人之间的黑色电话吧。”那声音说。因为电话铃有时候会无缘无故自己响起来，吓人一大跳；因为这漆黑的话筒重得像个小哑铃，而当拨号的时候，它又会发出吱吱哀鸣，就像是卡拉廓伊—卡迪廓伊渡船码头上的旧旋转门；因为有时候它不会依照所拨的号码，而是随机拨号。“懂了吗，耶拉先生？给我你的地址，我马上到。”

卡利普先是愣了一下，就像一个老师被一个天才学生的惊人之举给吓呆了。这个人似无边际的记忆花园让他惊讶，而他自己记忆花园中盛开的花朵也让他诧异，他觉得自己正逐渐落入陷阱。接下来，他问：

“关于尼龙丝袜呢？”

“1958年，在你被迫放弃真名，改以编造出来的怪假名发表专栏后的第二年，你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个炎热的夏日，被工作和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你，到贝尤鲁的一家电影院（如梦戏院）去看演了一半的电影，以躲避正午的太阳。在一片芝加哥帮派分子——可悲的贝尤鲁配音演员让他们满口土耳其语——的笑声中，在机关枪扫射、瓶子爆裂的声响中，你听到附近有个声音，吓了一跳：不远处，一个女人的长指甲正隔着丝袜在搔她的腿。等第一部影片结束，观众席的灯光亮起，你看见在你前面两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时髦漂亮的妈妈和她乖巧有礼的十一岁儿子，两个人就好像密友似的聊着。你看了很久，观察他们是如何地亲昵，是如何聆听对方的话语。两年后，你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第二部影片开始后，你不再理会从戏院喇叭里爆出的刀剑撞击、怒涛涌汹声，而是全心听着那只不安的手所制造出的窸窣声，纤长的手指游移在让伊斯坦布尔夏夜的蚊子垂涎的腿上。你的思绪不在银幕里的不法交易上，而是在母子之间的友谊上。十二年后你在一篇专栏中透露，这篇关于尼龙丝袜的文章发表后，报社的发行人立刻把你骂了一顿：你难道不知道，去强调一个妻子兼母亲的性魅力，是多么危险的行为吗？你难道不晓得土耳其读者无法容忍这点吗？如果你希望能安安稳稳地当个专栏作家，你在提起已婚妇女时就得当心点，也必须要注意写作风格。”

“风格？请简单讲一下。”

“对你而言，风格即是生活。对你而言，风格是声音，风格是你的思想，风格是你塑造的角色背后真正的自己，然而你不仅仅有一个、两个，而是有三个角色……”

“有哪些？”

“第一个声音是你所谓的‘我的简单角色’：这个声音，你展现给所有的人，你带着他一起参与了家庭聚餐，一起在饭后的烟雾缭绕中闲话家常。这个角色负责你日常生活的细节。第二个声音则属于你希望成为的人：这个面具，是你从欣赏的人物身上撷取而来的，这些人物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慰藉，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充满了神秘。你曾经写到过，若不是你有习惯与这位你逐渐成功模仿的‘英雄’悄声对话，若不是你习惯重复这位英雄在你耳里呢喃的离合诗、字谜、仿讽文和戏谑话——像一个老人那样反复吟诵心里萦绕的旋律——若不是这些原因，你早就缩进了角落，无法面对生活，像许多不快乐的人那样等待死亡。我读到这里时还流下了眼泪。第三个声音，则是属于前两个你称之为‘客观与主观风格’角色之外的另一个人，他把你——自然，也包括我——带进了前面两者所到达不了的世界，也就是黑暗角色，黑暗风格！当你写到某些夜晚你极度忧郁，就连模仿和面具也满足不了你时，我甚至比你还清楚那是在写什么。但你比我更清楚自己犯下的过错，我的兄弟！我们注定该互相了解，找到彼此，并一起戴上伪装。给我你的地址。”

“地址？”

“城市是由地址组成的，字母拼成的地址，就如字母拼成的面孔。1963年10月12日星期一，你描写到旧日称为塔塔夫拉的古图路斯的亚美尼亚区，说它是全伊斯坦布尔你最喜爱的地点之一。我带着愉快的心情读了这篇专栏。”

“读？”

“曾经有一次——1962年2月，当时你正在准备一场军事政变，为了使国家脱离贫困，因此那一阵子非常忙碌——某一天，你在贝尤鲁的一条暗巷里，看见有人在搬运一面镀金框的大镜子。天晓得是为了什么奇怪的原因，要把它从一家有肚皮舞娘和杂耍艺人表演的夜总会搬到另一家去。或许是天气太冷了，镜子先是出现裂痕，接下来竟在你眼前爆成碎片。这时候，你突然发觉，在我们土耳其语中，使玻璃变成镜子的涂料和‘秘密’是同一个词，而这绝不是毫无道理的。后来，你在一篇专栏中透露了这个灵光乍现的剎那，你说：阅读就是照镜子。那些知道玻璃背后的‘秘密’的人，便能够看穿镜子；而那些不识字的人，将只会看到他们自己乏味的脸。”

“秘密是什么？”

“除了你以外，我是惟一知道秘密的人。你很清楚这种事不能在电话里谈。把你的地址给我。”

“秘密是什么？”

“你到底明不明白，为了解开秘密，一个读者必须投注一生的心力在你身上？我就这么做了。窝在没有暖气的国立图书馆里，冷得直发抖，背上披着大衣，头上戴着帽子，双手戴着毛织手套，读完了所有我怀疑是出自你笔下的文章，包括你草率成书并以化名发表的东西、你接手完成的连载、猜谜、人物肖像、充满政治味或感动人心的访谈。这一切，只是为了想知道秘密到底是什么。由于你从不懈怠地每天平均写作八页文字，因此三十多年来，你的产量算一算高达十万页，差不多是三百本书，每一本三百三十三页。单为这一点，我们国家真应该替你立一座雕像！”

“你也该有一座，竟然全都看完了。”卡利普说，“关于雕像呢？”

“有一次我旅行到安纳托利亚，来到一个名字我已经忘记的小镇，当我正在广场公园里等公交车时，和身旁一个年轻人聊了起来。我们一开始先是谈到眼前的一座阿塔图克雕像，雕像伸手指向公交车总站，仿佛暗示着在这个可悲小镇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快点离开。接着，在我的引导下，我们聊起你的一篇专栏，文章的主题正是遍布全国数量超过一万座的阿塔图克雕像。你写道，在天启之日到来的那天，雷鸣闪电将撕裂漆黑的天际，震荡的大地将撼动苍穹，这时，令人胆战心惊的阿塔图克雕像将会全部活过来。依照你的描述，其中有些雕像穿着欧洲服装并沾满了鸽粪，有些一身陆军元帅的制服和饰物，有一些骑着扬起前蹄露出巨大生殖器的骏马，还有一些头戴高帽身披鬼魅斗篷，他们全都会在原地缓缓动起来；接着，所有的雕像将会走下他们的基座——那些基座上覆盖着鲜花和花圈，肮脏的旧公交车和马车多年来在它的周围环行，军服散发着汗臭的军人和制服残留着樟脑丸气味的高中女生，曾经聚集在此高唱国歌——最后，就这样消失在黑暗里。年轻人读完了你的文章，对里面描绘的天启之夜深深着迷，你写到届时大地撼动、苍穹撕裂，我们可怜的同胞隔着紧闭的门窗仍能听见屋外的轰隆，在恐惧与无助中，他们倾听着铜蹄石靴踩在狭窄人行道上的声响。年轻人感到热血沸腾，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你，焦躁地询问究竟天启之日何时来临。假如他说的话可信，那么你曾经简短地回给他一封信，要求他寄上一张证件照，并告诉他等你收到之后，就会向他透露‘即将降临之日的预兆’。别误会我的意思，你透露给年轻人的秘密并不是‘那个谜’。等待了好几年后，失望透顶的年轻人在这座池塘干涸、草皮枯萎的公园里，偷偷把你那必然是极为私人的秘密告诉了我。你向他解释几个字的第二层意义，并要他记住一句话，因为哪天他将在你的文章里看到这个暗号。一旦我们的年轻人读到这句话，他便能破解加密的专栏，展开行动。”

“那句话是什么？”

“‘我的一生充满了如此可怕的回忆。’就是这句话。我没办法确定这是他捏造的还是你真的写给他的，不过巧的是，这阵子当你抱怨自己的记忆受损，甚至全然磨灭时，我却在最近重刊的一篇旧专栏中，读到了这句话，以及其他几句。给我你的地址，让我直接向你解释那意味着什么。”

“其他的几句说些什么？”

“把地址给我！快点。我很清楚你对其他的句子或故事根本毫无兴趣。你早已对这个国家彻底放弃了，以致你对任何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你心怀怨恨地躲在那个老鼠洞里，没半个朋友、亲人、同事，孤独让你变得古里古怪……给我你的地址，我才能告诉你在哪一家旧书店里，可以找到转卖你签名照的神学高中学生，以及对年轻男孩情有独钟的摔跤裁判。给我你的地址，我才能够给你看我收藏的刻版画，这些画中描绘了十八个奥斯曼苏丹，他们把自己的后宫嫔妃装扮成欧洲娼妓，然后到伊斯坦布尔的隐蔽角落与她们幽会。你知不知道，巴黎的高级男装店和妓院，都称这种偏好穿戴珠宝华服的疾病为‘土耳其人病’？你知不知道，刻版画中的马哈茂德二世，身穿伪装的服饰在伊斯坦布尔的暗巷里交欢时，光溜溜的腿上套着的正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穿的靴子？你知不知道，同一张图画中，他最宠爱的妃子，蓓兹米·阿连皇太后——也就是你最喜爱的那位王子的祖母，以及一艘奥斯曼船舰的守护之母——则满不在乎地戴着一个钻石与红宝石镶嵌的十字架？”

“关于十字架呢？”卡利普愉悦地问道。他发现，自从妻子在六天又四小时前离开他后，第一次感觉到生命中还有一点乐趣。

“我知道这绝非偶然，1958年1月18日你发表了一篇专栏，详细解释埃及的几何学、阿拉伯的代数学，以及叙利亚的新柏拉图哲学，目的在于证明十字架与新月形刚好是截然相反的形式——它代表着弃绝与否认。凑巧的是，在这篇专栏的正下方，刊登着一则结婚的新闻，我极为欣赏的演员，爱德华·罗宾逊，‘电影和舞台中那位咬着雪茄的硬汉’，娶了纽约的服装设计师珍·阿德雷为妻。报纸上刊出这对新婚夫妻站在一座十字架下方的照片。给我你的地址。一星期后，你提出一个论点，由于我们的孩子被灌输了对十字的惧怕与对新月的狂热，导致他们长大成人后没有能力破解好莱坞的神奇面孔，造成他们在性方面的混淆，比如说把所有月亮脸的女人全都视为母亲或姑婶。为了证明你的观点，你公然断言，如果趁学童们历史课刚上完十字军东征的当天半夜，去突袭检查那些为贫儿设立的国立寄宿学校，人们将会发现，好几百个学童都尿床了。这些才只是一小部分，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将会带给你所有你想知道的十字架故事，所有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当我在图书馆里搜寻你的作品时，看遍了这些报纸。‘一个上了绞刑台的罪犯，因为脖子上上过润滑油的套索突然断裂而逃过一劫，死里逃生的他告诉人们，在他前往地狱的短暂路程中所见到的十字架。’开塞利的《火山邮报》，1962年。‘我们的总编辑致电总统，指出，用新月形符号c来取代十字形状的字母t，将更有益于保存土耳其文化。’科尼亚的《绿色科尼亚报》，1951年。如果你给我地址，我会马上再给你更多……我并不是暗示你可以用这些素材写作，我知道你最憎恶那些凡事只考虑是否有利可图的专栏作家。我可以把此刻就在我面前的好几箱东西都带过去，让我们一起阅读，一起欢笑与哭泣。好啦，给我地址，我会拿伊斯肯德伦报纸上的连载故事给你看，内容是说，当地的男人只有在夜总会里跟妓女诉说自己对父亲的怨恨时，才能够停止口吃。给我你的地址，我会拿一个服务生的爱情和死亡预言给你看，这个人不仅目不识丁，甚至连土耳其语也讲不好，更别说是波斯话了，然而，他竟能背诵欧玛尔·海亚姆未曾发表的诗歌，原因是他们两人心灵相通。给我你的地址，我会带给你一位巴伊布尔特的记者兼发行人的梦境，这个人发现自己的记忆逐渐退化，于是在自家报纸的最后一页，把他所知的一切和生命中的回忆全部连载下来。最后的一场梦中，宽广的花园里只见玫瑰凋零，落叶飘摇，井泉干涸，在那儿，我知道你会找到自己的故事，我的兄弟！我很清楚你为了防止记忆枯竭，服用抗血栓药物；为了强迫血液流入脑中，你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躺着把脚高举到墙上。你竭尽所能，只为了从那口干枯绝望的井中汲取出一段段往事。‘1957年3月16日，’你对自己说，脑袋因为倒挂在沙发或床边而涨得通红……‘1957年3月16日那天，’你逼自己回想，‘我在城市炭烤，和同事吃午餐，我提到嫉妒迫使我们戴上了面具！’接着，‘对，没错，’你说，催促着自己，‘1962年5月，经过中午一场欲仙欲死的性爱后，我在古图路斯暗巷的一间屋子里醒来，我对躺在身边的半裸女人说，她皮肤上那几颗大美人痣长得很像我继母身上的。’过一会儿，一股你日后形容为‘无情的’怀疑涌上心头：这句话是对她说的吗？还是对那位肌肤白似象牙的女人说的，在一栋窗户关不紧、充斥着贝希克塔斯市场无休无止的喧嚣的石头房屋里？或者，是对那个雾眼迷蒙的女人说的？这个女人，不顾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等待，三更半夜离开俯瞰着树叶落尽的奇哈格公园的独户房屋，一路走到贝尤鲁，只因为她深深爱着你，她要拿一个打火机去给你，而你，日后你将写道，你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任性地非要这个打火机不可。把你的地址给我，我会拿欧洲最新的药给你，这种名叫‘助忆宁’的药，能够疏通脑部被尼古丁和苦涩记忆所堵塞的血管，不用多久便能把我们的生命带回一度遗失的乐园。每天早上在你的茶里加进二十滴淡紫色液体——不是说明书所指示的十滴，很快地，你尘封的记忆将再度被唤醒，甚至连你根本不记得自己忘了的回忆，也将浮现。就好像在一个旧橱柜后面，赫然发现自己小时候的彩色铅笔、梳子、淡紫色的大理石。如果你把地址给我，你就会记起你的那篇专栏，关于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读到地图，上面挤满了符号，标示的都是我们城市的著名景点，你会回想起自己为什么写它。如果你把地址给我，你将能回想起自己为什么被迫在专栏中叙述鲁米说过的一则故事，关于两个野心勃勃的画家之间的竞赛。如果你把地址给我，你就会记得自己为什么写了那篇难懂的专栏，说人类不可能会彻底孑然一身，因为就算在我们最孤独的时刻，也会有白日梦中的女人与我们做伴；不仅如此，这些女人总能直觉地意识到我们的幻想，她们等待着我们，寻觅着我们，有些人甚至找到了我们。给我你的地址，让我提醒你所遗忘的。我的兄弟，现在的你，正逐渐失去生活和梦想中的天堂和地狱。给我你的地址，我会冲去找你，在你的回忆灰飞烟灭之前拯救你。我知道你的一切，我读过你写的一切：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重建那个世界，而让你能够再次写下那些魔幻的篇章，让你的文字像白昼的猛鹰划过土耳其天际，像夜里的幽魂魅影般狡猾潜行。等我到来之后，你将会再度执笔，用文字让远在安纳托利亚最偏僻地区咖啡馆里阅读的年轻人，燃起热情；让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感动莫名，眼泪如雨珠滑下脸颊；让住在小镇陋巷里读着图文小说度过余生的年轻母亲们，重新发掘生命的欢乐。把你的地址给我，让我们彻夜长谈，你将会重拾对这片土地和这群同胞的温柔关爱，以及对你自己失落过往的情感。想想那些受尽剥削的人民，他们从每两个星期邮车才来一趟的积雪山城里，写信给你。想想那些迷惘无助的人民，他们写信给你寻求忠告，询问你他们该不该离开未婚妻，是不是要踏上朝圣之旅，或者大选时要选谁才好。想想那些苦闷的学生，地理课时坐在最后一排翻阅着你的文章；那些卑微的办事员，坐在阴暗角落的办公桌后浏览你的作品，等待退休；那些悲惨的人，若非有你的专栏，他们除了收音机里的消息外无话可谈。想一想所有在露天公车站牌、肮脏凄凉的电影院休息区、遥远荒凉的火车站里阅读你文章的人。他们正在等待你展现奇迹，所有的人都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给他们想要的奇迹。把你的地址给找，两颗脑袋合作胜过一颗脑袋。提起笔，告诉他们，救赎之日已近在眼前；告诉他们，提着塑料筒到邻近喷泉排队取水的日子即将结束；告诉他们，离家出走的高中少女有可能逃离加拉塔妓院的命运，而当上电影明星；告诉他们，奇迹后的全国乐透彩券将会张张有奖；告诉他们，喝得烂醉如泥的男人回家后不会揍他们的太太；告诉他们，奇迹之日的隔天，通勤电车后面会开始加挂车厢；告诉他们，城里的每一个广场都会有乐团表演，就像欧洲一样。写吧，让他们知道，终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成为风光的英雄；终有一天，很快地，不但每个人都能够与任何他想要的女人上床，包括自己的母亲，而且每个人都将能够——很神奇地——把自己床上的女人视为天使般的处女和姐妹。写吧，告诉他们，秘密文件的密码终于破解了，这份文件将揭开几世纪以来带领我们走向贫苦的历史之谜；告诉他们，一个连接起全安纳托利亚的民众运动即将展开，而那些跨国勾结、阴谋把我们推入贫困的同性恋者、传教士、银行家和娼妓们，以及他们本地的共犯，已经被指认出来。替他们指出敌人，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可以怪谁，从而得到安慰；暗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摆脱敌人，好让他们能够在愤怒和悲伤的颤抖中，想像自己有一天或许可以成就伟大事业；向他们详细解释，他们一辈子的悲苦全起因于这些可恨的敌人，好让他们得以把罪孽推到别人身上，以换取内心的安宁。我的兄弟，我知道你的笔拥有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够实现这一切梦想，甚至有办法达成更难以置信的故事和最不可能的奇迹。通过你的生花妙笔，以及从你的记忆深渊中汲取出来的惊人往事，你使众人的梦想成真。倘若我们从凯尔斯来的杂货店老板，竟知道你童年居住的街道是什么颜色，那纯粹是因为他在你的字里行间中瞥见了这些梦。把他的梦还给他。曾经有一度，你写的文章让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同胞脊背发冷、汗毛直立，你唤醒了他们对往昔欢庆岁月的追忆，那段秋千与旋转木马的年代，搅醒了他们的回忆，让他们品尝到一丝未来美景的滋味。给我你的地址，你就能再做一次。在这个残败的国家里，像你这样的人，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出于无奈而写，因为别的事你都做不来。啊，我是多么经常假想你无奈的时刻啊！看见帕夏的照片和水果一起挂在蔬果店里，你浑身难受；看见目光凶猛却可悲可叹的弟兄们在咖啡店里，用遭到汗水浸烂的纸牌玩牌，你感到悲哀。每当我看到母亲带着儿子趁着清晨破晓，赶到市立鱼肉批发市场排队，希望能够捡到一点便宜，或者每当早晨我坐着火车，经过工人市场的集散空地，或是每当我瞥见许多父亲在星期天下午带着妻儿，来到光秃秃没有半棵树的公园，抽着烟，打发无止境的无聊时光，每当这个时候，我常常心里暗忖，要是你，会怎么想这些人？我所观察到的景象，你是否全都看在眼里？我知道，等你晚上回到你小小的房间，在经年磨损的书桌前坐下来后，你会把他们的故事用墨水写在白纸上。你那张经年磨损的书桌，最适合这片悲惨的、被遗忘的土地了。我会在脑海中浮现你低头伏案的样子，努力想像你在凌晨时分疲倦地从桌前起身，打开冰箱——你有一次写过——漠然地看着里面，却没有翻找也没有拿出任何东西，然后你就像个梦游者似的在房间里绕着书桌踱步。啊，我的兄弟，你好孤独，你好可怜，你好忧伤。我是多么爱你！这些年来我读遍了你写的每个字，我满脑子都是你，只有你。拜托，给我你的地址，至少给我一个答案。我会告诉你，在雅罗瓦的船上，我遇见军事学校的学生，有些人脸上的文字就像是死掉的大蜘蛛黏在那儿，而当我独自在肮脏的船头，置身于这群健壮的军校生之间时，感觉到他们笼罩在一股甜美孩子气的忧虑之中。我会告诉你，有一个卖乐透彩券的瞎子，几杯茴香酒下肚后，从口袋里拿出你回给他的信，叫酒店里的同伴念出来，然后骄傲地指出你在字里行间透露给他的秘密；这个人每天早上叫他的儿子读《民族日报》给他听，希望能找出吻合秘密的字句。他的信上面盖着帖斯威奇耶邮局的邮戳。喂，你在听吗？至少讲句话吧，让我知道你在听。噢我的老天！我听见你在呼吸，我听见你呼吸的声音。听着，我绞尽脑汁才构思出下面的话，所以仔细听好了：我懂你所写的，旧码头的渡轮上，那看起来如此纤细而脆弱的瘦长烟囱，吐出一缕缕哀伤的青烟。我懂你写的，在一场女人与女人跳舞、男人与男人跳舞的乡下婚礼中，你突然没办法呼吸。我懂你所写的，你抑郁地穿越贫民窟里废弃的木造房舍，回到家后竟潸然泪下。我懂你所写的，你去看一部讲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参孙或罗马历史的电影，在那种会有小孩子在门口卖二手《得克萨斯》和《牛仔汤姆》漫画的电影院里，当一个表情忧郁的三流长腿美国影星出现在银幕上时，整间戏院随着观众的心跳陷入一片寂静，你感到困惑不已，简直想去死。这又该怎么说呢？你懂我吗？回答我，你这混账！我是那种最理想完美的读者，一个作家要是一辈子能碰上一次就够幸运的了！把你的地址给我，我会带仰慕你的高中女生的照片给你，一共一百二十七张，有些背后附有地址，有些写着从日记中摘录的赞美。其中三十二个人戴眼镜，十一个人戴牙套，六个人有天鹅般修长的脖子，二十四个人绑着你最爱的马尾。她们全都为你痴狂，愿意为你而死。我发誓。把你的地址给我，我会带一份女人的名单给你，这些女人每一个都真心深信，你1960年代初期的一篇对话专栏，是针对她而写的。你提到：‘听了昨晚的广播没有？嗯，听见“情人时光”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想得到一件事。’你在上流社会圈子里有许多仰慕者，在军人妻子之间、在乡下或白领家庭长大的敏感狂热学生之中，你也同样深受爱戴。这点你知道吧？要是你给我地址，我就会拿女人变装的照片给你看，她们不光是为了简陋的社交化装舞会而变装打扮，平常私底下也会。你曾经写过，我们没有私生活，确实如此，我们甚至没有真正理解‘私生活’这个取自翻译小说和国外著作的概念。不过，要是你能看一看这些足蹬高跟马靴、佩戴恶魔面具的照片就好了，唉……噢，好啦，给我地址，求求你。我会马上把我二十几年来收藏的、为数可观的人脸相片带去给你。我有妒火中烧的情侣互泼硝酸毁容后的照片。我有诡异的大头照，是一些蓄胡或剃光头的基本教义分子被捕时所拍的，他们在自己的脸上涂上阿拉伯字母，举行秘密仪式。我有库尔德族叛军的照片，他们脸上的文字已被汽油弹给烧毁。我有强暴犯被处决的照片，他们在乡下城镇被施以私刑吊死，我买通了当地官员，才得到这些档案照。与卡通里所画的相反，当上过润滑油的绳结绞断脖子的剎那，舌头并不会吐出来，但脸上的文字会变得更清晰可辨。现在我明白是什么不为人知的强制力，驱使你在早年的一篇专栏中，承认自己比较喜欢旧式的死刑和刽子手。就好像我知道你沉溺于密码、离合诗、符号，我也知道你半夜会变装打扮走进一般民众之中，以重建失落的神秘。我很好奇你用什么诡计打发走你继妹的律师丈夫，让她单独留下来，一整夜听你诉苦，讲述生命中最简单的故事。律师的妻子们寄来愤怒的信，抗议你在文章中讥笑律师，你回复给她们说，文中提及的那名律师碰巧不是她们的丈夫，我很清楚你说的是实话。该是你把地址给我的时候了。我知道你梦中出现的每一只狗、骷髅、马、女巫，分别有何象征意义；我也知道你所写的哪几篇爱情书信，灵感来自出租车司机夹在后照镜边框的小图片，上头有女人、枪支、骷髅、足球员、旗帜和花卉。我知道许多你为了甩掉那些缠人的仰慕者，而施舍给他们的密码句子；我也知道你总是随身携带用来记录关键词句的笔记本，而你的古装戏服也从来不离身……”

过了良久，在卡利普拔断电话线，翻遍耶拉的笔记本、旧戏服、衣柜，像个搜寻记忆的梦游者般忙了好一会之后，他穿着耶拉的睡衣躺在他的床上，聆听着尼尚塔石的深夜呢喃，就在他即将坠入又深又沉的熟睡之际，他再一次明白了，睡眠最重要的功能——除了让人忘掉自己与心目中向往的理想人物距离何等遥远，令人心痛——便是在安详平和之中，把他听见的和没听见的一切，把他看见和没看见的一切，把他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全部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