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卡尔斯

长途客车上，坐在司机正后方的那个人这么想着：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雪的沉寂。

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了从埃尔祖鲁姆开往卡尔斯的车。从伊斯坦布尔经过两天暴雪中的长途旅行后到了埃尔祖鲁姆。在埃尔祖鲁姆肮脏、冰冷的车站走廊里，他提着包，打听着哪辆是将送他去卡尔斯的车。有人告诉他有辆车马上要出发了。

那是辆破旧的玛吉茹斯牌客车，副驾驶懒得打开已经关上的行李箱，对他说：“没时间了。”因此，现在他不得不把那个樱桃红的巴利牌手提包放在身边。这个坐在靠车窗的人身上穿着五年前在法兰克福的考夫霍夫买的一件灰色厚大衣。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件柔软的、漂亮的大衣，既令他在卡尔斯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感到羞愧和不安，同时也给他安全感。

车刚一开出，靠车窗的这个旅客就睁大眼睛看着埃尔祖鲁姆城郊的街道、又小又破的店铺、面包房和破破烂烂的咖啡馆，想着：“也许我会看见什么新东西。”与此同时，雪也飘了下来。雪，下得比他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姆路上遇到的更猛，颗粒也更大。如果不是太累，如果坐在车窗旁的这个旅客注意到那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他会觉察到正在临近的暴雪，也许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踏上的是将改变他整个生活的旅程而返回。

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去。夜幕降临，他凝视着似乎比地面显得更亮的天空，那盘旋飞舞着变得越来越大的雪花，对他来说并不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征兆，而是标志着他童年记忆中的那种幸福与纯真最终又回来了。相隔十二年，也就是一个星期前，车窗边的这个旅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第一次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他度过童年和最幸福年代的城市，在那里逗留了四天，就踏上了这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中的卡尔斯之旅。这正在飘落的雪，有一种超常的美，使他感到无比幸福，比多年后见到伊斯坦布尔更幸福。他曾是一位诗人，多年前在一首诗中，那首对土耳其读者来说相当陌生的诗中，他写道，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

像是在梦里，雪长时间无声地下着，车窗边的那个人，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极力寻找的那种纯洁感，他乐观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一会儿，他坐着睡着了，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法入眠，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利用他睡着的这个时间，让我们悄悄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然而他对政治从来都没有丝毫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诗，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他四十二岁，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蜷缩在座位上，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只是比一般土耳其人略高，由于旅行显得皮肤更加苍白，金黄头发。他喜欢孤独，性格腼腆。如果他知道自己睡着时，由于车的晃动，脑袋先是靠在旁边旅客的肩上，然后又靠在别人胸前的话，他会很难为情的。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契诃夫作品中那些生活没有变化而又失败的主人公们的那种忧郁。至于忧郁我们以后会经常提到。我知道，这种睡姿，他睡不了多久，所以现在我想马上告诉大家，他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喜欢由这个名字的首字母拼成的卡这个名字，这本书里我们也要这么称呼他。我们的主人公在读书的时候就固执地在作业本和考卷上用这个名字，大学时的签到单上也签的是卡这个名字，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向老师和政府官员们让步。他让母亲和朋友们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出版的诗集上也用卡这个名字，因此在土耳其和德国的土耳其人中，他也赢得了小小的却略显神秘的名气。现在，像从埃尔祖鲁姆车站发车时司机对乘客们祝愿的那样，我也想补充对他说：亲爱的卡，祝你一路顺风……然而不瞒你们说，我是卡的老朋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卡在卡尔斯所要经历的一切了。

车过了呼罗姗转而向北直奔卡尔斯。在盘旋崎岖的山道的一个拐弯处，司机突然看到了前面的一辆马车，立刻紧急刹车，卡猛然惊醒。他马上被车上的那种齐心协力的气氛感染了。在拐弯处，在车开到悬崖边上减速的时候，尽管就坐在司机的后面，他也和车后部的乘客一样站起来看着路况。一位乘客不停地帮司机擦着前车窗上的蒸气，卡指给他看他漏擦的一个角落（那人却根本没注意到卡的帮助），擦窗的人稍一怠慢，前窗就成了一片白，卡也和司机一样仔细分辨柏油路到底向哪里延伸。

路标被雪蒙住，没法看清。擦窗的人终于累得停下来，司机关闭了车的大灯，半明半暗中路反倒好辨别了，车内却暗了下来。乘客们提心吊胆，默不作声，看着雪中贫困村镇的街道，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平房中昏暗的灯光，看着现已封闭的伸向远方村庄的道路，看着灯光下那些影影绰绰的悬崖。即使是交谈，乘客们也都是在窃窃私语。

与卡同座的那位乘客，也这么小声地问卡去卡尔斯干什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卡不是卡尔斯当地人。

“我是记者。”卡轻声回答……这不是实话。“是为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来的。”这是实话。

“卡尔斯市长被杀和妇女自杀问题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同座的乘客说，语气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还是一种羞愧，卡无法分辨。

整个旅途中，卡时不时地和身旁的这个农民交谈着，三天后，当卡泪流满面地走在卡尔斯被大雪覆盖的哈立特帕夏大街上，卡会再次遇见这位瘦高、英俊的农民。交谈中卡了解到，因为卡尔斯医疗条件不好，他带了母亲去埃尔祖鲁姆看病；他在卡尔斯附近的村里养些牲口，艰难度日，但他不想和政府作对；基于他没有向卡透露的一些神秘原因，他很担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像卡这样有知识的人，为卡尔斯所发生的事，大老远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里，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他朴实的话语，交谈中的那份矜持，让卡感觉到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个人的存在让卡感到了一份安宁。这种安宁是卡在德国的十二年中所未曾感受到的，这也使他想到，当了解到一个人比自己更加柔弱无助而对他充满同情时，自己是多么地快乐。这种时候，他会尽量用爱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暴风雪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知道车绝对不会滚入悬崖，天再晚车也一定能够到达卡尔斯。

长途车晚点了三个小时，十点钟驶入了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卡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到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辆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但是整座城市比多年前卡所看到的和他记忆中的更加忧伤和贫穷。透过结了冰的车窗，卡看到了这十年来在土耳其各地都修建起来的风格近似的钢筋水泥公寓，看到了到处都一样的玻璃宣传栏，看到了跨过街道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的竞选广告。

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的脚刚踏在柔软的雪上，一股刺骨的寒气就钻入了他的裤管。打听在伊斯坦布尔打电话预定好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在领行李的旅客中见到了几张他熟悉的面孔，但下着雪，他没有认出这些人到底是谁。

旅馆安顿好之后，他来到绿色家园旅馆，又见到了他们。一个疲惫不堪但依然潇洒而有风度的男人和可以看出是他生活伴侣的一个胖胖的但活力十足的女人。卡记起来，他们在70年代时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戏剧舞台上，男人的名字叫苏纳伊·扎伊姆。卡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个胖女人有些像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卡还在桌上的其他男人们身上看到了剧团演员所特有的那种惨白的皮肤：在这个二月的雪夜，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城市，这个小剧团有什么事干呢？走出这家二十年前戴领带的公务员们经常光顾的旅馆之前，卡在另外一张餐桌旁见到了一个人，这人似乎是70年代手拿武器的一个左翼英雄。就像这越发贫穷和凄冷的卡尔斯和旅馆一样，卡的记忆也好像在雪的覆盖下被抹去了。

街上是因为下雪才没有一个人呢，还是这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本来就没什么人呢？卡认真读着墙上贴着的竞选宣传，培训班和旅馆的广告，还有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反对自杀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看到茶馆的窗户结了冰，看电视的男人们把茶馆塞了个半满。他记忆中，使卡尔斯别具特色的是那些俄式建筑，看到这些建筑他心里略微感到一些轻松。

卡尔帕拉斯旅馆是由波罗的海建筑师设计的精美的俄式建筑之一。穿过一座拱形大门，经过一座院子，才能进入这两层楼的旅馆，旅馆的窗户又宽又大。一百一十年前为了便于马车通过，拱门修得很高，卡在穿过拱门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但他实在太累，因而没想太多。我还是说一下吧，这激动和卡来卡尔斯的原因之一有关：三天前卡在伊斯坦布尔的《共和国报》报社碰到了年轻时的朋友塔耐尔，他告诉卡，卡尔斯将进行选举；另外，卡尔斯也和巴特曼一样，年轻女子们患上了奇怪的自杀症。他向卡建议说，如果就这些问题想写些东西，并且想看看十二年来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其他人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卡如果想去可以给他临时记者证；最后他还补充说，他们的大学同学美丽的伊珂也在卡尔斯。尽管她已和穆赫塔尔离婚，但目前她还在卡尔斯的卡尔帕拉斯旅馆同父亲和妹妹一起生活。《共和国报》的政论员塔耐尔说话的时候，卡却在想着伊珂的美貌。

旅馆高高的大厅里值班员贾维特在看电视，卡从他那儿拿到钥匙上了二楼203房间。关上房门后卡觉得轻松了。他认真地分析着自己，这一路上他心里除了恐惧，根本就没想过伊珂会不会在旅馆。带着一种强烈的本能，卡对爱情害怕得要命，就像那些想起有限的爱情生活就只有痛苦和羞愧的人一样。

半夜，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穿着睡衣，上床前，他轻轻拉开了点儿窗帘。看着不停飘落的大片大片的雪花。